茶事 福瓊之罪

提及印度茶葉的興起，總難繞過羅伯特·福瓊的名字。他以「茶葉大盜」為民間熟知，美國人薩拉·羅斯為他寫的歷險故事，成為風靡一時的暢銷讀物。甚至身邊的朋友每講起武夷茶的外流原因，都會借用書里的觀點。福瓊在曠日持久的宣傳中已經演變成了神話故事裡的主角兒，像阿基米德的槓桿一樣，輕易撬動了一個茶葉大國的世界壟斷地位。

羅伯特·福瓊

顯然，這個故事像許多神話一樣，被民族意識理想化了。

薩拉.羅斯在《茶葉大盜》一書中把羅伯特.福瓊描寫成了維多利亞時期的「茶葉俠盜」、「早餐茶救星」和「憑藉一己之力改變世界茶歷史的人」。書中截取的時間範圍是1845年——1852年，參考了羅伯特·福瓊的四本日記。

在書的後記中作者自己討巧寫到：「由於此書是一本通俗歷史著作，而不是一項學術工程，也就沒有使用腳註，並在正文中不提供參考資料來源。」這種含糊其詞的說法卻在閱讀中被忽略。美聯社對該書的評價是：「一個以懸念、科學和探險活動為賣點，將一次歷史上著名的探險之旅講述給讀者的傳奇故事。」顯然這本書脫離了歷史的真實與嚴謹，卻包含了一本暢銷書應具備的所有元素。

像所有的神話故事一樣，羅伯特.福瓊已經成為了眾多人物和事實的結合體，歷史上眾多人的努力與成績捏合在一起，造出了這個所謂的『茶葉大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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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並非如此。

第一個提倡從中國引種茶葉進行種植的人是英國探險家和自然科學家約瑟夫·班克斯。他曾擔任英國皇家學會會長超過41年，並建議英王喬治三世把全世界的植物學家收集到的植物收藏到邱園（Royal Botanic Gardens, Kew），使邱園變成世界上具有領導地位的植物園。無論從茶葉引種還是對邱園的規劃，班克斯都有極其長遠和前衛的目光。

1788年，在他的主張下茶種被從中國引進到英國，他親自撰寫了介紹中國種茶法的手冊。大概因為太前衛而與東印度公司的貿易壟斷政策相抵觸，他的計劃被擱置。在1833年之前，英國幾位科學家使華都延續了班克斯的願望，持續從中國購買茶籽，寄往加爾各答並種植在皇家植物園內。這時的茶的引種僅在實驗期，並未發展成實際意義的規模種植。

邱園一景

1833年隨著東印度公司貿易壟斷權的取消，英國開始在印度殖民地種植茶葉。總督上書當時的英國政府，親自選了十三個人為委員，加緊研究中國茶在印度試驗種植的可能性。兩年後該協會秘書長戈登親自潛入中國南方茶區，私購了大量中國茶籽，分三批運往加爾各答。光帶走茶種肯定不行，戈登又順便聘請四川雅安的茶師一起赴印度教習當地人種茶制茶。因此最初流傳到印度的制茶方法並非武夷茶的方法，而是炒青綠茶的方法。

1835年戈登運回的茶種種在了加爾各答，成功育出的茶苗達四萬餘株。之後，這批茶苗的一半被移植到阿薩姆地區，一半移植到喜馬拉雅的古門跟台拉屯一帶。餘下的零碎，分配給了170個私人種植者。這些茶苗茁壯成長於喜馬拉雅山麓，阿薩姆地區卻比較少成活，於是，在實驗的基礎上喜馬拉雅山麓的大吉嶺被鎖定為適合中國茶生長的沃土。

《穿越大吉嶺》劇照

有了點滴的成績，英國人持續發力，繼續研究引種與種植技術「以敵中國獨行之買賣」。1836年，中國茶師利用阿薩姆省塔克區的原生本土茶樹嫩芽試作茶葉成功，雖只有少少的幾箱但卻似暗夜中的一顆明星般給實驗者帶來了希望。1837年，初嘗制茶甜頭的英國人再次遣人前往廈門購買種子。1838年，東印度公司收到四百八十磅本地精做的茶葉，引起了轟動。此項成績給予了英國人信心跟狂熱，於是不斷引進茶籽進行試驗。印度茶在這些持續發力引種試驗的基礎上，以飛快的速度進行改良。

有了前人這樣堅實的基礎，傳說中的茶葉大盜終於出場了。

1848年，羅伯特福瓊第二次遠渡重洋到達中國。他在日記中寫到：「這次我來到北方，是為了給皇家東印度公司設在印度西北部省份的種植園採集一些茶樹跟種子……」福瓊先抵達了寧波茶區，但他覺得寧波的綠茶只是中國人喜歡喝而並不適合英國口味。於是在日記里自言自語道：「也許寧波的茶樹品種與最優質的茶葉的茶樹並無二致，其差異不過是氣候、土壤不同導致的，或者更可能因為加工方式的不同而導致。」

羅伯特·福瓊編撰《兩訪中國茶鄉》插畫

英法是比較早進入知識產權世界體系的國家，福瓊當然更容易關注到風土差異帶來的品質不同。為了不留下遺憾，他並未帶上寧波茶種回國。從福瓊的日記，不難看出這位植物獵人的清醒和嚴謹。之後他依照自己的判斷，一路從上海經杭州到達了休寧，在休寧他採集了當地的茶籽跟幼苗，並收集了綠茶的種植加工信息。他把採集的種子跟幼苗運回上海，放在育種箱內，由於上海沒有直航加爾各答的輪船，福瓊要把採集來的成果先運至香港，由香港再轉運到印度。

一切都安排妥當後，他又搭船北上，由福州入關繼續採集茶樹，派遣僱傭來的中國人上溯閩江，回到徽州茶區與武夷山茶區分別採集了茶籽茶苗。出於植物學家的嚴謹以及對僱傭的中國人的不信任，福瓊最終還是決定親自去往紅茶茶區（武夷山）。

此時在福瓊的觀念中還沒有清醒地認識到，紅茶只是一種做工，加上他對武夷山優質風土的崇拜致使他在日記中寫到：「但我還是得承認，如果能親自去那紅茶產區參觀一趟，我會更滿意一些。我不願意帶著這樣的想法回歐洲，那就是，我不能完全保證，那些被我介紹到帝國設在印度西北諸邦的茶園裡的茶苗都確實來自中國最好的茶葉產區。……」因為朝拜的執念，促使他一定要親自走一趟。

河口鎮

同年五月他帶著僱傭的中國翻譯離開寧波，途徑餘姚—新安—蘭溪—衢州到達河口鎮。河口是當時紅茶交易的貿易集散地。從河口福瓊僱傭轎夫坐轎經過鉛山、紫溪，由兩省交界的分水關到達崇安縣。這條路線是傳統的山西茶商行茶的商路，是崇安茶到恰克圖的茶路，並沒有經過傳說中的桐木關。因此，傳說中桐木關的茶是福瓊最早帶去英國的說法也是謬傳，在日記的如實記載中不攻自破。

到達崇安縣後，他停留了三個小時，繼續趕往四五十里（25公里左右）外的武夷山，就是現在的武夷岩茶名岩區範圍。他借宿在景區的寺廟裡，除了考察到和尚作茶的方法，他還考察了武夷山風景區附近的土壤環境。他描述道：「武夷山這些大岩石由一種奇特的混合物構成。」他採集了岩石的樣本，帶給加爾各答的地質學家們研究。

經過觀察他發現武夷山的土壤是由「岩石顆粒與腐植質組成，其中，腐植質的比重相當高，腐植質有營養，所以種在這種泥土中的茶樹能茁壯成長。」 即使到了今天，福瓊的結論仍舊不過時。如今還有人煞有介事的討論什麼野茶樹，並無更多關注風土。而這些概念早在福瓊的時代就被英國科學家們所洞悉，並運用到實踐當中。

武夷山茶葉作坊

繼而,羅伯特·福瓊翻過武夷山風景區進入星村。他記載到的星村是當時紅茶交易的大市場，這與歷史中『茶不到星村不香』的記載相吻合。大約走了兩英里後看到一所道館依山建在小溪旁，就是現在九曲碼頭的「天上宮道觀」的位置。他跟僱傭的翻譯就住在道館中。福瓊參觀了當地茶田，輕易採集到了400株幼苗。在道館住了兩天即將離開的時候，道士到自己的茶園挖掘了一些茶葉幼苗，送給了福瓊。

這段福瓊日記的記載已經把他「茶葉大盜」的形象生活化了。在當時，中國人並沒有意識到福瓊這樣一個只是採集在當地看來無足輕重的茶苗的人後來改寫了茶史。而傳說中偷盜的茶苗，也有我們自己白白送出去的。達到目的後的福瓊作別武夷山，經由浦城回到上海。

同年十月開始，福瓊又從徽州跟浙江採集了大量的茶樹種子跟幼苗，由上海發往印度。1850年夏天，茶樹安全抵達加爾各答。他在日記中寫道：「如今，喜馬拉雅茶園可以誇口說，他們擁有的茶樹樹種許多都來自中國第一流的茶葉產區—也就是徽州的綠茶產區，以及武夷山的紅茶產區。」

早期印度茶園的試種

從福瓊如實的日記記載中，我們知道這位所謂的茶葉大盜並不是僅僅偷盜了武夷山單一產地的茶種而促成了之後的驚世之作，這是一個科學的、不斷失敗又不斷實驗的過程。在福瓊這些英國植物獵人和科學家眼裡，並沒有中國人恪守的規則存在，他們眼裡的規則，就是實證並找尋適合自己的製作方法。

而傳說的，福瓊盜走了武夷山的製作方法並帶走了工人，但只要喝過大吉嶺紅茶的人都知道，從工藝以及口感上，大吉嶺茶與武夷茶的製作工藝並無過多相似。大吉嶺紅茶既有綠茶的鮮爽，又有紅茶的微發酵，倒像是糅合了綠茶、紅茶的製作工藝，因此葉底有五色。

福瓊在日記中記載：「12月底離開了寧波，前往上海。到達上海後，我發現已經招募到了一些很好的制茶工人，一切都很順利……」可見，福瓊那時候帶走的也並非武夷山的茶工。

大吉嶺紅茶

在曠日持久的茶葉偷盜中，植物間諜們一代代承受著失敗帶來的渺茫，終於在福瓊身上實現了英國人企圖打破中國茶葉壟斷權的執念。

如今還能看到有人提到武夷山的茶就會義憤地追責因為福瓊的偷盜行為，讓中國茶的世界地位一落千丈。這樣的追責不免粗暴而短視，帶著民族主義的傲慢。而因為「茶葉大盜」盜走了武夷山的茶跟工藝，使得大吉嶺茶與武夷岩茶可以並立世界優秀茶之巔的橋段，也在福瓊如實的日記記載中幻化為雲煙，所以寫日記是個好習慣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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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人用數年的發力和實踐規避了中國的茶貿易壁壘。茶葉這種神奇的東方樹葉，在英國人手中變成一種任意組合的魔方。規則被他們打破並且重建，使得中國茶在十九世紀末備受打擊。與其說羅伯特·福瓊是茶葉大盜，不如說通過他可以透視人們心中並不成熟的部分，而福瓊只是滿足了某種投射。

丙申年臘月於掃葉山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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