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輝：文人與副刊的這些事

尋覓流逝的蹤跡

文人與報紙副刊沒有任何關係的，大概可以說是絕無僅有，不是編者，就是作者。這裡不說「作家」，而用「文人」，是因為從現代文壇來看，一些活躍於副刊之間的編者作者，有許多並不是作家，而是學者、教授或翻譯家等等。

現代文學史有過許多種，可是似乎尚未有專章論述「文人與副刊的關係」這一課題。其實，缺少這樣的論述，文學史只能是一輪殘月。

看望從五四開始就在副刊發表作品的冰心老人。

冰心的《繁星》等詩歌在京報副刊發表。

這裡可以輕易地舉出當過副刊編輯的著名文人：宗白華、孫伏園、徐志摩、沈從文、梁實秋、黎烈文、郁達夫、胡也頻、聶紺弩、夏衍、樓適夷、蕭乾、柯靈、端木蕻良、馮亦代等。正是在他們手中，一個個重要副刊以其獨特風貌而在現代文壇閃耀其光彩。正是在他們手中，一部部重要作品，從副刊上走入讀者中間，從副刊上走進歷史的榮耀。

魯迅《阿Q正傳》（筆名：巴人）在京報副刊上連載。

魯迅《阿Q正傳》（筆名：巴人）在京報副刊上連載 (2)。

同樣可以輕易地舉出一些名作為例：魯迅的《阿Q正傳》和許多雜文；郭沫若的詩集《女神》中的作品；巴金的《家》；老舍的《四世同堂》；以及冰心、徐志摩、周作人、梁實秋、聞一多等許多人的名作。

歷史就是這樣，總是留給後人許許多多的課題去尋覓，去研究。文人與副刊，該會有多少話題？該會給我們多少經驗和教訓？譬如：副刊在文壇的地位；副刊為什麼能夠形成風格多樣的局面。編者的個性或興趣與副刊的關係；副刊與培養作者；副刊的獨立性和特殊性；副刊與讀者……

現實從來不會與歷史絕然隔開，探討和研究文人和副刊關係，我們會從那些流逝的痕迹中，得到啟迪。

汪曾祺副刊文章手稿。

興趣o個性o風格

著名美學家宗白華，五四時期曾熱心於新詩的創作。但他對於新詩貢獻突出，常常被認為是他在任《時事新報》「學燈」副刊編輯時，與遠在日本留學的郭沫若產生對新詩的感情共鳴，從而激發了郭沫若的詩情，《女神》中的許多作品，就是在一九一九年九月到一九二〇年四月宗白華主持「學燈」的幾個月期間集中發表的。

這一佳話，也曾引起另一說法。香港一位文學史家在書中寫到：因為宗白華喜歡新詩，所以發表了許多郭沫若的作品，相反，卻對寫小說的郁達夫冷淡。事實並非如此，因為郁達夫給「學燈」投稿時，宗先生已經離開上海去德國留學了。那一說法，只是一個「冤案」。

不過，這一「冤案」的發生，從另一方面說明了文人與副刊的一個特點，即：現代副刊大多由一兩個人做編輯。這樣，編輯的興趣和個性，往往決定了某一副刊的風格，由此以來，編輯的更換，常常也就意味著舊日風格即將變化，極少有例外。

李輝拜望副刊編輯前輩臧克家。

兩位副刊編輯前輩夏衍、袁鷹。

副刊前輩柯靈來信問候袁鷹姜德明。

有什麼樣的編輯，就會有什麼樣的副刊。喜歡新文學者，自然團結新詩新小說作者；喜歡傳統藝術者，自然把目光放在曲藝戲劇上；喜歡政治者，自然熱心於現實生活或理論的介入；……編輯高品位，副刊必然高品位，一個交際廣泛而傑出的文人，他的副刊也必然多彩而傑出。

仍然以「學燈」為例。在宗白華去德國之後，接替他的李石岑遠不如宗白華那樣重視郭沫若的作品。這樣，用郭沫若自己的話來說，「便把那種狂濤暴漲一樣的寫詩慾望冷下去了。」到一九二五年前後，同樣是「學燈」，在李石岑手中，便成了以介紹政治思潮為主的副刊。巴金當年與郭沫若、阿英等人就馬克思主義、托爾斯泰等問題展開過論爭，其文章就發表於此時的「學燈」上。

三十年代《大公報》的「小公園」副刊的變化，也是一個例證。在一九三五年蕭乾接手編輯之前，「小公園」以介紹舊戲等為主，文章形式中也常見詩詞之類。剛從燕京大學畢業的蕭乾一到任，幾天時間就將之改變為以新文學為主的副刊，與沈從文所編的《大公報》「文學」副刊相差無幾了。

編者的興趣和個性，便是這樣決定著副刊的風格。

難得知音

宗白華與郭沫若在新詩創作上，產生了難得的共鳴，從而激發了郭沫若的詩情，這實際上是作者求得知音的一個範例。一個副刊編輯就該如此，他應從來稿中、從文壇的種種動態中，捕捉適合於自己主張的對象，積極地成為某些作者的知音。蕭乾曾說：看一個編輯是否成功應該看他發現了多少新作者。當然，已經成名的作家，也存在著遇到「知音編輯」的問題。

編輯成為作者的知音，扶植文學新人，這樣的例子在現代文壇上可以說數不勝數。二十年代初沈從文從湘西來到北京，在極其艱苦的環境中開始對文學的追求。到一九二五年，雖然經過郁達夫的介紹，沈從文開始在《晨報副刊》上發表一些作品，但仍然只是一個不知名的作者。一九二五年十月徐志摩接手編輯《晨報副刊》，在《我為什麼來辦我想怎麼辦》一文中，他第一次將沈從文這位無名作者，同聲震文壇的胡適、聞一多、郁達夫等人一起列為他的約稿對象。徐志摩極為欣賞沈從文的文章中所表現出來的文學才能。

為了讓更多的讀者認識沈從文的價值，除了陸續發表他的作品外，在這一年十一月，徐志摩還破例地將沈從文八個月前發表於《京報副刊》上的散文《市集》，7重新刊登在《晨報副刊》上，並特地配上一篇《志摩的欣賞》，高度評價沈從文的才華，讚歎《市集》：「這是多麼美麗生動的一幅鄉村畫。」他還說：「復載值得讀者們再三讀乃至四讀五讀的作品，我想這也應比亂登的辦法強些。」

副刊編輯前輩徐志摩。

從此以後，默默無聞的沈從文，成了徐志摩編輯《晨報副刊》和後來《新月》雜誌的重要作者。一個來自湘西山區的文學青年，最終確定了他的生活道路。對能遇到徐志摩這樣的知音，沈從文深為感激，終身未能忘懷。八十年代回憶五十年前遇難的徐志摩時，沈從文仍然這樣深切地說：「覺得相熟不過五六年的志摩先生，對我工作的鼓勵和讚賞產生的深刻作用，再無一個別的師友能夠代替……」

最近在回憶自己當年在《大公報》「文藝」副刊上發表作品時，嚴文井同樣對蕭乾這位編輯懷著深深的感激，他甚至這麼說：「完全可以這麼說，沒有蕭乾，就沒有今天的我。」實際也許正是如此。因為當年一個作者的作品能否在副刊上發表，常常會影響他對未來生活的選擇。今天，有時也會如此。

再說難得知音

沈從文是一個傑出的小說家，但他也曾寫過許多新詩，尚散於報刊上，未結集出版。在一九三五年前後沈從文編輯的《大公報》「文學」副刊上，他以「上官碧」等筆名發表過幾首詩。其中兩首分別為《卞之琳浮雕》《何其芳浮雕》。在詩中，沈從文生動而富有詩意地描述出他對這兩位年輕作家的印象。

他用這樣優美的詩句，描述創作《畫夢錄》時的何其芳：

夕陽燃燒了半個天，／天上有金雲，紅雲，同紫雲。／「誰塗抹了這一片華麗顏色？／誰有這個膽量，這種氣魄？」／且低下頭慢慢的想，慢慢的行，／讓夕陽將心也鍍上一層金。／……／溫習那一句荒唐的詩，／面對湛然的碧流。／黃昏黯淡了樹林小山，川悄的引來一片輕愁。／微明中驚起水鳥一隻，／有誰問：「是鸕鶿，鴛鴦？」／不用說，我知道，／春水已經漫到堤岸叢莽了。」

八十年代中期卞之琳肖像。李輝 攝。

卞之琳副刊文章手稿。

此時，卞之琳和何其芳均是剛剛在北方文壇嶄露頭角的年輕大學生，後來他們被視為「京派作家」中年輕的一代。沈從文詩詠他們，是一個已經在文壇奠定重要位置的作家對年輕人的讚賞，同時也是一個副刊編輯對年輕作者的扶植，如同當年徐志摩對他的扶植一樣。

編輯成為作者的知音，在文人中形成了一個極好的傳統，這一點，我們以沈從文為中介，上有徐志摩，下有蕭乾，便可以有一個系統而突出的印象。

1934年編輯《大公報》副刊的沈從文與夫人張兆和。

從徐志摩那裡，沈從文獲得的不僅是充分理解和全力支持，還有對做好編輯工作的認識。一九三三年接手編輯《大公報》「文學」之後，沈從文像徐志摩當年扶植自己一樣，對許多年輕的文學青年傾注了全部熱情。正是在這些作者之中，他熱情地扶植了卞之琳、何其芳、蕭乾等後來活躍文壇數十年的作家。在他的指導下，蕭乾的處女作、短篇小說《蠶》發表於「文學」副刊上，從而成為蕭乾文學生涯的起點。他還捐資幫助卞之琳出版詩集。他用各種方式將他所欣賞的作家介紹給讀者。文學史家、評論家論述到「京派文人」的年輕一代時，是不會忽視沈從文培養他們的重要作用的。

1935年蕭乾從燕京大學畢業後接手沈從文編輯大公報副刊。

從沈從文那裡，蕭乾也繼承了副刊編輯的好傳統。在一九三五年夏天成為《大公報》的副刊編輯之後，他也盡其所能發現和扶植了一批年輕作家，其中一些至今仍活躍於文壇，如嚴文井、劉白羽等。

能夠遇到編輯知音，是作者的幸運；能夠成為作者的知音，也會是編輯的快樂。

不妨讀讀《廢郵存底》

我喜歡讀報刊上的編輯致辭。在我看來，這些致辭，是編輯和讀者之間的橋樑，維繫著雙方的感情。同時，讀者可以隨時了解編者的意圖、計劃。譬如，每次拿到《讀書》，我首先翻閱的便是它後面的「編輯室日誌」，在那些別緻的「日誌」中，編輯的情感和心跡袒露在讀者面前。

一些著名的現代副刊注意選擇編輯，注意發揮編輯的興趣和個性，其主要目的正是以此來吸引更廣泛的讀者。

六十年代人民日報副刊的重要欄目」長短錄 「1980年結集出版。

《長短錄》編輯之一姜德明為我在書上題跋。

我們應該看到，現代副刊興旺的時期，即是新文學日益蓬勃的時代，各報紙注意啟用新文人來做編輯，就是順應了歷史的潮流，滿足了讀者對新文學的要求。在這裡，讀者仍然是第一位的。一個副刊不可能毫不考慮它的讀者的需求，如果只注重編輯一己的興趣，沉浸於編輯獨自的滿足之中，那樣，必然與名存實亡相距不遠了。

沈從文蕭乾合著《廢郵存底》。

我喜歡讀沈從文與蕭乾的一些作品。但從編輯的角度，我所偏愛的是一本他倆的合集。這本由巴金的文化生活出版社三十年代出版的《廢郵存底》，彙集了沈從文、蕭乾在編輯《大公報》文學副刊期間，先後發表的回答讀者各種問題的致辭。這些回答讀者的文章，在長達數年的時間裡，發表在「廢郵存底」專欄中。他們以富有文采和獨到見解的文字，孜孜不倦地回答讀者來信提出的問題，或者分析來稿中表現出來的問題。這些編者的信，所呈現的不僅僅是文學家的藝術主張，也是編輯對讀者的一片熱誠。

從他們的文章和編輯特色中，我感受到，經常發表答讀者的文章，不僅是聯繫編輯與讀者的一個方式，最重要的是編輯心中永遠裝著讀者，惟此方能真正想出各種方式溝通彼此。

貴在兩相知

也許，不應將「知音」只限於編輯對作者的理解和支持。對於作者，與編者在心靈上思想上意趣上有所溝通，同樣是必不可少的。

一個優秀的編輯，當他的身邊匯聚起一批傑出作者時，也就是他用他的精神他的見解，贏得了充分的支持。魯迅很理解當編輯的苦衷，他說過這樣的話：「做編輯一定是受氣的，但為『賭氣』計，且為於讀者有所貢獻計，只得忍受。」這是他在一九三三年七月十四日寫給黎烈文的信中說的。這段時期，正是《時事新報》副刊「自由談」最為輝煌的日子。魯迅是作為一個作者，向編輯說出這番感觸的，其中，自然體現出他對黎烈文編輯「自由談」的理解。

在黎烈文一九三二年底按手編輯「自由談」之後的一年多時間裡，魯迅這段時期創作的大量雜文，主要發表於這裡。以他為核心，一大批進步文人，紛紛出現於這塊陣地上，其作品主要形式為雜文。所以，人們後來提起這段時期的「自由談」，稱之為雜文的「黃金時代」。

但是，魯迅深知在那種環境中，一個編者將那麼多思想深刻鋒芒犀利的雜文經營出來，總會遇到來自各個方面的種種壓力，其中也可能包括作者的誤會甚或指責。魯迅極為理解黎烈文的處境，常常細緻入微地體察他的難處。在黎烈文遇到誣陷攻擊時，他曾頗為關切地安慰說：「能修鍊到不生氣，則為編輯不覺其苦矣。不可不煉也。」在投稿時，他也盡量考慮編輯處理稿件的自由度。翻閱魯迅這段時間給黎烈文的信，我為魯迅的話而感動。

「今姑且寄奉，可用與否，一聽酌定，希萬勿客氣也。」「可用與否，仍希裁定。」這些話或許帶有文人間的客套語氣，但下面這封信則充分體現出他對編輯的相知：

……《自由談》已於昨今兩日，各寄一篇，諒已先此而到。有人中傷，本亦意中事，但近來作文，避忌已甚，有時如骨鰻在喉，不得不吐，遂亦不免為人所憎。後當更加婉約其辭，唯文章勢必至流於荏弱，而干犯豪貴，慮亦仍所不免。希先生擇可登者登之，如有被人扣留，則易以他搞，而將原稿見還，仆倘有言談，仍當寫寄，決不以偶一不登而放筆也。

攪活一池春水

「青年愛讀書」，「青年必讀書」，一九二五年，這兩個問題，在《京報副刊》上誘發了文人們熱鬧的討論，從而也引出本文的話題：副刊不應是死水一潭。因而，現代著名編輯常常在副刊上開展討論，借一個有意義的題目，吸引作者，吸引讀者。在他們手中，副刊是一池春水，活潑而流暢。

京報副刊總目。

當時編輯《京報副刊》的是孫伏園。當他登出關於青年讀書問題的徵文啟事時，想必預想過，這種討論會使他的副刊一時間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事實確實如此。圍繞他所列出的這兩個提問，北京的許多著名文人，都就此坦率地表明自己的態度。每個人的見解自然不盡相同，各自列出的書目也大相徑庭，但惟其有所分歧，才能形成眾說紛紜的局面。沒有一致的結論，沒有雷同的觀點，這正是討論應該具有的本義。

和孫伏園一樣，蕭乾在編輯《大公報》副刊期間，也曾開展過多次討論，有時甚至某一個問題，會引起一場全國性的文壇討論，許多報刊一起參加討論。（這個現象，得在另一則「漫話」中專門談及。）一九三六年，請各方人士討論書評，是蕭乾組織的一次成功討論。他根據文章作者的不同身份，分為「作家談書評」、「書評家談書評」、「讀者談書評」三組文章。除了選登部分讀者來稿而外，還有一批著名文人，積極來稿各抒己見。我們可以隨意地舉出這樣一些名字：朱光潛、沈從文、巴金、葉聖陶、張天翼、施蟄存等。他們的文章，不僅給當時的副刊帶來活潑和色彩，也為今日的書評理論留下難得的見解。

陳子善王錫榮編選《申報自由談》雜文選。

申報自由談目錄。

在「青年必讀書」的討論中，魯迅有一篇著名應答，在北京文化界幾乎可說是引起一次震動。在這次應答中，魯迅坦稱他對傳統文化的憤激，大聲疾呼：「我以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國書，多看外國書。」因為他認為，「我看中國書時，總覺得就沉靜下去，與實人生離開；讀外國書——但除了印度——時，往往就與人生接觸，想做點事。」他的這一回答，隨即引起爭論，孫伏園便刊發不同見解的讀者來信。這樣，一個關於讀書的討論，就愈發熱鬧起來。魯迅也針對性地連續發表文章，補充闡明他的思想。

編輯最後並沒有就此作出結論，但是，活潑的思想交流，本身不就是無形的結論？

這才是富有活力的討論。時常有這樣的討論的副刊，才會有如一池春水。

沙龍的魅力

研究現代英國的文學，都知道倫敦的布盧姆斯伯里。在二十世紀的頭三十年間，這裡的貝爾女士的家，成為當時倫敦一批著名文化人士的沙龍。出入這裡的有作家、詩人、經濟學家、哲學家、藝術家，其中最為著名的有福斯特、羅素、凱恩斯、斯特雷奇、愛略特、赫胥黎等。他們閃耀出的人類智慧的光輝，使得布盧姆斯伯里的沙龍格外誘人。

中國現代文壇兩個與副刊有直接聯繫的「沙龍」，有其獨有的魅力。一個是二十年代聞一多家中的沙龍，一個是三十年代朱光潛家中的沙龍。

徐志摩回憶自己當年在《晨報》編輯「詩刊」的生活時，曾以生動的筆調，描述過當時在聞一多家中，一批詩人會聚一堂討論詩歌的情景。徐志摩、朱湘、饒孟侃、劉夢葦等後來的新月派代表詩人，是這個沙龍的客人，同時，他們又都是徐志摩所編輯的副刊的作者。

沈從文編輯《大公報》副刊時，朱光潛和梁宗岱在北京的住宅，是京派文人的一個主要沙龍。出入這裡的有朱自清、周作人、廢名、林徽因、梁思成、沈從文，以及年輕的蕭乾、卞之琳、何其芳、林庚等。他們在這裡以談詩為主，興緻高漲時，還會以朗讀詩來作為交流和探討。對於當編輯的沈從文來說，這實際上便是一個極好的組織稿件的機會。所以，在他所編輯的副刊上，我們能隨時看到上述人的作品。

蕭乾接替沈從文編輯《大公報》副刊後，這樣的沙龍，已不存在。但他每次從天津到北京後，仍會將一批作者請到中山公園的來今雨軒，徵求意見和討論未來計劃，這實際上可視為另一形式的「沙龍」。

爭鳴之風

爭鳴從廣義上講，當然屬於討論。不過在我看來，通常所說的討論（包括前一篇漫話所談到的討論），一般是各抒己見，各種觀點相互之間不直接發生交鋒。而爭鳴，則是有明確的論敵，在反駁或批評的過程中，闡明各自的觀點。我們瀏覽現代文壇，作家間的爭鳴常常多於討論，特別是個人間的就政治、文學、翻譯等大大小小問題的爭鳴，更是舉不勝舉。同刊物一樣，報紙副刊是展開文人爭鳴的主要陣地。

可以舉出一些著名的爭鳴例子：一九二五年，圍繞北京女師大事件，魯迅在《京報副刊》等報章上和《現代評論》的陳西瀅等展開論爭；三十年代因沈從文在《大公報》副刊的文章，引起了南北兩地報刊關於「京派與海派」的論爭；三十年代因沈從文在《大公報》副刊的文章，引起關於「反差不多」的論爭；抗戰初期，因梁實秋在《中央日報》副刊上的文章，引起關於「抗戰無關」的論爭；……後三個論爭，吸引了許多副刊和絕大多數文人參加，是現代文壇具有很大影響的大討論。研究這些論爭和這些副刊，是絕對不能忽略的。現代副刊，之所以能讓我們今天仍然不時提及它們，除了它們發表許多重要作品、培養許多作家之外，有聲有色地開展爭論，便是另一原因。

當我們大致瀏覽一下那些目不暇接的論爭時（且將爭鳴的內容放置一旁，僅從形式而言），可以看出一個很重要的特點，即在許多爭鳴中，介入其中的副刊和作者，一般來說是處在相互平等的地位，儘管各自的觀點大相徑庭，儘管各自的成見很深，儘管各自的語言鋒芒犀利，但不會藉助於爭論之外的方式來作最後判定。有的個人之間的爭論，雖然在副刊上激烈，但並不會因此而影響私下的友誼。

沈從文寫文章引起「京派海派」之爭，但他同被認為是「海派」的一些作家，如施蟄存等保持著友誼。巴金與朱光潛就《蒙娜麗莎》是否為水粉畫展開爭論，但不影響他們同是沈從文的朋友。李健吾評論巴金的《愛情三部曲》，巴金為自己辯護並反駁，他們私下卻是極好的朋友。之所以能夠如此，就在於爭論需要的是實事求是，需要的是公正合理，而不是別的什麼。

1988年，人民日報大地f副刊舉辦風華雜文徵文活動，部分評委合影。左起：唐因、秦牧、舒展、劉再復、戈揚、范榮康、唐弢、柯靈。

1988年，三代副刊編輯與副刊作者相聚於北京。左起：黃裳、姜德明、黃秋耘、邵燕祥、舒展、李輝。

與烏魯木齊晚報副刊編輯蔡俊漫談副刊情懷。

（文/李輝 修訂於2017年2月，北京看雲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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