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培源：香港故事與女性經驗的雙重奏——周潔茹短篇小說新論

周潔茹2015年香港西貢留影

內容摘要：

70後小說家周潔茹於上世紀90年代聲名鵲起，停筆十年的她重新回歸小說創作，近年的短篇小說更是呈現紛繁的面相：香港故事與女性經驗交疊出現，在地理空間意象、他者視角、女性經驗的在場與權利話語的缺席等方面，具有深刻的啟發意義。本文試從「香港故事」和「女性經驗」的創作譜系出發，論述周潔茹近年短篇小說創作的敘事範式、審美內涵與思想價值。

關鍵詞：

周潔茹；小說；香港；女性；敘事

用「回歸」來概括周潔茹和她的小說再恰切不過。1991年，中國的「新生代」女作家集體嶄露頭角的年代，1976年出生的周潔茹在《人民文學》《收穫》《鐘山》《花城》等重要文學期刊發表作品。1996至1998年，周潔茹的創作呈「井噴」狀態，她發表的作品總計百餘萬字。對一個年輕寫作者而言，如此成績意味著，只要繼續創作和發表，就能逐步奠定在文壇的「江湖地位」。然而周潔茹並沒有循著這道軌跡走下去。1999年，成為專業作家的周潔茹開始寫她的第一部長篇《小妖的網》。十幾年後，「歸來」的小說家周潔茹在《十年不創作談》中警惕地自嘲：「很多時候，專業作家的位置會毀了一個作家，因為專業作家太幸福了，專業作家不用坐班，專業作家可以睡懶覺，專業作家被尊重，專業作家是行政編製……專業作家一百年沒有新作也沒有關係，因為你已經是一個專業作家了。」這種「幸福感」令周潔茹感到了危機。2000年，24歲的周潔茹離開中國去了美國，這年是她生命的轉折點和創作的分水嶺。此後她的寫作處在不穩定的狀態，直到移居香港七年，才又重拾小說，清理此前動蕩的人生。

2000年至今，周潔茹在《人民文學》《上海文學》《北京文學》《山花》《天涯》等刊物發表的小說，加起來不過二十篇；2013年以後刊發的小說佔了總發表數的一半。這批作品大體分兩類，一類是「香港故事」：以書寫異鄉人在香港的生活經驗為主，計有《到香港去》《旺角》《鄰居》（原名為《新界》）《尖東以東》等，它們基本以香港「地名」為題目。《鄰居》尤其值得注意，小說原名《新界》（沿用「香港地名」的命名套路），其內在刻畫和敘述的，仍舊是香港逼仄的公寓樓、人情、世態，聚焦的仍舊是活生生的香港經驗；另一類小說，筆者稱之為「女性故事」，計有《幸福》《生病》《結婚》《離婚》等，都與女性生命攸關，一起一落，大開大闔，寫現代女性的生存體驗與精神疼痛。筆者藉助這兩批小說來剖析周潔茹的創作範疇與敘事特徵。

一．香港故事：地理空間與他者視角

周潔茹的香港故事——從《到香港去》，再到《鄰居》《旺角》《尖東以東》——勾勒出陌生化視角下的香港。這批「香港小說」，有著與葛亮的「香港主題」小說集《浣熊》不同的韻味。葛亮以「新港人」身份，力圖摘除其異鄉人特徵，用本土（對話中粵語的使用、對香港民間習俗的洞察等）的方式臨摹塵世男女的香港故事；他的小說與劉以鬯、西西、也斯、黃碧雲、董啟章等香港本土作家一起構成鮮亮的風景線。倘若沿著這道軌跡將周潔茹的香港故事也納入此範疇，我們會發現，這樣的流派劃分顯得生硬和牽強。在「新世紀香港小說趨勢」研討會上，周潔茹的發言袒露出其尷尬的「香港身份」：「所有除我之外的新來港人士，都是在第一個月就學會廣東話了。因為要融入香港社會，做新香港人。而不是像我這樣，時刻準備著，要離開香港。不會廣東話，是我的遺憾，要不然我就可以用廣東話的模式來寫我的香港小說，讓它們成為最香港的小說。」這裡的廣東話（粵語）與「最香港的小說」之間有著某種弔詭關係。她的「聲明」和香港故事形成奇特對照。換言之，周潔茹沒有使用粵語來寫有關香港的小說，但並不代表她無法呈現真實或者是「另類」的香港。很明顯，在周潔茹的語境中，「最香港」這一定語是需要被重新打量的。

什麼是「香港小說」？是否故事發生在香港，就可以宣稱自己歸屬這個概念？難道只有香港本土作家才能寫出地道的「港味」小說嗎？周潔茹的小說是對「香港小說」的反詰與逆寫，是對「香港」這一主體意識的顛倒。周潔茹用其鮮明的「自傳性」筆調（即便套上第三人稱的虛擬外衣，骨子裡依舊透著「我」說話的聲音）來寫香港。先看她寫於2013年的《到香港去》：內地婦女張英為了給孩子買安全的奶粉，積攢假期，隻身跟了旅遊團赴港，整篇小說借用的就是張英的「遊客」視角，周潔茹讓這位第一次到香港的女人跟著旅行團遊歷香港：港鐵、金鋪、星光大道、藥店等構成了香港的都市符號景觀。在這篇小說中，張英從「渴望」去香港，到最後「不想」去香港——「張英忽然恍惚，不知道自己是為了什麼來。」她經歷的是內與外，自我與他者的隔膜和衝突。周潔茹用第三人稱呈現一個陌生化的，「遊客視角」下的香港，並非簡單的二元對立，其間還有夾雜著張英與內地遊客的微妙關係：旅行結束過關時，張英被攔了下來，因為沒人告訴她，每人只能攜兩罐奶粉出境，而張英買了四罐。這篇小說寫得剋制，沒有故作姿態的批判和申訴。張英成了無數內地遊客的縮影，她是短暫徘徊於港地的一縷幽魂。「到香港去」作為述行詞已經構成香港小說詭異的地理空間符號。

再看《鄰居》，故事發生在新界的公寓樓里。小說由「我」的夢境寫起，敘說「我」鄰居一對夫妻的故事。但其敘述筆調始終是隔閡和冷漠的。「我」經常聽見女人高聲尖叫，飽受干擾的「我」叫來保安查看，直到他們搬家，「我」也只與這對夫婦打過幾次照面；小說的另一面，是「我」的朋友格蕾絲和她鄰居的故事。在「我」的鄰居搬走，新鄰居還未入住的間隙，格蕾絲家對面屋苑有對中年夫婦吸嗅乙醚死於家中。《新界》寫得鬼魅叢生，「不確定敘事」的手法頗有意味：對面屋苑夫婦的死，是「我」的鄰居夫妻的某種「對位」。《新界》故意混淆真假：是否自殺的夫婦，就是這對神秘的、矛盾滋生的夫婦的另一種結局？周潔茹的第一人稱令讀者感同身受的同時又拉開了距離，這是敘述的奇妙之處，看似彌合，實則裂隙已生。這是陌生城市的「陌生化視角」。在這裡，女性居住的房子，以及陌生的「鄰居」關係，成了一個地理空間和精神性場所，它是符號也是指涉對象——周潔茹用房子這件「容器」來盛放女性個體經驗和香港這座「孤島」間的複雜關係。敘述者「我」帶著「窺視」的姿勢，勾勒出現代社會的「鄰居」群體：他們一直在，又一直不在，他們始終是陌生人。

在周潔茹的香港故事中，《旺角》顯得很獨特，作者用第三人稱講述「她」與一個香港警察的「偷情」故事，浮世的男歡女愛被賦予了另類色調。與警察分手後，「她」又格外想念他。在警察執勤的旺角一帶他們相遇了，「她扭頭望去，只看見他的背，他真是不能與她相認，偷情的男女，旺角的街頭，陌生人一樣的錯過。」從私人的居住空間（《鄰居》）到公共場所（《旺角》），旺角提供給讀者的不單是故事發生的空間，還帶有隱喻和指向性，《旺角》中的「她」，無意間闖入香港居民的「佔中」運動（西方媒體稱為「雨傘革命」），而至始自終，「她」對警察、街頭帳篷、靜坐者（躲在帳篷里吃面的人）所構成的強有力的政治景觀都是陌生的：小說出現「她不明白」，第一次是「她不明白他們為什麼在這裡」，第二次是，「她不明白她為什麼在這裡」。前者的「他們」指的是維持秩序的警察，第二個「她」，當然就是小說的主人公了。換言之，小說寫的雖是男女情事，一旦放置於政治運動、公民抗議的背景中，其反諷的意味就出來了，游離的、漠然的女主人公，對香港的社會政治景觀的感受，與《到香港去》的「遊客視角」異曲同工。

《尖東以東》，講的是「我」的朋友周貓貓和他丈夫來香港旅遊，「我」帶他們逛街的故事。敘述者「我」退居故事角落，勾勒的出八零後周貓貓與九零後老公的婚姻悲劇。八零後的周貓貓是愛貓人士和環保主義者，相比之下，她老公卻喜歡和他的富二代朋友混在一起，思想幼稚、不思進取，是個不折不扣的拜物教信徒，小說的結尾，「我」不無諷刺地回憶道：「周貓貓的老公戴著那塊不知道真假也不知道值多少錢的手錶，對我說，我要做團委書記。我終於笑了出來。」他們的「離婚」是必然，背後掩藏著價值體系的崩裂。周貓貓的拜物教丈夫，其實是無數中國大陸的「土豪」和「暴發戶」的縮影，他們只關心名表的真假、限量版球鞋的希貴，他們對香港的認知還停留在購物天堂、資本主義社會的淺陋層面，對這座城市發生的政治氣候的演變漠不關心，他們的精神早已被消費主義侵蝕一空。

以上四則「香港故事」，兩篇使用第三人稱（《到香港去》《旺角》），兩篇第一人稱（《鄰居》《尖東以東》），然而它們內在的精神指向是相通的，它們描摹出在港的「我」與來港的「她/他們」的眾生相，來港的「他者」與在港的「我」互為鏡像，映照出陌生化視角下獨特的香港社會景觀。

二．女性故事：經驗「在場」與話語「缺席」

從托爾斯泰《安娜·卡列尼娜》的婚姻悲劇，到易卜生《玩偶之家》娜拉的出走，再到魯迅筆下《娜拉走後怎樣？》，在中西方文學史上，女性的地位問題、女性與男權社會及父權制的角逐較量一直是作家書寫的重心。周潔茹也不例外，她的四則短篇小說（《結婚》《離婚》《幸福》《生病》）寫的都是女性的生存疼痛和生命體驗。這批小說聚焦女性經驗的在場和話語的缺席，散發著濃厚的「女性主義」色彩。

這批小說單就題目而言是頗值得玩味的，「結婚」與「離婚」對應，「幸福」與「生病」對應。先看《結婚》，小說篇幅不長，類似「場景速寫」，其主要場景只有一個：「婚禮」，而且是非常特殊的婚禮。「我」的朋友張英要結婚了，可「我」卻直到婚禮前一小時才被告知婚禮改了地點。直到我「我」趕赴現場才一層一層剝開故事的迷霧。原來張英結婚，男方是再婚。婚禮現場，男方的前妻帶著兒女來鬧場，鬧到最後警察也來了，婚禮沒有辦成。小說的結尾是一出荒唐的鬧劇：大家圍坐一桌，無力地「吃飯」；而在《離婚》中，周潔茹講述的是「我」與三個閨蜜：米亞、飄飄、小奇各自的婚姻故事。小說開篇寫四個閨蜜到寺廟裡找和尚算命，最後四個人的婚姻都應了和尚的話，一個個落得離婚的結局。這篇寫的是現代人的離婚群像。四個女人經歷結婚、出軌、離婚、移民，被敘述者「我」輕描淡寫，又透著疼痛。周潔茹把女性在婚姻中的離散、聚合、精神疼痛全寫出來了，那麼深刻而又到位。

再看另外一組小說：《幸福》和《生病》。《幸福》的講述者還是第一人稱的「我「，小說主角是小「我」四歲的侄女毛毛，主要情節是毛毛與兩個男人（青梅竹馬的富二代魏斌和鄉下青年景鵬）的戀愛故事。魏斌對毛毛百般呵護，毛毛卻不愛他，她夾在兩個男人之間，後來毛毛意外懷了孩子，打胎過程得了腹腔炎，醫院診斷她今後有生育困難。故事發生的場景大多集中在醫院，這點與《生病》有著內在關聯。《幸福》以反諷手法，聚焦女性的身體、權力、價值依附的問題。女主角毛毛是一個沒有自理能力又對金錢沒有概念的女人，她是《尖東以東》里拜物教信徒的翻版，毛毛租的房子堆滿名牌包包和奢侈品，她的身體成了生育和維繫幸福的工具。《幸福》中的毛毛被剝奪了話語權，她既沒有很好的學歷又缺乏謀生能力，與景鵬也沒有共同語言。小說借「我」之口道出毛毛戀愛的悲劇，毛毛和景鵬唯一的共同語言在床上；而《生病》的女主角珍珠像極了另一版本的毛毛。「珍珠說，我的血永遠凝固不起來的，所以我不能生小孩的。」珍珠遭德籍華裔男友的嫌棄，戀愛告吹，因為生病住進醫院，敘述者「我」去醫院陪護，由此展開敘述。《生病》由片段組成，沒有具體的情節，寫法上與《結婚》異曲同工。

從敘事方式上來看，四篇小說都採用第一人稱，講的是「閨蜜」之間的故事。敘述者「我」承擔了講述故事的功能：「我」既在內，又在外，既疏離，又融合。從小說整體的批判維度和審美內涵來說，它們是女性經驗的集體呈現，從頭到尾，女性的傷痛、離散、創傷記憶等經驗是「在場」的，但弔詭之處在於，這些女性在現代社會的話語場域中始終居於邊緣，她們看似發聲實則沉默。或許與作者在刻畫男性形象上的模糊處理有關。他們的身份，有的是富二代、有的是到大城市奮鬥的鄉下青年，有的是醫生，有的是教授，無論地位身份還是價值體系，都與周潔茹筆下這些受傷的女子迥異。男性形象的模糊描寫也是某種「缺席」，他們與女性經驗的「在場」構成互補。在女性「失聲」的地方，父權制社會的男權話語體系反而凌駕其上。

三. 異與同：小說敘事的雙重奏

在香港故事中，周潔茹將故事的發生場所安排在香港的不同地理空間，並且苦心孤詣地以香港地名作為小說題目，這批小說處理的經驗驚人的相似：女性個體的生存空間與香港這座「孤島」間微妙複雜的關係。在這點上，周潔茹的「香港股市」存在鮮明的「同構性」，用許子東的話來說，它們呈現了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香港小說」一以貫之的「失城意識」，許子東稱之為「此地他鄉」，即身在此，意在彼，小說人物的歸屬感始終是游離的；而在另一條創作軌跡上，周潔茹勾勒出婚姻愛情中處於「愛與痛的邊緣」的系列女性形象，她書寫女性的經驗和傷痛記憶。這批小說的空間地理通常是模糊的，只作為背景呈現。讀者讀到的都是現代都市的「速寫」印象：咖啡館、電影院（《離婚》）、醫院（《幸福》）……此外較耐人尋味的是小說的「異國」形象，《離婚》中的女人，總是（想）嫁去異國他鄉：加拿大、美國……異國他鄉在這裡只是作為表層的空間地理符號而存在，就其深層結構來看，它們也構成了女性「逃離」傷痛記憶，試圖開始新生活的精神空間（或許可以理解為這與周潔茹曾經的海外生活相關，它們共同構成周潔茹小說另一個尚待開拓的領域）。這點容易令人聯想到愛麗絲·門羅那些書寫女性「逃離」的小說。然而周潔茹始終站在「此岸」冷靜克制地觀望「彼岸」。小說《離婚》中的女人並沒有因為去到國外嫁給外國人而獲得幸福。周潔茹筆下的「她們」一直處在分裂焦慮的精神狀態下。

行筆至此，可以看到周潔茹的兩條創作軌跡在涉及到女性生存經驗、價值認同、道德倫理等維度上重疊並交匯。香港故事充滿女性經驗，女性故事包含香港經驗，二者我中有你，你中有我。在此基礎上勘察周潔茹小說的敘事風格和審美旨趣或許更有意義。

周潔茹擅長在行文中用簡練的甚至跳躍的語調講故事，她不動用大篇幅的筆墨來細描，涉及到小說中「場景」的部分，都是一筆帶過，從來不花費巨大篇幅進行繁複細緻的描繪。那麼，是什麼構成了她小說敘述的主體部分？筆者認為有以下幾方面：（1）利用人物對話推進情節。這或許是當代小說尤其是短篇小說敘事的一大特色，試看美國作家海明威和雷蒙德·卡佛的短篇小說，前者有「冰山理論」，後者被冠以「極簡主義」的美譽，二者的共同點都是簡練流暢的人物對白，某種程度上接近劇本的形式。周潔茹的「香港故事」也好，女性系列也罷，人物的對話顯得流暢、細膩，遊刃有餘，這批小說寫出了獨屬於「閨蜜」的語言風格；（2）人物心理的帶入帶出，就像電影畫面的淡入淡出，周潔茹將人物心理情緒的涌動通過間接引語直接附著於文本中，讀者有時分不清這些言論究竟是虛構人物的，還是作者自己的。考慮到作者的女性地位，如此疑慮又顯多餘了。我們可以假定，周潔茹筆下女性的心聲便是作者的心聲，她們的傷痛與憤怒、孤獨與絕望，是現代社女性心理情感的同位語；（3）第一人稱敘事的頻繁使用。周潔茹小說的譜系中隨處可見作者的「自傳性」乃至敘事聲音的介入，可以說「我」的影子在文本中無處不在。即便在貫穿第三人稱敘事的《到香港去》和《旺角》，第一人稱敘事也成了潛在的結構。這點與周潔茹的香港/美國生活經歷息息相關，甚至可以認為它們只是作者生活的切片，它們被放置在小說這一顯微鏡下，成了標本。透過小說的放大作用，能清晰地看見其紋路、肌尖理和組織構造——它的病灶、癌變乃至死亡徵兆，其實都無比清晰地映照出當代社會中女性個體生存的隱憂。

這是周潔茹小說敘事的雙重奏：香港故事與女性經驗水乳交融，彼此依存。我們有理由相信，周潔茹接下來還會繼續寫她的「中國故事」和「美國故事」，這三者會構成她寫作疆域重要的版圖。周潔茹的短篇小說大體採納現實主義的寫作手法，沒有實驗和後現代主義，她的小說也不需要取巧於形式的先鋒。周潔茹的小說介於通俗與嚴肅之間，在觀照世相與描繪情事之間遊刃有餘。換言之，我們無需為周潔茹貼上任何標籤，她筆下的人物活得如此立體，當代社會的隱約變遷，新媒體（QQ、微信等）的使用，在她的虛構世界中並置著，絲毫不顯突兀。許多當代小說家寫作上的缺陷在於，他們總是刻意在文本中彰顯自身的創作意圖，努力貼近時代，野心太大，格局太小；相反，周潔茹看似無意去經營宏大敘事，也無意於表徵時代，但往往無心插柳，將時代和社會的幽微處揭露出來，如是，雙聲部匯聚成單聲部，雙重奏也是多重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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