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王朝的合法性焦慮

張之洞曾和攝政王載灃有過一段有名到爛俗的對話。

1909年，載灃就一個重大人事任命問政於病中的張之洞，張之洞以「輿情不屬，必激變亂」為由反對，誰料這位青年親貴此時竟說出了一句驚世名言「怕什麼，有兵在！」大感意外的張之洞其後慨嘆，「不意聞此亡國之言」。

因為這句大話，這位原本以窩囊膽小著稱的攝政王，被當作負面典型譏諷了那麼多年。

但我們似乎遺忘了一個問題：載灃的「有兵在」為何會被張之洞當作「亡國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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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歷史上的某些維度上，「有兵在」可能真是一句大實話。

在中國的帝制時代，軍權（軍事實力）幾乎是所有皇帝維持統治的必要條件，對於開國之君的重要性尤甚。

在中央政權崩潰的割據時代，「有兵在」更是唯一的政治正確，五代十國的大軍閥安重榮也曾有一句類似的名言，「天子，兵強馬壯者當為之，寧有種耶！」

但是，精通儒學的張之洞不可能不知道，在帝制時代，任何政權任何皇帝除了依靠使用刀劍、依靠軍力維持皇權之外，只有被普遍遵奉的政治文化規範（大多數時候是儒家式的）所支持，長期統治才得以維持，皇權才能被普遍接受。

簡單的說，帝制時代的任何一個政權都有爭奪正統的訴求，用源自西方的政治概念來說，就是合法性。

用葛兆光先生在《中國思想史》一書中的說法就是，「古代中國的皇權是一種把歷史傳統、軍事權力以及思想、宗教、文化與精神上的權威疊加在一起的、複合式的『普遍皇權』。」

載灃（左）、張之洞（右）

至於載灃說的「有兵在」，對於自恃合法性在手的皇權而言，更像是生存於幕後的威懾性力量。

第一，「有兵在」在任何時代都無法構成合法性或正統的來源，就如西方君王喜歡自稱「君權神授」一樣，在中國的儒家政治文化中，只有獲得天命的人才具有統治人民的資格。

第二，從政治利益上而言，如果皇帝如載灃一樣將「有兵在」作為自己的權力合法性來源，那麼，任何一個像五代安重榮那樣的「有兵者」，都有合法性來挑戰皇權，這在很多儒家理論家看來是亂臣賊子前仆後繼的根源。退一萬步，即使皇帝擁有足夠的軍事實力，如果沒有合法性的支持，將陷入軍閥混戰式的權力角斗之中，而無法安身立命。

第三，最致命的是，如果皇帝在某個時段缺乏軍事實力支撐的話，為了維持統治，就更需要貶低「有兵在」的逐鹿式價值觀，強調合法性和正統的重要性，才能儘可能的渡過政治危機。

諷刺的是，載灃時代的大清朝偏偏就是軍權旁落，卻還不重視有關合法性的「輿情不屬」，反而無腦的去強調「有兵在」，這不是「亡國之言」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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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王朝都有各自版本的合法性追求，也都面臨著各自的合法性焦慮。

即使是如秦始皇這樣窮兵黷武的超級武力愛好者，也有自己的合法性小九九。他的主要焦慮是，作為歷史上第一個「皇帝」，如何向全天下特別是新近征服的東方六國民眾樹立自己受命於天的神聖形象。

為此，秦始皇做了三件足以垂範後世的大事。

第一，秦始皇第一個實踐了「五德終始說」。

戰國時代，陰陽家鄒衍發明了這個充滿神秘主義的王朝更替學說，認為王朝德運以「土木金火水」為順序進行周而復始的歷史循環。按照「周為火德」的順序，秦帝國自然應該接過「水德」的旗幟，秦始皇沒有條件也要創造條件，找了一個先祖出獵獲得黑龍的理由，接上了水德。

第二，秦始皇稱帝第三年，又效法古代聖王的作法，去泰山封禪。

第三，秦始皇東巡途中，在各地大搞刻石活動，在刻石上以「大聖自居」，宣揚自己的聖王功德，致力於在東方臣民中打造自己的聖人形象。

用孫英剛先生在《神文時代》一書中的說，秦始皇通過自我神聖化，將自己定位為一個終結亂世的「救世主」。

鄒衍以「五德終始說」作為歷史變遷、王朝更替的根據

到了漢代，劉邦又遇見一個新的合法性焦慮。

與起源於「秦王」的秦始皇不一樣，劉邦是一個嚴重缺乏政治背景與家族資源的「布衣」，如何才能說服天下人他劉邦一個亭長才是天命所歸？

劉邦的選擇是製造政治神話，一方面聲稱自己是母親與赤龍夢中出軌而生；一方面又打造了自己作為「赤帝子」「三尺劍斬白蛇」的神話，從而給自己穿上了天命所歸的神聖外衣。

面對漢帝國內部「東西方」文化衝突的局面，劉邦及之後的文帝景帝一直執行著「郡國並行」的二元體制，以避免重蹈秦帝國因文化統合不力而翻車的覆轍。

到了漢武帝時代，董仲舒提出了儒家版本的「大一統」學說，漢帝國以「獨尊儒術」完成了東西方文化統合的終級目標。

順帶著，董仲舒的天人感應學說也進一步強化了漢武帝政權的天命色彩。

西漢末年，王莽登上歷史舞台。從本質上來說，王莽篡漢正是迎合了漢帝國內部一種合法性焦慮：為何不能徹底告別秦政，復古走儒家原教旨主義之路。代表了漢代士大夫集團共同政治理想的王莽登基後展開了大規模改制，而後是烏托邦的覆滅。

在王莽時代，充滿著怪力亂神的讖緯學說正將儒學帶上了神學化之路。在這股神學化的風潮之中，無論是王莽，還是之後的劉秀，都將讖緯作為自身爭奪天下的合法性武器，展開了一場瀰漫著魔幻色彩的天命之爭，最終劉秀也以讖緯證明了漢室當復興及天命在己的合法性。

劉秀畫像

在三國時代，魏蜀吳各有著自己的合法性武器。

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之後曹丕也以充滿著「程序正義」的禪讓儀式完成了代漢的王朝更替，為中古時代開闢了一條和平交替政權的「曹丕模式」，建立了新的合法性範本。

在劉備一邊，則主打「漢賊不兩立」的正統觀，劉備以「皇叔」的名義被包裝為延續漢帝國統治的合法繼承人。

在孫吳一邊，也認為天命在己，在泰山位於魏國境內的情況下，孫吳在自己境內的「國山」也曾策划過一次煞有其事的封禪。更有趣的是，孫皓竟然因為象徵皇權的「紫蓋黃旗」現於東南，準備北伐直搗洛陽。

在南北朝時代，東晉及之後的南朝自居為「衣冠南渡」式的文化正統，即使是前秦的名臣王猛也承認「正統在晉」。

而北朝反制的合法性武器則是佔據了傳統中原王朝的核心統治地區，而從苻堅到北魏孝文帝，一面通過推行漢化政策爭奪「文化正統」，一邊又積極組織南征，意圖以消滅南朝完成大一統，確立最終的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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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唐代，唐太宗李世民又陷入了全新卻棘手的合法性焦慮。

李世民的皇位經由玄武門之變得來，先是手足相殘，繼而逼父讓權，權力的獲得全無合法性而言。

對此，李世民大約做了一明一暗兩點工作。

從明裡說，由李世民傾力於打造自己的文治武功，無論是內政方面的貞觀之治，還是「天可汗」式的赫赫武功，都有效增強了李世民的「績效合法性」，以績效而言李世民絕對是「千古一帝」。

在暗裡，李世民逼迫史官修改史書，不僅基本刪去了玄武門之變的權力鬥爭色彩，包裝為李世民的順天應人的被迫舉兵，而且還對李建成李元吉，甚至是父皇李淵做了一些程度不一的「污名化」處理。

而在宋代，則面臨著幾乎與唐太宗相反的合法性挑戰：燕雲十六州的未能收復，以及長期的對遼弱勢外交讓趙官家們毫無武功可言。

但在內政上，宋代的知識分子政策卻堪稱史上之最，又是開放政權「與士大夫共治天下」，又是「不殺大臣及言事官」的祖宗家法，讓掌握了話語權的士大夫成為了大宋朝合法性的忠實代言人。

為了應對武功不盛的合法性挑戰，宋代君臣們扛起了「華夷之辨」的大旗，你遼金再猛再能打，也還是「夷」，只有大宋朝才是正統政權。

華夷之辨，在地位上，華夏位居中央，番夷依方位分為「四夷」，即東夷、南蠻、西戎、北狄

有宋一代，讀書人很流行自我吹捧的列舉「本朝事勝前代」之事，這被楊聯陞先生概括為「朝代間的競賽」。最有趣的是，在各個版本的「本朝事勝前代」中，都有「不殺大臣」一條，在文人的屁股決定腦袋之下，這簡直成為了宋代的第一合法性。

也是在宋代，隨著道學的興起，儒學中如讖緯和五德終始說這樣的神秘主義元素開始全面退潮。但就是在這樣的時代風潮中，宋真宗和宋徽宗卻成為了兩個反潮流之人。

真宗為了洗刷澶淵之盟的合法性「污點」，自不量力去搞了一次原本只有聖君才配得上的「封禪」；徽宗則是太想超過父兄樹立自己在本朝的合法性地位，又是「制禮作樂」，又是自我神秘化為「道君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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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的情況比較特殊。或許是武功太盛，元朝君臣們對合法性相對沒那麼操心，只是在為宋遼金修史爆發了激烈的爭論和合法性焦慮。

蒙古人更希望抬高遼金的歷史地位，從而強化同為北方異族王朝的本朝正統地位；而以楊維楨為代表的漢臣集團則堅決「挺宋」，認為元朝的正統地位繼承自宋而不是遼金。

爭論的結果是，帝國中央「和稀泥」，將宋與遼金視作平行的南北朝，最終決定同時修《宋史》《遼史》《金史》。

有趣的是，儘管元代在傳說中有苛待知識分子的名聲，但元亡之際卻有大量漢族士大夫為元朝殉難或者守節，他們將忠君觀念視作高於夷夏之防的普世價值。而這也從側面證明了元帝國合法性建設的成就。

元帝國的合法性甚至得到了曾以「驅逐胡虜」為政治動員口號的朱元璋的認可。

朱元璋在即位詔書中深情的緬懷前朝稱，「自宋運既終，天命真人於沙漠，入中國為天下主，傳及子孫，百有餘年，今運亦終」。

對於朱元璋而言，明朝的合法性一方面固然來自於「恢復中華，同時也來自他不斷強調自己參加起義軍反抗朝廷是迫不得已，他建立大明朝不是「造反」。

朱元璋的邏輯數百年後得到了民國歷史大家孟森先生的站台，「中國自三代以後,得國最正者,惟漢與明」。

朱元璋畫像

明代歷任皇帝遇見的最大合法性挑戰，可能就是通過靖難之役逼死侄子上台的朱棣了。而朱棣的應對方式也和唐太宗驚人的相似，無非是藉助盛世產生的績效合法性，以及修改史書罷了。

清帝國對合法性與正統觀的迷戀可能超越上述所有朝代，為了對沖自身的外族王朝短板，無所不用其極的爭奪與鞏固合法性。

正如姚念慈先生在《康熙盛世與帝王心術》中所言，「清代統治者的高明之處，不僅在於滿族的統治地位不可動搖，也不僅在於避免滿族被漢人同化，更在於竭盡全力使主體民族，即被統治民族漢族，接受滿族統治承繼中原歷代王朝的正朔，並承認這種統治的最大合理性與合法性」。

對於康雍乾這些盛世君主而言，一方面，由「永不加賦」的德政與開疆拓土的武功所構成的盛世，就是他們最強有力的「績效合法性」。但另一方面，他們在合法性的理論建設上也煞費苦心。

《姑蘇繁華圖》（局部），描繪了「乾隆盛世」的蘇州市井風情

康熙熱衷於大談「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認為大清天下並非武力奪自合法政權明朝，而是在為明朝復仇征伐李自成的過程中，「順天命」得之。

雍正時代的曾靜案及《大義覺迷錄》風波，從本質上說就是源自雍正的合法性焦慮，為此雍正還親自編書論證大清朝的合法性，但《大義覺迷錄》卻反而泄露了清帝國諸多不可言說的內心隱秘。

乾隆更是箇中高手，在私，與士大夫爭奪儒家道統，將自己打造為集道統治統合一的「聖王」；在公，為南明抗清殉難者重新評價乃至平反，藉此宣揚忠君價值觀，完成了從鼎革者到「執政者」的合法性轉換。

「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這應該是所有王朝的共同呼聲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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