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相難覓：《趙氏孤兒》背後的歷史重構（下）

四

但即便是《左傳》、《國語》、《史記.晉世家》等史籍有關「下宮之難」的相對比較平直的記載，同樣也抹不去真實歷史被重新建構的諸多痕迹，同樣也伴隨著「歷史是由勝利者書寫」的詭異魅影。

《左傳》等史籍記述「下宮之難」的基調，是展示一場晉國內部公室與強卿大宗之間以及各大強卿豪門之間的傾軋與衝突，鬥爭的各方，都不是出於高尚的道德動機，而僅僅是為了排斥對手、消滅異己，攫取更大的權利。貌似比較公正，但其實則有所不然。細加體味，我們可以發現，這段歷史的敘述者，還是多少流露出其好惡愛憎的傾向性態度的。

他們的基本立場，是站在趙氏這一方的，對趙同等人遭遇滅門之禍不無抱有濃濃的同情與憐憫之心：晉景公輕易相信趙莊姬的誣告之辭，這難道不是「昏庸糊塗」？將曾對晉國發展有大貢獻的趙氏置於死地，這難道不是忘恩負義，刻薄寡恩？讓與趙氏有隙的欒氏、郤氏作偽證，給趙氏落實「莫須有」的罪名，這難道不是借刀殺人，蛇蠍歹毒？所以，表面上雖從權力之爭的視角敘述這個歷史事件，但實際上，處處蘊涵著敘述者的思想立場、價值取向，巧妙地為趙氏鳴冤叫屈，不露聲色地對晉公室加以貶損抨擊。而之所以這麼做，真實的動機，只能是從維護勝利者的立場出發而有意識地對歷史加以選擇性的重新建構。

在今天我們所能見到的所有記敘「下宮之難」的史籍中，《左傳》是「始作俑者」，換言之，它是《國語》、《史記.晉世家》敘事上的「母本」。所以，「下宮之難」事件的歷史重構之發生，窮本溯源，就必須從《左傳》說起。

據學者研究的結果，《左傳》一書在記敘春秋諸國歷史過程中，以載錄晉國的史事最為翔實，故可以做出合理的推測，晉國的國史，是《左傳》史料的主要來源。現在的問題是，構成《左傳》的晉國史料文獻是否充分可靠，是否屬於不帶任何傾向性的客觀歷史。

要說清楚這一點，我們就必須以界定《左傳》的成書年代和考察晉國政治生態的嬗變為基本前提。

關於《左傳》的成書年代，學術界眾說紛紜，莫衷一是，但崔述與楊伯峻的觀點，較為合理，值得參考。崔述《洙泗考信余錄》卷三云：「戰國之文恣橫，而《左傳》文平易簡直，頗近《論語》及《戴記》之《曲禮》、《檀弓》諸篇，絕不類戰國時文，何況於秦？襄、昭之際，文詞繁蕪，遠過文、宣以前，而定、哀間反略，率多有事無詞，哀公之末事亦不備。此必定、哀之時，紀載之書行於世者尚少故爾。然則作書之時，上距定、哀未遠。」這裡，崔述給《左傳》的成書年代大致劃定了一個範圍，「上距定、哀未遠」。

今人楊伯峻在其《春秋左傳注》的「前言」中，更進一步加以考證，得出結論：「足以推測《左傳》成書在公元前四〇三年魏斯為侯之後，周安王十三年（公元前三八九年）以前，離魯哀公末年約六十多年到八十年。」（中華書局2009年版，前言第41頁）

如果崔、楊等人的考據結論可信，那麼，說明《左傳》的成書是在「三家分晉」之後數十年，當時晉國已不復存在，它已作為一個曾有的符號永遠退出了歷史的舞台，而《左傳》對晉國歷史的描述，具有很顯然的追敘性質，而追敘則意味著歷史的重新建構有了運作的空間，意味著寫史者能根據現實的需要，可以作有選擇性的取捨。從這個意義上說，《左傳》成書於戰國初期，那麼其追述春秋歷史，是一定會打上特定的戰國初期的烙印的，同時也一定會反映出春秋歷史演變的政治奧秘。

其次，我們在考察「下宮之難」史實時，更必須注意到晉國政治生態的嬗變及其影響，必須看到趙氏宗族是晉國政治變遷中的勝利者、受益者這一點。因為這對於「下宮之難」這段歷史的重新建構，乃是其重要的動因，一個不可忽略的要素。

晉國自公元前669年晉獻公攻滅聚邑，盡殺群公子之後，公室衰微，逐漸形成了國君與異姓貴族聯合執政的基本政治格局。在這種局面下，國君與異姓貴族之間的關係非常微妙，國君主要是通過駕馭與平衡異姓貴族勢力，來操縱政局，主導統治；而異姓貴族對國君則是既依附，又對抗，同時，各個異姓宗族之間也是或結盟，或傾軋。這樣複雜的政治生態，決定了晉國君卿關係、卿大夫之間關係，不時出現激烈對抗、交鋒的場面，勢力此消彼長，動蕩此起彼落。

總的來說，晉國政治演變的基本趨勢是，君權日趨衰微，而強卿大宗的勢力則是日益膨脹，漸漸控制了晉國的軍政權力。當然，這個過程是曲折起伏的，作為國君，自然不甘心大權旁落，殊死反撲；作為大族，則既要向公室奪權，又要與其他大族死嗑。風雲變幻、潮起潮落，刀光劍影，你死我活，圍繞著公室與卿大夫之間、卿大夫相互之間的一系列矛盾，晉國曾發生了多起君臣弒殺、眾卿爭鬥的鬧劇。如晉靈公被趙穿弒殺； 晉厲公滅郤氏家族；欒氏、中行氏弒殺晉厲公等事件。而晉景公與欒、郤氏聯手發動「下宮之難」，翦滅趙氏，只不過是類似事件的又一場上演而已。而對晉景公來說，「下宮之難」亦無非是他充分利用卿大夫之間的矛盾，希望藉此來削弱各方勢力，以達到鞏固公室的目的罷了。

趙氏是晉國諸多強卿宗族中的顯赫一族，更是晉國政治權力格局裡的重要一極。從《左傳》等史籍的記載中，我們可以看到趙氏一族的對晉國政治的參與及其影響，自晉文公時代起，就一直非常深入與密切。並且，與先氏、狐氏、中行氏、郤氏、欒氏等大族旋起旋滅所不同，趙氏在晉國的政壇上長期屹立不倒、綿延不絕，可謂是與晉國的歷史相始終：晉文公時代有趙衰的身影，晉襄公、晉靈公時代有趙盾的擅權，晉景公時代有趙括、趙旃等人的張揚，晉厲公、晉平公時代有趙武的登場，晉定公時代有趙鞅的亮相，晉出公時代有趙無恤的表演，他們在晉國政壇上呼風喚雨，縱橫捭闔。中間雖然也曾發生過「下宮之難」的波折，導致趙括、趙同等人被滅族，使趙氏的政治上升勢頭一度暫時受到挫折，但不到一年，就捲土重來，死灰復燃，恢復了元氣。直到晉國末年，攻滅智氏，變「四卿共治」為趙、韓、魏「三卿主政」，乃至公元前453年「三家分晉」，其中起主導作用，實際操盤的，都是趙氏一族。

趙氏尤為厲害的，是其頭面人物大多老謀深算，高明睿智，既富有戰略智慧，能洞察時局發展之大勢，又精明強幹，具有非常傑出的行政辦事能力。趙衰的多謀善斷、趙盾的睿哲幹練固不待多言，趙文子趙武、趙簡子趙鞅、趙襄子趙無恤等人，又哪一個不是頂尖的厲害角色！他們或首創「軍功爵制」，在制度建設上做出重大的建樹；或順應時代的潮流，主動改革田賦徵發制度，在政治角逐中盡佔先機之利。終於在晉國政治演變的舞台上成為首屈一指的主角，笑到最後，成為名副其實的勝利者。在當時許多人的眼裡，趙氏一族乃是替代晉國，主宰天下的不二之選。如漢簡銀雀山《孫子兵法》佚文《吳問》中，孫子為吳王闔閭預測晉國政治的走向，就明確指出：趙氏宗族的情況，與范、中行、智、韓、魏等五家大不一樣。六卿之中，趙氏的畝制最大，以一百二十步為畹，二百四十步為畝。不僅如此，其徵收租賦向來不過分。畝大，稅輕，公家取民有度，官兵數量寡少，在上者不致過分驕奢，在下者尚可溫飽生存。苛政喪民，寬政得眾，趙氏必然興旺發達，晉國的政權最終要落入趙氏之手（原文見《銀雀山漢墓竹簡孫子兵法》上編，文物出版社，1976年，第94-95頁）。孫子的看法，應該說是代表了當時不少人的普遍共識。

五

《左傳》既然是戰國初期才正式成書，而趙氏宗族又是晉國政治權力博弈中的最後勝利者，那麼，有關趙氏宗族與晉國公室之關係的追敘中，就不能不滲入政治立場選擇的因素，站在維護勝利者利益與形象的角度，《左傳》的撰著者很自然地會在情感上向趙氏這一側傾斜，有意無意地改造甚至曲解真實的歷史，將趙氏塑造成為晉國政治舞台上的正面形象，把凡是與趙氏有矛盾、有衝突的晉國國君扭曲成負面的人物。

於是，本身在踐行為君之道問題上有缺陷者，如晉靈公，就變得更為不堪，以此，來給趙穿的弒君醜行做解脫，並將其事件的「影武者」趙盾輕輕放過；而在「下宮之難」一事中，也將品行上沒有多大瑕疵的晉景公暗示為偏聽偏信的君主，給後人精心營造了趙氏遭遇打壓清洗的錯誤印象，並把一年後趙氏之案即迅速得到平反昭雪，晉悼公時期趙氏一族新生力量的代表趙武任職主事，視為理有固宜，勢所必然，加以肯定和推崇：「四軍無闕，八卿和睦」(《左傳·襄公二年》)。通過這樣的「春秋筆法」，為勝利者趙氏抬轎子，來曲折而隱晦地證明趙氏等三家分晉，奪取晉國政權的合理性與合法性。

顯而易見，歷史由勝利者書寫，歷史的本相總是由依附於勝利者的史官所曲加改造，歷史總是按照勝利者的意志被重新建構，乃是普遍的文化現象。從這個意義上說，《左傳》將「下宮之難」這一事件以現在這種面貌呈示在後人的面前，乃是可以理解的做法。

其實，如果站在晉國公室的立場，晉景公發動「下宮之難」，也自有其合理性與必要性。換言之，晉景公翦滅趙氏勢力，加強君權，是他當時作為君主者的自然選擇。這為晉景公從事爭霸戰爭創造了必要的內部穩定條件。前已說到，趙氏集團自晉文公時期以來，一直是左右晉國政局的一股重要勢力。雖然其在晉國爭霸事業的推進過程中發揮過一定的作用，但是同時也釀成過「趙穿弒君」一類的內亂，給晉國爭霸帶來過不利的影響。從史書記載看，晉景公打圧趙氏是由來已久的，在「下宮之難」爆發前的公元前687年，中軍帥郤克去世，晉景公果斷地提拔欒書任中軍主將執掌國政，其主要目的就在於限制、削弱和打擊趙、郤兩族的勢力。而在當時諸卿中，欒書生活儉約、處事謹慎，是值得信任的一位人物，但是，趙氏一族中的趙同、趙括等人仍不知收斂，晉景公忍無可忍，終於以趙莊姬的告狀為契機，當機立斷，發動「下宮之難」。經過這一事件，趙氏勢力中衰，晉國大權轉入欒氏之手，而欒氏執政能比較謹慎從事，所以，晉景公的君權因趙氏之衰而有所加強。這恐怕更符合當時的歷史本相。

我們完全可以設想，如果當年趙氏像欒氏、中行氏、智氏等其他強卿大族在血雨腥風的晉國政冶鬥爭中遭受滅頂之災，那麼，歷史上「下宮之難」起因的敘述和性質的判定，一定會和我們今天所能見到的有所不同，不僅如此，對更早的晉靈公「被弒」事件的解讀也會截然有別，作為事發之時趙氏一族的領袖人物趙盾，他本人肯定免不了戴上「亂臣賊子」的帽子。因為，這同樣是「歷史是由勝利者書寫」這一規律作用下的邏輯歸宿。

如果說，「下宮之難」畢竟實有其事，《左傳》、《國語》、《史記·晉世家》的記載尚能較客觀地描述事件，而只是在情感傾斜上、立場選擇上從有利於趙氏的方向作考慮，以至在事件的性質判定上出現偏差的話，那麼，《史記·趙世家》有關「下宮之難」的敘述，則突破了歷史學客觀敘事的基本底線，它將一場權力爭鬥的事件，演化為一個忠奸對立、正邪較量的故事，這樣，歷史的本相就被完全掩蓋了，歷史的正義也蕩然無存了。歷史，變成了文學；真相，敷衍為杜撰；感性，取代了理性。

而在此基礎上衍生出來的戲劇與傳說「趙氏孤兒」，則走得更遠，編排得更為離譜，連事件發生的時代都由晉景公時期錯置到晉靈公時期了，被殺的趙氏人物，也由趙同、趙括等人換成了實際上「壽終正寢」的趙盾，整個故事的性質也完全成為了道德教化的範例。然而，它的能量卻千百倍於一般的史書，民眾耳濡目染、感化挹注，將這個杜撰捏造出來的故事視為春秋時期的一段信史來看待，至此，晉國國君的荒淫無道，趙氏貴族的正派可敬，忠臣義士的正氣凜然，邪不壓正的萬古不易之理，就鐵板釘釘，不可動搖了。

因此，如果說《左傳》、《國語》、《史記·晉世家》有關「下宮之難」的敘述，是反映了歷史的「近似真實」與「邏輯真實」，還是有根有據的追敘；那麼，《史記·趙世家》關於「下宮之難」的敘述，則已異化成為了歷史的「想像真實」、「藝術真實」，與歷史的本相幾無對應的關係。至於從《趙世家》「下宮之難」中演衍而來的民間傳說、戲劇故事「趙氏孤兒」，那就純粹是個「傳說」而已，是杜撰、胡編「歷史」之借殼上市，與真實的歷史毫不相涉。

但是，這個歷史重新建構的軌跡，卻也頗具有典範性的警示意義，它非常有力地證明了，歷史的本相是撲朔迷離、幽暗未彰的，歷史敘述中的真實性之反映，古往今來都受政治與權力因素的影響與制約，也受主流意識形態、倫理道德觀念、社會普遍價值取向的引領乃至誘導，我們所能看到的歷史事實，很有可能並非事實，而僅僅是一個「神話」，即一個由「歷史是由勝利者書寫」總格局下所創造的「神話」而已。

司馬遷是中國歷史上最傑出的歷史學家，同樣一個「下宮之難」的歷史事件，他在同一部《史記》中，怎麼會有兩種截然相反的敘述？

我個人以為，這種矛盾的敘述，這種常識性的漏洞與錯訛，司馬遷當然不可能沒有意識到，否則就不成其為司馬遷了。在我看來，他這麼做，乃是有意而為之，即：在《晉世家》中，他客觀地延續《左傳》的說法，以保存所謂的歷史之「真」，在《趙世家》中，他又有意識地接受「成王敗寇」背景之下趙氏崛起乃「天命所歸」的社會認同，將「下宮之難」轉型為一個充滿道德正義性的「神話」，以弘揚所謂的歷史之「善」。而他這麼操作的客觀效果，恰恰能在一定程度上，給後世人們以一種強烈的「暗示」：歷史的的確確是由勝利者書寫的，而由勝利者書寫的歷史，則往往是殘缺的，乃至於歪曲的，善良的人們，可要有所警惕，應該保持自己的獨立思考與判斷能力，始終擁有清醒的頭腦，不輕信，不盲從，從而從類似「趙氏孤兒」一類的「神話」迷惑中求得解放，實現超越。

從這個意義上講，孟子所主張的「盡信書，不如無書」（《孟子·盡心下》），永遠是一面認識歷史、理解現實的鏡子！

《趙氏孤兒》劇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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