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道教修鍊環境的選擇看道教的自然美學觀

承啟中國藝術傳統以儒家學說為主導，兼及道家、佛家之說形成的結構主體。道家突顯在哲學方面，其反對制約，講究無為而治、道法自然，注重自然與心靈的結合。「道」是萬事萬物的本源與總規律，可謂是虛靜自然，無處不在，無處不有。

中國傳統文化以道儒兩家為基底，徐復觀指出：「中國文化中的藝術精神，窮究到底，只是由孔子和莊子所顯出的兩個典型。」但兩者修養基礎上的超越對象和屬性不盡相同，儒家所謂「天道遠，人道邇」注重人道和現實的理性精神，道家則「復歸於朴」、「道法自然」以天道超越人道，莊子是純粹的自然精神，即在虛、靜、明。這是藝術價值之根源，也更能代表中國藝術精神。前者是「仁」、「德」的轉化，後者則是無為自由的藝術人生。藝術的創作是成立於人與自然之間的接觸線上，而偉大的藝術品常表現為人物兩忘、主客合一的境界。文化根源的心，不脫離現實。由心而來的理想，必融合於現實現世的生活之中。

徐復觀論「老莊」時，時常將其並稱，認為莊子思想是老子思想的再發展，「中國藝術精神」換言之則可謂「老莊藝術精神」。莊子的藝術觀照要求真境現前，前後際斷，物化後孤立的知覺，把自己與想像都從時間空間中割斷，美地觀照是忘物，忘己，忘知，以虛靜之心照物的。「我國的藝術精神，則主要由莊子的人性論所啟發出來的。」莊子的人性論更好的把握在「心性」結構，即「體道」的心理體驗活動。中國傳統文化中的東西，就像是作者心境的寫意，把心融入物，提取出神，放在畫布上，人與自然的統一，是畫家手中一種微妙的獨有的表達。道家思想對中國藝術影響超越了儒家和佛家思想，乃至諸子百家。畫家顧愷之、吳道子、張彥遠等均不同程度受道家思想的影響，道是萬物生成的本原，道無形無象，體現在藝術作品中就是鮮活的生命。繪畫藝術的創作，離不開意象創造活動，而意象的創造是心物關係上發生的人的精神活動，最終目標在於表現，繪畫藝術畢竟是要創作藝術品的。我國的繪畫是要把自然物象的形相得以成立的神、靈、玄，通過某種形相而將其畫了出來。所以，最高的畫境不是模寫對象，而是以自己的精神創造對象。這種最高的精神追求突出表現在我國山水畫當中，「澄懷觀道」、「靜雅虛懷」、「含道映物」、「造乎自然」發乎本原的靈性，天人融一，復歸本真，虛靜心懷，氣韻與意境相貫穿，亦是中國山水畫的靈魂和主旨。宗炳《畫山水序》云：「聖人含道映物，賢者澄懷味像。至於山水，質有而趣靈。」王微的《敘畫》中：「辱顏光祿書，以圖畫非止藝行，成（誠）當與《易》象同體。」《文心雕龍?明詩》曾云：「宋初文詠，體有因革，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

北宋是我國曆朝歷代道教盛行之際，宋徽宗尊信道教，自稱教主道君皇帝。「聖祖降臨」、「天書下降」等事件無不揭示著道教的盛行，徽宗將道教列為科舉考試的內容，改僧為道，設道官，建道學。將道釋繪畫尊為十門之首，以「淡而無為」作為當時美的標準。徽宗酷愛藝術，在位時將畫家的地位提到在中國歷史上最高的位置，成立翰林書畫院 。

徽宗的花鳥畫可稱之為「仙境繪畫」，李裴在《宋徽宗的美學思想評析》中評價趙佶花鳥畫特點時寫到：「他最為世人稱道的花鳥畫體現著一個有著宗教思想背景的藝術家對『自然』的崇尚。在對自然物的描畫中讚美，表達著對擺脫物慾，逍遙於自然的嚮往。而對『自然』的崇尚正是道教的美學原則，也是北宋藝術的總體風格。」徽宗的《芙蓉錦雞圖》、《池塘秋晚圖》等精品均體現了他注重自然意境，崇尚道家美學的思想。他稱讚花鳥畫有著「粉飾大化，文明天下，亦所以觀眾目，協和氣焉」的功能。道教把龜鶴作為特殊的審美符號，《瑞鶴圖卷》則是宋徽宗以鶴為主題強化自然物象的審美特徵所創作的作品，一種對生命靈性的抒發與追求，在他看來祥瑞之物的工筆花鳥畫是道教神仙思想的體現，是為國家百姓祈福的一種形式。

莊子為求得精神上之自由解放，自然而然地達到了近代之所謂藝術精神的境域。但他並非為了創造或觀賞藝術品而作此反省，而係為了他針對當時大變動的時代所發出的安頓自己、成就自己的要求。因之，此精神之落實，當然是他自身人格的徹底藝術化。中國傳承文化博大精深，文明智慧源遠流長，我們在繼承與發展中要以開放的心靈摒棄門戶之見，彰顯現代與傳統的大仁大智。正如牟宗三弟子蔡仁厚所言：「風會之來，豪傑呼應。天下有道，必歸於儒。歸於儒，不是歸於作為一家一派的儒，而是歸於道，歸於大中至正的時中大道。」

濟源市陽台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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