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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劇《哥本哈根》:物理、歷史、哲學與藝術的一次完美融合

話劇《哥本哈根》:物理、歷史、哲學與藝術的一次完美融合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物理學在戰爭與政治的推動下開啟了一扇通往極端應用的大門,這段時期,物理與政治混為一體,物理學家卻陣營分裂。戰爭與毀滅的恐懼迫使物理學家不得不打開潘多拉之盒,放出了核武器的惡魔。時隔多年,回過頭來重新審視這段歷史,多數事件已經蓋棺定論。但卻有一例外,那就是海森伯在德國原子彈計劃中所起到的作用。對此,不知多少歷史學家費盡口舌,整個事件依然是撲朔迷離。「 海森伯之謎」 成了20 世紀科學史上最大的謎題。

1. 歷史背景


二戰後期,美國和德國都在研製終極殺人武器——原子彈,德國更是在1939 年戰爭剛剛爆發就展開了原子彈的研究計劃,其總負責人就是海森伯。結果大家都已經很清楚,美國造出了原子彈,德國在這場競賽中失敗了。關於德國最終為何沒能造出原子彈,海森伯在其中又扮演了一種什麼樣的角色,學術界一直存在兩種針鋒相對的觀點。同盟國方面認為,德國人造不出原子彈,是因為能力不足,他們不懂製造原子彈的關鍵技術。但這種說法是德國人完全無法接受的。二戰前期,德國作為世界的科學中心,德國人在科技尤其是理論物理方面有著極端的自負與自信,估計是死也不願承認技不如人的。海森伯等人辯護稱,德國人完全有能力有技術造出原子彈,只是他們一開始就意識到了原子彈所可能帶來的災難後果及可能引發的道德問題,然而出於對國家和人民的義務,他們又不得不投入到工作中去。矛盾的心理使得德國科學家工作消極,導致德國原子彈計劃進展緩慢,直至胎死腹中。即便如此,他們依然造出了一套和平利用核能的裝置—— 核反應堆。這樣的說法,使德國人即保持了學術上的權威,同時又獲得了道德上的制高點,可謂一舉兩得。


海森伯到底是道德的楷模還是納粹的幫凶,對此,雙方各有支持者,爭論也日益激烈,相關的文章論著更是層出不窮。其中較有影響力的就有《比一千個太陽還亮》、《德國原子彈計劃》、海森伯自傳《物理與物理之外》、《不確定性:海森伯傳》以及powers的著作《海森伯的戰爭》等。其中《海森伯的戰爭》一書,由於文字奇巧,構思縝密,情節動人,很快成為了暢銷作品。


2. 走上舞台

英國劇作家弗萊恩(M. Frayn) 根據《海森伯的戰爭》一書,構思出了劇本《哥本哈根》,並於1998 年5 月將其搬上舞台。《哥本哈根》在倫敦皇家劇院首演即取的巨大成功,隨後進軍法國和百老匯,引起轟動,連獲莫里哀戲劇獎、普利策獎、東尼獎等一系列殊榮。2003 年,該劇由導演王曉鷹引入國內,到2015 年就已演出四百多場,成為了長演不衰的劇場經典。


在「 海森伯之謎」 的核心,有一個被人們不斷探究的場景,那就是1941 年,海森伯到哥本哈根與玻爾的一次神秘會見。那次會見的目的與談話內容一直不為人所知,玻爾後來也是對此絕口不提,唯一能確定的就是兩人鬧得很不愉快。玻爾與海森伯本來情同父子,那次見面之後,兩人多年的情誼一朝了斷,只剩下了表面上的客氣與相互間的漠然。在那次會談中,海森伯說了什麼,玻爾又回答了什麼,成為了歷史學家解開「 海森伯之謎」 的關鍵所在。


《哥本哈根》以海森伯1941 年的訪問為故事背景,讓玻爾、海森伯和玻爾的妻子瑪格麗特三個靈魂一次又一次復原1941 那次會談的場景,以此來努力接近海森伯之謎的核心所在。但整個事件就像現實中升級版的「 羅生門」,即便是當事人描述「 歷史真相」的時候,也有不同的說法,從而導致事情的真相總是無法捉摸,演繹了謎底的多種可能性和不確定性。


劇中的對話,幾乎「 處處用典,無一字無來歷」,玻爾修改文稿的習慣,海森伯對音樂的極度熱愛,兩人在散步中探討問題的方式都一絲不走樣地出現在劇本里。薛定諤的貓、穿過雙縫的粒子,波粒二象性,物理學的大教堂等物理學典故在劇中更是如數家珍,俯首皆是。該劇場景雖然簡單,但矛盾的衝突與情感的張力此起彼伏,不留一絲空白。雖然劇中注入了大量的物理學原理與知識,但其意味深長的內涵和深厚的哲學意蘊又讓它們與劇情融為一體,不顯一絲突兀。


《哥本哈根》自始至終為海森伯安排了一種道義與情感上的兩難境地,「 對整個世界而言,我們有著應盡的道義,但不可調和的是,對祖國,對家人,我們還有著應盡的責任」。這種兩難與猶豫,註定他帶領的德國原子彈計劃失敗的結局,同時也造成了海森伯悲劇的命運,「 在這個存活著二十億人口的世界上,我是一個背負著無法承載重任的人……那滿目的廢墟瓦礫,那蔽天的滾滾濃煙,那數不清的飢餓的臉,這就是我的事業」。一方面是由於顧及人類道義而失敗的事業,另一方面卻是得不到同行的認可與理解。作為世界頂級的科學家,海森伯在1949 年訪問洛斯阿拉莫斯的時候,受到了西方科學家們的冷遇,甚至大家都不屑與其握手,這讓海森伯倍感委屈和痛苦,「 我們一直困惑並痛苦著的事情,你們實實在在的做了……那些造過原子彈的手都不願意握我的手」。最終,海森伯在不斷的解釋和辯護中度過了人生的最後三十年。

這樣殘酷的兩難,如此悲劇的人生,給觀眾造成了情感上的巨大衝擊,展示了整個複雜的人性。如此精彩的題材,已經註定了這是一出偉大的戲劇作品。如果一出偉大的作品需要尖銳的矛盾與衝突的話,海森伯就是那選擇生存與毀滅的哈姆雷特,如果一出偉大作品需要一個悲劇主題的話,海森堡就是那墜入深谷的北喬峰。


3.《哥本哈根》的意象


第一,不確定性原理


不確定性的物理概念來自海森伯創立的「 不確定性原理」。它是量子力學的一個重要定律,簡單地說就是:在微觀世界中,我們無法同時測定粒子的速度和位置,因為測量結果必然會受到測量手段的影響。「 不確定性原理」 顛覆了科學對客觀世界確定性認知的傳統印象,在《哥本哈根》中,「 不確定性原理」已經不僅僅是一個物理定律,而是作為一種哲學反思,滲透於整個劇作。


正如測量手段會對測量結果產生影響一樣,當我們每個人帶著不同的主體意識去言說和剖析歷史時,歷史真相就要被主觀意識所影響,從而成了永遠也測不準的變數。歷史包含太多這樣偶然的、隨機的、不可確定的因素,而這些因素往往又對歷史的整體格局至關重要。當一串錯誤的數字划過海森伯筆尖時,那一剎那的決定便改變了整個歷史的走向。海森伯錯誤的結果源於未計算擴散率方程,對於海森伯而言,這應該是一個低級錯誤,但關於為什麼沒有計算它,海森伯說「 我不知道為什麼沒有計算它,它從未在我的腦子裡出現過。」 連海森伯自身都無法捕捉到當時心理活動中深層次的不確定性,何況我們一個旁觀者,如何又能通過一鱗半爪的所謂證據去斷定歷史的緣由。

玻爾在劇中借量子力學的觀點指出,「 世間萬物並非是絕對準確的客觀世界,世間萬物只是一系列近似存在」。既然是一系列近似存在,我們便無法準確感知。海森伯來哥本哈根的原因是不確定的,德國造不出原子彈的原因也是不確定的,我們為什麼一定要尋求一種非此即彼、非善即惡的結果呢。就如劇中海森伯所說,「 我們需要的是一種新的倫理—— 量子倫理」 去認知世界。


第二,科學的道義與良知


「 作為一個有道義良知的物理學家能否從事原子能實用爆炸的研究?」 這句所有人都想知道的話,劇中反覆提到並將之強化放大。從個人角度考慮,從民族國家考慮,從人類整體考慮,我們究竟能否製造核武器?這表現了一個科學家的良知、困惑與憂思。當廣島原子彈爆炸的消息傳到海森伯等人耳中時,海森伯提到「 奧托· 哈恩想要自殺、因為是他發現了裂變,他彷彿看到自己的雙手沾滿了鮮血……」 當玻爾被責問是他造出了原子彈,並將其投向一個活的目標時,玻爾也是陷入巨大的痛苦與自責中無法自拔。不但科學家們無法面對自己的發明創造給人類造成的巨大災難,這同樣能激起我們對戰爭給無辜百姓帶來災難的沉重思考。科學雖然能使人類不斷進步並提高生活質量,但科學發現也能給人們帶來了毀滅性的創傷,這是一個二律悖反的命題,也是該劇的現實意義所在。科學的發展會對整個人類的未來產生決定性的影響。科學技術中的任何一項研究,一旦失控都將產生極其可怕的災難性後果。在這裡,科學家的道德良心成為人類災難的最後防線,於是科學家個體的價值取向成為根本性的東西,他們的道義承載遠遠重於他們的事業承載。劇作者藉助科學家的藝術形象,探尋人類的良知,從「 科學的意義是什麼?科學的哲理內涵又是什麼? 」 到「 科學研究為的是什麼,它的底線又是什麼? 」 並由此出發,追問人類科學發展與現代文明進程的意義。


《哥本哈根》藉助海森伯和玻爾的自省,用道義與良知為科學做了註腳,不斷挖掘著人與自然,人與世界的關係問題。作者不時在劇中表達出這種深深的擔心和憂慮,「 我們尚在尋覓之中,我們的生命便結束了,我們還未看清楚我們是誰?我們是什麼?我們就已經去了,趟入了塵土,趟入了我們自己所揚起的塵土之中……當所有的眼睛都合上,甚至所有的鬼魂都死去,我們親愛的世界,還會剩下什麼? 」 就這樣,一個物理學史上的謎團逐步引入哲學領域,引起人們對環境、對宇宙的人本主義思考。

在結尾處,作者給了我們一種希望,「 非常可能,正是由於哥本哈根那短暫的片刻,一切得以倖免……」現在看來,核武器尚未給人類帶來毀滅的災難,反而使各方投鼠忌器,誰也不敢再像兩次世界大戰那樣輕啟戰端,從而達到了一種微妙的平衡,使人類得以在這種相互制衡的夾縫中存續。這樣一種危險而微妙的動態平衡,也許從1941 年9 月,海森伯跳下來自柏林的夜車,拉了拉玻爾家熟悉的門鈴那一刻起,就埋下了一顆種子。


4. 結束語


《哥本哈根》以物理學歷史公案為主題,以舞台話劇為載體,最終突出了讓人反思的哲學命題。它將歷史與藝術,物理與哲學,這看似分離的元素統一於話劇之中,形成一次完美的融合。《哥本哈根》對於不確定性和複雜性的認識,使我們能夠避免那種非此即彼、非善即惡的過於簡單的歷史評價和道德判斷,讓我們從更深的層次感受科學家的道義與良知。雖然從歷史角度看,《哥本哈根》未必完全反映歷史的真實,但畢竟一個善意的作品,才更有利於我們探索人性深處的光明。


本文選自《現代物理知識》2017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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