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制度呵護鄉村教師的榮譽

教師是立教之本，興教之源。鄉村教師作為鄉村教育的主體，一方面決定著鄉村教育的質量，鄉土文化的傳承和發展；另一方面也在阻斷貧困代際傳遞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對長期在鄉村學校任教的優秀教師按照國家有關規定進行表彰，其目的是提升教師職業的崇高感和榮譽感，使鄉村教師成為受社會尊重的職業。

2015年6月8日《鄉村教師支持計劃（2015—2020）》提出「建立鄉村教師榮譽制度」，至今已近兩年，不斷改進現有鄉村教師榮譽制度，有助於政策的進一步完善，有助於鄉村教師隊伍的發展壯大。

構建融於鄉土文化的科學榮譽評價體系

早在清雍正時期就已經產生了專門針對鄉村教師的榮譽獎勵，社學中「有能文進學者，將社師從優獎賞」。1945年南京民國政府還專門制定了《國立各級邊疆學校教員服務獎勵辦法令》。新中國成立後，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已形成多元化和規範化的教師榮譽制度體系。

榮譽評選的標準是榮譽獲得者資格的審查依據，是維護榮譽權威性與高貴性的首要環節。鄉村教師的職業特性要求榮譽評選體系應與鄉土文化相適切，如果榮譽評選標準呈現城市化取向，那麼鄉村教師教育生態的獨特性就會被忽視，尤其是偏遠村校教師，其異質性在大「鄉村教師」概念下可能遭遇遮蔽。小規模偏遠學校教師的測評難以套用規模學校的方式。測評應突出這部分教師在「村落文化」傳承中的價值和意義，而不是單純的「學業成績」。榮譽評選標準應關注過程和結果的公平與正義，僅停留於原則層面易給榮譽腐化留下空間。測評內容除對學生學業的關注外，還應考查學生的習慣養成情況；測評方式應擺脫文本化傾向，加強實地調查；參與測評的對象多元化，應有「鄉民」的聲音，作為重要的第三者「對每名教師都有一桿秤」；榮譽政策制定中應有多方利益相關者的參與，以保證政策擁有足夠的「草根性」。

落實精神獎勵物質獎勵並重的榮獎體系

待遇低和社會地位不高是當前鄉村教師的現實處境，因此，鄉村中小學教師的榮譽獎勵不應當是單純的精神鼓勵，還應該關照其「正確理解的自我利益」，即物質方面的需要。榮譽的價值在於其社會身份的區分，使獲得者得到某種程度的高峰體驗。

榮譽的價值由榮譽的稀缺性、施譽者的身份、榮譽的內容和榮獎的載體4個因素決定。對於鄉村中小學教師的榮譽獎勵而言，保持較高的價值屬性需要與適切的物質利益相關聯，如除了一次性物質獎勵之外，還可以通過提供乘坐公共交通的優惠、外出學習培訓、旅遊或療養等政策「特權」來彰顯榮譽的「神聖性」，使其產生「精神利益」與「實際利益」的雙重獲得感。

制定道德為主兼顧卓越的榮譽分類體系

瑞士蘇黎世大學經濟學教授布魯諾·弗雷認為，不同地區和不同類型活動榮譽的最佳獎勵數量，是一個值得努力研究的方向。有必要明確鄉村教師榮譽制度是一個基於道德標準的價值規範體系，不完全等同於能力的卓越；是基於所有基礎教育教師道德價值的衡量，而不是把「鄉村教師」作為一個獨立的榮譽群組。依此，才有可能有效化解鄉村教師榮譽設置所面臨的數量困境。

為鄉村教師頒發榮譽的價值基礎重在道德一維，是基於鄉村教師對偏遠鄉村教育的奉獻和付出，「美在於他們的堅守」。如若依從這一制度安排，現在全國330多萬名鄉村教師，約佔基礎教育階段教師總量的20%多,若加入年限的條件約制，這一比例還會降低，足以維護榮譽的稀缺性。隨著城鎮化的加速，有必要對鄉村教師進一步區分為類城鎮化學校教師和偏遠村校教師，真正需要政策傾斜與關照的是偏遠村校教師，在遵循教師職業底線的基礎上，以服務年限作為依據頒授相關榮譽，可視為這一群體默默奉獻的一種應得。

創建體現教師共性和地域性的榮譽稱號體系

本文沿用了「鄉村教師」概念，但其內涵隨社會的發展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有必要糾正鄉村教師這一概念所外加的負性信息。歷史上代表著「鄉紳文化」的鄉村教師已經隨著國家身份的賦予而消失。過去的鄉村教師完全融於鄉土之中，他們是村落文化的代言者，而當下的鄉村教師是經過城市化規訓後的返鄉者，他們所代表的往往是城市文化。隨著教師資格制度的推行，鄉村教師起點教育水平與城市教師已經無異，在教師流動機制逐步完善的情況下，流動成為鄉村教師的常態，鄉村教師更多的是一個特定階段的身份。鄉村教師榮譽制度不妨改為「教師服務鄉村榮譽制度」，強調教師身份的共性，避免「鄉村」所可能引起的負面想像。將榮譽分級建制，由年限和學校地理位置兩個維度來決定，地理位置以距離城鎮最近的交通距離來測算。如果學校地理位置特別偏遠，對這些學校鄉村教師獲得榮譽的年限要求可適當削減，例如在100公里以上3年就可以獲得起點榮譽等，可以憑此榮譽來享受公共交通和旅遊門票免費等優惠。

生成擺脫公共榮譽依賴性的個人榮譽培養體系

正式的公共榮譽具有「邊際效應」，作為一種社會榮譽不會是一種日常存在，正如溫斯頓·丘吉爾所言，「榮譽並非每個人擁有之物，如果所有的人都擁有的話，就沒有了價值」。公共榮譽所遵循的「錦標賽規則」必然導致同事間的競爭，成為同事矛盾的「策源地」。另外，若榮譽獎勵過度引入物質利益，則可能會擠出教師追求物質利益的內部動機。因此，引導教師追求物質利益從對外部榮譽的關注轉向對個人榮譽的維護，成為鄉村教師榮譽制度體系建立的核心和終極追求。

個人榮譽建立在個體具有超然性的榮譽準則之上，其觀眾就是自我，所以具有相對的自足性。不同於公共榮譽對外部施譽者的高度依賴，個人榮譽更加專註於榮譽價值本身。榮譽不同於道德的可規訓性，只能養成和引領。鄉村教師個人榮譽的培養是「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健康人格的實現過程。

（作者陳玉義，系西北師範大學教育學院博士研究生）

《中國教育報》2017年06月01日第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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