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曉明：中國學術要有自我主張

吳曉明，復旦大學哲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

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習近平同志明確提出：「要按照立足中國、借鑒國外，挖掘歷史、把握當代，關懷人類、面向未來的思路，著力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在指導思想、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等方面充分體現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這是一項艱巨的歷史任務，也是當今時代賦予我國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的光榮使命。為了完成這一任務和使命，我國哲學社會科學必須擺脫長期以來對於西方學術的學徒狀態，形成自我主張。這一擺脫學徒狀態、形成自我主張的過程，一方面意味著我國哲學社會科學要經歷「文化結合」的鍛煉，使自己成為能思的和批判的；另一方面意味著我國哲學社會科學必須深入到中國的社會現實之中，努力總結中國經驗、解答中國問題、發展中國道路。

長期保持學徒狀態會消解中國學術的主體性

由於資本主義文明的強勢地位，中國近代以後的學術總體上進入到一種對西方學術的學徒狀態中。中國學術進入這樣一種學徒狀態，當然有其積極的一面，它使中國學術能夠較快汲取西方現代學術發展的有益成果。事實上，正是伴隨這樣的學徒狀態，近代以來中國學術展開了一個史無前例的對外學習過程，取得了豐碩成果。這不僅對中國現代學術發展具有重要意義，而且對中國現代化建設同樣具有重要意義。

然而，任何一個國家的學術要走向成熟併產生偉大成果，都必須逐漸擺脫對外部學術的學徒狀態，形成自我主張。我們要構建的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無疑是成熟的、自立的學術，因而必須以擺脫學徒狀態為前提；而且，只有具備這一前提，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才可能在指導思想、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等方面形成自我主張，才可能充分體現中國特色、中國風格和中國氣派。中國學術曾經歷的學徒狀態的價值和意義，也只有根據中國學術最終在多大程度上形成自我主張、體現主體性和原創性這一點，才能得到恰當的評估。加快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要求我們通過努力使中國學術能夠在特定的轉折點上走向成熟，而這種成熟首先就是以擺脫學徒狀態、形成自我主張為基本標誌的。

當我們強調今天中國學術的發展要以擺脫學徒狀態、形成自我主張為基本取向時，是否意味著一種學術上的孤立主義或關門主義呢？抑或還意味著一種自誇自大呢？完全不是這樣。事實上，它意味著中國學術的發展必須充分經歷「文化結合」的鍛煉，並且通過這種鍛煉開始由單純的學習者、模仿者成為能思的和批判的主體。黑格爾在講到希臘文明的偉大成就時曾說：當時的希臘人既有自己的固有傳統，又面臨著來自東方的各種優勢文化；正是經歷了「文化結合」的艱苦鍛煉，希臘人才獲得了他們現實的和正當的活力，並開創出他們勝利和繁榮的時代。從文化史上我們不難發現：當時的希臘人正遭遇強大而優越的東方文化，希臘人一度似乎要被這些外來文化壓垮了，他們的宗教幾乎就是各種東方宗教的一場混戰。但是，希臘文化最終並沒有成為「機械混合的文化」或「裝飾性的文化」，那是因為希臘人牢記著德爾斐神廟的箴言——「認識你自己」，他們開始弄清楚自己的真實需要，沒有長久地做東方的追隨者。

中國具有善於進行「文化結合」的優良傳統

從世界文化史、學術史可以清楚地看到，一種文化或學術要經歷「文化結合」，總是要以逐漸擺脫學徒狀態、形成自我主張為基本取向的。如果沒有這個取向，那就根本談不上真正的「文化結合」，有的只是單純依賴或一味模仿，即通常所謂的附庸狀況。當我們說一個民族的文化或學術正在經歷「文化結合」的鍛煉時，總是同時意味著它能夠在特定的轉折點上使外來的東西被融合在自主的立場中，否則就只能意味著它自身的消逝瓦解，意味著它根本無力承受「文化結合」的艱苦鍛煉。

中國學術的復興有賴於它成功地經歷「文化結合」的鍛煉，而中華民族的歷史表明我們有足夠的能力經受這種鍛煉的巨大考驗。中國化的佛教就是這樣一個輝煌的範例。在這個「文化結合」的範例中，一方面需要廣泛地對外學習，即引進、翻譯、傳播和愈益深入的研究（以玄奘為代表）；另一方面則需要使之大規模地中國化，即根據自身的真實需要使之適應中華民族精神（以慧能為代表）。這一進程的成就是如此之高，正如梁啟超所盛讚的那樣，它在體現中華民族偉大學習能力的同時，體現出中華民族立足於自身之上的原創能力。

作為我們所面臨的艱巨任務，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不能不以經歷「文化結合」的鍛煉為基礎。因此，這一構建任務一方面是容受性的，即廣泛地對外學習；另一方面又必須及時地為自主的原創作準備，即逐漸擺脫學徒狀態。其中的關鍵在於：要使學來的東西經過思考和批判成為自己的東西，就像外部的食物必須被消化和吸收後才能增益我們的肌體一樣。就此而言，「學」和「思」是相當不同的，「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學」就像接受外部的食物，而「思」則如同進行消化和吸收。如果說在過去的一百多年中我們在對外學習方面的成績頗為可觀，那麼，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的任務就是在繼續「學」的同時，突出地強調「思」的意義和重要性。真正的「思」是以批判性為主要特徵的，而批判性又必然以自主意識為前提。只有當批判的思想在學術活動中普遍起作用時，中國學術才將表明自身不僅是「有學問的」，而且是「有頭腦的」。進而言之，只有當中國學術在其特定的轉折點上成為能思的和批判的，它才會通過擺脫先前的學徒狀態而賦予這一學徒狀態以積極的意義：中國學術長期以來的學徒狀態並不是無價值的，由此而收穫的一切都將成為一種使自身壯大起來的醞釀和積累。

形成自我主張必須深入到中國社會現實中去

雖說中國學術的學徒狀態在一定的歷史階段是有積極意義的，但它也意味著中國學術的不成熟。這種不成熟表現為學術上的外部依賴和單純模仿，因而習慣於採取教條主義的思維方式——僅僅知道一般的抽象原則，並且總是把抽象原則強加到自己身上。舉例來說，在中國革命時期，教條主義者把來自俄國的「中心城市武裝起義」當作一般原則，然後又把這一原則強加給中國革命的實踐，其結果只能是一次又一次的慘痛失敗。在這裡，是馬克思主義的原理錯了還是俄國的經驗錯了？都不是。錯在一些人的教條主義。

當前，我國哲學社會科學發展也面臨這樣的問題：由於長期以來的學徒狀態，由於在學徒狀態中習慣於因循和依傍，當今中國的學術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教條主義的思維方式，這種教條主要來自西方學術。對於當今中國的哲學社會科學來說，要擺脫學徒狀態、形成自我主張，必須從教條主義中解放出來，這就要求我國哲學社會科學必須深入到中國社會現實中去，主導的思維方式應以揭示中國社會現實為基本取向。中國學術的自我主張可以有多重規定，但其中最為根本的規定必然是：深入到中國社會現實中去，總結中國經驗、解答中國問題、發展中國道路。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不能僅僅從西方學術中摭拾一些抽象的原則並以此來裁奪中國的問題、經驗和道路。雖然局限於此的學術研究看似有很高深的原理和推論，但它卻從未同中國特定的社會現實照過面，從未同中國社會現實的真正內容打過交道。

既然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以把握中國的社會現實為樞軸，那麼，在其構建過程中必須注意以下幾方面問題：第一，把握社會現實是一個極高的理論和學術要求，因為「現實」並不像「事實」那樣僅僅是單純的「實存」（即可以通過知覺直接給予我們的東西），把握社會現實意味著把握「實存」中的本質、把握一種必然性。第二，把握中國的社會現實必然包含把握當今中國與整個世界之間本質的、必然的聯繫，但把握這種建立在現實基礎上的聯繫與抽象的「世界眼光」並不相同，抽象的「世界眼光」會抹殺特定的社會現實。第三，當社會現實成為學術的主題，當這樣的主題成為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的拱心石時，馬克思主義對學術研究的指導意義就會充分凸顯出來。因為沒有哪一種學說能像馬克思主義那樣以如此明確、徹底的方式，一方面將社會——歷史的現實提升為理論的主旨，另一方面又通過其全部理論活動為把握社會現實的學術研究開闢道路、提供方法論。

總而言之，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是一項艱巨的歷史任務，這項任務意味著中國學術需要擺脫學徒狀態並形成自我主張，而中國學術形成自我主張又是以經歷「文化結合」的鍛煉為階梯、以把握中國的社會現實為依歸的。這一學術上的重要轉折正在我們眼前出現，正在中國學術的各個領域活躍地表現出來；這一意義深遠的轉折並不是人們可以主觀期許的，而是由特定的時代狀況所決定的，由中國自近代以來的歷史實踐所決定的。正是隨著中國的不斷發展，中國學術終於迎來這個決定性的轉折。習近平同志指出：「當代中國的偉大社會變革，不是簡單延續我國歷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簡單套用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設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國家社會主義實踐的再版，也不是國外現代化發展的翻版，不可能找到現成的教科書。」這決定了中國學術必須也必然要形成自我主張。當前，中華民族前無古人的偉大實踐正在開闢出一個時代，「這是一個需要理論而且一定能夠產生理論的時代，這是一個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夠產生思想的時代」。也正是這個偉大時代把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的偉大使命賦予當代中國學術界。對於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來說，完成這一使命既是任務、也是考驗。當我們能夠真正承擔起這項重大任務並經受這一艱巨考驗時，中國學術才能紮根於中國大地，迎來它的枝葉欣榮和繁花盛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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