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籍翻譯研究‖《論語》在西方的前世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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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偉榮（1973—），男，教授，碩士生導師；現任湖南大學外國語與國際教育學院大學外語教學中心副主任；中國英漢語比較研究會典籍英譯專業委員會常務理事；全國高校海外漢學研究會理事；湖南省翻譯工作者協會副秘書長、常務理事；湖南省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研究會理事；主持國家社科基金項目1項，主持國家外文局翻譯研究院重點項目1項，主持省部級項目4項，出版專著2部，譯著4部等；主要研究方向：比較文學、中國文化對外傳播、西方易學研究、國際漢學研究與資料庫建設。

摘要：文章梳理和考察了《論語》在西方的前世今生，主要包括三個發展階段：一是西方《論語》譯介的肇始，集中對拉丁文譯本進行簡要評述；二是西方《論語》譯介與研究的發展與成熟；三是西方《論語》譯介與研究的興盛和拓展。其中涉及到英、法、德、俄等多語種和多國家的《論語》譯介與研究情況，旨在給讀者呈現《論語》在西方的全面圖景。

關鍵詞：《論語》；西方；譯介；研究

《論語》在西方的前世今生

中國所有的哲學家當中，在西方孔子無疑是研究得最多的一個。因為其學說已經影響了中國人的思想長達2000多年，所以想研究中國人思維方式者自然就從孔子入手了。[1]147《論語》在西方的譯介、傳播與研究可以追溯到十六世紀。[1]148自羅明堅（Michele Ruggleri，1543—1607）、利瑪竇（Matteo Ricci，1552—1610）後，西方各界都對《論語》有著濃厚的興趣，持續至今不衰。有關西方《論語》譯介與研究的考察，從上個世紀五十年代以來一直是國內外學者們比較感興趣的課題，國外有譚卓恆（Cheuk-Woon Taam，1900-1956）、杜潤德（Stephen W. Durrant）、鄭文君（Alice W. Cheang）、史嘉柏（David Schaberg）等[1]147-165[2]，而國內則有楊平、劉雪琴等[3]。

不管是西方學者，還是中國學者，大都集中論述拉丁文譯本和英譯本，而對其他語種的譯本以及《論語》在其他國家的譯介、傳播與接受的關注相對較少。本文擬宏觀考察《論語》在西方的前世今生，具體而言，主要包括如下三個方面：（1）考察西方《論語》譯介的肇始，集中對拉丁文譯本進行簡要評述；（2）考察西方《論語》譯介與研究的發展與成熟；（3）西方《論語》譯介與研究的興盛和拓展。後兩個課題涉及到英語、法語、德語、俄語等多語種和多國家的《論語》譯介與研究的情況，旨在給讀者呈現《論語》在西方的全面圖景。

一、西方《論語》譯介的肇始

《論語》在西方的譯介肇端於西方傳教士在中國的傳教，首先對《論語》進行翻譯的是羅明堅和利瑪竇。羅明堅，字復初，義大利人，明萬曆七年（1579）到達澳門，到過廣州、肇慶等；利瑪竇，號西泰，義大利天主教耶穌會士傳教士，明萬曆十年（1582）來華，到過肇慶、韶州、南昌、南京等地，萬曆二十九年（1601）定居北京，萬曆三十八年病逝於北京。

1594年11月15日在給德·法比神父的信中，利瑪竇提到自己所翻譯的《四書》：「幾年前（按為1591年）我著手迻譯著名的中國《四書》為拉丁文，它是一本值得一讀的書，是倫理格言集，充滿卓越智慧之書。」[4]143義大利耶穌會士艾儒略（J. Aleni）也說:「利子此時嘗將中國《四書》譯以西文，寄回本國，國人讀而悅之，以為中邦經書能認大原不迷其主者。至今孔孟之訓, 遠播遐方者, 皆利子力也。」[5]204德禮賢（Pasquale d』Elia, S. J.，1890—1963）神父也提及1591年11月到1593年11月利瑪竇先後將《四書》譯成拉丁文。[6]253這些論述均說明，利氏曾將《四書》翻譯為拉丁文。其作用便是供傳教人士認識漢字，熟悉中國儒家經典，為其在中國的傳教提供語言方面的準備，也從文化上對中國有所了解，更是其「適應政策」的一種體現。可惜的是，利氏所譯的《四書》未刊行，並未流傳下來。

而我們目前能看到的最早《四書》拉丁文譯本卻是羅明堅的譯本。有論者認為，羅氏與利氏大約在同時翻譯《四書》，不同的是，羅氏是返回歐洲之後進行翻譯，而利氏的翻譯則是在中國進行的。[7]99-100張西平也指出，羅氏譯《四書》時，利氏按照范禮安的要求在中國肇慶也做著同樣工作。[8]107羅氏翻譯的《四書》手稿現藏義大利國家圖書館，未刊行，不過其所譯《大學》第一章曾於1593年刊印在羅馬發行的《百科精選》（Bibliotheca Selecta qua agitur de ratione studiorum in historia, in disciplinis, in salute omnium procurand）。[9]35儘管這是《四書》在歐洲的第一次刊印，但是羅氏譯文並未在歐洲產生影響，原因當然是多方面的。主要原因則是，一方面傳教士內部對於羅氏譯文意見不一，另一方面利氏指出羅氏譯文質量不高，並不可靠，因為羅氏的漢語水平一般。[10]7不過，並非所有學者均認同這種意見，例如龍伯格（Knud Lundbaek）就認為，與柏應理（Philippe Couplet，1623—1692）的譯文相比，羅氏的譯文更為貼近朱熹的注釋。[11]9-11

儘管《四書》早期譯者的嘗試儘管並不很成功，利氏譯本佚失，而羅氏譯本儘管部分得到發表，而全部得以保存義大利國家圖書館，但是這些嘗試均對後來者啟發很大。1624年，李瑪諾神父（Manual Dias，1559—1639）確定來華傳教士的四年制「課程計劃」（ratio studiorum），要求傳教士學習《四書》等[12]266，而郭納爵（Inácio da Costa，1603—1666）則與其學生殷鐸澤（Prospero Intorcetta，1626—1696）一道對利氏翻譯進行完善，合作出版了《中國智慧》（Sapientia Sinica，1662）一書，內含《論語》前五章的翻譯76頁。[13]128

儒家學說真正在歐洲獲得廣泛注意得益於1687年出版由柏應理等譯的《中國哲學家孔子》（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拉丁文譯本。參與翻譯和編輯的除柏應理外，尚有魯日滿（Francois de Rougemont, S.J.，1624—1676）、殷鐸澤、恩理格（Christian Herdtrich，1624—1684）和沈福宗等，共17位傳教士。該譯本以張居正《四書直解》為底本，而並非根據朱熹《四書集注》，[7]102這是值得注意的。該書在歐洲影響很大，出版不久就有其他語種的轉譯本，如1688年即有法語轉譯本《中國哲學家孔子的道德箴言》，後來多次重印，1691年更有譯自法語的英語轉譯本《孔子的道德》（The Morals of Confucius, A Chinese Philosopher）。[14]這些譯本的刊印與發行，對於孔子及其儒家學說在歐洲的廣泛傳播無疑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1711年，比利時耶穌會士衛方濟（Francais N?el，1651—1729）在布拉格出版《中華帝國六經》（Sinensis Imperii Libri Classici Sex）。該書除《大學》《中庸》和《論語》外，又譯出了《孟子》，所以至此西方有了《四書》的全譯文；同時，該書還譯有《孝經》和朱熹的《小學》，加起來共六部，故稱「中華帝國六經」。該書由普呂凱（Fran?ois-André-Adrien Pluquet，1716—1790）轉譯為法語，1784年以《中華帝國經典》（Les Livres classiques de l』Empire de la Chine）為書名分七卷在巴黎出版。[15]31同年，錢德明神父（Père Jean-Joseph-Marie Amiot，1718—1793）發表《孔子傳》（La Vie de Koung tsée），該書共508頁，是當時西方學者最長的一部孔子傳記，雜合了《孔子家語》、《史記》、《詩經》以及其他著作中有關孔子的記述。這部著作影響巨大，後世的許多學者均徵引此書。[1]148

為了更好地傳教，新教傳教士同樣對孔子及《論語》感興趣，也嘗試翻譯《論語》。《論語》首次直接從漢語翻譯為英語便是新教傳教士馬士曼（Joshua Marshman，1768—1837）所為，題目譯為The Works of Confucius，包括《論語》第一至十章，譯文正文共725頁，包括漢語原文與譯文，漢語旁邊還附有英語「譯音」，全書的最後一頁是專有名詞的拉丁文譯名和英語「譯音」的對照表，1809年出版於塞蘭坡。[16]1828年柯大衛（David Collie）翻譯的《論語》（Dialogues）在馬六甲出版。[17]從體例看，馬士曼的原文與譯文的安排是理雅各（James Legge，1815—1897）英譯《中國經典》的先聲。

二、西方《論語》譯介與研究的發展與成熟

西方《論語》的譯介與研究到19世紀下半葉和20世紀上半葉則進入發展與成熟期。其中的傑出代表是英國的理雅各、法國的顧賽芬（Séraphin Couvreur，1835—1919）和德國的衛禮賢（Richard Wilhelm，1873—1930）。

理雅各的《論語》翻譯始於1841年，於1861年完成並出版，作為《中國經典》中的第一卷。除《論語》外，還包括《大學》《中庸》。該譯本除譯文外，另有一長篇緒論（Prolegomena），共136頁，分六章詳細闡述了各具體文本的相關情況：第一章是「中國經典綜述」，包括「中國經典所涵括的書籍」和「中國經典的權威性」；第二章分析《論語》，包括「漢朝學者於《論語》的形成」、「撰寫的時間、作者、計劃與真實性考證」、「關於《論語》的論著」和「各類材料」；第三章分析《大學》，包括「《大學》的歷史及排序上的不同」、「作者、本文與評述的區分」和「範圍與價值」；第四章分析《中庸》，包括「《中庸》在《禮記》中的地位與成書時間」、「作者及其簡略生平」、「完整性」和「範圍與價值」；第五章論述「孔子及其直傳門徒」，包括「孔子生平」、「孔子的影響與觀點」和「孔子的直傳門徒」；第六章則主要列出了本卷所參閱的書籍。[18] 1-136理雅各譯本的另一個突出特點是，漢英正文之後附以評論性注釋。[19]105從下圖可知，理雅各將「學而第一」翻譯為「Book I. HSIO R.」，其中「第一」是翻譯，而「學而」則是音譯，由於那時候既沒有系統的威氏拼音法（Wade-Giles System），所以他的譯文中凡是音譯之處，會讓讀者有一定困難，不過理雅各在譯文前均附有拉丁文拼法與他的拼法的對照表，對讀者也有一定幫助。同時，他將每一部分翻譯成「Chapter」，即章，如Chapter I、Chapter II等，而每一節則用阿拉伯數字表示，比如下圖中的1、2、3等。漢英正文之後便是詳盡的評論性注釋，這樣做當然顯得繁瑣，但是對於外國讀者而言，無疑是非常有幫助的。費樂仁認為，翻譯作品如果用這種方式呈現，也就是將漢語原文、譯文與評論性注釋進行理雅各這樣的三欄處理，就會形成寫作學（grammatology）上一種特殊的動態，讀者可以因此自行判斷翻譯是否得當，是否可更雅緻，論證是否恰切。[19]105此前的翻譯最多徵引兩種註疏：一是朱熹的註疏，在中國學術界影響非常巨大；二是張居正的註疏，因為張居正是寫給十歲的少年萬曆皇帝閱讀的，所以相對簡易。而理雅各則徵引了300多種重要儒家註疏，融入了古往今來的儒家學術傳統，水平非常高。[19]105對於外國讀者而言，這種方式無疑是一種非常便捷而又可以深入了解中國文化和典籍的方式，對於今天中國文化「走出去」的實踐無疑具有深遠的啟示意義。

圖1 理雅各英譯《論語·學而》書影

理雅各《論語》等譯本的優勢當然不僅限於此，費樂仁列出了十五種之多[19]102-111，其餘的不在本文探討範疇內，故在此不贅。理雅各包括《論語》在內的《中國經典》的翻譯直接啟示了後來者，例如法國的顧賽芬、英國的蘇慧廉（William Edward Soothill，1861—1935）、德國的衛禮賢和中國的辜鴻銘等等。

顧賽芬翻譯的中國典籍沿襲了理雅各的很多做法，例如漢語語段置於頁面上端，而其後則緊接著用法語的讀音來為漢字注音，在其後才是法語和拉丁語並列的譯文，同樣用數字為篇、章編號，而明顯減少的是大段大段的註解。費樂仁指出，顧賽芬的翻譯大體上繼承了理雅各的翻譯制例，為古籍中的每一個漢字都注出了法語讀音，而且提供了法語與拉丁文並列的譯文範本，使其成為了法語、拉丁語讀者捧讀的「經典翻譯」。[20]111-113

辜鴻銘在其「英譯《論語》序」中提到，他之所以要翻譯《論語》，是因為他對理雅各的譯文非常不滿意，認為他的譯文不達意。在翻譯《論語》時，辜鴻銘為了使他所詮釋的儒家觀點能影響處於另一種意識形態環境下的西方讀者，他在表達有中國特色的概念時，盡量保持西化的語言特色，消除西方讀者的陌生感，從而希望勾起西方讀者的閱讀慾望。辜鴻銘在翻譯時，除語言的西化外，還夾注一段西方哲人的話，以便讀者對照理解。[21]345-347

蘇慧廉在其序言中，直接提到理雅各英譯本、辜鴻銘英譯本、晁德笠（Angelo Zottoli，1826—1902）法譯本和顧賽芬法譯本，尤其是理雅各英譯本對其譯作的貢獻。[22]II-III蘇慧廉是逐字逐句對《論語》進行英譯的，並附上了詳盡的注釋（如圖2所示）。

圖2 蘇慧廉英譯《論語·學而》書影

衛禮賢翻譯的《論語》曾有三個版本，衛氏《論語》德譯本的第一稿於1904年發表在《東方世界》（Die Welt des Ostens）的續篇上，這是青島出版的報紙《德國—亞洲瞭望》（Deutsch-Asiatische Warte）的副刊[23]467；而第三稿則於1910年在耶拿出版社出版。[24]德國對於孔子及其《論語》的研究最遠可以追溯到萊布尼茲（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1646—1716）及其弟子沃爾夫（Christian Wolff，1679—1754）等。萊布尼茲景仰中國的精神文明，讚歎孔子思想的偉大與高潔，認為東方秩序良好的國家可作為充滿怨恨和仇噁心理的西方國家的模範。[25]49戴維斯（Walter W. Davis）則認為孔子思想的引入使萊布尼茲看到了在世界宗教中發現共同真理的可能，這些真理將使全世界的人民連為一體，而且其觀點影響了同時代的其他思想精英，尤其是其弟子、哲學家沃爾夫。[26]535-36而第一部《論語》德譯本則出自朔特（Wilhelm Schott，1802—1889）[27]164

萊布尼茲也好，朔特也罷，他們對於孔子及其《論語》的詮釋和認識，由於時代和自身的局限性，他們並未能到中國來親炙中國文化，所以其言論和譯作隨著歷史的演進而成為沉積，成為歷史的一部分。而衛禮賢的《論語》德譯本則與此不同，它直到21世紀依舊是德語世界的標準之作。對於理雅各的翻譯方法與原則，衛禮賢既有繼承又有超越，[19]115-116這可能是其譯作生命力旺盛的部分原因。

孔子及其《論語》中揭示的理性與人性因子，同樣是啟蒙知識分子的追求目標。張濤指出，在啟蒙時代的歐洲，孔子宣揚的人本主義和開明政治掀起了一股熱潮，成為歐洲思想界競相學習、研讀的範本。[28]23其中伏爾泰（Voltaire，1694—1778）尤其引人矚目，其「慕華」（sinophile）情結終生不渝，他對中國文化的深厚愛慕貫穿他所有作品，即便是中國熱在法國已經露出衰落的跡象，他始終信賴孔子的理想觀念。[29]1050羅柏森（Arnold H. Rowbotham）指出，孔子學說從三個重要方面影響了17、18世紀的歐洲思想：1）助長了針對基督教基本原則的批判精神、2）喚醒了人們對個人與國家間關係問題的興趣、3）確立了學者在社會結構中的地位。[30]238

孔子學說在歐洲不只是收到熱情歡迎與推崇，也有反對和質疑之聲不時發出，基督教內部更是如此。屬於天主教的耶穌會士對孔子及其學說頌揚有加，而該教的其他分支為了搶奪教會主導權卻貶低耶穌會報告的可信度。[28]26孔誥烽（Ho-Fung Hung）指出，耶穌會的中國和孔子觀因為教會內部的鬥爭而在其中一蹶不振，卻由於深得歐洲啟蒙思想家的青睞而在世俗社會影響深遠；歐洲人質疑和反對孔子學說分三個階段：1）耶穌會與方濟各各會等其他分支的矛盾為第一階段；2）18世紀後半葉的法國百科全書派思想家發起了第二輪大抨擊，如康德稱中國人頭腦中從無美德與道德觀念，而黑格爾認為孔子思想是極為乏味的迷信和行為規範；3）19世紀，因東西方政治格局的變化、歐洲民族主義的興盛和達爾文進化論的興起，孔子學說乃至中國的整個思想制度都被視為歐洲的對立面，而成為低劣文化的代表，這是第三階段。[31]257-60, 261-62, 268-74

這時期還有其他一些《論語》英譯本，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林語堂和韋利（Arthur Waley，1888—1966）翻譯的《論語》。西方學者認為，韋氏的《論語》英譯本可能是西方最具才學的（the most briliant）的譯本，不管其譯文的對錯與否，均有意義，其長篇導論和譯文中的注釋也引人入勝，原因是他徵引了許多中國學者關於《論語》的最好註疏。可惜的是，他很少列出引文的出處。[32]62林氏對孔子及其《論語》的思考集體在他的著作《孔子的智慧》（The Wisdom of Confucius）中，這是林氏系統向西方介紹孔子思想的著作，除「序言」外，均是林氏從各種典籍中選輯出來的，是孔子「述而不作」的完美體現。[33]1-2 這一選編本對於西方讀者全面認識孔子及其《論語》有著極為積極的意義。譚卓恆指出，林氏的方法是很新的，其翻譯也是準確、流暢而鮮活的，與過去將孔子刻畫為保守、嚴厲而不苟言笑之人相比，林氏將孔子描畫為富含人性、睿智而幽默的君子，有著自己明確的喜好；當然，林氏這樣處理的不足之處在於，孔子顯得比他本人更古怪。[1]154

17世紀初歐洲人在北美大陸開闢殖民地，孔子及其學說也隨之傳播至北美。愛默生（Ralph W. Emerson，1803—1882）盛讚孔子是「世界的榮耀」和「哲學中的華盛頓」，並認為孔子可與耶穌、蘇格拉底媲美。[34] 205-06梭羅（Henry D. Thoreau，1817—1862）同樣非常推崇孔子，他將孔子所說的「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與現實經歷的精鍊總結（pithy crystallization）相提並論。[35]203中外學者均發現，梭羅名著《瓦爾登湖》中多處徵引包括《論語》在內的儒家典籍。[36]20-24

三、西方《論語》譯介與研究的興盛與拓展

20世紀後半葉無疑迎來了西方《論語》譯介與研究的興盛與拓展期，主要表現在《論語》譯本越來越來，與孔子和《論語》相關的專著也層出不群，並且這種趨勢不僅限於英語國家，在其他國家也同樣如此。

第一位需要注意的是龐德（Ezra Pound，1885—1972），他於1951年翻譯出版了《孔子：大學、中庸和論語》（Confucius: the Great digest, the Unwobbling pivot, the Analects）。[37]龐德對於中國文字和中國典籍的解讀以及他的創作和思想對中國文化的吸收，中外均有很多深入的研究。相比以前的翻譯，從標題上看龐德的不同是他將《大學》和《中庸》分別譯為了「the Great Digest」和「the Unwobbling Pivot」。李歐梵曾提到史華慈（Benjamin I. Schwartz，1916—1999）從嚴復對斯賓塞（Herbert Spencer，1820—1903）的《群學肄言》（Study of Sociology，目前通譯《社會學研究》）的理解入手，將這本書與中國儒家經典的《四書》聯繫起來進行分析，以此討論斯賓塞的「科學」概念與嚴復思想中儒家遺產之間的某種親緣關係，例如It was precisely cultivation of the sciences which led to that purgation of all the beclouding by the passions dreamed of by the ancient sages, or, alternatively, it was precisely Western science which presupposed the moral qualities, the adherence to the 「mean」 (Ezra Pound』s 「Unwobbling Pivot」) described in theDoctrine of the Mean.[38]22 李歐梵坦誠，對於這段話他有很多疑慮，例如斯賓塞的「社會學」如何和 中國的道德價值或《中庸》中所預設和闡述的德行聯繫起來，不知道龐德是誰，對英文單詞「Unwobbling Pivot」的意思也一竅不通，而幾十年後史華慈對於龐德術語的參考依然讓他好奇；通過一遍遍的閱讀，他發現這段話里，史華慈事實上為嚴復接受是不是得科學思想提出了兩種解釋並將其構成一種雙層論據：（1）作為西方思想家的斯賓塞重新認可了嚴復所認同的那些業已被視作有些保守和傳統的中國先哲的道德洞見；（2）斯賓塞「科學」方法中的「誠意」內涵又向嚴復證明了即使西方真正的科學知識也都建立在某些道德原則上，可以延伸出某種中西共享的道德資源。因此，嚴復的理由通過史華慈的話語表達出來後，典雅的中國辭彙（誠意）就使史華慈式的精心遣詞造句顯得更為深邃、複雜。[38]22-24

此後，尤其是中國改革開放之後，越來越多的讀者和學者注意到中國，也更為關心中國文化，因此英美國家以及全球範圍內都有一股認識、深入解讀代表中國文化精髓的中國典籍的熱潮，孔子的《論語》更是不斷被翻譯出來，如魏魯男（James R. Ware）、陳榮捷、傅羅仁（Lawrence Faucett）、劉殿爵（D. C. Lau）、華靄仁（Irene Bloom）、柯湯姆（Thomas Cleary）、竇雷蒙（Raymond Dawson）、黃繼忠（Chichung Huang）、李克曼（Pierre Ryckmans，筆名Simon Leys）、安樂哲（Roger T. Ames）和羅思文（Henry Rosemont, Jr.）、白牧之（E. Bruce Brooks）和白妙子（A. Taeko Brooks）夫婦、亨大衛（David Hinton）、李祥甫（David H. Li）、森舸瀾（Edward G. Slingerland）和華茲生（Burton Watson）等。其中影響更大的則分別是劉殿爵、柯湯姆、李克曼、安樂哲和羅思文、白牧之和白妙子夫婦以及森舸瀾的譯本，中外學者均有較為深入的討論與研究。

斯洛伐克漢學家高利克（(Marián Gálik，1933—）曾撰文詳細介紹孔子和儒學在波西米亞和斯洛伐克的接受，指出孔子和儒學在斯洛伐克的接受已有280年歷史，出現了衛方濟和普實克（Jaroslav Prü?ek，1906—1980）等著名中國文化傳播者。[39]180-190《論語》在俄羅斯的翻譯始於1729年，至今已有285年歷史，不計研究儒學的專著或論文中所出現的部分《論語》譯文，其譯本至少有17個。[40]96-102李明濱指出，貝列羅莫夫（Переломов，俄籍華裔，漢語姓名稽遼拉）1993年出版的專著《孔子·生平、學說、命運》，對孔子及其儒學進行了全面、系統而深入的討論，是俄國有史以來最重要的一部孔子研究的專著。[41]55-56稽遼拉的《論語》翻譯頗有特色，遇到疑難之處，他將各種語種（包括英語、德語、日語、韓語、漢語和俄語）的譯例舉出來以方便讀者進行比較。[42]356-360托爾斯泰對孔子的崇敬之情更是學者們熱衷討論的話題，如米勒（Rene Fueloep-Miller）稱孔子為托翁的「開明導師之一」[43]113-14。芬蘭對於孔子及其學說也有很濃厚的興趣，第一本中國儒家文化典籍的翻譯和介紹就是柯和寧（Kalle Korhonen）翻譯的《大學：儒家世界觀導讀》（Suuri Oppi: Johdatus Kunfutselaiseen el?m?nkatsomukseen），1921出版。其中《大學》的翻譯只是很少的一部分內容，更多篇幅是介紹孔子的生平以及孔子的思想。[44]32 王為義（Toivo Koskikallio）的譯本《孔子：論語》1958年出版，其後多次再版，其翻譯根據傳統分篇章目的方法，標註了篇目名稱，概括該章主題如「關於學習」（Opiskelusta，學而），「關於管理」（Hallitustoimista，為政），「關於節禮」（Juhalamenoista，八侑），「鄰里之愛」（Naapmirakkaus，里仁）。[44]55-56

孔子及其學說在西方的興盛和拓展還表現在很多華裔學者的加入以及研究主題的拓展方面。金安平的《孔子：喧囂時代的孤獨哲人》（The Authentic Confucius）完成於2007年，其最主要的史料來源是《論語》與《左傳》，原因是《論語》是與孔子最密切相關的作品，而《左傳》也說明孔子的淵源。[45]13-15在此還得提到司馬遷的《史記·孔子世家》，因為司馬遷是最善於以想像力重構過去的史學家，在追尋歷史與歷史人物的過程中，他不會讓歷史記錄成為負擔，也不會為編年史的闕漏所困擾，而金安平寫的孔子生平，主要在於回應司馬遷，所以她未採取司馬遷連續敘事的筆法，而是在敘事中留下空白，以此來反映史料的闕如。[46]15-16從某種意義上說，金安平對於司馬遷的敘述是表示懷疑的。她指出，司馬遷是第一位試圖將孔子周遊列國的零散故事組織成連貫敘事的史學家，其做法是藉由添加敏銳的眼光與戲劇性的事件來增益故事，為了使故事完整，他不惜安排各種情節轉折以填補漏洞，因此司馬遷的敘述既過分改寫了孔子的事迹，又過度彌補了污損孔子名聲所帶來的問題，更是存在著邏輯問題。[45]107-108作為國際著名史學家史景遷（Jonathan Spence）的妻子，金安平無疑在歷史寫作上受到史景遷的影響，正是這一因素使得她的著作有著與史景遷史學著作般的高度可讀性。[46]

另一部值得一提的著作是孟久麗（Julia K. Murray）的《道德鏡鑒：中國敘述性圖畫與儒家意識形態》[47]，她將孔子及其《論語》的研究在國外拓展到了完全不為人注意的方面，即敘述性圖畫與儒家意識形態（學說），其主旨即探討圖像在典籍流傳中的功能，在書寫中國敘述性圖畫史之時，分析社會精英階層如何運用圖像宣揚和維護儒家價值觀。[48]126孟久麗通過考察《孔子聖跡圖》的淵源和流傳，從而揭示出了孔子及其學說是如何深入中國人的心理和深層結構的。[49]269-300

四、餘論

《論語》在西方的譯介、傳播、接受與研究的過程，是中國文化在西方譯介、傳播與接受的一個縮影。從１６ 世紀至今，《論語》在西方已經傳播了４００ 多年，這期間有很多方面還未有人予以關注，本文只是嘗試初略梳理其傳播簡史，除關注傳播較為普及和充分的幾個國家如美國、英國之外，也將眼光拓展到《論語》在法國、德國、俄國，甚至斯洛伐克、芬蘭等國家的譯介、流傳與研究上。

後續的研究除了宏觀方面，更應該關注微觀方面：如(１)《論語》書籍是如何傳入西方的，其版本如何，其中哪些人起到了關鍵作用；(２)各種譯本依據的是哪種註疏（釋），譯者為什麼選擇了這種（些）註疏，而不是另外的註疏；(３)譯本的完成是否得到了中國學者的幫助，其依賴性有多大；(４)傳播中哪些因素更重要，其原因是什麼等等。

尤為重要的是，以往譯本所參考的《論語》文本並非均為權威註疏，而且當代的優秀研究成果並未得到及時的利用。中國學者對國內狀況更為熟悉，不管是對古代還是現當代的註疏和研究成果，都容易獲取和掌握。因此，中國學者可以與外國學者（包括華裔學者）合作，將《論語》及其最新研究成果推介到海外，並利用更為精當而權威的傳統和現代註疏對《論語》重新進行英譯，從而推出更為可讀而經典的新譯作。

說明

本文原載《燕山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5年第2期，已獲作者授權在本公眾號推送；本文為期刊排版前的定稿，與最終刊出的文字稍有不同，且篇幅較長，微信文章省略了參考文獻和注釋內容，請感興趣的讀者自行到中國知網閱讀全文，特此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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