龍場悟道之事上磨練工夫（三）

五、事上磨練工夫的重要

龍場大徹大悟之後，陽明始終未放棄葆任的工夫。而他以後的各種「事上磨練」的社會實踐活動，也見證了一個悟道、行道者應有的卓犖人格風姿。即使他後來的經世立功事業震襮乎一時，本質上也是心學工夫運用於實踐的結果。特別是晚年在江右揭出「致良知」宗旨以後，則可見其境界愈臻圓融完善，接引學人入道的方法也愈加簡易靈活。

誠如王龍溪所說：「專提『致良知』三字，默不假坐，心不待澄，不習不慮，盎然出之，自有天則，乃是孔門易簡直截根原。蓋良知即是未發之中，此知之前，更無未發；良知即是中節之和，此知之後，更無已發。此知自能收斂，不須更主於收斂；此知自能發散，不須更期於發散。收斂者，感之體，靜而動也；發散者，寂之用，動而靜也。知之真切篤實處即是行，真切是本體，篤實是工夫，知之外更無行；行之明覺精察處即是知，明覺是本體，精察是工夫，行之外更無知。故曰：『致知存乎心悟，致知焉盡矣。逮居越以後，所操益熟，所得益化，信而從者益眾。時時知是知非，時時無是無非，開口即得本心，更無假借湊泊，如赤日麗空而萬象畢照，如元氣運於四時而萬化自行，亦莫知其所以然也。蓋後儒之學泥於外，二氏之學泥於內。既悟之後則內外一矣，萬感萬應，皆從一生，兢業保任，不離於一。

晚年造履益就融釋，即一為萬，即萬為一，無一無萬，而一亦忘矣。」甚至臨陣用兵，千鈞一髮之際，能夠克敵制勝的原因， 也不在智術的孰高孰低，而在心的動與非動，如能「學問純篤，養得此心不動」，便是用兵之術，即為致勝之道。特別是平定震驚朝野的朱宸濠之亂，一場巨大的國家顛覆滅亡危機頃刻之間即消歸於無形之後，他不但未能因功受賞，反而多方受謗蒙冤，非特個人隨時可能遭受殺身之禍，即戮家滅族的噩運也迫在眉睫，然而他「進不求名，退不避罪，單留一片報國丹心，將苟利國家，生死以之」，幫助他度過常人難以忍受的難關，而又始終不喪失儒家濟世情懷的，正是他在生死關頭所體驗和不斷建立發展起來的良知學說。不妨檢讀「兵革浩穰」之際，陽明自己不無感嘆的說法：

致知在於格物，正是對境應感實用力處。平時執持怠緩，無甚查考，及其軍旅酬酢，呼吸存亡，宗社安危所系，全體精神只從一念入微處自照自察，一些著不得防檢，一毫容不得放縱。勿助勿忘，觸機神應，是乃良知妙用，以順萬物之自然，而我無與焉。夫人心本神，本自變動周流，本能開物成務，所以蔽累之者，只是利害毀譽兩端。世人利害不過一家得喪爾已，毀譽不過一身榮辱爾已。

今之利害毀譽兩端，乃是滅三族、助逆謀發，系天下安危也。只知人疑我與寧王同謀，機少不密，若有一亳激作之心，此身已成齏粉，何待今日？動少不慎，若有一毫假借之心，萬事已成瓦裂，何有今日？此等苦心，只好自知。譬之真金之遇烈焰，愈鍛煉愈發光輝。此處致得，方是真知；此處格得，方是真物。非見解意識所能及也。自經此大利害、大毀譽過來，一切得喪榮辱，真如飄風之過耳，奚何以足吾一念？今日雖成此事功，亦不過一時良知之應跡，過眼便成浮雲，已忘之矣。夫死天下事易，成天下事難；成天下事易，能不有其功難；不有其功易，能不忘其功難。此千古聖賢真血脈。

「一切得喪榮辱，真如飄風之過」，正是龍場悟道之後，一切「聲利嗜好俱能脫落殆盡」話語的再言說與再展開，但卻內涵了更為豐富深廣的閱歷經驗和體悟內容，並非抽象乾癟的理論教條式的外在自我表暴，而是充滿活潑生機的內在心性的沛然流露。更明白地說，他是在「滅三族、助逆謀發，系天下安危」的生死危難關頭，再次證明無論由工夫證入本體或由本體示現工夫——特別是觸機神應、妙用周流，即本體即工夫、即工夫即本體境界的豁然朗現——作為一種生命的學問的經驗，都不能不是生命超越的真實現量，當然也都是可信和可靠的人格風範示顯。

這是真知與真行契合統一而又「對境應感」必有的結果，非「譬之真金之遇烈焰，愈鍛煉愈發光輝」，則不足以說明「事上磨練」對人生守道和行道精神品性考驗的重要。毀譽在外不在內，並非能由自己主觀決定；良知則在內不在外，完全可以自作主腦或主宰。足見他的心學思想固然不能說毫無理論訴求，但更重要的是最大化地凸顯了實踐性的品格。

實踐性的品格不僅在生命證量工夫上能將人導入「至善」的境界，甚至根本就是人間「實學」精神勁氣的根本來源，誠如王龍溪所說，陽明在「大利害、大毀譽」中的所作所為，特別是他立德、立言、立功三者打併為一片的超越方式，即與歷史文化而非彼岸世界同一長久的安身立命存在之道，「是豈惟足以祛紛紛之議，千古經綸之實學，亦可以窺其微矣!」

六、心性自得之學的開顯

陽明面對身死族滅危機，而不為利害毀譽所動，其所顯現出來的人格風姿，特別是無執無著的實存主體生命「至境」，實際也是對生死患難的一種曠達和超越，「聖人之道吾性自足」——內在良知良能——的外在顯現，誠如他自己所說：「平生所自信者良知，凡應機對敵，只此一點靈明神感神應，一毫不為生死利害所動，所以發慎密，敵不知其所從來。

在我原是本分行持，世人誤以為神耳。」良知之所以能「神感神應」，吃緊之處正在「一毫不為生死利害所動」。而不少從陽明游者也認為：「以良知之教涵泳之，覺其徹動徹靜，徹晝徹夜，徹古徹今，徹生徹死，無非此物。不假纖毫思索，不得纖毫助長，亭亭噹噹，靈靈明明，觸而應，感而通，無所不照，無所不覺，無所不達，千聖同途，萬賢合轍。」

反映良知說或良知教在傳播過程中，也獲得了「同此心同此理」的普遍性認同，說明良知學說的產生，實有生死智慧的哲理奠基，而與孟子的「夭壽不二，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莫非命也，順受其正」，張載的「存，吾順事；沒，吾寧」等說，前後一氣貫通，血脈相連，均體現了儒家「不以一朝之患而忘其終身之憂」，坦然從容應對生死及其他一切利害得失，而又決不放棄家國天下責任，一切皆依據代表天命的大化流行來決定人生行事，從而最終實現剛健不已的人間關懷熱情與終極超越目標的人生至誠態度。

陽明依據良知一任生死利害狂飆襲來，絲毫不為其所動的說法，不僅顯示了靈性生命的無盡妙用，甚至用在「應機對敵」上，也毫無任何的人為造作。表面上世人無不以為其用兵如神，實則在當事人自己看來，不過只是依「本分行持」，根本便為生命存在本該如此之事。陽明強調「知還是你的明師」；「鄙夫自知的是非，便是他本來天則，雖聖人聰明，如何可與增減得一毫？」可識在他的話語脈絡中，良知即是人生最重要的「天則明師」。它本來就渾然於命中，燦然於性中，豁然於心中，瞭然於意中，躍然於行中。因而能夠在毀譽利害中超越毀譽利害，在生死流傳中超越生死流傳的，正是不可能不為人人所同具的，能夠最大化地彰顯人的主體精神與人格尊嚴的具有「天則明師」特徵的「良知」。

但無論良知或「天則明師」，從根本上說，都是他早年龍場大徹大悟「聖人之道吾性自足」之後，不斷透過「事上磨練」的工夫，憑藉心性自覺自證日趨深入的體悟，當下契理契機的再言說或再發揮。故其說雖「主致良知。而以知行合一、必有事焉為其功夫之節目」，均離不開他一生的生命實踐體驗。至於人性之中具足聖人之道，當然可以表述為後來提出的徹上徹下的良知學說，不僅顯得更加圓融究竟，而且也能清楚傳達儒家體用一源的根本精神，雖是晚年的定論，然追溯其前後源流，則可說都與其早年百死千難的深邃生命體驗有關，都離不開龍場悟道「不覺呼躍」那驚天動地的一幕，都是名根消盡、生死超越必有的結果，都是心性自得之學必然的邏輯延伸，都是內在光明人性能夠外在開顯的積極自我肯定，都再次證明了誣謗污垢相交，困頓危疑四逼，反足以玉成賢人君子。

在這一意義脈絡下，所謂「聖人之道吾性自足」，似也可看成是他早期的良知說，適可見「居夷三載，處困養靜，精一之功固已超入聖域，粹然大中至正之歸矣」。遂愈信「見性知命，乃能續得聖賢命脈。……見性知命之道，則在用艮，艮也者，成始而成終者也」。故其說「即之若易而仰之愈高，見之若粗而探之愈精，就之若近而造之愈益無窮」，不能不說是「若水之寒，若火之熱，斷斷乎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

龍場大徹大悟的人生經歷，同時也說明「讀儒家書，須是從義學翻身過來，庶不至籠統顢頇」。與同時代的多數學者一樣，陽明早年亦嘗遍讀朱子之書，熟悉儒家經典，但他之所以高出他們一籌，成為時人難以企及的思想高峰，即在於龍場悟道的深邃生命體驗，已足以使他「從義學翻身過來」，直入本體而自成一系統，然後再依體起用，靈活萬千，生機無限，不僅深入義理端的，能夠時時處處透過實踐吃緊受用，而且確確乎獨立不拔，始終不失規矩準繩，乃是物來而能應，事至而不惑，功成而不居的一代大儒。足證「學問之道，以各人自用得著者為真，凡倚門傍戶，依樣葫蘆者，非流俗之士，則經生之業也」。

而「事上磨練」作為「優入聖域」的必要環節，不僅將境界與工夫、本體論與實踐論打併成一片，而且也能活化為具體的人格風姿，轉化身心受用的精神滋養資源。故總結陽明艱在苦奮勵、百死千難中所悟之道的真諦，了解他一生學問與道體合一的生命成長經歷與悟道次第，必然大大有裨於我們重新尋找求道、修道、證道、行道方法的入門措手工夫，從而在現代或後現代的語境中再次開出人類應有的精神發展方向。

王陽明心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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