黔中百年口述史：玉陶先生的安順往事（三）

口述：潘玉陶（2017年3月29日）

採集整理：胡一平、陳文傑、張厚林、庄文全

五六十年代憶事

1954年，我7歲時去報名讀書，因為名額有限，我家成分不好，不能入校。1955年時8歲了才得讀書。

大躍進時我11歲，街道上喊去挖鐵礦，我們是在水庫上，挖那些紅土疙瘩，當時水庫還沒有修起。當時市西路全部是黃泥巴路，還沒有修好，最多的時候那兒修建了好多鐵爐子。武廟裡面也有，廟裡那些紅底金字的金屬的全部拆下來燒。

參加大鍊鋼鐵的安順專區公安處女幹警

煉鐵爐要風箱，就是屯堡人打鐵扯的爐，裡面的活塞是要用到雞毛的，動員大家到處找雞，沒有了就動員女同志剪頭髮來做。煉鐵要燃料，沒有煤炭就到處砍樹，原來圖書館裡面有幾棵大樹，砍了，塔山上的、金鐘山上的、一中學校中的、提督府中幾棵老神樹全部砍了。

另外就是「嚇雀雀，除四害」。各個單位、所有階層、各個學校、每個學生每個市民都發動起來。我們學生要打蚊子、打蒼蠅，交死蚊子、死蒼蠅、蛹也行；打老鼠呢，一條老鼠尾巴抵一隻老鼠任務；打麻雀呢，兩隻鳥腳抵一隻麻雀任務。另外就是到處敲鑼打鼓，嚇得那些小鳥無法休息，直到它們累死。這個運動從頭到尾我都參加的。消滅蚊子蒼蠅，當時是全城統一發氯氯粉，點燃苦蒿來滿城熏，一到晚上全城到處煙熏火燎的。

1950年5月4日，為慶祝第一個五四青年節而舉行的聯歡舞會

接著是滿城滾珠軸承化。當時的大標語是「大戰三十天，實現全城滾珠軸承化」，小標語是「鼓足幹勁，力爭上遊」。開始叫鐵匠把八號、十號鐵斷成一截一截的，稍微打圓點，就放在另外的鐵碗碗里打成圓珠。雖然生產了很多，但在工業上用不成。但人人有任務，有人完不成，就到處找素珠，甚至佛珠來替代。城裡把所有補鍋的、配鑰匙的這些組織起來辦了國營五金廠。把編簍簍籠籠的，打糞箕的組織起來，辦了國營竹器廠。1959年最大的損失是莊稼全部成熟了不準收，農村所有勞動力必須全部去大鍊鋼鐵，這樣就才造成了1960年的餓飯。

1960年我當班長，老師叫我組織大家聚個餐。當時吃的都不夠，我建議，我們大家每人出一角錢，每人湊一個菜，我們班十幾個男生，買了點黃果酒，實際是三精水（糖精、酒精、香精混合而成的水），一個同學叫羅天壽，他家是開鋪子的，他拿幾個酒杯來，嗚呼連天的吃起來。大家湊來的菜，最好的是油炒的黃豆，剛上桌就被大家一掃而光。吃著吃著一個同學還在黑板上畫一對蠟，編排了兩個同學當新郎新娘，大家鬨笑起來，高興得不得了。

1958年12月,貴州省人民委員會授予普定縣無螟縣獎旗

當時的糧食供應是中學生以上是每月27斤，剛生下的嬰兒是9斤。這些不全部是米，精細糧比例是一比一。最困難時一個月半斤肉。安順範圍內有除糧票、油票、鹽票、肉票、煙票、布票這些外，還有豆芽票，有些地方還有糞票，到城頭挑大糞也要票，公共廁所各生產隊要派人守，要不會被半夜來偷糞。

文化生活上，五十年代是京戲、川戲團，也有電影。六十年代是電影最為興盛的時候，那個時候是用電影來消磨時間。

1958年縣級安順市建立時的遊行隊伍經過老大十字南街口

艱難的謀生

初三時不得了，「四清」開始，我們班主任是個極左派，他極力打壓我們成分不好的學生。初三畢業，我們自然不能再升學了。我出了學校，一天遇到我們三中的教導主任劉益顯，他問現在做什麼，我說什麼也沒搞。他問我教書不教，如果願意，他幫我打條子到鄉下教書。我說等我回家與老的商量一下。我爹說算嘍，不去了，運動一來，專門整這些教書的。所以我沒去成。但教導主任劉益顯對我的恩情，我要記一輩子。人家在我走投無路的時候，想著幫我一把，我必須要記情啊！

因為成分問題，我入不了合作社和工廠。於是我就開始打零工。修路、打砂，後來到烤煙廠打烤煙包子，打好扛上車，做了好久。再後來，我又去跟著一個姓唐的師傅學木匠；後來隔壁鄰居又介紹我到南關廂的建修社做泥水匠。

1960年代紅衛兵

那個時候南關廂有個五顯廟，裡面成立個木農具社，專門打龍骨車（水車）、風簸等農具，後來出現了電力的抽水機、打米機後，沒辦法了，改成建修社，輕工局建築修理合作社。雖然當時是計劃經濟，建修社是跨行跨業的，屬於計劃外，業務要自己找，但我好壞有了個工作，糧食也加成了三十多斤。

搞建築，我的體力不行。我喜歡看書，無論走到哪裡都要帶起書。我在建修社工作了7年。我曾經好幾次差點掉命。有一次在大修普定縣衙門時（在一小那裡），有一次工棚垮了，其他人全部跑開了，我退到一個牆角無路可走，我當時想我死定了，誰知道一棵桁條落下來，正好擔在牆角上，支空了，我才保住了一條命。又一次在老大十字給一個縫紉社揀瓦，一塊椽皮斷了，我摔下來，好在沒大傷。還有一次，我們在望謨修車站，我們在高空操作時，腳手架剛發出一點聲音，一個小伙就說不好，趕快上牆頭。我們剛離開架子，整個架子就垮了一地。

「文革」中，建修社儘管只是一個小單位，但鬥爭形勢仍是劇烈的。那裡面是石、木、泥水，幾乎全部是找不到正式工作的人，所謂「有問題」的人亦比較多。有一個軍醫學校的指導員，有兩個抗戰老兵，有當過土匪的，還有幾個中專生，所以我們建修社的人三庄四碼頭來的，成分複雜，因此，文革中特別熱鬧，拉幫結派成立戰鬥隊，大字報貼得到處是，你揭發我，我揭發你。有人來拉我，但我一個都不參加，在旁邊看熱鬧。當時我19歲，雖年輕，但比較懂事。

歡送上山下鄉青年留影

我們本就是一些找一天糊一天嘴的人，但在革命形勢面前，絕大多數人都是狂熱的。當時我父親身體不好，家庭重擔是依靠我母親和我來維持，所以家庭情況和理智，容不得我參加任何戰鬥隊。當時真是荒唐，有的兩兄弟、兩夫妻、兩父子各屬於一個派系，互相揭發、互相打死的都有。

文革結束後，改革開放媒體開始活躍，郵電局專修讀報欄，每天引來不少讀者關注（攝於1978.2.17）

這個時候我去了一趟昆明。我有兩個朋友，他們是畢節的，準備到昆明串聯，我就跟著去玩，因為坐車、吃飯都不要錢，他們搞串聯，我是相當於免費旅遊。

文革結束不久，又搞割資本主義尾巴。拉板車的拉著板車遊街，賣挑煤炭賣的挑著煤炭遊街，打石磨的著拖著石磨遊街。雞蛋也不能賣。有一天，我看到一個婦女提著一筐豆腐乾來賣，被市管會的逮住，問她幹什麼，她說是拿來送親戚吃的。市管會的人當場把她所有豆腐乾全部揉碎，然後說，你既然不是賣的，就各人拿回家吃。結果這個婦女當場就瘋了，立馬就瘋了！我想，那個婦女賣豆腐乾，可能是忙著要錢治病，或者其他什麼事忙用錢。

趙一曼旅社是20世紀70年代縣級安順市的紅旗單位。

1973年建修社拆分開後，我先是分在顧府街棉線染色廠，這是烈軍屬棉線合作社發展起來，後來與絲線社合并而成的。我在棉線廠搞供銷，1974年分到織襪廠，也是搞供銷直到八十年代。但一直以來我對文化的追求從未放棄過，總覺得有一天，文化肯定會受到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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