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關條約之後，日本如何佔據台灣？

文史 07-15

北京，三千名舉人聯名上書光緒帝，以示對棄台的激憤不平；台灣，軍民帶著鐵鍬、竹槍、木棍，懷著一股義勇精神，投入一場沒有勝利希望的抗爭……

1895年4月的台灣，春天來了，卻充滿了惶惑與不確定感。台灣巡撫唐景崧，整日在布政使撫衙里（位於目前台北市中山堂附近）愁眉不展，自從去年甲午戰役失敗，到今年三月間，已不斷聽到各種流言，儘管他不斷拍電報到京城求證，然而朝廷遲遲不做肯定的答覆。

官員內渡，富紳避難

住在板橋林家花園的富紳地主林維源，消息比較靈通，他從洋行朋友手中接獲外電，得知台灣割日之約業已簽訂，趕緊乘轎穿過他所捐建的小南門城門（即目前台北市愛國西路小南門），跑進撫衙晉見唐巡撫。

據已故台灣政界人士林金生回憶，林家後人告訴他這段故事，唐景崧一見電文就暈了過去。林金生的女兒，亦即雲門舞集林懷民的姊姊，嫁給了板橋林家後代子孫。

唐景崧蘇醒後，立即打電報去北京核實，兩天後才得到迴音，叫他以及所有文武官員內渡晉謁朝廷，只需留下行政用品給日本人使用即可。

於是道、府、縣各級官員相繼繳印離去，富紳階級如台灣首富林維源也紛紛回大陸避難。

無力遷徙，或家產龐大不願放棄的人，開始為茫茫前途想辦法，「一時哭聲四起」，二十年後台南詩人連橫在《台灣通史》中描述當時的情景。一些居民涌到巡撫衙門，鳴鼓罷市，要求廢止條約，死守台灣，如果打敗再談割地；中日甲午戰爭在遠離台灣兩千里以外的黃海發生，為何戰爭結束後，朝廷卻要將台灣割給日本？唐景崧向北京彙報民情，卻苦無答覆；請求援軍，也沒迴音。

舉人上書請願

這時，正好有一群台灣人在北京應試進士，以康有為、梁啟超（梁當時才二十二歲）為首的維新人士也對清廷的處置激憤不平，於是就聯合了一千三百位應試舉人上書抗議《馬關條約》，要求不要放棄台灣。後又擴充為三千名舉人聯名上書光緒皇帝，要求維新變法：「棄台民之事小，散天下民之事大；割地之事小，亡國之事大。社稷安危，在此一舉。」梁啟超日後曾為文：「中國之有『群眾的政治運動』，實自此始。」然而清廷已無心無力再戰。

既然清廷置之不顧，台灣住民又趕緊商議，打算依恃外國力量來對抗被別人擺布的命運，紛紛向英、德、法籍商人申請保護，願將台灣所生產的煤、金、茶、樟腦、硫礦奉送，作為酬謝。然而國際人士各有各的利益打算，全都袖手不顧。

撫衙里，甲午戰役時為加強海上備戰而臨時從大陸僱用來的兵士，很擔心唐景崧如果返回大陸，就沒人付他們糧餉，這與想保障身家財產的士紳，以及一些不甘為異族統治的抗日人士如丘逢甲立場一致，於是大家要求唐巡撫不內渡，並宣布台灣自主：「……伏查台灣已為朝廷棄地，百姓無依，只有死守，據為島國……」成立「台灣民主國」，以「永清」為年號，「藍地黃虎」為旗幟，唐景崧任大總統，南部軍備劉永福為民主大將軍。

歷史常常會出現令人錯愕的演變，兩百年前一部分中國東南沿海人民隨鄭成功「反清復明」來到台灣，卻不料子孫們會在這時，擎舉「永清」年號，遙奉清朝，以示不忘祖國。

5月下旬，傳言日本文武官員已出發向台灣而來，主張民主政治（例如民選官吏）的台灣民主國發表獨立宣言，從宣言內容可知，這是迫於局勢（中國與國際都無人聲援）無可奈何的獨立，然而仍然心向中國，漢人意識強烈：

「照得日本欺凌清國，要求割讓我國土台灣，台民曾向朝廷請願，未克奏效。吾人聞知倭奴不日將至，吾人如屈從，則吾土吾家皆將淪於夷狄，如吾人抗拒，以實力較弱，恐難持久。屢與列強磋商，咸謂台民應先自立，然後可予援助。」

「吾台民，誓不服倭，與其事敵，寧願死亡。爰經會議決定，台灣全島自立，改建民國，官吏皆由民選，一切政務從公處置。但為禦敵及推行政事，必須有一元首，俾便統率，以維秩序而保安寧，巡撫兼署台灣防務唐景崧，為人民所敬仰，故由會議公推為民主國總統。公印業已刻成，將於初二日（5月25日）巳時由全台紳民公呈，凡我同胞，無論士農工商，務須於是日拂曉齊集籌防局，隆重行禮。幸勿遲誤。」

然而台灣民主國壽命極短，總共才一百四十八天。設在台北的政府被日軍武力逼迫，八天後崩潰；而後以劉永福為首，設於台南的新政府，持續一百多天後，也在10月19日宣告倒台。

軍艦上移交台灣

有關日軍即將登陸的謠傳四起，台北社會治安陷入混亂。從大陸雇來的士兵，是倉促招募渡海而來，並無保衛「鄉土」的觀念，遑論紀律，雖然名為正規軍，一旦局勢丕變，即搖身為盜寇，反而給前途未卜的台灣增添了內亂。

中日雙方已到辦理交接的時刻，交接方法充分暴露了清廷官員的性格。根據日本史學家伊能嘉矩在《領台始末》所述，中方代表李經方（李鴻章之子）非常擔心台灣住民報復，特地在船上懸掛德國國旗，以保自身安全。他與日本第一任台灣總督樺山資紀在基隆三貂角外海會合時，兩度登上樺

山的「橫濱丸」會談，並要求為顧及他的安全，改在海上交接。

樺山接受李經方的要求，把對日本而言最值得誇耀、原本想在台北大肆慶祝的交接儀式，改在軍艦上簡單行事。

樺山資紀與日皇的親戚北白川宮各率軍艦，在基隆外海會合攻打台灣，原本預定從淡水登陸，但遭遇岸上炮擊，就改到澳底，殺光僅四百兵士的守軍，繼續攻打瑞芳，準備從背後攻進基隆。

前任北一女校長呂少卿的父親與祖父，當時住在三貂角附近，日後寫下幼時聽聞的殺戮場景：「海上仙鄉成鬼域，黎民遺恨卻何之。」

歷史作家喜安幸夫指出，這批登陸的日軍，原本要去中國東北打仗，臨時改來接收台灣，所以戰鬥意念高，造成在台灣燒殺劫掠的場面。這反而燃起台人的復仇意志，在日本佔有台灣後十餘年間，部分台灣居民仍不斷轉戰反抗，使日本在殖民台灣前期疲於「治安」。

光是日軍登陸到佔領全台的五個月內，台灣總督府報告台灣被殺戮一萬多人，但日軍死亡僅278人，「可以說是每五十個台灣人陪葬一名日本兵」。伊能嘉矩說。

等到基隆也陷落時，台北城內已成人間地獄。搶、殺、放火事件頻發。這時搶著要離開台灣的人都遭到留下的人襲擊，被勒索交出銀錢才能到碼頭搭船。

等於是被劫留在台灣的唐景崧已經束手無策，只得喬裝成難民攜眷出城，仍被士兵識破，據傳他被迫交出錢財，才准搭上外國商船逃到廈門。

台北商人請軍進城

已故歷史學家楊雲萍曾評說，唐景崧固然顢頇無能，但平心而論，當時的客觀條件，「即使子房再世，諸葛復生，也要束手，無能為力」。

日軍進入台北城，其實是未發一槍一彈，並且被一批市民視為維持治安，開門請進城的。

當日軍紮營基隆時，台北城內治安混亂，富商、士紳就以李春生、李秉鈞、吳聯元、陳舜臣為首，群聚於艋舺龍山寺討論生存之道：舊政府已逃跑，對新政府摸不清底細，而眼前匪寇正在打家劫舍，台北已成無政府狀態。聚議的結論是：面對這不確定的未來，不妨派代表謀和，等日軍平定內亂，再做打算。然而無人膽敢出任代表。二十九歲的鹿港人辜顯榮於是挺身而出。

他舉著白布條獨自到基隆的日軍司令部，把台北現況告訴民政長官水野遵。日本人大感意外，半信半疑向台北出發，走到半路，向三個外國人求證屬實。這三個人（德國商人、英國商人與美國記者），也是受台北人之託，前來說項的。

日本人興奮之至，立即請辜顯榮引導軍隊，6月7日清晨，火速趕到北門城下（即今台北市北門），一名老婦人陳法與她的兒子，冒著城內槍彈呼嘯的危險，快手快腳登上城牆，放下梯子，日軍於是進城。

辜顯榮後來深受日本人信賴，三十歲到東京受勛，三十一歲就做台北保良總局長，20世紀30年代還被選派為日本貴族院議員。同時，他還得到日方所給的鹽和樟腦等專賣的經濟特權，奠定了辜家豐厚的家底。

鹿港辜宅是日據時代日本人派名設計師建築的豪邸，現在已被改為民俗博物館。辜顯榮在台北迪化街附近的宅邸，現在已被改為榮星幼兒園。

特殊的歷史發展，為辜顯榮帶來不同的評論。一些民族意識強的台灣人批評辜顯榮出賣了台灣。但也有人認為，許多人歡迎日軍進城，獨他享受最大利益，譏蔑者出於嫉妒。辜家子孫常為父親解說，例如他的長子辜振甫就將父親當年的動機解釋為：「保護台灣人的生命財產。」

民間關於辜顯榮的傳聞故事也很多。例如已故的國寶級布袋戲藝人李天祿，曾講述民間傳奇故事說，辜顯榮由於生活無著，有一天對人生失望，醉酒躺在澳底海邊，打算任由海浪卷噬，不料大海龜三番兩次撩撥腳丫，他只得爬起來，舉手遮陽眺望海面。日本軍艦看到岸邊居然有人「敬禮」歡迎，狂喜不已，從此賜他「榮華富貴」。

台灣義勇搏鬥日軍

進城十天後，滿心狂喜的樺山資紀，就在布政使署衙舉行始政式，開始日本長達半個世紀（五十一年）的殖民統治。十三年後大興土木建總督府，地址就在今天台北市的重慶南路、介壽路（即凱達格蘭大道）路口。

1969年，當台灣已光復二十三年，以輕工業為主的經濟起飛、國民人均年收入為三百四十三美元。三十一歲的加油站工人康寧祥在萬華區競選台北市議員，就在龍山寺講述這段歷史，選民有感於台灣孤苦無依的命運，令其高票當選市議員，成為當時市議會中最年輕的議員。

康寧祥認為，先前台灣住民想反抗被倭人統治的「漢人意識」，在日軍進城這段時間想辦法自求生存時，有一些人已模模糊糊開始轉變為「台灣人意識」。

「管理台灣住民的統治者已經逃走，台灣人生死無人管，只是一群浮浮沉沉的孤兒，有誰是他們的老闆，照顧他們呢？」埋藏在台灣子孫骨血里長達七十四年的悲痛，在康寧祥以沙啞聲音喊出時，民眾的淚水幾乎奪眶而出。

輕易即擁有了台灣北部，使日本人以為今後的統治會越來越容易，未料反而在中南部遭到頑強抵抗，這使得日本統治階層1895年一整年都在從北到南征戰。也就是說，這一年，在台灣島上，有兩個國家權力在做殊死拉鋸戰，直到「台灣民主國」被一寸寸消滅掉為止。

當時台軍軍備缺乏，只能以鐵鍬、竹槍、木棍，以及義勇精神來與現代化裝備的日軍搏鬥。據黃昭堂教授指出，日軍士兵個個都操縱村田槍，這種火器最遠射程可達一千三百多米，還有海上的艦隊發炮射擊。「台灣民軍可以說是奮勇地投入到一場沒有勝算希望的戰鬥中。」

一位日本駐台的戰地記者記錄下當時台灣人民不分男女老幼都參與戰鬥的情景：「我們從潛伏處暗中窺伺敵人的動靜。只見每二十人或三十人成群，集在這裡，聚在那處，其中還有婦女執槍的，也有老幼執槍的，糧餉多由婦女在搬運。」

黑旗將軍難支應

在諸多武裝抗日隊伍中，以曾經出征越南聞名的黑旗將軍劉永福，最受人民推舉。他來到台南重整旗鼓，率領將士歃血為盟，以「不要錢、不要命、不要官、甘苦相共、戮力同心」相誓，以示決心，他向當時正在守父喪的連橫商借一部分屋宇，作為軍事指揮部。

連橫認為自己所親歷的這場動亂，將來必會成為台灣史上重要的一頁，因此留意收集有關「台灣民主國」的文告，以及其他種種第一手文據，從獨立宣言，往返電文，到劉永福缺錢時代替銀票所發行的郵票。自從十三歲時，父親連永昌送他一本台灣史書，教導他「汝為台灣人，不可不知台灣事」開始，連橫即已立誓寫一部更完備的台灣史。

胡適的父親胡鐵花正在治理新成立的台東州，等到戰後割讓，他好不容易從糧源與對外電訊都斷絕的台東來到台南，不料腳氣病發作，左腳已不能動，劉永福苦苦留他幫忙，不肯放行，直到六月底，胡鐵花雙腳無法動彈，才獲准返回大陸，隨即病死在廈門。

胡鐵花在台東為官三年，曾勵精圖治。台東人為紀念他，在台東鯉魚山立了塊石碑。

在甲午開戰時就已被叔叔從台灣帶回徽州老家的胡適，這時才三歲零八個月大，依稀只記得「死訊傳來，一屋子哭聲，母親連人帶椅往後翻倒在地，我只覺得天地全都翻覆了」。胡適從此與母親（胡鐵花的續弦妻子）相依為命，受盡族人與兄嫂的嘲諷，生活費幾至斷絕，胡適也因此發憤讀書。民國初年，他在北大任教時，主張新文學與白話文，為中國帶來思想與文學的劇變。

黑旗將軍雖勇猛，卻難於應付無人無錢支應的局面。本來答應替他籌措錢糧的鹿港、彰化富商，繼桃園、中壢、苗栗、新竹、彰化城相繼陷落後，見事不可為，紛紛偃旗息鼓。而原本兩江總督張之洞允諾撥銀支持也未見匯到，歷史學界後來追查史料才知，張之洞被李鴻章攔阻。劉永福只好發行公債、紙幣，甚至用郵票代替兵餉，答應士兵將來以四倍償還，但很快都變成廢紙，無法抵充貨幣。

民間抗日失敗的原因除了武器不足，並且缺乏戰略與戰術，更受限於地域觀念，組織鬆散，始終未能形成全島聯合陣營，只有各地頻傳孤軍起義，旋即被滅。

日軍最後緊急召集援軍從中國大連趕來，從海面與陸地合擊台南，一路燒殺，現在的台南市佳里區，原名「蕭壟」，不幸田舍人畜全被夷平，因而後來地名改稱「消人」。

10月17日，劉永福見勢不可為，也化裝逃回廈門，台南城民開門揖日軍入城。日本完全佔據台灣。

文章摘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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