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沈從文放棄了文學？

文學的良知使他放棄了文學，文學家的智慧使他走向了文物。從文學到文物的轉變，得失與否，讓歷史去評說。但是我真的慶幸，他成為了文物研究專家。

沈從文（1902－1988），中國現代著名的文學家、小說家、散文家和考古學專家，原名沈岳煥，生於中國湖南省鳳凰縣。

沈從文1920年代起蜚聲文壇，與詩人徐志摩、散文家周作人、雜文家魯迅齊名。沈以小說創作著稱，其中最廣為流傳的作品是《邊城》，一曲關於湘西世界的詩化情感哀歌。在散文方面同樣有建樹，《湘行散記》、《從文自傳》，文字清新可喜，又有湘西人的虎氣。1948年受到郭沫若等的批判，1948年12月31日宣布封筆，中止文學創作，轉入歷史文物研究，主要研究中國古代服飾。代表作品有《中國絲綢圖案》、《唐宋銅鏡》、《龍鳳藝術》和《中國古代服飾研究》等。

- 山雨欲來，擱筆棄文

1948年沈從文寫完最後一篇小說後，便擱筆不再進行小說創作。在創作的盛年，一代文豪突然擱筆休書，讓不少人為其扼腕嘆息。但是，文學界的很多人都知道沈從文為什麼要這樣做。

1948年是一個特殊的年份，中國的歷史即將迎來一次翻天覆地的動蕩與變革。生性敏感的沈從文自然也會感知到。這一年，沈從文在給大哥的回信中寫道：「惟十天半月可能即有地覆天翻大戰發生！在此熟人統用一種沉重心情接受此歷史變局」，他的用詞精準而微妙，是沉重憂慮而並非期盼的喜悅。這裡可以看出他作為一名知識分子的政治敏銳：政權變了，知識分子也必然隨之改變。

在主張文學為政治服務、文學成政治的傳聲筒的左翼文學當道的1940年代，沈從文和京派的一些作家並沒有捲入這股洪流中去。作為有獨立藝術追求的作家，沈從文和朱光潛等一些學者型作家始終認為，文學要和政治保持一段距離，不能淪落為政治的宣傳工具。

然而在1940年代，這和主流的聲音是相背離的。1948年3月，郭沫若發表《斥反動文藝》一文，將沈從文定為「桃紅色」的「反動」作家，並斥道：「特別是沈從文，他一直有意識地作為反動派而活動著。」這已不是簡單的文藝觀念上的對立和討論，這是一頂政治的大帽子，將一個作家歸於反動派去了。

接著，沈從文於1948年12月31日宣布封筆，不再進行文學創作。

一個才華橫溢的作家壓制著自由創造的渴望，這是怎樣的一次精神上摧毀性的打擊？沈從文在1949年元月說道：「我應當休息了，神經已發展到一個我能適應的最高點上。我不毀也會瘋去。」

- 追求美與愛，收拾文化遺產

1949年，沈從文不再從事文學創作後，心如死灰，感到自己的生命走到了盡頭。他曾兩度試圖自殺而未果。既然不能死，就要找個活著的理由。從發瘋到自殺，再到尋求新的生活目標，這是一段難熬的歷程。當一個作家不再創作的時候，他需要去尋找下一個事業，讓它能安放自己靈魂。於是他選擇了文物研究與整理。

沈從文故居

美國人金介甫評述沈從文時說道：「美是沈從文的上帝。」當他自己在文學作品中所描繪的湘西世界的美和愛不再被欣賞時，他決定到地下去尋找，到歷史中去尋找，到廢墟中尋找。

那個幾乎因為文學創作而自殺了的人，從死亡線上回歸後，似乎看清了未來文學的發展趨勢，而忽然變成豁然大度。這從他給一位當時的文藝青年的複信中可以窺見一二：「時代突變，人民均在風雨中失去自主性，社會全部及個人理想，似乎均得在變動下重新安排。

過程中恐不免有廣大犧牲，四十歲以上中年知識分子，於這個過程中或更易毀去。」作為知識分子，要想避免毀去，還是要依託於文化。於是，他一頭扎進了歷史博物館，堅忍不拔地向著另一條寂寞之路跋涉，在文物研究領域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

從青少年時期開始，沈從文就與文物結緣，《沈從文自傳》里介紹，沈從文很早就「已從那些本地鄉紳學會了刻圖章，寫草書」。1922年到1923年間，沈從文在保靖任「湘西王」陳渠珍的書記。當時，陳渠珍的軍部會議室大櫥櫃里有書，有字畫碑帖，有古瓷銅器……這些東西就由沈從文負責。這讓他得以接觸到大量的中國古代文獻古籍、明清繪畫及銅器，為他的文物歷史知識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沈從文和妻子張兆和

解放前住在北京，沈從文最喜歡在琉璃廠流連。這種興趣，用他的話說，「恰好住的地方是北京前門外一條小街上，向右走就是文化的中心，有好幾百個古董店，現在看來，可以說是三千年間一個文化博物館……可說是近三十年我轉進歷史博物館研究文物的基礎。」

1937年到1949年間轉行前，沈從文已寫過一些談書法、木刻、美術、演劇乃至文物保護的文章。他的《讀展子虔〈游春圖〉》就寫於該時期。

早在建國前，他對文物保護就具有極大的熱忱。彼時，北平正處於炮火之中，沈從文致信凌叔華，對文物破壞與保護的無視表達了極大的不滿：「北平也許會毀到近一二年內戰炮火中，即不毀，地方文物也一天一天散失，什麼都留不住。」

與此同時，他也表明了自己對文物工作的規劃與預期：「從近事看發展，中國美術字畫銅玉時代已過時。其地方性特種美術品，將更能引起各方面注意，也易與現代接觸……十年後一定還可把許多有地方性工藝品，使之與現代工藝重新接觸。」可以看出，沈從文對文物工作的了解和熱愛，也已經超乎尋常。

- 孤獨前行，成就了文物研究的輝煌

帶著隱痛的沈從文一頭扎進了被破四舊給打得落花流水的中國文物廢墟里，仔細研究曾經無比輝煌燦爛的中國古代藝術。他不僅研究作為主流藝術的服飾、建築、玉器、書畫、輦輿、車乘、織錦、刺繡和漆器等，也研究為當時瘋狂的革命所拋棄的各種古玩，如扇子、銅鏡等等。

在他的精心研究下，那些被推倒、被打碎、被遺棄的中國古代藝術品栩栩如生地重現在中國的書架上。在極端困難的形勢下，他嘔心瀝血撰寫了大量著作，如《唐宋銅鏡》、《龍鳳藝術》、《戰國漆器》等，其中《中國古代服飾研究》更是填補了中國服飾研究的歷史空白。

郭沫若在這本書的序言里寫道：

「古代服飾是工藝美術的組成部分，資料甚多，大可集中研究。於此可以考見中國民族文化發展的軌跡和各兄弟民族的影響。歷代生產方式，階級關係，風俗習慣，文物制度等，大可一目了然，是絕好的史料。」

《中國古代服飾研究》不像一般服飾史採用章節體，按時間順序分名目論述，在材料處理上，作者的思路和方法是「先就館中材料和個人習見材料，按年代排個先後次序，分別加以摹繪。」全書共179篇，從實物、圖像出發，整體結構像一部學術論文集。

這部書是新中國服飾史研究開山之作，資料豐富、考證精確，見解獨到，圖文並茂，對中華民族三千多年的服飾文明進行了擇微鉤沉的研究和探討，是一部體大思精的學術巨著，也是一部豐富可靠的資料選輯，曾作為國禮被國家領導人贈送外賓，做文化交流之媒介。

更有意思的是沈從文在引言里寫的一段話：「這份工作和個人前半生搞的文學創作方法態度仍有相通處……給人印象，總的來看，雖有長篇小說的規模，內容卻近似風格不一，分章敘事的散文。」他念念不忘的文學創作仍然帶到了他的文物事業里。

他以文學家的姿態去完成文物專家的工作，並以這種情懷為無生命的文物吹進了煙火的氣息。同樣，他的文人情懷也在服飾研究中隨處可見。在談到服飾變遷時，從商到清，照例用他素淡的筆墨，娓娓道來。

到最後卻筆鋒一轉，「照規定，清代農民是許可穿綢紗絹緞的，可是事實上穿綾羅綢緞的仍然是那些地主官僚們、大商人們，至於受盡剝削、受盡壓迫，終年辛勤難得一飽的短衣漢子們，能求勉強填滿肚皮，不至赤身露體，已經很不容易，哪裡還能穿得上絲織品！」

沈從文對他的文物世界傾注的是和文學創作同樣的熱心與真誠。他對大量文物進行整理與歸類，並加以生動而富有歷史感的解說。這決不是一個專家談論自己飯碗的那般程式化。他儼然已經把文物當成自己事業的極其重要的一部分了。

沈從文的文物世界和他的湘西世界一樣，有悲哀的靜靜流淌，又有生之大歡喜。沈從文在變化著，一如他所說：「生命在發展中，變化是常態，矛盾是常態，毀滅是常態。生命本身不能凝固，凝固即近於死亡或真正的死亡」。

我們所欣喜的，是在他的從文學到文物的轉向里，洞察到人生百味、人間煙火，並且重新認識到一個一直未曾離開文化世界的沈從文。這也是應了他的那句話：「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照我思索,可認識人」。

- 得失與否，歷史自有評說

有很多人在討論和權衡沈從文從文學到文物的轉變的得與失。在《沈從文轉業之謎》這一篇著名文章里,作家汪曾祺如是說：「從寫小說到改治文物，而且搞出豐碩的成果，失之東隅，收之桑榆，就沈先生個人說，無所謂得失。就國家來說，失去一個作家，得到一個傑出的文物研究專家，也許是划得來的。但是從一個長遠的文化史角度來看，這算不算損失？如果是損失，那麼，是誰的損失？誰為為之，孰令致之？」

1980年，沈從文在美國演講時，也談到了他的轉業：「我藉此想糾正一下外面的傳說，就是說我在新中國成立後，備受虐待，受壓迫，不能自由寫作，這是不正確的。實因為我不能適應新的要求，要求不同了，所以轉到研究歷史文物方面。」沈從文曾說：「我總彷彿不知道應怎麼辦更適當一點，我總覺得有一個目的，一件事業，讓我去做，這事情是合於我的個性，且合於我的生活的。」

作為歷經各種運動的老運動員，沈從文知道應該如何說檯面上的語言。但是，他內心的傷痛和遺憾真的不容易被人了解。有報道說，1985年，有記者訪問沈從文，說起「文革」中他打掃女廁所的事情，在場一位女記者動情地擁住他肩膀說：「沈老，您真是受苦受委屈了！」沒想到，83歲的老人當下抱著她的胳膊，嚎啕大哭起來，「哭得就像個受了委屈的孩子，什麼話都不說，就是不停地哭，鼻涕眼淚滿臉地大哭。」

也許文物研究是作為文學家在後半生不得不選擇的職業，但是，這確實是他在那樣的時代最適合他後半生的職業。因為文物研究，他讓大量掩埋在廢墟中的文物顯現光華，因為文物研究，他著述了不朽的著作。

1981年，沈從文在湖南省博物館演講時說道：「我深深覺得這幾十年生命沒有白過，就是做說明員。」在美國一所大學演講時，他說道：「我所研究的問題多半是比較新的問題，是一般治歷史、藝術史、作考古的，到現在為止還沒有機會接觸過的問題。」這是他在文物方面的自負和自信，也是只有付出了真誠和心血的人才會有的自信。

我們真的無法評價解放後沈從文如果繼續作為文學家會是怎樣的後果。我們不妨想像一下，如果解放後沈從文繼續在文學創作的道路上走下去，他會遭遇到怎樣的命運。文化革命中，即便他早已經停止了文學創作，還是遭受了非人的屈辱。

如果他繼續呢？要麼他成為一隻嘰嘰喳喳的喜鵲，在餓死人的三年自然災害中歌唱著希望的田野，要麼，還是按照他《邊城》的調子繼續寫作，其結果可能是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一系列作家學者名單里再添上一個名字。

文學的良知使他放棄了文學，文學家的智慧使他走向了文物。從文學到文物的轉變，得失與否，讓歷史去評說。但是我真的慶幸，他成為了文物研究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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