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報已「死」 電報人還活得好好的

2017年4月，高麗嫻在中國流動科技館展廳中，給學生演示無線電發報。圖片（除署名外） 受訪者供圖

北京電報大樓停業標誌電報行業落幕；電報人講述代碼傳遞的故事；身上仍保留戴手錶、耳背等職業印跡

一份重要信息，要經過6個小時，才發送到對方手裡，還得是大城市。在今天看來這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但在三四十年前，每天都在發生。

7點的鐘聲，敲開北京的黎明。電報大樓國際報務員賈錫剛上了一整夜的班，正快速敲擊鍵盤，給大洋彼岸發送消息；三公里外的北京站，來往旅客陸續在郵局門口排起隊伍，發報員王梅也迎來一天中最忙碌的時刻；山西省太原市電信局的高麗嫻，經過五年的戰備訓練與實戰，已經可以在六七個工種間自由切換。

和所有年輕人一樣，他們掌握一技之長，期望贏得更好的生活。

四十年後，2017年6月15日，北京電報大樓營業廳正式宣布停業。

6月20日，搬到長話大樓的電報業務窗口，無人值班。泛黃的《標準電碼本》躲在電腦屏幕支架後邊，封面落了一層灰。

「電報業務早就退出大眾市場，之所以保留窗口，是因為沒有公開宣布它的終結。」聯通北京分公司的宣傳經理唐柳明說。

雖然電報業務還象徵性地存在，但在媒體的報道中，這幾乎標誌著一個時代的終結。

在這條曾經的信息高速公路上，他們沉默地忙碌，沉默地讓路，沉默地揮別。

大嗓門、耳背、戴手錶、不願透露真名。直到今天，他們身上依然保留著電報人的痕迹。

「在這兒工作，找對象佔優勢」

北京西長安街11號，北京電報大樓，屋內一片嘈雜。

上百台55式電傳機正同時工作，鍵盤噼噼啪啪。打孔紙條被機器慢吞吞地吐出，滋滋聲淹沒在傳送帶發出的齒輪噪音里。成捆的電報從一樓營業大廳「發射」上來，像坐電梯一樣，自動掉進四樓的接收筐，發出咚咚的聲響。報務員不得不扯著嗓門對話。

不知道的，以為走進了一家工廠車間——24小時運轉的傳送帶，把600平米的屋子分割成好幾個區域，待處理的電報單源源不斷地傳送到報務員身邊。

這是賈錫剛參加工作的第二年。這裡是他的辦公地點，俗稱「報房」。

1976年的3月1日，20歲的他騎著飛鴿自行車，到北京電報大樓正式報到。手上戴著父親送他的西馬牌全自動機械手錶，金屬錶殼錶帶，帶日曆，不用上弦。

「這個職業要求我們時間觀念必須非常強，每一步操作都有時限。」在賈錫剛的印象中，大樓里到處都是鐘錶，但報務員為了方便掌握時間，基本人人都戴手錶。

傳送帶上的電報單，根據緊急程度，被貼上不同顏色的小條，對應不同的操作時限，從8分鐘到90分鐘不等。紅條是加急，藍條是政務，黃條最緊急，都是關乎人命安全的。

「但如果是特別急的，就不能等傳送帶了，處理完要趕緊跑過去，遞到下一個處理的人手裡」。

工作環境好，樓層高，一層相當於別的樓好幾層，還有中央空調。而且一說人家都知道，長安街邊兒上有鐘的那個大樓，氣派。找對象也佔優勢，最起碼政治過硬，工資也高，一個月41塊5。最值得一提的是國際電報，亞洲的1塊多一個字，比如說一張電報100多字，我一天發100多份電報。當時三大件之一的自行車就是100多塊錢一輛，「我一天就製造100多輛自行車呀！」

1958年9月30日，《北京日報》發了一條新聞：「我國電報通信網路的中心北京電報大樓，已經在昨天提前三個月宣告建成」。當天的新聞頭條是，「西紅柿畝產46581斤，冬瓜畝產73000斤」。

這座59年前建成的大樓，是新中國成立初期北京城的一座標誌性建築。不僅是賈錫剛的記憶，也是整整三代北京人的記憶。

住在大樓對面西絨線胡同的馮小宇，1951年出生，是一位北京知青。他從小在這裡生活，上世紀90年代返城。

「我們31中就在大樓正對面。有時候下課拖堂，就有同學喊：老師，電報大樓都敲鐘了！」

在馮小宇眼裡，電報大樓的鐘聲比其他鐘聲更清亮。「早起敲鐘的時候，我們就拿著臉盆、牙缸，準備梳洗。鴿子聽見鐘聲，呼啦一大群就都飛起來了。」

1976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第二天餘震時，賈錫剛正在上班。他記得，對面首都電影院樓頂旗杆左右晃得厲害，報房裡沒人動，都覺得倒不了，「我們大樓肯定結實。只是，這回電報該多了」。

的確，當時的電報堆積成山，用麻袋裝著。人們從四面八方發來消息，只為問一句，「平安否？」

編輯：王曉琳 李凡宗

1986年，高麗嫻參加全省業務比賽抄報項目。

40年前就用網路「聊天」

午夜鐘聲敲響。長安街兩側，只剩電報大樓燈火通明。

「你北京嗎？我找815。」815是賈錫剛的代號。

到了上世紀80年代，他從普通報務員晉陞為值班長。夜班的值班長，又被稱作「夜局長」，可以調度所有的電報線路。

國際國內各城市之間往北京發電報，以及市內各區縣之間傳輸，都要通過電報大樓中轉。

和報務員聯繫最多的，不是同一個辦公室的同事，而是線路另一端的報務員。彼此並不知道姓甚名誰，只知道代號，用電碼來傳輸訊息。

「早上好，我是446，現在開始發報。」一串電碼發過去，這是李建雲最常用的打招呼形式，對方也用電碼回復，「好的，我準備收報。」

李建雲是賈錫剛的同事，在電報大樓工作了將近30年。他的代號是446，「李」的電碼是2621，這些數字李建雲脫口而出。

ZCZC表示一段電文的開始，NNNN表示結束。這是報務員之間才能聽懂的暗語。但在他們看來，這都屬於「明碼」，還有很多他們也不懂的「暗碼」。比如，水文電報中經常出現「亂碼」，只有防汛指揮部的人才能看懂。

李建雲記得，老百姓之間也有用暗語的，比如「21日到京，百花開」。他也不知道什麼意思，就原封不動地傳過去。

「報務員之間有配合默契的，每次一發代號就知道了，哦，今天又是他值機。」賈錫剛說，「40年前，我們就用網路『聊天』了。」他不知道對方長什麼樣兒，有的一輩子也沒見過面。

自上世紀70年代起，民用電報的收發主要是通過電傳機。每個漢字對應4個數字型大小碼，以有線電報的方式傳輸摩爾斯電碼。報務員通過敲擊數字和字母鍵盤就可以操作。

「一說發電報，好多人以為是抗日神劇里『的的達的』那種。那是無線發報，通過人工敲擊手鍵發送信號，除了軍隊或者應急通信，很少用了。」賈錫剛解釋道。

日常發送的電文，他沒有印象特別深刻的，最多的就是父母生病，接站送站。

但也有能記住一輩子的電報。1988年蔣經國去世時，賈錫剛經手了鄧穎超發往台灣的唁電。

「當時兩岸尚未通信，我以為這封電報會被退回來，但沒退，被台灣接收了。」

「這是報紙已經登出來了，我才能跟你說。」按紀律，報務員通過電報得知的消息，就算再重大，也得當不知道，不能跟任何人提起。

賈錫剛覺得這份發往台灣的電報十分珍貴，記錄了共和國的歷史，報底應該保留下來。但按照保密守則，所有的報底，過保存期後，都要被銷毀。這封也不例外。

有一次他去電視台做節目，主持人提出，在節目現場發一份電報，賈錫剛拒絕了。

「電報內容無論事大事小，都屬於隱私，不能給第二個人看。公開發報的形式，是不符合要求的。」

王梅曾經使用過的電碼本，1983年出版，定價0.6元。

三大神技

背碼、認孔、盲打是報務員必備的三大神技。

「13日到，21次，接。」一封從北京站郵局發出的電報，要經過六個人的傳輸與核實，才能到達北京電報大樓，再從電報大樓發往目的地，這個中轉程序要求在90分鐘內完成。

大城市之間，普通電報6個小時送到，加急電報4小時。

在北京站郵局報務員王梅記憶里，電報內容填在小方格里，從營業窗口遞進來。小方格一行十個，營業員眼睛一掃，幾行幾個字，算好錢，給它蓋上第一個編號。經過第一重審核之後，就交到她手裡。

她發報的時候，眼睛盯著電文，腦子裡翻譯著電碼，噼里啪啦地在鍵盤上敲擊。

「認孔也得會認哪。一個紙條手指頭寬，上面五個孔，跟五線譜似的。」

王梅說的認孔，指的是電傳機上，摩爾斯電碼以「小孔」的形式被記錄在一個紙條上，不同組合的孔眼對應不同字元。

發報員每人每天處理的電報是200張左右，一個班次的工作時間是7小時。也就是說，平均2分鐘就要發一張電報。

如此高強度的工作，難免會出現差錯。

「本來病重，寫成父母去世了。人來了一看，喲，沒去世，嚇一跳。」李建雲說，這屬於極為罕見的情況。相比王梅所在的支局，電報大樓對差錯的要求更加嚴格，一點小錯就扣獎金。

從支局發出的電報，電報大樓的接收員要用電碼回應「收到」，才算完成發報流程。如果發現錯誤，會在電傳機上通知王梅，「你錯了啊，趕緊改了」。

王梅19歲參加工作，最開始是郵遞員。她分析是因為胖，分配工作的人一看，「得，你肯定有勁兒，先干收包裹去吧」。

「當時就有虛榮心了。心想：都是小姑娘，人家小巧玲瓏的，大眼忽閃的，坐辦公室裡面，玩兒那兩張紙，多輕省啊。」

於是，她白天收包裹，晚上拿著電碼本背，每天背200個。

「就跟賭氣似的，讓你們看看，我也行。後來真幹了發報才發現，這世界上哪兒有輕鬆的事兒啊？」王梅說著自己也笑起來，「不過也不後悔，還多學了一門技術呢。」

她記得，當時發電報，一個字3分5厘，加急資費加倍。

「5分錢，可以坐6站市區公交車。冬儲大白菜，3分錢一斤。」知青馮小宇回北京探親，返鄉至少帶6個包，每次都要發電報讓人接站，「電報很貴的。別看正事兒沒幾個字，但雙方姓名地址，加一起怎麼也得十幾二十個字。」

6月15日，北京電報大樓營業廳正式宣布停業。新京報記者 侯少卿 攝

漸行漸遠

北京站郵局，業務量最大的時候，王梅所在的電信組有77人，分成三個班次。每天一共發5000多張電報。

「三個發報員。從早上7點半盯到9點半，基本上把第一撥電報轟出去了，趕緊歇10分鐘，上廁所，跑著去。等到10點鐘，又來一堆。大家就光聽那機器呱啦呱啦呱啦……中午吃完飯，又跟上了弦似的，打到2點半。下班前還得整理、複核一下發過的報，這時候下一班的人也來了，一塊兒再侃會兒大山，侃到3點鐘，走人。」

這種狀況，一直持續到上世紀80年代中後期。

1986年4月，北京電報局自動轉報系統投產。北京通信電信博物館的一份資料顯示：「轉報效率由平均每份電報需30分鐘縮短到3分鐘左右。」

1988年，山西太原電信局實現自動轉報。那時，高麗嫻已經32歲。

「當時不需要人工分發了，人員一下子從300多減到十幾個，和其他部門逐漸合并。」很多老同事轉行，她堅持了下來，到太原鐘鼓樓街郵電局繼續做營業員。

1971年4月，剛參加工作的高麗嫻15歲，是太原電信局第一批徒工。

電信局那時屬於軍管單位，和賈錫剛、王梅不同，她學的是無線發報。在她的語言中，「達的的的達」（-…-）的聲音，提示一段電文的開始，「的達的達的」（.-.-.）則象徵電文的結束。

練習發報時，手鍵的彈簧被調到最硬，使勁敲才能夠著觸點。高麗嫻中指跪著練習，時間一長，中指反覆流血、化膿、風乾，最終長出了厚厚的繭。

那是無線發報員的獨特印記。

集訓結束時，40個同批徒工淘汰得剩下10個，高麗嫻拿了唯一一個全優。她被分配到太原電信局電報科戰備台工作，後來做過幾乎所有工種。

1990年，北京市實增電話用戶將近5萬。普通人用上了電話，每年有9萬人申請裝機。

馮小宇回城後，去電報大樓主要是打長途電話，電報收發的非常少了。

上世紀90年代的電報，更多作為一種禮儀。生日賀電玫瑰色，結婚賀電大紅色，祝壽賀電黃色，唁電灰色等等。人們在生命中重要的時刻彼此發送祝福與問候。

隨著互聯網的興起，很多人陸續離開電報業。有的轉做通信技術維修，有的轉到郵政業務，有的負責行政後勤保障。

賈錫剛變成了老賈。離開報務員崗位後，他賣過通訊器材，後來在網上開了視頻欄目。他與電報漸行漸遠，但只要有關於電報的宣傳，他都抽出時間，講述其中的故事。

王梅也調到其他郵局做營業員，她至今還記得禮儀電報的卡封是2塊錢一個。

2006年6月30日，她退休了。

「那天簡直是，哭得稀里嘩啦的，臨走有點捨不得了。最開始覺得電信（電報屬於電信）好，從郵政轉電信，後來實在沒轍，沒有電報業務了，又轉回郵政。」

退休那天，她穿著綠色的工作服，豎條紋的衣服，墨綠色褲子。她已經不記得這是第多少套工作服，最開始布的，後來的卡、的確良，從綠色變成土黃色、灰色，最後又恢復成綠色。

王梅的耳朵不好使。採訪過程中，她不停在問，「你說什麼？」這些年，她一直耳鳴，經常聽不清。她還認識三個老同事，有同樣的毛病。

「當年報房裡音量絕對超過84分貝了。干我們這一行的，說話都跟嚷嚷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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