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世襄和他的小院

每次走進上海博物館新館，我都要在明清傢具展館駐足再三，細細打量那些由王世襄收藏過的傢具。我說不清哪一件曾在他家裡見過，但卻有一種特殊好奇。他的藏品，能夠從北京芳嘉園衚衕的那個小院，堂堂正正端坐在典雅莊重的嶄新展館，實在是不錯的結局。不過我還是有點遺憾。如果將他家的小院闢為博物館，把自己的所有藏品：明清傢具、字畫、葫蘆、鴿哨等集中起來，一定會是京城頗有特點的家庭博物館。

三歲的王世襄

遺憾歸遺憾，這卻是無法補救，更是難以實現的事。我想，對於王世襄本人來說，重要的在於收藏過程本身。幾十年來，他陶醉其間，細細咀嚼，把興趣與研究聯繫起來。誰會料到，那些毫不起眼的東西，如蛐蛐罐、鷹狗轉環、鴿哨、葫蘆等等，也能如同明清傢具一樣，走進他的視野，成為饒有趣味的文化話題，最終有一天寫出一本本令人喜愛的著作。也可以這麼說，他在細細咀嚼它們的同時，實際上就在回味著自己的生命。

於是，他本身也就成為了一個耐人咀嚼的文化話題。

第一次產生這種感覺是在一個冬日。那時他還住芳嘉園小院，我坐在凌亂簡陋的房間里與他面對。火爐不旺，屋裡有些冷。但是，聽他談他所熟悉的友人，聽他談自己的往事，一時間，我感到物質的因素在這個居室彷彿處在極不起眼的位置。他那種對文化的執著，那種與眾不同的對藝術收藏所持的迷戀，漫溢出精神的暖意。

王世襄夫婦

王世襄這位「老北京」，從小學到大學，一直表現出與眾不同的興趣與愛好。他說他從小學到大學都不是一個好學生，因為他所專註的不是課本，而是古老的傢具，天上悠揚的鴿哨，大大小小形狀各異的葫蘆，甚至還有那些叫個不停的蟋蟀，能抓兔咬獾的鷹與狗。他這樣說自己：「我自幼及壯，從小學到大學，始終是玩物喪志，業荒於嬉。秋鬥蟋蟀，冬懷鳴蟲，韝鷹逐兔，挈狗捉獾，皆樂之不疲。」(《〈鴿哨〉自序》)他的夫人袁荃猷，是大學同學，喜愛書畫古琴，畢生從事古代音樂圖像研究。她還精於描花剪紙，所繪明清傢具，令專業製圖者也為之欽佩。在王世襄一生的收藏和研究工作中，她是得力助手。王世襄關於明清傢具、漆器、竹刻、葫蘆等著作的線圖素描，都是她精心製作的。

忘記在哪本書中讀到過一段話，大意是：居室是藝術的避難所。藝術收藏家便是居室的真正主人。他以收集美好物質為己任。藝術品收藏者有自己的夢想，他不僅在時空方面處於一個遙遠的世界，而且是個更好的世界。在這個世界裡，物質擺脫了實用的枷鎖。

這樣的話放在王世襄身上實在貼切得很。他鐘愛那些似乎不起眼的物件，他四處收集只有自己青睞的東西。他這樣做，完全是出自興趣，毫無功利目的。「我是不務正業」。每次說到自己的經歷，這位三十年代的老燕京大學學生，總是這樣自嘲。當年上大學時，他迷上了欣賞葫蘆和收藏葫蘆，居然在燕京大學校園旁的菜園裡真的種上了自己的葫蘆。一邊上課，一邊惦記自己的葫蘆，也算是一絕。這在今天的大學生中，恐怕是難以想像的舉動。可是，正是這種「不務正業」，卻於不經意間履行著一個文化人的歷史使命，走出了一條獨特的民俗研究和藝術研究的學術之路。捧讀他這些年出版的一本本著作，不能不對此感慨系之。

在五六十年代的京城文化圈，王世襄位於東城芳嘉園的小院實在是一個不可多得的文人聚會的場所。

在寫作傳記《人在漩渦——黃苗子與郁風》時，我第一次從這對夫婦那裡聽說了王世襄的一些故事。他的這座四合院是父親置下的家產，為三進院。1957年以前，中院只有他一家居住。反右風雨的前夕，王世襄結識了黃苗子。當時，黃苗子郁風一家住在東單棲鳳樓一座小院，同住的先後有吳祖光一家、音樂家盛家倫、北京電影製片廠製片主任戴浩一家、音樂家鄔析零一家。樓下的一間大廳和兩間側室，曾由吳祖光介紹，成為上海《新民報晚刊》駐北京辦事處，這樣，《新民報晚刊》的總經理陳銘德、鄧季惺夫婦也經常來此旅居。在反右開始之後，這座小院被視為不可容忍的、讓人生疑的右派文人相聚的場所。一位文化部主持反右運動的副部長，曾直接明確地說不能讓這樣一批人再住在一起。這樣，黃苗子郁風一家便準備另搬他處。正在這時，他們認識了王世襄。

田家青和王世襄先生

王世襄當時在音樂研究所工作，時常來到棲鳳樓拜訪頗有音樂史學問、曾演唱《夜半歌聲》電影插曲的盛家倫，和黃苗子郁風雖無深交卻也相識。他聽說黃苗子郁風想搬出棲鳳樓，就主動提出讓他們搬到芳嘉園與他一家同住。一次他對我說：「我是個書獃子，從不問政治。我到西觀音寺去串門，看盛家倫。聽說黃苗子他們正想找地方住，我說我有，到我這兒來。當時已經開始反右了，我的情況也不妙，但我沒有想到這些，這說明我這個人頭腦簡單。不過，物以類聚，其實沒有別的什麼。」

黃苗子郁風搬到王世襄的小院，住進東廂房的五個房間。在這裡，黃苗子郁風一住就是二十多年。用黃苗子郁風的話來說，在芳嘉園的主人王世襄、袁荃猷身上，他們感受到現代社會中文人極為難得的沉靜、陶醉、投入、執著。

黃苗子先生

剛到芳嘉園，黃苗子郁風便驚訝地發現，許多精美的明代傢具，居然堆滿了王世襄家中的房間。高條案下面是八仙桌，八仙桌下面是矮几。有的明代傢具，就成了家中的用具。光滑而顯露木紋的花梨木長方桌上，放著瓶瓶罐罐，紫檀雕花、編藤面的榻上，堆放幾床被褥，就是主人的床。大書案邊上的坐具，是帶腳凳踏的南官帽大椅，結構精美的明代臉盆架上，搭放著待洗的衣服。黃苗子郁風看見，王世襄常常把傢具扛出扛進。除了去修理外，他還不時將傢具扛出大門，雇平板車運到照相館去拍照。這些古代傢具，都是王世襄數十年間跑遍了各地而收集起來的。

除了傢具，還有整盒的鴿哨，由大到小排列。這些鴿哨有的用葫蘆製成，有的經他烙燙火繪花紋，堪稱精美的藝術品。

王世襄夫婦的這種性情和才能，對於黃苗子郁風來說，實在是難得的好鄰居。他們有共同興趣，譬如王世襄、黃苗子都從事古代美術史研究；譬如，黃苗子在搬到芳嘉園之前，曾非常欣賞明清傢具，買過一些有關書籍，還產生過收集的念頭；譬如，郁風興趣廣泛，特別偏好民間工藝，如王世襄一樣，也是一個「愛玩」的人……他們相互影響，相互補充，也相互激勵，在一種文化逐步貶值的年代，他們以自己的方式沉浸在文化的魅力之中。黃苗子後來這樣評價王世襄：「他是一個真正了解中國文化生活和民俗學的人……他做學問愛搞些『偏門』，人棄我取，從不被注意的角度上反映中國傳統文化」(《王世襄其人其事》)。

黃苗子當年曾寫一首七絕贈王世襄：「尤愆如山負藐躬，逡巡書硯豈途窮；臨窗燈火君家早，慚愧先生苦用功。」在詩中，黃苗子讚賞王世襄的功力和刻苦。他的另一段話，可以看作是對這首詩的最好註腳，同時，也表達出他們一家對能夠住進芳嘉園並有王世襄夫婦這樣的鄰居的滿足：

1958年初，暢安慷慨地讓我搬進芳嘉園他家院子的東屋，「接孟氏之芳鄰」，確是平生一快。論歷代書畫著述和參考書，他比我多。論書畫著述的鑽研，他比我深(他寫有一本《中國畫論研究》，尚未出版)。論探索學問的廣度，他遠勝於我。論刻苦用功，他也在我之上。那時我一般早上五點就起來讀書寫字，但四點多，暢安書房的檯燈，就已透出亮光來了(《王世襄其人其事》)。

王世襄先生部分藏書

在黃苗子郁風之後，漫畫家張光宇一家也搬進這座小院，住進西廂房。張光宇是他們早在三十年代就結識的老朋友。他的到來，使這座小院更加熱鬧、更加豐富多彩。

芳嘉園小院曾有兩棵海棠樹、一架藤蘿、一棵核桃。後來東邊海棠因太老而枯死，便鋸掉留下桌子高的樹樁。有一天，王世襄像推大車輪子那樣運回一塊約一米直徑的青石板，放在樹樁上，便成了夏夜朋友們來喝茶圍坐的圓桌面。

物以類聚，王世襄的這個說法的的確確是對這些文人生活態度與方式的最好概括。黃苗子被定為右派分子後，王世襄這個自認為是個不問政治的書獃子，也被音樂研究所劃成右派。同病相憐也好，命運巧合也好，這座芳嘉園小院，因為他們兩家和張光宇一家相聚的緣故，從此北京又有了一個文人頻繁往來的場所。

王世襄先生買菜歸來

經常來往於芳嘉園的有聶紺弩、啟功、葉淺予、沈從文、張正宇、黃永玉等。他們互相借書，談文物、談古文詩詞、談繪畫。他們各有其側重點，又有相同的興趣，不時的相聚，帶給他們滿足與溫馨。無法更改的性情。

難以想像，沒有朋友間的相聚，沒有文化的切磋，這樣一些文人的生活還有什麼意義?對於王世襄這種不合時宜的文人來說，「文革」「破四舊」真正是場損失慘重的悲劇，在精神上和物質上都如此。一切都變得不可思議了。人們過去熟悉的一切，人們曾經鍾愛的一切，看來都不得不接受新潮流的檢驗與改造。文化成為蹂躪對象，傳統被視為罪惡。

芳嘉園小院，頓時亂作一團。

王世襄率先起來「自我革命」。這位文物專家、收藏家，舉目環顧，家裡都是多年精心收藏起來的珍貴文物。在這場風暴中，它們無疑都屬於應該破除之列的「四舊」，或者是封建社會的產物，或者反映出主人沒落的生活情調。顯然，在這樣情形下，王世襄非常害怕這些他所珍愛的東西，會在隨時可能衝進家中的中學生紅衛兵們手中化為灰燼。

王世襄舊藏

他主動跑到文物局，請文物局內行的紅衛兵前來抄家。的確，這些紅衛兵與眾不同，雖然是抄家，卻知道這些文物的價值，運走時非常小心。大剛記得一位同學講過這樣一個細節。一個小學生到院子里來看熱鬧，在一塊古代巨型條磚上踩了一下，一位紅衛兵便訓斥道：「靠邊點，踩壞了怎麼辦?」那個小學生說：「踩壞了我賠!」紅衛兵說：「你賠得起嗎?你知道這是哪個朝代的?」這話嚇得小學生趕緊站到了一旁。

王世襄的舉動啟發了黃苗子郁風。家裡有不少珍貴的藏書藏畫，其中有黃苗子為研究古代美術史而購買的一大批明清刻本書籍，有些還是國家圖書館都難以找到的孤本、抄本。他們擔心這些書同樣會被糟蹋，便由黃苗子主動前往美術出版社，請求造反派來抄家，將這些珍貴的東西一一收走。

或許，對於那些對「文革」感到陌生的人們來講，王世襄、黃苗子的舉動，不免顯得不可思議。或者說，人們難以理解，這些視文化為生命的文人，怎麼會如釋重負地拋棄自己的心愛之物。書，文物，沒有了這些，文人的價值又何從體現?

王世襄先生舊藏

但是，只要走進歷史場景之中，只要設身處地地走進他們的內心，就不難理解他們的心事。在一個被革命熱情燃燒得瘋狂的年代，在一個文化被納入政治範疇予以政治審判的年代，在一個個人權利和個人興趣乃至隱私被完全排斥的年代，文人又如何能迴避現實?他們要麼如同鄧拓、老舍、傅雷那樣，在絕望之中以一種絕對方式告別這個世界，要麼就只能無奈地接受現實，強迫自己適應變化了的生活。顯然，大部分人只能選擇後一種方式。

他們不得不隨著潮流貶低文化的價值，不得不高呼口號以表示自己已經與過去告別。甚至有些人也真的認為自己的興趣、愛好是毫無價值的，是與革命相對立，是自己身上恥辱的標誌。在這種情況下，拋棄舊我也就不再是一件艱難的事情。他們樂於這樣做。而且，惟恐別人不允許自己這樣做。

當把家裡的書畫文物運走之後，他們好像心裡一塊石頭落地，與老朋友見面便如釋重負地說：「這回解放了。一輩子都做物質的奴隸，這次下決心交出去，真覺得解放了。」但是，實際上他們內心又怎麼可能如此簡單，如此輕鬆?當看到一輛輛車子駛出衚衕口時，他們的心一定在滴血。圖書文物畢竟是多少年與他們相依為命的夥伴，畢竟是自己生活的主要內容之一，與它們告別，終歸難捨難分。惟一聊以自慰的是，雖然他們不再可能著書立說，但這些圖書文物如果保留下去，便能夠讓更多的人去利用。

上海博物館明清傢具展館

有這樣一種深藏的願望，恰恰表明他們無論如何變化，無論如何跟隨時代，但骨子裡永遠保留著對文化的熱愛。

芳嘉園小院的主人們，王世襄、黃苗子、郁風、張光宇就是這樣一種文人。表面上看來，他們無法抗拒瘋狂年代，顯得懦弱、安分、自甘沉淪。但是，他們內心其實從來就是堅韌的。既然上帝已經安排他們從事這樣一種事業，他們就永遠不會拋棄它。無論處境多麼惡劣，他們對文化的熱愛依然深藏於心，一旦有可能，他們又將重新將之擁抱，在文化創造中得到快樂，得到滿足。

於是，文化儘管會受到前所未有的破壞，卻不會泯滅。文化的延續正有賴於一個個普通文人生生不息的文化信念。

沒有「文革」史無前例的對文化的破壞，就無法映襯出那些文人所執著的文化觀念的可貴。同樣，沒有那些文人所執著的文化觀念做對照，也就不可能凸現出「文革」的荒唐!

王世襄先生著作

王世襄的小院再也沒有了往日的氣氛。先是黃苗子郁風夫婦被關押進秦城監獄達七年之久，他們的孩子工作的工作，下鄉的下鄉，可以說家不成家。一段時間裡，王世襄夫婦也前往外地的五七幹校勞動。這時，街道安排其他幾家居民搬來居住。私家小院頓時成了一座大雜院，裡面陸續搭起一間間小屋，作為廚房或者儲藏間。原有的寬敞一下子顯得嘈雜擁擠，舊日格局與氣氛不復存在。在文化被踐踏的年代，私有財產同樣失去了本來的神聖，反倒被視為恥辱與罪惡。這對王世襄實在是另外一種不幸。

然而，固有的信念從來沒有泯滅。在那些黯淡的日子裡，王世襄夫婦在自己的小屋裡，仍然摩挲著喜愛的物件，仍在可能情形下，撰寫自己感興趣的文章。而這種寫作熱情，在「文革」結束後，一發而不可收。

王世襄最終離開了他的小院，住進一套現代化的公寓。他說，實在不能再忍受小院里一位退休白鐵匠每日每夜沒完沒了的敲打聲。他說，那個小院不久後可能要被拆掉，成為房地產開發的地盤。說這話時，他似乎很平靜，但能讓人感覺到他多少有一些留戀，或者無奈。

遺憾已是永遠。讓他感到欣慰的是八十年代以來，他已經出版了十幾本書，包括三卷本文集。傾畢生心血收集的明清傢具，他認為也有了一個圓滿合理的歸宿。他說，這對於他這樣的文人，已知足常樂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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