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二十二》這部記錄電影，你應該知道的故事

哲理 08-17

Aug.

灼見（微信號：penetratingview)

22位老人極其珍貴的影像資料，被外人期待為「歷史的櫥窗」。可真正看到這部「沒有衝突」的片子，觀眾才恍悟，相比那段歷史的「暗」、「苦」，她們窮盡餘生在尋找「明」、「甜」。相比宏大的「歷史」，有一種更宏大的主題：活著。

作者袁貽辰

導演郭柯的鏡頭一直在追趕時間：幾年前，他拍了一個「慰安婦」的故事，以《三十二》命名——當時全國僅有32位公開身份的慰安婦倖存者。

兩年後，這個數字減少到22。他把鏡頭對準了這22位慰安婦，片子取名《二十二》。

如今，這個數字減至9。他很清楚，這個數字最終會成為0。

王志鳳、符美菊、李美金三位老人在一起

鏡頭裡的這22張「溝壑縱橫」的臉龐，像極了我們身邊的老人。

林愛蘭的腿抬不起來了，抗戰期間曾被強抓進日軍慰安所的她，如今瘦小的身子陷進了一張粉色的塑料椅子。海南農村，暴雨和艷陽不斷切換，這位慰安婦倖存者日復一日抬起「麵條粗細」的胳膊，一點一點挪動椅子到門口。她收養的子女都大了，走遠了。

兩次被抓進日軍慰安所的李愛連把過去壓在了最深處。她會留意院子里的野貓是否吃了飯，自言自語問小貓「你咋一個人來了呢？怎麼沒帶上你的孩子啊？」她不願提起那段「珍貴」的歷史，「17歲以後我再沒說過這些了」。

韓國老人毛銀梅似乎已經接受了遺忘。幼年流浪的她被騙到日本人在武漢開設的慰安所，在那裡度過了4年。70餘年過去，住在湖北孝感農村的老人說一口流利的湖北方言，不太能看懂韓文了。在慰安所的4年像是被橡皮擦去了，她對著郭柯的鏡頭說：「我記得一點，不記得一點。」

片子里全是大段大段日常生活「乏味」的鏡頭，看不出歷史的「大風大浪」。

與老人相處的時間越長，這個擅長拍攝「劇情跌宕起伏」的導演，越來越難開口要求老人講述「故事衝突」了，

「她如果是我奶奶，我能問你是怎麼被強姦的嗎？」

這個年輕的80後導演說，「其他東西都不重要了，首先得尊重她。」

機器就那麼靜靜地轉著，沉默、平靜、瑣碎的日常被裝進了片子。鏡頭掃過海南的酷暑、桂林的秋葉、太行山的飛雪，時光不斷流逝。

一把把菜刀、水果刀、鐮刀，掛在當時89歲的林愛蘭的房間里，長的、短的，鋒利的、鈍的，這名慰安婦老人用各式各樣的刀隔絕了自己和外界。

無聊不就是他們的真實狀態嗎？為什麼要假裝熱鬧？

曾有媒體報道：林愛蘭在抗戰時期被日軍抓進慰安所被強姦，一生無法生育，之後加入「紅色娘子軍」上陣殺敵。幾十年後的今天，林愛蘭被仇恨籠罩，她做夢都在「砍日本鬼子」，家裡掛滿的刀則是準備用來和日本人決一死戰的。

導演郭柯找到這位老人時，老人獨自住在養老院的小房間里，海南的氣候潮濕悶熱，她卻一個禮拜不換衣服。鏡頭一點點拉近，再拉近，這個逼仄的小房間里，成群的螞蟻從床上經過，老鼠屎散落在枕頭、盆子、柜子的各個角落。

郭柯問老人，為什麼要掛那麼多刀？

「因為小偷很多，他們如果來偷東西，我就拿刀砍他們。」端碗米飯都會顫顫巍巍的林愛蘭很認真地回答。

林愛蘭老人

沒有控訴、生活平靜、難見眼淚，當了十幾年副導演的郭柯感覺，自己似乎觸碰到了一個更真實的慰安婦。

當鏡頭轉移到幾千公里外的山西太行山，平靜無聊仍佔滿了畫面。李愛連老人是難得的「話匣子」，她挨個問攝製組成員都是哪兒的人，還和年輕人討論衣服的款式。老人每天生活的大事是喂貓，村裡大大小小的野貓都會在飯點湊到這裡，老人邊撒貓糧邊和兒媳婦討論，「這貓腰粗了，怕是快生了。」

郭柯想找到慰安婦老人應該有的「特徵」，可相處越久，老人越親切，每天看到自己就問「吃了嗎」。鏡頭裡，歷史彷彿只停留在她們布滿皺紋的臉上。

鏡頭不斷拉遠，李愛連靠在炕上安靜地看電視，幾個小時一晃而過。郭柯坐不住了，他搞不懂，「這些老人真的經歷過那些事情嗎？」

鏡頭掃到海南的農村，慰安婦倖存者李美金和全村的老人在榕樹下乘涼。郭柯透過鏡頭看過去，老人的面孔都太像了，「都那麼平靜、蒼老」，他找不出哪一位才是慰安婦倖存者。

鏡頭還抵達了湖北孝感的農村，背井離鄉的韓國人毛銀梅在中國生活了70餘年，她不像「被國讎家恨籠罩」的老人，時間似乎稀釋了一切。當時年過九旬的老人，只依稀記得幾句韓語，她的日常是搬著小板凳，靠著牆壁，靜靜地發獃。一旁，重孫們正玩著電子遊戲。

她悄悄跑到地里幹活，可是，她太老了，老到已經扛不起鋤頭、背不起麥子了，她對著鏡頭揪自己的手背和臉頰。老人的皮膚很松很乾，「沒有血了，活久了活久了，是個廢人了。」

片子拍到尾聲，幾乎全是「無聊」的日常，還有老人的嘆息聲和笑聲，「這是一部關於慰安婦的紀錄片嗎？」郭柯很沒底。

「無聊不就是他們的真實狀態嗎？為什麼要假裝熱鬧？」拍了十幾年劇情片的郭柯說服了自己，他決定剔除掉一切來自想像的「矛盾」和「衝突」。

這個年輕的導演說，自己認清了一件事，

「電影可以設計、可以構思，但生活永遠是無法想像的。」

鏡頭慢下來後，那些歷史的隱痛就露出來了

鏡頭裡，有人讓老人毛銀梅進屋拿個杯子，她卻聽成了被子，嘟囔著「拿不動啊」，緩緩起身到卧室抱起了被子。這個喜歡背著手遛彎的老人，會去房子邊的溝渠掏樹葉，會摘下新開的梔子花擺在床頭，滿室清香。

韓國駐武漢總領事館的工作人員送來賀卡，可毛銀梅拿著賀卡卻認不出上面的字，她獃獃地看了半天。她把賀卡拿反了。

那段「歷史」的痕迹只在不經意間流露。來了客人，「歡迎光臨」「請進」「請坐」……一個接一個的日語單詞從毛銀梅嘴裡蹦出來。

毛銀梅還會唱朝鮮民歌《阿里郎》和《桔梗謠》，但她對著鏡頭說，當初離開韓國時的情景記不太清了。她只記得分別是在火車站，戰爭年代，一切都是亂鬨哄的，母親在火車上，她在月台上跑啊跑，可怎麼也追不上。有人從火車上扔下食物，她也不知道為什麼，就衝過去撿起來大口大口地吃。

「都過去了，不說了，不說了。」這個90多歲的老人哭了。

毛銀梅老人

郭柯發現，當鏡頭慢下來後，那些歷史的隱痛就露出來了。他去尋訪這些慰安婦老人時，只有村子的地址，可幾乎每次到了村子後，所有的村民都知道外人為何而來，能準確無誤地指出老人的房子。

採訪時「刀槍不入」的林愛蘭提起日本人都是面色如常，可話題一轉到親人，林愛蘭就開始抑制不住地哭泣。她的手緊緊抓著那個粉色塑料椅子，哽咽著告訴攝製組，當年，她的母親被日本人抓住，被綁起來，然後扔進了河裡。很快，還未滿20歲的林愛蘭也被日本人抓住，被送進了慰安所。

越來越慢的鏡頭裡，老人向郭柯展示著自己最難以示人的那段歷史。

郭柯說，作為一名合格的導演，那個時候其實他應該高興，畢竟「終於得到了想要的故事」。可實際上，那一刻的他很難受，他覺得自己離這些老人已經很近很近了，聽她們講那些傷痛，就像是自己的奶奶經歷了一樣。

李愛連已經徹底不把攝製組當外人了，老人午睡時會邀請組裡的姑娘一起上炕，每天天不亮起床，給攝製組炸饅頭片。

毛銀梅院里盛開的梔子花味道清新，攝製組的人也很喜歡。老人從樹上摘下大大一把，挨個分給攝製組的成員，有攝影師扛著機器騰不開手，老人就拍拍對方的身子，讓壯漢微微蹲下。毛銀梅踮起腳，把梔子花別在攝影師衣服的口袋上，然後站在一邊，「嘿嘿」笑。

要活下去，就不會常常舔舐傷口。苦水往回倒，那才是真正活著的感覺

從酷暑到初秋，郭柯和30人的團隊乘飛機、火車和汽車，和22個老人都見了面。或長或短的拍攝過程中，他發現，老人身上的共同點很多，比如平靜、善良和樂觀，以及面對鏡頭的習以為常。

出發前他想過如何在不傷害老人的前提下提問並完成拍攝。但事實上，當機器出現時，有老人挺直了腰，「正襟危坐」，嘴裡冒出來的是「我不原諒日本人，我要他們認錯」。那些長槍短炮，老人似乎都很熟悉了。

拍攝後期，李愛連告訴郭柯，以前來採訪的記者太多太多了，可她「沒有講實話」。

「他們每次問那些問題，都當著我的兒媳孫孫，我怎麼說得出口。」老人說。

出發以前，郭柯還上網搜索過慰安婦的相關資料。可當他點開搜索頁面，出現的全是一個形象——仰拍的一張正哭泣著的蒼老的臉，照片說明字裡行間都是仇恨。

他很痛心，很多老人被這種形象綁架，像復讀機一樣，對著不同媒體說著同樣的、「記者想要的料」。

「其實她們的生活早已歸於平靜，如果遠遠地看，她們的生活會每天都帶著恨嗎？」郭柯覺得，「她們有自己的方式去消化這些歷史，一直以來都是我們不斷地在對老人進行二次傷害。」

他以前不明白，拍攝慰安婦不就是該讓老人提那些過去嗎。可幾個月近距離的拍攝，讓他發現，老人要活下去，就不會常常舔舐傷口。

郭柯和韋紹蘭老人

在海南的拍攝過程里，攝製組遇到了日本志願者米田麻衣。她是個在海南師範大學求學的日本姑娘，因為被慰安婦老人的故事所震動，時不時探望老人，為老人購置藥品和營養品。

曾經有一次，米田麻衣拿著一位日本軍人的照片給一位慰安婦老人看，她以為老人會生氣，可老人竟然笑了，「日本人也老了，鬍子都沒了啊。」

米田麻衣對著郭柯的鏡頭留下了眼淚，「她們心裡的傷口很大很深，可還是對人很好。不管是對日本人還是中國人。」這個日本姑娘說，「如果我經歷了這些事情，可能我會恨死那些人，會恨一輩子，甚至可能自殺。」

郭柯懂老人的選擇。韋紹蘭1944年被日軍擄走，送至馬嶺慰安所。3個月後，她好不容易趁日本士兵打瞌睡逃了出來，卻發現噩夢並未結束。

一回到家，她就哭了，丈夫卻說她「到外面去學壞」。婆婆和鄰居都勸丈夫想開一點。丈夫還是過不了這坎兒，躲著她一個人跑到山後去砍柴。

她喝葯自殺，被救回來。那時，她發現自己懷孕了。

老人說，那時候「淚都是往心裡流的。」

那個有著日本血統的兒子羅善學開始學會了認命，他沒上過學、一生未娶，談了6個姑娘，女方就算同意，家裡人也不會同意。36歲的時候，他決定看一輩子牛。從小到大，就有人指指點點說他是「日本人」，這三個字，「背了這一輩子，壞了這一輩子」。

如今，這個「日本人」已經70多歲了，他還記得同母異父的兄弟是如何把自己關在家裡，叫囂著「我要買兇殺了你這個日本人」。他說，自己對未來沒啥期待了，只希望自己快死的時候，「能有哪個人來管我一下就行了」。

「如果連個端水的人都沒有，我就喝農藥死掉。」他說。

郭柯很觸動。他很清楚，這些老人只有把這些苦痛壓到心裡最深處，才可以繼續生活。這些苦水往回倒，才是真正活著的感覺。

鏡頭裡的李愛連總是笑，對孫兒笑，對郭柯笑，對野貓也笑。可提起自己的丈夫，她哭了。抗戰勝利後，她從慰安所回家，丈夫告訴她：「從今往後，我們該怎麼過就怎麼過，是日本人抓你去的，不是你自己要去的。」

她的丈夫已經去世好幾十年了。

老人一直把這段經歷埋在心底，前些年很多民間團體上門拜訪，李愛連每次都擺擺手，說自己怕給子女丟人，什麼也不會講，「讓他們走吧」。兒媳勸她，「這些事情不是發生在你一個人身上，不用不好意思，那不是你的錯。

」

毛銀梅已經記不得韓國家鄉的事兒了，她不願意回國，「都沒親人了」。她說，從慰安所出來以後，自己就不用韓國名字朴車順了，她開始叫「毛銀梅」。「因為毛主席好，沒有毛主席，就沒有現在的日子，我想跟他一個姓。」

後來，她遇到了自己的丈夫。丈夫從未嫌棄過毛銀梅慰安婦的身份，和她恩愛幾十年。老人說，丈夫最愛的，莫過於那白色的梅花了。

把這些老人當作親人去看待，你的拍攝就有了分寸，問題就有了底線

如果說還有什麼能撥動這些耄耋老人的心弦，郭柯的答案一定是親人。這些經歷過傷痛、戰亂、饑荒的老人在晚年輕而易舉地被子女捏中了「七寸」。

攝製組的志願者龍慶全程跟拍，作為團隊里的「長輩」，她既是郭柯中學時代的英語老師，也代表攝製組和老人及家人溝通。她和一位慰安婦老人溝通拍攝訴求，對方告訴她，自己恐怕不能接受拍攝。原因很簡單，「如果我說了，我擔心我的子女不再贍養我了」。

還有老人跟龍慶哭訴，每次好心人來看她給了錢，總是第二天就被兒子拿走了。龍慶著急，她要替愛心人士給老人捐款。想來想去，她把錢塞進了老人的羽絨服里，這個口袋放一點，那個口袋裝一些，可是塞著塞著她又想，老人年紀大了，怎麼記得住錢在哪裡。

志願者龍慶停下雙手，默默地哭了。

海南的一位慰安婦老人，初次見到龍慶時正嚼著檳榔，嘴裡紅紅的，在一間破屋裡卧床不起。龍慶等人為老人買了一把輪椅，老人坐上輪椅後出了小屋，旁邊是兒子住的兩層小洋樓，兒子默默地看著龍慶把老人推出去，在村子裡轉了一圈又一圈。

天黑了，龍慶想回去了，可老人說，「再轉轉，再轉轉吧。」

郭柯覺得，這一切就像一個圓，身處圓心的老人往往早已平靜度日，圓心之外的親人、鄰居甚至是大眾卻在源源不斷地向老人投射傷害。

毛銀梅把慰安婦的身份瞞了五十餘年，甚至連她的養女都不知情。直到上世紀90年代，突如其來的記者才讓養女了解了母親的這層身份。

毛銀梅老人和攝製組在一起

「社會上很多人叫嚷著日本必須認錯、慰安婦好可憐等等，實際卻對老人的生活情況一無所知。」郭柯很氣憤，他認為這些人要麼把老人當成了「歷史證據」，要麼就是站在高處的同情憐憫，自始至終，「我們沒有真正敞開懷抱去接納這些老人」。

「走不出這段歷史的，不是這些老人，是我們自己。」他平靜地說。

郭柯用了最克制的手法來拍攝，很多時候老人開始哭泣，他的鏡頭就拉遠，飛到了天上和窗外，雲靜靜地飄過，雨嘩啦啦地落下。大段大段的空鏡頭和遠景讓這部片子變得「一點兒也不好看」。

因為想一個不落兒地呈現22個老人，這部電影甚至被一些學院派批評「沒有故事」「沒有層次」「沒有起承轉合」。

這也許是全世界主角最多的一部電影。在95分鐘時長的片子里，22位主角輪番登場，沒有時間軸，鏡頭遠遠的，只來得及「深情地凝視一眼」。

從拍攝結束到現在，3年過去了。這期間，郭柯數不清自己經歷了多少質疑。有投資人撤資，有發行方打退堂鼓，還有業界紛至沓來的批評。

一次，在一場傳媒公司舉辦的小型看片會上，業內的編劇評價《二十二》：「從藝術創造的角度上看，即便是紀錄片，也需要矛盾和衝突，也需要有情節。」

他們的意見，是否定的。

坐在角落的龍慶急得不行，她是外行，不敢發言，可她真的很想站起來，替自己的學生郭柯鳴不平。那些矛盾、衝突，其實都有。

在李愛連家拍攝時，某天，一場大雨突如其來，老人倚坐在炕上發獃。攝製組當即決定，人員清場，只留下攝像師和龍慶。攝製組決定試試看老人是否願意開口。

許久，老人小聲問龍慶，門都關好了嗎？

得到肯定的答覆後，李愛連一邊哭，一邊說起了當年的遭遇。70多年前，日本人把她抓去後，餓了她三天三夜，到最後扔給她一堆大蔥，那年只有18歲的她接過來連吃了8根，吃到後面胃已是火辣辣地痛，嘴卻沒停。

後來，她落下了胃病。

老人開始哭泣，還在斷斷續續回憶那個凌辱她的40多歲的日本人。龍慶對著老人無聲地哭泣，耳機里傳來郭柯的聲音，「龍老師，可以了，停下吧。」

這段故事最終沒有被剪輯到成片里。「把這些老人當作親人去看待，你的拍攝就有了分寸，問題就有了底線。」郭柯說，自己很倔，在市場面前，他也曾自我懷疑過，但從沒想過低頭。

如果這是個錯誤，那就讓它錯得浪漫些

紀錄片四處碰壁的那段日子裡，郭柯曾不止一次地和龍慶說，大不了片子就作為資料片保存下來，30年後一定有它的價值。

其實，剪片子時，郭柯也有過掙扎。他那些「導演的臭毛病」時不時冒出來，讓他糾結要不要剪出一部「有故事情節、有節奏感」的片子。

但他心裡沒底。他找到了知名剪輯師廖慶松，對方問他「你為什麼要遷就觀眾？」

「你拍這個片子是為了什麼？故事性嗎？」

「你為什麼要剪得有節奏感？她們的生活是有節奏的嗎？」

郭柯覺得自己醒了，他決定徹底放棄歷史畫面和解說詞，「如果這是個錯誤，那就讓它錯得浪漫些」。

剪輯團隊翻來覆去啃完十多個硬碟，成片最終比粗剪版少了3分鐘，卻多了郭柯曾經想都不敢想的內容。比如，一個固定的鏡頭竟然放了一分鐘，沒有任何節奏可言。按過去，鏡頭對準5秒鐘後，這個年輕的80後導演就打算切走了，「該考慮觀眾是不是煩了，該切個近景什麼的」。

可是這次，郭柯突然覺得，「人的心靈沒有節奏，就這樣放著，讓觀眾自己去體會吧。」

剪輯片子的幾個月里，他發現自己能慢慢聽懂廣西話了。那個說著「眼淚都往心裡流了」的韋紹蘭在鏡頭前不止一次地說過，「世界真好」。

老人說，這世界紅紅火火的，真好，「吃野東西都要留出這條命來看」。

在殘破的土房子里，老人收到了攝製組送給她的毛絨玩具。那是一隻紅色的小猴子，老人和郭柯都屬猴。收到禮物的那天，老人一個勁兒地撥弄著小猴子的尾巴，笑著說「真好玩」。

快走了，龍慶擔心老人會不捨得，可瘦小的韋紹蘭只是站出來目送他們遠去，表情「非常平靜」。她還給郭柯發了4個包著100元錢的紅包，「過年了，你拿著這個回去給媽媽買點糖果吃。」年關將至，拍攝結束後的每年臘月，郭柯和攝製組的代表都會來探望老人。

韋紹蘭老人

拍攝林愛蘭時，曾發生了一件小插曲。當過紅色娘子軍的老人非常重視政府發給自己的獎章。一天，她告訴攝製組，自己的獎章被一個叫阿憨的村民偷了。她著急的樣子讓龍慶十分不忍，龍慶匆匆為老人尋獎章。

可是阿憨否認自己偷盜。第二天，攝製組幫老人打掃衛生，在一堆死老鼠的屍體里找到了丟失的獎章。老人笑了，「就像個少女一樣，特別羞澀，特別不好意思」。

和獎章一起被發現的，還有老人珍藏的「美元」，版型比正常美元大了幾號，龍慶笑了，她跟老人說，這美元是假的。林愛蘭又笑了，臉窩深陷，還躲著鏡頭。一旁的龍慶覺得老人「內心其實也很柔軟啊」。

獎章的故事代替對戰爭的回憶，和餵養野貓的故事一道擠進了這部95分鐘的紀錄片。郭柯說，自從2012年開始拍攝《三十二》以來，從來都不是自己在幫助慰安婦，而是老人在幫助自己這個毛頭小伙成長。他越來越清楚，「自己該幹什麼了」。

也許有一天，自己會把那些框全部抹掉

郭柯眼中該做的事，就是讓《二十二》走進院線，讓更多人尤其是年輕人看到。

他跑了一整年的電影節。他太窮了，總是讓電影節主辦方把返程票訂到下一個電影節舉辦地的城市。全世界奔波一圈兒，片子獲得2015年釜山國際電影節「最佳紀錄片」提名和2016年莫斯科國際電影節「最佳紀錄片」提名。在電影節現場，郭柯說：「謝謝你們的包容。」

俄羅斯著名導演尼基塔·米哈爾科夫評價《二十二》：「是一部很溫暖的電影。」2016年北京大學生電影節將組委會「特別推薦獎」頒給了它，可是，這部片子在當時還是離上映遙遙無期。

一年過去，郭柯已經把能報名的電影節報了個遍，滿打滿算有好幾十個。新的一年，他不知道自己該做什麼了。

可他還想再為電影做點什麼。他還記得，在一個國際影展上，一位日本記者攜全家觀看了這部片子，他告訴郭柯：「謝謝你拍了這樣的片子，沒有一味指責日本，能讓我們自己去回想，想想這些老人當年都發生了什麼。」

郭柯希望，這是一部任何人看了都不會尷尬的片子。「如果一部片子全是責備、指責、說教，你讓人看啥？」他還是那句話，「老人能活到現在，就說明了一切。」

電影宣傳海報，是手繪的女孩形象。郭柯還特意將這些老人的笑容做成手繪海報。郭柯說，自己想讓多一些的年輕人走進影院，不排斥這個題材，不被痛苦、灑滿淚水的面容嚇跑，能知道「這些慰安婦老人是受害者，更是我們的同胞」。

郭柯說，影片的所有票房都會捐給研究中國慰安婦的相關研究機構，自己不會靠這個項目賺一分錢。

米田麻衣

跑電影節時，他看到，韓國的年輕人把慰安婦老人繡的花做成了logo，印在手機殼、相冊和帽子上，並進行義賣，收益都捐給老人。韓國的明星紛紛在公開場合佩戴紀念慰安婦的紀念章，呼籲更多人關注這一群體。

郭柯曾參與一次韓國慰安婦紀念活動，活動現場全是中小學生的身影。可去年，上海「海乃家」慰安所去留引發爭議時，他從電視里看到，慰安所遺址附近的中學生說，「（慰安婦）不是很光彩，還是不要特別了解比較好，學生還是不應該知道太多。」

主管部門的工作人員對著鏡頭說：「你在學校里放了這樣一棟房子，對學生到底要起什麼樣的教育作用？」

這部電影的推進，還在繼續。

去年，在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的幫助下，郭柯面向社會眾籌片子上映的宣發費用，大半年過去，100餘萬元被湊齊，31850個名字留在了紀錄片的片尾。

那也許是史上最長的電影片尾，「要放10分多鐘」。光是片尾曲就有8分鐘，漆黑的銀幕上，31850個名字開始緩緩滾動。

片尾曲輕輕放著，「日頭出來點點紅，照進妹房米海空。米海越空越好耍，只愁命短不愁窮。天上下雨路又滑，自己跌倒自己爬。自己憂愁自己解，自流眼淚自抹乾 ……」

這個名單從0走到31850花了大半年的時間，也有很多事情悄然改變。

《三十二》正式進軍一家視頻網站，當那個因為日本血緣而一輩子不能上學、娶不了妻的70多歲老人羅善學在鏡頭前講述自己的一生時，視頻彈出了鋪天蓋地的彈幕：「你是中國人。」

林愛蘭悄悄去世了。攝製組趕赴海南，想辦法為沒有男性後代的老人立碑，將老人的遺物收好，寄給上海的中國「慰安婦」歷史博物館。他們奔走的身影觸動到了老人最小的養女阿香，家境並不富裕的阿香為紀錄片捐了款。

那位被兒子搶走善款的老人89歲了。她對龍慶說，自己很多年沒過生日了，今年兒女都回來給自己祝壽，無論如何要請攝製組的人一起吃飯，「我管飯，你們一定要來」。

「日本人」羅善學養了只可愛的小貓。冬天生著火，老人默默看著小貓撲騰，龍慶覺得「他不再只一個人躲在牆角了，眼裡都是溫柔」。

但告別，終將是關鍵詞。毛銀梅老人走了，床頭的梔子花一點點泛黃、消失。

李愛連的腳、手、喉嚨一個接一個地「失靈」，她生活的半徑越來越窄，整日躺在炕上。她很思念這些遠方的年輕人，總讓兒媳給郭柯發消息，說「自己最近身體不太好，能不能來看看我」。

兒媳告訴老人，郭導很忙。「他在忙什麼呀？」老人還是不死心。

「他有很多很多的事情要做呢。」兒媳眼色和緩。

第二天，李愛連似乎忘記了昨天的對話，又對著兒媳嘟囔讓郭柯來看看自己，只是，她的喉嚨一日比一日使不上力了，總有一口痰卡著，說著說著就沒了力氣，只聽得見微弱的氣聲。

龍慶的手機內存早就不夠了，她拍了「數都數不清」的照片，可還是總錯過和老人的分離。22這個數字自從他們離開那一刻就跳動起來，3年後的今天，這個數字暫時定格在了9。

每當一位老人離世，郭柯就會在紀錄片片尾處，給老人的名字加個框。可最近這些日子，老人走得太快了，他甚至來不及加框。

他說，也許有一天，自己會把那些框全部抹掉，回到當初遇見她們時那樣，老人對著鏡頭笑啊笑，彷彿這些年，她們從沒有離開過。

—THE END—

來源：冰點周刊（ID：bingdianweekly）。灼見經授權發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