親歷錢塘江河口治理開發——戴澤蘅、李光柄訪談錄

導言

錢塘江河口江寬水淺，潮湧洶猛，主槽變動頻繁，早有興修海塘防禦涌潮和築堤圍墾灘涂的歷史。自唐至清末，以修築海塘為重點，以此來防禦潮災，保護兩岸民生。民國時期，水利專家開始提出初步治江規劃，但因多年戰亂，資金技術匱乏，治理工程僅僅停留在海塘的修築維護層面上。新中國成立後，國家高度重視錢塘江河口的治理，與黃河、淮河治理並重，多次組織國內外專家對錢塘江河口進行勘察診斷，制定治江規劃。錢塘江治理開發規劃在研究過程中不斷探索和調整，至本世紀初，錢塘江河口治理工程已經基本完成。通過治理，不但改善了錢塘江河口的防洪、排澇、通航條件，而且在河口兩岸圍墾土地160多萬畝，取得了顯著的社會和經濟效益[1]。錢塘江河口治理開發的成功，「在我國河口治理中尚無先例，在世界河口治理中也獨具特色」[2]。

受訪者：戴澤蘅、李光柄

訪談者：李海靜（中國科學技術大學 科技史與科技考古系）

王 淼（浙江大學科技與社會發展研究所）

訪談時間：2014年6月19日、7月16日、9月2日

訪談地點：浙江杭州市杭海路浙江省水利河口研究院試驗基地會議室

戴澤蘅，教授級高級工程師，水利河口專家。1921年8月生於湖南常德，1943年畢業於中央大學水利工程系。曾任修文河水力發電工程處工務員，中央水利實驗處助理工程師，浙江省錢塘江海塘工程局工程師。1949年後歷任浙江省錢塘江海塘工程局陳汶港段、鹽平段工程處處長，浙江省錢塘江河口研究站副站長，浙江省水利科學研究所副總工程師，浙江省河口海岸研究所名譽所長，浙江省錢塘江管理局總工程師。中國水利學會泥沙專業委員會第1屆副主任，中國海洋學會河口海岸學會第1、2、3屆副理事長[3]。長期從事錢塘江河口治理開發工作，曾負責「浙江省海岸帶和海塗資源綜合調查」，1986年獲浙江省科技進步一等獎，1992年獲國家科學技術進步一等獎。2008年，錢塘江管理局授予「錢塘功臣」榮譽稱號。

李光炳，教授級高級工程師，水利河口專家。1922年生於浙江麗水，1948年畢業於北洋大學（現天津大學）水利系，長期從事水利河口科研工作。1950年後，歷任浙江省錢塘江水利工程局助理工程師，浙江省水文總站工程師，錢塘江河口研究站工程師，浙江省水利科學研究所工程師、河口室主任，浙江省河口海岸研究所工程師、規劃室主任。浙江省海洋學會第三、四屆副理事長。

戴澤蘅和李光炳自從先後於1947年和1948年來到錢塘江海塘工程局工作起，鍥而不捨，並肩奮鬥在錢塘江河口治理開發第一線40餘年。作為當代錢塘江治理開發工程的親歷者、見證人和合作者，戴澤蘅和李光炳在本文中講述了他們親身經歷的錢塘江治理開發的研究和實踐活動，首次公布了一些鮮為人知的歷史細節。文中的標題、腳註和參考文獻系整理者所加；本文資料照片由戴澤蘅提供。

一、民國時期錢塘江治理的初涉

訪談者（以下簡稱「訪」）：戴總，能否請您簡單介紹一下大學時的學習情況以及來到錢塘江工作的背景？

戴澤蘅（以下簡稱「戴」）：好的。1939年，我考取了中央大學水利系，這是我的第一志願。當時，國內設置水利系的學校很少，大部分都包含在土木專業里。中大水利系，每屆只有一個班級，每班大概20人左右，中途也有人轉系。在這裡，除了受到專業的水利教育外，還遇到了影響我一生的同學和老師。正是同寢室同學的影響，使我的學習由「死學」變為「活學」。後來他們也都成長為各領域的專家。另外，當時的專業課程老師水平都很高，印象最為深刻的是：嚴愷老師，他曾經在荷蘭留過學，在中大教我們灌溉、防洪、排澇等課程；黃文熙老師，他的書教得最好，上課講的條理很清晰，沒有廢話。因為他是留美的博士，基礎非常紮實，可以自己編寫講義給我們上課，主要講水力學、高級水力學、土力學等課程。謝家澤老師，給我們上水文學、水利發電的課程，後來當過中央水文局的局長。

1943年，我大學畢業後，被分配到中央資源委員會下屬的水利發電勘測總隊，貴州省修文縣正在建設小水電項目，便被派到修文縣工作，主要從事前期勘測。在修文工作1年後辭職，黃文熙老師將我介紹到中央水利實驗處。1947年，正值戰後，錢塘江得到了美援善後救濟物資，有資金和施工需要的機械設備，這在當時是很少見的。另外，錢塘江還彙集了國內最優秀的水利專家，如茅以升、汪胡楨。這裡有全國最好的人、財、物條件，所以想到錢塘江工作。我的一位同學的父親馮旦先生是老水利專家，在這裡工作。1947年，經過馮先生介紹來到錢塘江海塘工程局工作。

訪：那時錢塘江狀況如何？國民政府時期，有沒有想過要對錢塘江進行治理？

戴：抗日戰爭期間，海塘因長期遭受損毀破壞，已是千瘡百孔。抗戰勝利後，錢塘江海塘的修築，便成為當時浙江省政府與中央行政的緊急任務。據《申報》1946年12月8日刊載該報記者訪問錢塘江海塘工程局茅以升局長時的報道說：「有清一代，不惜以國庫中的大部分耗費在興建石塘上，便是要保全錦繡的江南！而今中央以整治錢塘江與整治黃河並重，也正是一種明睿政策之表現。」[4]足見當時錢塘江海塘在國家建設中的重要位置。先是沈鴻烈主政浙江省府後，於1946年4月成立了浙江省海塘搶修臨時工程處，由馮旦先生任總工程師，在海寧陳文港等險要地段搶修柴塘、土塘、石塘，為安度當年秋汛打下基礎。1946年8月1日又改組成立浙江省錢塘江海塘工程局（習慣簡稱「塘工局」），由茅以升任局長，汪胡楨任副局長兼總工程師並主持日常工作。

塘工局成立不久，在茅、汪胡兩老策划下，即由浙江省政府聘請行政院工程計劃團來杭，聘請中外著名土木、水利、港工專家17人（其中外籍6人）作為塘工局顧問工程師，並組織以侯家源（1896-1959年）為團長、茅以升為副團長、唐振緒為總幹事的22人視察團。1946年8月10日至13日，視察團對杭州至平湖乍浦一帶的海塘進行視察，隨即提出視察報告。各位專家圍繞海塘工程修築中塘前沖刷、塘基沉陷、塘身傾斜開裂和滲漏排水、塘面之外形及塘前坦水、沉排、丁壩等護灘工程之修築等方面，運用近代科學技術知識，提出分析和建議，並全文發表在1946年《建設季刊》第4期[5]。

海塘的修築，工艱費鉅，籌措不易。1946年初，在馮旦先生主持搶修工程時，獲得行政院及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分別撥補的20億元資金，合計40億元。塘工局成立後，又經茅老和汪胡老等多方呼籲，1947年度和1948年度分別獲准由中央撥款86億元和43億元，並由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補助麵粉5000餘噸（摺合20餘億元）、大米1000噸。此外，1948年，由浙江省政府撥款21.5億元，向地方徵收工程受益費22億元。1948年度，又獲得行政院處理美國救濟物資委員會核撥海塘工程救濟專款，支付數項大型工程之開支。歷經艱辛，籌得上列款項，方使海塘工程得以擇要修築，安全渡過了1946-1948年三年汛期，沒有釀成大災[6]。

中外專家考察海塘之時，均認為：海塘修繕工程僅能治標。整治江道，將水流束范歸槽，才是治本之道。汪胡老於1947年即聘請中央大學水利系張書農教授擬訂了從杭州閘口至海寧尖山河段的《錢塘江下游整理河床初步計劃》[4]。

因為接受美援善後救濟款，美方安排了一位監理梅安諾（Arnold. N. May）在錢塘江工程局做總負責人。那時錢塘江工程管理局還下轄三個處：海寧鹽官的工程處、蕭紹工程處和尖山採石場工程處，前兩處均由一個美國人負責管理，主要是管理海塘修築經費。後來，又成立一個海塘養護總隊，負責海塘日常維護工作。

到這裡工作不久，我被梅安諾調到錢塘江邊取水樣，觀察記錄江水的含沙量。每天帶一個工人到陳汶港新昌江邊取樣。初漲潮時，每隔1、3、5、10、15分鐘一次，以後每30分鐘取水一次，每天在8～16時取樣。取來的水樣放在岸邊，靜置過夜，然後量記含沙量數值。再將這些數據按照潮前、潮中、潮後進行分類整理，上報建檔。這是首次對錢塘江岸邊懸移質含沙量漲落潮變化之量測分析。汪胡局長將這份稿件送與黃文熙教授一份，黃老師交同班級何子峰學友譯成中文。此時，已有將灘地促淤的想法，但沒有系統的治江規劃。這份報告是錢塘江河口最早的水文報告。

訪：此後，您又負責哪些工作？

戴：那時，國內有關水利的書籍非常少。汪胡禎副局長翻譯捷克人旭克列許（Armin Schoklitsch）撰寫的《水利工程學》（Hydraulic Structures），讓我負責校對工作。此書原文是德文，譯自英譯本，我也是按照英譯本進行校對的。當時，我發現有一句話被漏掉未翻譯，將其補充進去，汪胡局長覺得我工作很仔細。後來，因與梅安諾意見不統一，汪胡局長調走，從事治理淮河的工作。我們一起工作了大概1年時間。後任局長徐世大仍與梅安諾意見不同。事實上，梅安諾是一位建築工程師，對水利並不精通。不久全國解放，也就不存在這些問題了。

圖1 2014年9月2日 王淼（後排左）、李海靜（後排右）

採訪戴澤蘅（前排左）、李光炳（前排右）後合影

二、新中國初期的錢塘江河口研究工作

訪：1949年新中國成立前後，單位的情況如何？

戴：解放前夕，我參加了科協組織。受同班同學地下黨何子峰暗托，負責保護塘工局機關財產檔案。我們三五個要好的年輕人組織「應變隊」，日夜輪班站崗。解放後才知道，除了我們幾個之外，還有其他資歷老一些的人（比我大10多歲）也在負責保護這些資料，他們將所有資料都已打包整理好，防止國民黨帶走。解放後，杭州市領導陳偉達和譚震林做演講，科協派我和谷超豪去聽，演講的主題是關於解放後的形勢。1949年8月，我剛被調到陳汶港工程處任處長。以前的處長是薛次莘，此人曾擔任過國民黨政府南京市市長。我在這裡負責該段1891米的干砌預製混凝土塊斜坡塘續建工程（圖2），直到工程結束。

圖2 1949年在海寧海堤工地（前排左起：戴澤衡、吳又新、陳昌齡、馬席慶）

建國後，人力、財力、石方採運能力都比解放前大大增強。通過搶險、護灘、加固海塘長達10年的實踐，逐漸積累了經驗，培養鍛煉了大批技術幹部和技術工人，建立和壯大了雄厚的石料採運力量，在拋石強度、拋石方法、防止散拋石塊被潮水急流打散等方面作了改進，方得以拋成很多短挑水壩和少數長挑水壩。

訪：李先生，您是什麼時候來到錢塘江工作的？

李光炳（以下簡稱「李」）：1948年，我從北洋大學畢業後，被水利部統一分配到錢塘江海塘工程局，首先到四堡杭東工程處搞施工工作。1950–1951年，到寧波從事姚江的測量工作。

訪：當時，浙江水利系統內像兩位這樣有著專業水利背景的技術人員多嗎？

李：當時，錢塘江海塘工程局因有美援支持，工作條件好，因此吸引了一批資深的工程師來此工作。如：1931年，畢業於北洋大學的馬席慶；1920年，畢業於南京河海工程專科學校水利系的董開章等。

解放初期，也出現過特殊狀況，我是作為實習生在此工作，並沒有編製。工資是國民政府水利部發，因為內戰水利部搬到了廣州，我們這些人可以選擇去廣州，如果不去就要自謀生路。為此解放後，我到麗水處州中學任教一年。戴總是有編製的，不涉及這個問題。1950年下半年，我再次回到錢塘江水利工程局工作。

訪：建國初的治江工程是如何提出的？

戴：當時國家很重視錢塘江的治理開發問題。建國後，就不斷邀請國外的水利專家（主要是蘇聯專家）來錢塘江調研，為錢塘江的治理出謀劃策。海塘修築方面繼續開展民國時期未完成工程。直至組建河口研究站，才正式開始錢塘江治理工作。

訪：上世紀50年代，中國開始了「三反」「五反」運動，對錢塘江治理有影響嗎？

戴：「三反」時，我正在擔任陳汶港工程處的處長，被當成「大老虎」登上浙江日報頭條[7]。事後知道，可能是因為我經常搭乘承包商的車子往返於杭州和陳汶港之間，有同事舉報我貪污。隔離審查4個月，查清真相後返局工作。

1952年8月，我被派到華東水利部錢塘江海潮實驗站，負責當年秋季組織突擊測驗的具體技術和資料整理工作。當年，以馬席慶為主編製《錢塘江下游治理的初步計劃》。

李：1952年「三反」運動結束後，來到錢塘江海潮實驗站工作，這個實驗站隸屬於華東水利部，委託錢塘江海塘工程局代管，從這時開始與戴總一起工作。海潮實驗站主要負責水文資料的收集。1953年4月，華東水利部撤銷，海潮實驗站也隨之撤銷。此時，單位派我到南京水科所參加錢塘江潮汐模型試驗，這個實驗也是南科所做的第一個潮汐模型試驗。1954年底，來到錢塘江水利工程局測驗科海潮實驗組做組長，負責錢塘江河口水文資料的收集。1956年，我來到水文總站（先浙江省水文局前身）海潮實驗組任組長。

訪：錢塘江河口研究站是如何建立的？它的主要職能和工作內容是什麼？

李：為了治理錢塘江河口，1957年4月，水利部錢正英副部長在杭州主持召開錢塘江下游（河口）治理座談會。以蘇聯水利專家為組長，彙集河口、泥沙、水文、水工等方面知名中外水利專家近30人對錢塘江進行現場勘查後召開座談會。會上一致認為：錢塘江河口情況十分複雜，在未進行基礎科研前難以確定治理方案。目前，應先建立專業測驗隊伍和科研機構，建議成立錢塘江河口研究站，由浙江省水利廳和南京水利科學研究院共同領導。

5月，成立錢塘江海潮測驗隊。7月，錢塘江河口研究站成立，由戴總任副站長，站長由南京水科所河港室主任黃勝兼任。其主要任務：先整理分析錢塘江河口河床、地形和水文實測資料，探明錢塘江河口水文、泥沙運行規律和河床演變規律。在此基礎上，研究治理方案。成立之初，浙江省派戴總、我、李鴻濤等5位同志到研究站工作，南京水科所也派人過來。李鴻濤來了沒多久就去了水電設計院，我們兩個一直在這裡。

戴：這時主要做基礎數據的收集工作，開始著手制訂以減少進潮量為原則的全線縮窄方案。1957年夏，我和余大進同志查勘浙江沿海潮汐水力資料，並編製報告。1958年，河口研究站劃歸浙江省水科所，專註於錢塘江河口研究工作，我開始全面負責所內技術。老李是規劃室的主任，我們一起進行錢塘江河口治理的研究工作。

訪：當時，基礎的科研工作是如何開展的？會需要國外資料嗎？

戴：不同的單位負責不同的研究領域，南科所派了兩三個人，與浙江省水利廳共同負責潮汐水文部分；中國科學院地理所、華東師範大學都短期派人過來，這兩個單位主要負責地貌、地質部分，陳吉余也來到錢塘江。這一時期主要是基礎資料的收集，主要涉及水文、地形、潮汐、氣象、地質資料的分析整理。國外類似流域治理資料的獲取，為我們提供了很好的治理經驗。

李：我們了解到英國隆河（Lune）河口，河槽往複擺動，為解決航運問題對低水河床全線縮窄整治。人工縮窄江道後，致使束窄河段及其下游灘槽淤積。當時，我國尚未與歐美國家建交，很難獲得相關資料。最終，在北京圖書館找到該資料。這份資料對我們預測錢塘江河口全線縮窄後，縮窄段下遊河床變化很有參考價值。後來，單位專門派人在北京圖書館負責收集國外資料。我們將需要的資料寫信告訴他，收集好後寄回單位。

訪：兩位先生在1958年合寫了《錢塘江河口河槽沖淤變化及懸移質泥沙的運行》[8]一文，發表在《泥沙研究》上，寫這篇文章的背景是怎樣的？這是不是最早有關錢塘江河口研究的論文？

李：我們當時收集了很多江道地形和水文實測資料，對這些資料進行分析整理完成此論文，這也是錢塘江河口方面最早的一篇文章。當時國內沒有這方面的研究成果，我們在摸索過程中發表這篇文章，嘗試著指出潮汐河口河床演變和潮流輔沙問題的研究途徑。文章發表後，參加了幾次國內相關方面的研討會。後來，在此項工作基礎上，全國制定了標準規範。由於我們的研究來自於實踐經驗，錢寧先生對此文評價頗高。

三 、「大躍進」及「文革」時期的治江經歷

訪：1960年5月，在杭召開錢塘江河口綜合治理開發技術工作會議，參會涉及到政府、勘察設計、科研機構、高校等77家單位，為什麼會召開如此大規模的會議？主要的議題和目的是什麼？

李：這次會議的規模非常大。此次會議源於1958年由中科院與水電部聯合在上海召開的全國潮汐發電會議，當時錢塘江潮汐電站是會議的中心議題。我們提交了有關錢塘江河口潮汐發電的文章。會上大家認為，錢塘江河口有希望建設大容量潮汐電站。會議總結報告建議，錢塘江河口治理方針由治江改為綜合治理開發利用資源，尤其是潮汐資源。

戴：這時，新安江水電站的工程將要結束，浙江省考慮將員工和設備轉移到錢塘江下游的治理工作中來。1959年11月，浙江省委向中央報告錢塘江下游綜合治理工程的初步規劃方案。12月18日，周總理批示：原則同意這個計劃。繼而，浙江省委通過決議成立錢塘江治理工程委員會，省長周建人為主任委員。

1960年1月，水電部就發出了治理工程的意見。據此，錢塘江治理工程委員會於當年2月編成《錢塘江下游近期治理工程初步規劃》，裡面提出了聞堰和七堡兩個攔江樞紐工程方案，後確定為七堡方案，包括要建低水頭電站一座。同年3月，譚震林副總理又指示積極加強對錢塘江潮汐電站的科學研究工作。同月，浙江省委成立了錢塘江治理工程局，5月中旬邀請華東水院、南京水科院、浙江大學等單位參加，完成以灌溉、圍墾、航運、交通為中心的錢塘江近期治理工程初步設計，上報國務院。因此，也就有了1960年召開的「錢塘江河口綜合治理開發技術工作會議」，涉及77個單位，203名代表，省長周建人致開幕詞。會議期間，還另行組織了潮汐電站水輪機的科技問題座談會[10]。

李：1960年的會議主要圍繞著潮汐發電而展開的，廣泛組織有關方面的力量，開展大協作，對許多重大科學技術問題開展研究。會議分了5個專業組討論，修訂了錢塘江河口綜合開發問題項目表：項目分為9大類，41個研究方向，168個研究項目，並組織協調簽訂了163份協議書。戴總在會上作了「關於錢塘江河口自然環境與治理開發潛力的報告」，並參與具體技術事務籌備聯繫和部分文件起草工作。會議建議在國家科委水利組下設錢塘江分組，組長由馮仲雲副部長擔任。

戴：這次會議的規格高、規模大是因為錢塘江河口綜合治理開發的巨大潛力，尤其是乍浦巨型潮汐電站，當初估計年發電量可以達到130億千瓦小時，這樣的遠期目標吸引了各方廣泛的關注。

訪：這些項目後來都實施了嗎？

戴：沒有。當時正處於「大躍進」時期，大家的積極性很高。1961年，中央提出「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緊接著是三年困難時期，這些項目基本都下馬了，只有河口水文及地質地貌專業小組開展了錢塘江河口河床演變及整治問題的研究。

訪：為什麼只有水文和地質地貌的工作能夠開展？

戴：上面提到過，錢塘江的水文觀測工作從來沒有停止過，這與當時的廳領導也有關係。當時負責技術的吳又新副廳長非常支持基礎科研工作，所以這項工作得以持續開展。

這次會議後，中國水科院也參與到錢塘江治理工作。這時正是「文革」初期，很多人受到影響停止了工作。我的大學同學錢寧也加入到錢塘江河口治理的研究工作中，1961年至1965年，他每年都會有段時間來杭指導工作，為錢塘江的治理提出了很多有價值的意見。[11]同時，還請來曾一起在修文水電站工作的同事林秉南。他們兩位在國內和國際上都是知名的水利專家，雖然兩個人研究方向不一樣，但都認為錢塘江是一條值得研究的河流，是有工作可做的，並帶來他們的助手。那時，承擔任務是不講價錢的，他們來這裡只是科研人員之間相互幫忙，盡義務而已。

在此前後，錢塘江相關研究工作全面展開：南京水科所派員來杭，建造乍浦以上全河口的定床潮汐河口模型，開始試驗；邀請華東水利學院師生首次對初擬的規劃江道作潮汐水力計算（手算）；1963年，派人前往北京運用我國第一代計算機進行杭州灣潮波計算，開創了我國潮汐河口運用比尺模型與數學模型相結合的河口研究工作。

李：這時已經在逐步開展治江工程。

訪：最早開展的工程為赭山灣工程，是這樣嗎？

戴：當時赭山灣工程初期主要是拋築長壩，後來發現錢塘江擺動厲害，水流會繞過長壩，使長丁壩變成了順壩，繼而改變策略，提出利用江道擺動特性，在形成高灘時集中力量圍堤，蕭山開展大規模圍堤工程，這也就是後來大家所說的「以圍代壩」。1961年，李光炳和我合寫《赭山灣整治圍塗工程技術座談發言》，首次提出「根據錢塘江河口江道擺動特性和在圍塗範圍內出現高灘的有利時機，乘淤圍塗（即以圍代壩）」的工程實施新途徑。實踐表明，這是錢塘江治江圍塗「多、快、好、省」的工程措施，大大加速了治江圍塗進程。

訪：當時江道的寬度、河道走勢如何確定？

李：河道走勢是按照適應河流自然特性，在原有河勢基礎上，因勢利導，盡量利用天然山體和原有海塘建築物，並參照高灘保存幾率等值線分布圖來確定。

訪：1963年11月召開中國水利學會第二次會議，其中一個主要議題就是「關於潮汐河口河床演變及整治的綜合意見」，兩位先生就此議題做了報告。我們查到的資料[12]顯示，當時主要涉及三個問題：潮汐河口分類分段問題及河床形態問題；錢塘江河口整治規劃原則問題；河口建閘及防淤措施問題。兩位先生能為我們介紹一下具體情況嗎？

李：這次綜合性的學術討論會，著重探討與當時生產建設密切相關的重大問題，按專業分為七個討論小組。錢塘江治理是個大問題。當時能夠引起會議的重視，錢寧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他認為錢塘江的問題是值得研究的。[13]在他的指導和參與下，制定了減少進潮量的治理原則與局部地段整治圍墾的實施步驟。在會上，我和戴總合寫的《錢塘江河口江道整治與圍塗問題》在潮汐河口組介紹後，得到與會者認同，確定了錢塘江河口整治「減少進潮量，增大山潮水比值和單寬落潮量」的整治原則和「全線縮窄」的整治方案。[12]這篇文章為錢塘江河口整治規劃奠定了基礎。這次會議國家很重視，在京的國家領導人都來了，當時主席是劉少奇，毛主席已經很少出來（見圖3）。

當時，制定全線縮窄方案時有兩個顧慮：一是潮水對塘基的沖刷問題，二是洪水位逼得很高的問題。我們的報告對這兩個問題進行了詳細的分析，根據錢塘江河口河床演變研究成果、已收集的國外相似河流治理資料及模型試驗結果，上述顧慮基本得到解決。

圖3 1963年11月中國水利學會第二次會議合影

戴：錢寧為國內的水利事業貢獻很大，他不僅自己學問好，而且培養了很多水利人才，曾開辦全國範圍的水利培訓班。他是杭州人，就是吳越王錢鏐的後代。

當時，另一個問題就是：潮汐河口的建閘方案。大家對錢塘江建閘方案都很感興趣，但對建閘帶來的危害還考慮得不夠清楚。

訪：既然大家都支持建閘，你們作為技術人員是如何看待這個問題的？

李：當時的水利部部長錢正英提出了兩個質疑：一是，如何修建大壩，技術是否成熟？二是，閘下淤積問題如何解決？

戴：最初，我們也是支持建閘的，但問題沒有搞清楚，要先研究清楚才能下結論。後來通過計算研究發現：大壩可以建成，但淤積問題無法解決。最終得出結論，此處建閘會造成下游淤積，因此上游不適宜建閘。後寧波乾旱，又提出在上游的聞家堰和漁山埠建閘方案。「文革」開始後，這些工作基本都停滯。

訪：「文革」期間，兩位有沒有被戴過帽子？期間，錢塘江治理工作是否正常開展？

李：「文革」期間，我和戴總成了「反動學術權威」，一起被關進牛棚。單位主要工作就是搞政治鬥爭，只有測量隊仍進行測量工作，每年枯水期末期的3、4月份、梅汛中期6、7月份、大潮末期10、11月份各測量一次。錢塘江的水文資料最為完善，這在全國很少見，這為後期江道治理提供了最重要的基礎研究數據。因為要建黃灣工程，1969年初，省水利廳決定成立錢塘江河口治理規劃組，河口治理工作繼續開展。4月份，我從牛棚出來，加入到規劃組從事治江圍塗工作。

戴：我家曾經被抄過兩次，很多書籍和資料都燒毀或賣到廢品站。還被當成「蘇修特務」，因為當時浙江水利系統能講英文的人稀少，只有我可以與外國水利專家對話交流。那段時間，國家很重視錢塘江的治理問題，經常請外國的水利專家來這裡考察，每次都由我負責接待工作（圖4、圖5）。

圖4 1958年陪同前蘇聯水工模型專家奧菲采洛夫等參觀海寧海塘

（左起：余廣明、黃勝、奧菲采洛夫（Офицеров）、吳又新；右1為戴澤蘅）

圖5 1963年在杭州接待日本專家

（前排左2、左3為日本專家，右起：戴澤蘅、徐洽時）

至於「反動學術權威」的帽子我是不怕的，因為當時周總理說過「反動學術權威是要追究來龍去脈的」，所以我並不擔心。當時的領導被稱作「資本主義當權派」。

1968年－1971年期間，工作基本停滯。1970年開始，慢慢參與工作，主要進行了錢塘江河口各種治理方案的論證比較，對河口全線縮窄方案進行修訂和完善。繼錢塘江上游建閘方案取消後，又提出在下游黃灣建閘方案。此外，還參與組織黃灣樞紐方案試驗研究工作。1973年以後，錢塘江治理工程主要圍繞著治江圍塗和黃灣樞紐工程展開。由於對淤積問題認識不清，黃灣建閘方案研究了20多年。直到改革開放初期，杭州灣解除了軍事禁區的限制，錢塘江的治理工程開始考慮對杭州灣的影響，最終確定黃灣建閘將造成杭州灣淤積，此方案才徹底放棄。為此，1985年各相關單位一起召開了一次會議，確定取消建閘方案。

四、改革開放後對錢塘江治理的研究與思考

訪：戴總，改革開放後，在錢塘江河口治理開發研究國際學術交流方面的相關工作，能否簡單介紹一下？

戴：改革開放後，國際學術交流日益活躍，我們從事水利河口領域也不例外。比如，1980年，我和老李一起參加在北京舉行的第一屆國際河流泥沙學術討論會，提交了共同撰寫的文章《錢塘江河口河床演變及治理》，並放映《錢江潮》資料片，用英文對其進行介紹。1982年，我們赴荷蘭參觀有名的三角洲工程（圖6）。

圖6 1982年在荷蘭參觀三角洲工程

（左起：戴澤蘅、韓曾萃）

1985年1月，美國衣阿華大學教授肯尼迪（J. F. Kennedy）前來參觀考察錢塘江治江圍塗工程，我與林秉南一起陪同考察（圖7）。此外，1986年3月，我們前往美國參加了第三屆國際泥沙會議（圖8）。這些國際學術交流和考察工作對於做好錢塘江河口治理開發工作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同時也讓國外同行更好地了解了錢塘江河口治理開發狀況。

圖7 1985年1月與林秉南一起陪同美國衣阿華大學教授肯尼迪（J. F. Kennedy）

參觀考察錢塘江治江圍塗工程（左1戴澤蘅，左2林秉南）

圖8 1986年3月在美國參加第三屆國際泥沙會議

（左起：黃勝、戴澤蘅、嚴愷、劉家駒）

訪：1982年，兩位先生合寫的《錢塘江河口河床演變及其治理》[14]獲得浙江省自然科學優秀論文獎，兩位先生不僅是同事還是密切的合作者，兩位先生寫文章是如何分工的？

李：我們基本是事先達成一致的想法，然後分工各自寫，最後再統稿溝通。

訪：兩位先生還與韓曾萃先生合作寫過一本書《錢塘江河口治理開發》，這本書是在什麼情況下寫成的？退休後，在錢塘江河口治理開發方面還做了哪些事情？

李：是韓曾萃提議寫這本專著的。錢塘江河口治理已開展近半個世紀，通過持續觀測研究、科學規劃和工程實踐，杭州至澉浦河段江道縮窄了1／2～3／4，江道得以穩定，增強了防潮、排澇和航運功能，並圍墾土地110餘萬畝，取得巨大的綜合效益。將以往河口治理開發的科研工作進行系統梳理總結，完成專著以供參考。退休後，我們主要就做了兩件事情：撰寫《錢塘江志》[15]與《錢塘江河口治理開發》[2]。

戴：1994年退休後，就專職參加寫志，1998年《錢塘江志》出版發行。值得一提的是，老局長茅以升、汪胡楨二老十分關心《錢塘江志》的編撰工作。1986年3月我和同事一起專程到北京拜謁二老（圖9、圖10），他們還專門為《錢塘江志》題了詞並收錄書中。除《錢塘江志》外，我還參加了《中國圍海工程》[16]和《錢塘江河口治理開發》的編寫。

圖9 1986年3月北京家中拜謁茅以升先生（左起：戴澤蘅、茅以升、王一凡、陶承煥）

圖10 1986年3月戴澤蘅（左）於北京家中拜謁汪胡楨先生

訪：戴總，您除了參加錢塘江河口治理開發工作外，還做過其他哪些流域的治理工作？

戴：1973年，曾參加以嚴愷院長為組長的珠江河口的調研工作，為珠江河口的治理規劃研究工作提供諮詢。1978年，又帶隊勘查甌江、飛雲江、敖江三個河口，撰寫治理開發報告。1980年，參與了全國開展的沿海海岸線調查工作，當時浙江省由科委和農委牽頭，會同十個廳局三十多個單位，前後組織1700多人參加的浙江省海岸帶和海塗資源綜合調查，我擔任調查隊隊長並主編綜合報告，這項工作1986年才完成，這項工作獲得了1992年全國科學技術一等獎。後來又擔任過1989-1994年浙江省海島資源綜合調查的技術顧問。因為這些調研工作，1995年被授予有突出貢獻的專家稱號。上世紀90年代之後，先後多次參加長江口深水航道治理工程的有關論證、評審的工作和會議。

改革開放後，國內外的交流活動也多了，多次參加國際會議，向國外介紹錢塘江河口治理的情況。這麼多年，錢塘江治理下來，浙江水科院的研究實力也增強了，開始承接外面的項目，雖然當時被一些人認為「不務正業」，但今天看來是對的，為拓展水科院的研究領域打開了局面。

訪：戴總，您從1991年7月起開始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並從1977年到1991年擔任浙江省政治協商會議第四、五、六屆政協委員，這期間提出過哪些與錢塘江河口治理開發相關的重要議案？

戴：1990年，在省政協六屆三次會議上提出「關於建立我省重大應用技術試驗基地」的建議。當年，這項議案得到省計劃委員會回復，表示支持。後來，在省水利廳與省科委支持下，撥專款於1993年建成我省首批重點實驗室之一「潮汐泥沙實驗室」，就是我們現在所在的這個實驗大廳。

訪：現在治江工程基本完成，可以說錢塘江河口的治理工程是成功的。作為你們一生的事業，兩位先生如何看待水利工程建設？作為長期的系統工程，如何才能建設一個好的、真正造福於後世的水利工程？

李：是的，錢塘江河口澉浦以上河段治理工程已基本完成，我們能夠參加這份工作還是很幸運的。錢塘江河口是一個多災的河口，數代人都想過要治理它，但由於方方面面的原因沒能做成。而我們這代人將這件事情做成，而且沒有留下問題，還是很幸運的。

戴：做水利工作最重要的是要有一個方向和目標，當時的廳領導吳又新很支持做錢塘江的基礎資料的收集和調研，這為錢塘江治理工作打下了很好的基礎。國家也很重視錢塘江的治理工作，而且把握很準確，雖有過錯誤的想法，但大方向把握住了。在設想的基礎上、治理的過程中「邊做邊看，隨時糾正」，這是我們一直遵循的原則。一個問題還沒有研究清楚之前，不輕易下結論，一定要拿出有科學依據的可靠結論。當然，上層領導的把關也是非常重要的。

訪：作為新中國最早的一批水利專家，兩位先生認為從事水利工作最應該遵循的原則是什麼？對年輕一代的水利工作者有些什麼建議？

戴：做事前要有一個大體的方向，按照這個方向做基礎工作，工作的過程中「邊做邊看，逐步實施，隨時修正」，這樣就不會出大錯。在還沒有看準就採取大動作，就會出大問題。

李：科研工作者要實事求是，有科學態度，敢於說真話，做事情要留有餘地。一定要根據實際情況來處理問題，水利工程更是要堅持「科學治江」的原則，不能盲目為領導意志所轉移。現在，我經常跟韓曾萃說，以後的圍墾要留有餘地。現在地方對圍墾積極性很高，我們一定要考慮下游乍浦港口、核電站的問題，不能因過度圍墾而導致淤積。

訪：兩位先生對錢塘江河口未來的治理開發有哪些思考和建議？

李：錢塘江河口的問題很複雜，戴總曾提出過在杭州灣建一個人工島的方案，後來發現很難，這樣會嚴重改變自然生態，是不合理的。現在，杭州灣大的工程似不太可能，南岸還有一部分可以圍墾利用，但不能過多，不可影響北倉港水深。現在地方上對圍墾很感興趣，科研工作一定要注意考慮下游的淤積問題，要保障秦山核電站、乍浦港和北倉港的安全，一旦被淤積就是大問題。

戴：錢塘江河口逐步縮窄的方案是要遵循的，但進一步再縮窄的話還需要做更深入的研究。

致謝：在本文的採訪過程中，得到受訪人戴澤蘅先生哲嗣戴驊先生的大力協助。石雲里教授、汪前進研究員閱讀了訪談錄的初稿，並提出修改意見。在此謹致謝意。

參考文獻

1 潘存鴻，史英標，尤愛菊. 錢塘江河口治理與河口健康[J]. 中國水利,2010,(14):13-15,29.

2 林秉南.序[A]. 韓曾萃，戴澤蘅，李光炳，等. 錢塘江河口治理開發[M]. 北京：中國水利水電出版社, 2003.

3 中國水利百科全書編輯委員會，水利電力出版社中國水利百科全書編輯部（編）.中國現代水利人物誌[M].北京：水利電力出版社, 1994, 46.

4 戴澤蘅. 汪胡楨先生治理錢塘江[A]. 嘉興市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 一代水工汪胡楨[C]. 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7.32.

5 錢塘江海塘工程視察團視察報告[J]．建設,1946,1(4):201-246.

6 戴澤蘅. 序[A]. 茅於潤. 我的父親茅以升[M]. 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 2011．

7 孫栩. 農林廳在職人員培訓班與大貪污犯斗理鬥智破獲獨山工程貪污案[N]. 浙江日報,1952-3-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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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戴澤蘅，等. 錢寧同志在錢塘江[A]. 《紀念錢寧同志》編輯小組(編寫). 紀念錢寧同志[C]. 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 北京：水利電力出版社, 1987. 136-139.

10 戴澤蘅. 錢塘江河口治理工程的回顧與思考[J]. 河口與海岸工程, 2000. (56): 69.

11 錢寧，謝漢詳，周志德，李光炳. 錢塘江河口沙砍的近代過程[J]. 地理學報, 1964. 30(2):124-141.

12 中國水利學會第二次全國會員代表大會及綜合性學術討論會彙刊[R]. 北京：中國水利學會, 1963.

13 錢寧，張仁，周志德．河床演變學[M]. 北京：科學出版社, 1989.

14 戴澤蘅，李光炳．錢塘江河口河床演變及治理[A]. 中國水利學會（主編）. 河流泥沙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C]. 第l卷. 北京：光華出版社, 1980. 457-466.

15 錢塘江志編纂委員會（編）. 錢塘江志[M]. 北京：方誌出版社,1998.

16 中國水利學會圍塗開發專業委員會（編）. 中國圍海工程[M]. 北京：中國水利水電出版社, 2000.

?（本文原刊於《中國科技史雜誌》2015年第2期，科學春秋獲作者授權刊發，略有修訂，由於篇幅所限，文中腳註略去，需要者請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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