絲綢之路上的天文與地理

海上絲綢之路

再談談17世紀至18世紀的海上絲綢之路。這一時期西方發生了科學革命，大量西方科學知識通過傳教士傳到中國，歷史學家稱之為「西學東漸」。有一種相當普遍的看法認為中國在這一時期主要是被動地接受西方科學知識。我認為這個看法是相當片面的。科學革命本身就是文明融合的結果，是一個全球化的過程。在這個過程當中，主要是西方先進科學知識向東方的傳播，但明清時期的中國，不是完全被動地接受西方科學知識，而是在接受西方知識後，主動進行發明創造。

我們以地球經度測量問題為例加以說明。

明朝萬曆三十年（1602年），義大利傳教士利瑪竇向明神宗進獻的世界地圖以《坤輿萬國全圖》為名出版，中國人開始初步了解世界地圖的全貌，也了解了地球概念及相應的地理經緯度概念。

對中國來說，地理經度的測量有兩個目的。第一是為了制定天文曆法。明末，原來使用的曆法《大統歷》已經用了三百年，出現很大偏差，預報日食、月食都不準確。崇禎年間，徐光啟提出要對曆法進行改革。但是如何改卻有很大的爭議。有人主張繼續使用《大統歷》，只進行修正；有人主張採用伊斯蘭天文學的「回回曆」；還有人主張用明末傳入中國的歐洲天文學「西法」。徐光啟主張採用「西法」。為了證明「西法」的優越性，他預測了五次月食，包括初虧、食甚、復原時刻、食分、初虧所起方位等，並在每次月食發生前上奏摺，以期驗證。他不僅給出月食在北京的情況，還給出在其他14個省會的情況，這是前所未有的。這些預測都用到了地理經度的信息。徐光啟主張的「西法」在曆法競爭中取得優勢。後來確定採用西方天文學系統進行曆法改革，所謂「溶彼方之材質，入大統之型模」，中國天文學從此開始了中西融合的進程。

地理經度測量的第二個目的是地圖製作。製作地圖對於國家治理非常重要。清朝康熙皇帝親自領導了大規模的天文大地測量，並在1718年繪製完成《皇輿全覽圖》。為開展這項工作，康熙聘用了很多傳教士，他們大部分來自法國，大都與法國科學院保持密切聯繫。因此，可以說康熙時期，中國與法國之間有很多科學交流。例如巴黎天文台的天文學家，就通過在華傳教士獲得來自中國的天文、地理數據和信息。

中國的這一測量活動與西方近代科學上一個重要爭論相關——17世紀至18世紀關於地球形狀的爭論。按照牛頓力學，地球由於自轉產生離心力，使地球在赤道地區凸鼓出來，成為一個扁圓體。但巴黎天文台台長卡西尼領導的測量卻顯示地球在赤道地區應該更扁平一些，是一個橢球體。兩派的爭論持續了近一個世紀，直到18世紀中期法國科考隊分別到秘魯和拉普蘭德進行子午線測量，才證明牛頓的觀點是正確的。

在這樣的背景下看中國康熙時期的天文大地測量，就在近代科學發展史上具有特別意義。當時在中國進行的測量，從南方的海南島到北方的黑龍江，地域非常廣闊，這在歐洲是不可能做到的。因此在中國所做的天文大地測量一定會得到歐洲科學家的密切關注，因為這些數據對於解決他們關注的科學問題非常有價值。所以傳教士在測繪結束後，把測量數據報告給康熙皇帝的同時，也發回歐洲。這些數據很快就出現在1735年法國傳教士杜赫德編撰的《中國帝國圖志》中，在歐洲廣為流傳，成為製作世界地圖的最新數據。因此，中國康熙朝的天文大地測量，實際成為歐洲近代科學活動中的一部分。

康熙時期為繪製《皇輿全覽圖》所做的大規模天文大地測量，充分說明那個時候的中國並不是完全被動地接收來自西方的科學知識，而是非常主動地開展相關的科學活動。中國可以說是西方科學近代化進程的參與者。這也從一個側面說明，近代科學的發展是一個全球化的過程，是東西文明交流融合的過程。

我認為，自古以來，科學就在文明的交流中扮演著重要角色，同時科學也在這種文明的互動中獲得新生。這提示我們以一種全球的視角來看待歷史上的科學與文明。「絲綢之路」為我們提供了這樣的新視角。我們將歷史的點點場景連接起來，可以構成一個全球科學史的圖景。古代世界相互連接的程度比我們想像的要豐富得多。這一歷史遺產應該得到傳承，因為，我們是探索科學真理的同一個人類。

（作者：孫小淳 系中國科學院人文學院常務副院長、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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