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姥姥、俳優與知識分子

《紅樓夢》是部大書，大書中有個小人物劉姥姥，小人物被寫進大書，因此就有了大道理。

劉姥姥不簡單。一介村婦，胸無點墨，滿口村言，卻能在門戶森嚴的賈府中三進三出，且被邀為大觀園的座上賓，沒有點看家本領是辦不到的。

劉姥姥的本領實在很象古代的俳優。

東方朔、枚皋們以一介布衣、身無尺寸之功，置身於巍巍帝座之下，周旋於袞袞諸公之中，社會地位的巨大反差所導致的精神壓力，全靠厚顏的自嘲和機智的滑稽才能化解。

劉姥姥在賈府中的處境與此類似，故其處身之道也就不謀而合。

像東方朔們一樣，劉姥姥也很會講故事，不僅有趣，而且很會製造懸念，她胡謅的那個雪地里的女孩子的故事，直讓個憐花惜玉的賈寶玉牽腸掛肚，寢食不安，充分表現了民間的敘事本領。

劉姥姥不僅會編故事，而且很善於逢場作戲。《史太君兩宴大觀園》一回書中，鳳姐兒原本要出姥姥的丑，結果卻讓姥姥佔盡風流，她乖乖地鑽進大觀園姊妹們設計的圈套，又都風趣、妥貼地將之一一化解，把整個宴會渲染得載笑載歡。

可以說，《紅樓夢》寫了賈府無數的宴席，唯有這一場是熱情洋溢，而這全憑姥姥的插諢打科插，至於賈府的金枝玉葉們，在此只有跟著起鬨的份兒。

劉姥姥渾身上下都是歡樂的細胞，給暗淡沉悶的大觀園帶進了鄉野的笑聲，笑聲中洋溢著生活的熱情，煥發出生命的活力。這種談笑風生以化解窘境、插諢打科以烘染氣氛的能力也正是東方朔們的看家本領。

在宮廷宴飲中，俳優往往是靈魂人物，助興起鬨、傳觴行令是俳優們的拿手好戲，他們既被弄，又弄人，既被笑，又笑人，把一場宴飲勾兌得既團結緊張，又輕鬆活潑，把君臣的算計官場的傾軋掩蓋於一團和氣之中，皆大歡喜。

但是，劉姥姥在大觀園中決非僅僅是嬉皮笑臉的小丑，正如俳優們在朝廷上不光是脅肩媚笑的弄臣。

俳優往往是濟濟多士中唯一的覺醒者，是在一片奉承聲中面對天子龍威唯一能夠說並敢於說「不」的人，──所以敢於說「不」，當然是因為他那一套正話反說、反話正說、陽奉陰違、綿里藏針的滑稽本領。

俗話說「伴君如伴虎」，而俳優們卻總有辦法先把老虎哄睡了再去摸老虎的屁股捋老虎的鬍鬚。所以能夠說「不」，卻是由於俳優們相對於主流文化的邊緣性、相對於精英文化的民間性。

東方朔們都是民間知識分子，他們或許很想改頭換面成為濟濟多士中的一員，但卻永遠無法洗卻身上的村野氣而脫胎換骨。

正是其民間的眼光能見人所不能見，民間的話語能道人所不能道，他們嗅慣了村野中清新的氣息，因而就能敏感地覺察到瀰漫於主流文化中那股腐敗氣，主流知識分子卻因久處其中，非但不覺其臭，反覺其馨如蘭。

明·吳偉《東方朔偷桃圖》

漢賦就是俳優精神的寫照，漢賦的「勸百諷一」，正是一種俳優策略，「勸百」是為「諷一」作鋪墊，湊熱鬧是潑冷水的引子，這種欲擒故縱之術，既是俳優的祖傳秘技，實在也是出於人之常情的生活常識，人都是生就的順風耳。

漢賦極力鋪張皇家的氣派、帝都的豪奢和異域的風情，正是劉姥姥初進大觀園的光景，布衣儒生乍進上京，見了什麼都新鮮，都一驚一詫、嘆為觀止，不知道該用什麼語言來形容，就把凡是能夠想到的辭藻全搬出來派上用場。

漢賦歷來被視為貴族文學，實在是誤解，漢賦不如說是民間寫給貴族看的文學作品，排場是貴族的，而眼光卻是民間的，更何況，漢賦肆其華麗龐雜的言辭所極力渲泄的豐沛的想像力、旺盛的生命慾望與嚴正的主流文化精神恰恰背道而馳。

實際上，賦這種文體，正是靠俳優文人們才在西漢時代首次引進主流文化的，它原本是一種民間文體，光這一點，就足以讓漢代俳優們在文化史上佔有一席之地，試想，如果抹去漢賦，泱泱大漢的精神世界還剩下什麼？

明·仇英《子虛上林圖卷（局部）》

劉姥姥對於大觀園，也是一個外來者，對於賈府的封建教化，她也是一個邊緣人。雖然不能說劉姥姥是封建主流文化的批判者，這樣說有任意拔高之嫌，恐怕姥姥擔待不起。但不可否認，曹雪芹讓這個角色粉墨登場，看似遊戲文字，實是意味深長。

曹公大筆一揮在紅樓的精緻畫面中掃過的這粗糙而遒勁的一筆，與那些精雕細鑿、嬌生慣養的什麼寶們、玉們、釵們和鳳們相比，恰如一塊橫空飛來的山野之石，毛里毛糙，卻結結實實，有稜有角，當那些寶們、玉們都已灰飛煙滅，只有這塊石頭萬古長存，賈府的一縷香火竟得靠姥姥來守護。

但曹雪芹塑造劉姥姥，卻決非僅僅想給王熙鳳託孤，這著意點染的粗渾卻明亮的一筆，與整個鋪金縭彩的畫面格格不入，正反襯出賈府這深深庭園的幽暗、沉悶，從而喚醒了讀者的批判眼光，正如散漫粗礪的民間歷史總是跟正統歷史調皮搗蛋一樣。

賈寶玉和劉姥姥，一為精英，一為平民，一為源於正統力量內部的叛逆，一為來自民間鄉野的異端，兩者一文一野，一內一外，形成兩股裡應外合的力道，動搖著賈府的存在依據。

兩股力量最終是否匯合，當在下回分解，但八十回後再無下回。劉姥姥講的故事給賈寶玉留下一個懸念，曹雪芹給讀者留下一個懸念，這懸念讓人一直夢縈魂牽。

實在地說，這是一個歷史性的懸念，這個懸念早已由司馬遷在《史記》中就埋下了伏筆。《史記》專辟《滑稽列傳》，濃墨重彩地為俳優傳神寫照，《史記》後的正史，卻再也沒有專門為俳優們專辟園地樹碑立傳的了，檢遍皇皇史冊，再也難覓俳優們詭譎的身影。

並不是俳優從此就退出了歷史舞台，也並不是俳優從此都墮落為侏儒弄臣而不足稱道，實際上，俳優一直與中國封建歷史相始終，他們在瓦舍勾欄熱熱鬧鬧地表演著的同時，也在政治舞台上轟轟烈烈地活動著，演出了一場又一場歡天喜地、驚天動地的歷史活劇。

東漢·擊鼓說唱陶佣

只是從《史記》以後，正統知識分子與政治權威合謀壟斷了敘述歷史的權力，在正統知識分子眼中，俳優們是不入流的另類，因此剝奪了他們進入歷史的資格，從此，只有在野史小說還能找到俳優歷史的蛛絲馬跡。

歷史造就了歷史的偏見，歷史的偏見又反過來影響了歷史，直到現在，中國知識分子仍對俳優的歷史地位和文化意義缺乏同情的理解，從而使俳優仍如荒野孤魂，獨自遊盪在歷史的邊緣，俳優的歷史命運仍懸而未決。

這一懸念最近又重新浮現出來。九十年代的「人文精神」討論，從字面上看，是「躲避崇高」派知識分子與「固守理想」派知識分子（姑妄稱之）之爭，而其文化意義，則正是俳優知識分子與道統知識分子之爭在現代的繼續。

「躲避崇高」者從寫作風格到話語策略以及精神格調都有古代俳優的流風餘韻，而後者則孜孜於重續道統命脈，在這場爭論中，前者顯得勢單力孤，甚至有被開除「知識分子籍」之虞，正如俳優被史官們開除「史籍」一樣。

實際上，連曹雪芹對劉姥姥也留了一手：劉姥姥雖滿腹「錦繡」，出口成章，很「有些見識」（曹雪芹語），敘事能力一點兒也不比熟讀萬卷書的文人低，但曹雪芹卻只能讓她以一副滑稽的面目出現。

劉姥姥這一角色，固然表明曹雪芹超出同輩的民間情懷，但同時也表明他仍未脫文人的矜持，這種矜持掩蓋了劉姥姥這一人物身上深沉的玄機，以至大部分讀者僅僅將劉姥姥當成了一個「噱頭」，正如歷史上的俳優僅僅被視為小丑。

本文節選自《古典的草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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