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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目前唯一把《論語》翻譯成法文的中國人

近日,著名翻譯家、學者、中法文化比較研究專家董強專程前往法蘭西學院正式履新,成為法蘭西道德與政治科學院200餘年來首位華人通訊院士,也是最年輕的通訊院士。作為中法兩國人文社科領域重要的「擺渡者」,董強多年來通過翻譯、創作等方式,致力於加強中法兩國的文化交流和傳播。

他是目前唯一把《論語》翻譯成法文的中國人


董強


據了解,法蘭西道德與政治科學院屬於法蘭西五大學院之一,與英國皇家科學院等並列為全球歷史最悠久、最著名的研究機構。法蘭西道德與政治科學院的通訊院士主要授予外籍人士,與院士一樣為終身制,只有前任通訊院士去世後,才可增補。而董強是我國人文藝術領域內繼吳冠中(法蘭西藝術學院通訊院士,已故)、饒宗頤(法蘭西古文獻學院外籍榮譽院士)之後,第三位入選法蘭西學院的傑出人士。


昨日,現任北京大學法語系主任的董強從法國返回國內後,第一時間接受了深圳商報《文化廣場》記者獨家專訪。


讓世界了解中國人文社科成就

深圳商報《文化廣場》:首先恭喜您榮選為法蘭西道德與政治科學院「泛學科」類別外籍終身通訊院士。可以請您介紹一下此次赴法履新的情況嗎?這個新身份將有助您如何展開新的事業?


董強:我是10月10日正式當選的。11月14日,法蘭西道德與政治科學院舉辦年度的「莊嚴大會」。這是個傳統,就是要在這次最重要的大會上,由院長做一個年度報告,由副院長主持頒發各種獎項,並由學院的終身秘書長做有關一個明確主題的學術發言。這個「莊嚴大會」向公眾開放,但不對媒體開放。所謂公眾,也往往是院士們或者獲獎者邀請的人士,我去參加的就是此次大會。我首先與該學院的終身秘書長達爾科斯見面,接受他的祝賀。我在法國皇家圖書館與其他院士會合,被介紹給他們,並接受他們的道賀。我以後可以隨時使用這個圖書館。


法蘭西道德與政治科學院彙集了法國與全球在政界、金融界、宗教界、外交界的頂尖人士,以及所有人文社科領域的傑出人士,被稱為「知識界的議會」。在這裡可以接觸到全球在人文社科領域最新的思潮,直接與傑出人士討論。同時,我也將可以把中國在人文社科領域的經驗和成就,通過這一平台,讓全世界了解。


深圳商報《文化廣場》:2013年您還曾獲頒法蘭西學院「法語國家聯盟金獎」,2014年入選「中法建交50年50人」榜,2015年被法國總理曼努埃爾·瓦爾斯授予法國國家榮譽軍團騎士勳章。這些殊榮都源於您對中法文化研究和交流所作出的貢獻。您是何時開始意識到中法文化對話的重要性?在文化藝術傳播上,您認為特別需要注意哪些問題?


董強:我在國外生活了12年之久,深深感到中外進行文化交流的重要性。我得到的法語國家聯盟金獎,就是全世界所有這些法語國家共同設立的大獎,委託法蘭西學院頒發,每年全世界頒給一到兩人。

中國文化在國外一直被看做是一種高深、博大又非常難以理解的文化,包括漢語本身也非常難。所以,一定要建立起良好的文化傳播體系,尤其是找到一種讓別人聽得懂、能夠產生善意的語言。這是最重要的。我近20年來就一直致力於此:在中西方之間,找到一種存異求同、能夠付諸理性和感性的語言,讓文化藝術一些內涵性的東西,可以為外國人所接受,所了解,所熱愛


曾師從米蘭·昆德拉


深圳商報《文化廣場》:您在法國遊學12年,期間聽過法國哲學家德里達、社會學家布爾迪厄的課,他們的授課分別給您帶來哪些影響?回溯這段旅法經歷,又對您的思想觀念乃至人生追求帶來什麼變化?


董強:法國是一個思想的國度。湧現了笛卡爾、伏爾泰、狄德羅、盧梭等古典和啟蒙思想家。到了現當代,無論是薩特、加繆,還是福柯、巴爾特,都是引領全世界思潮的大家。我有幸直接見到、聆聽了一些大師,如你提到的德里達、布爾迪厄等人,他們都是開一代風氣之先的人,影響遠及英美國家和亞洲。他們的教學非常具有啟發性,讓我們對現當代的社會生活有全新的思考。目前,世界進入了一個複雜、不確定的新階段。法國思想家們那種求索精神和思考方法,可以幫助我們更好地去面對。


深圳商報《文化廣場》:您旅居法國時還師從過作家米蘭·昆德拉,您說過「昆德拉對藝術、小說史的理解最透徹」。而後來您開始研究藝術,聽聞便是受昆德拉的影響?

董強:如果沒有昆德拉,我可能就像所有同學和朋友一樣,改學其他更為實用的學科了。他在我人生最迷茫、最無所適從的時候出現,為我走上後來的文學、人文學科道路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我最欣賞的,主要是他看待小說史的角度,以及將小說與音樂進行跨界思考的獨特眼光。其實最最關鍵的,還有他的傳奇經歷。我覺得,我之所以最後決定回國,都跟他有關。簡單地說,他來自一個在文化上處於歐洲中心卻因為一度沒落而歸屬於法蘭西邊緣的國家,所以,他回不去,也不想回去。而我來自一個獨立於歐洲文化,可以與之相抗衡,又在現代時期與之產生巨大關聯的文化體系和國家:中國。我必須回。


深圳商報《文化廣場》:雖然您身上被貼上翻譯家、法國文學研究專家等標籤,但事實上您也有很具中國古典的一面,比如您經常臨摹古帖,對中國傳統書法繪畫同樣深有造詣,這有給您的翻譯,或者說中西文化交流帶來了哪些啟發?


董強:我對文化的認識是全方位的。我肯定是以法語、法國文化為基礎、為核心。但從我回國那天起,甚至遠在此之前,我就產生了對中國古典文明的濃厚興趣。比如書法,書法是中國文化的一種核心價值,又是其他許多文明所沒有的。中國的傳統美學博大精深。我在法國時,就用法語在巴黎東方語言學院講授《文心雕龍》。你對現當代的東西了解越透,就越對古典的東西產生崇敬之感。人文藝術與自然科學不同,不是線性發展的。有些核心的東西,是歷史上積澱下來的。你如果對這些東西不了解,就無法了解一個國家的文化,即便是現代文化。


第一個把《論語》譯成法文

深圳商報《文化廣場》:《論語》是中國最重要的儒家經典著作,您作為目前唯一一位把《論語》翻譯成法文的中國人,是如何考慮呈現這種中國傳統文化的精髓?難度有多大?


董強:我翻譯過李白的詩。這已經是一種挑戰。我翻譯的第一本書叫《「雲」的理論》,是一部從符號學角度研究藝術史的作品,幾乎就是一本天書,非常難。而《論語》的翻譯,更有難度。因為,首先,孔子離我們畢竟那麼多年了。我們即便文言文很好,其實掌握的也就是唐宋八大家那種文言文。而《論語》裡面的很多用法,如果沒有專門的注釋,是根本看不懂的。其次,即便你理解了,是否在譯成法語的時候,可以把那種風格呈現出來?所以,這是一個巨大的挑戰。我只能說我力所能及地提供了一個我的版本。


深圳商報《文化廣場》:至今中國的許多經典著作恰因文言文翻譯問題而在對外傳播上面臨艱難,甚至無法走出國門——比如有些唐詩宋詞的翻譯讀起來真是令人哭笑不得。您怎樣看待這個現象?


董強:文言文其實是非常美麗的。它甚至美過我們的白話文。它只是要求我們進入古人的情景,或感受到王國維所說的「境界」。古典的東西翻譯起來之所以難,主要在於兩點。一是概念,二是風格。概念就是比方說,中國人說的仁、義、禮、智、信,忠,孝,等等,在外語中到底是什麼?而風格簡單說就是我們說的味道。李白的詩,翻譯之後,可能顯得過於直白,杜甫的詩正相反,可能特彆拗口,典故太多,等等。這些都需要譯者自己去領悟,並在領悟後加以處理。所以,翻譯家是一個偉大的職業。


向法國讀者推薦莫言賈平凹


深圳商報《文化廣場》:1995年您在法國曾協助創辦了「中國藍」出版社,王蒙、賈平凹、王安憶、莫言等作家作品得以與法國讀者見面。這些年,中國文學在法國經過了怎樣的接受情況?


董強:我當年在法國,最大的感受就是中國的東西在西方介紹得太少,尤其是現當代的東西。所以,我還是學生的時候,就協助一位法國友人創辦了「中國藍」出版社。這個出版社規模比較小,只能出版一些篇幅不大的作品。法國有些大的出版社,如瑟伊出版社,出版莫言的小說,也是我推薦和做專家論證的。賈平凹的《廢都》得了法國的費米娜外國文學獎就是我校對的。我採取的戰略是,小的能出的就通過「中國藍」,出不了的就推薦給大出版社。這是我做過的最自豪的事情之一。


深圳商報《文化廣場》:您還是「傅雷翻譯出版獎」評委會主席,從2009年創辦至今,都堅持獎勵譯自法文的最優秀的中文作品,這也可以稱是您文化理想的一種實現?


董強:我讀大學的時候是上世紀80年代,那是一個翻譯的大時代。進入了21世紀,好翻譯越來越少。人們也越來越不願意投身於翻譯事業。隨著老翻譯家們一個個去世,這項事業很快就會青黃不接。所以,從2009年起,我成為傅雷翻譯出版獎的首屆評委主席。傅雷是一位具有現代中國文化象徵意義的大翻譯家。我希望通過這個獎,讓大家意識到翻譯的重要性,提高翻譯家的社會地位和待遇。


深圳商報《文化廣場》:如果讓您可以重新選擇,您依然會選擇回到中國發展嗎?或者說,如果當年一直留在法國,您如今的翻譯研究和文化傳播抱負同樣能得以很好施展嗎?


董強:我回國是必然的。所以肯定會依然選擇回國。我如果留在了法國,肯定在法國名氣很大了,我也肯定可以做不少事情,但我對中國的了解,就很可能隔了一層。這是我所不願意看到的:我可不能成為假洋鬼子啊!


(文章來自「深圳商報」,作者魏沛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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