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零：「當代徐霞客」寫下的國族地理思想史

文史 0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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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點亮生活』

許多人因為一本庄諧雜出的《花間一壺酒》，也因為「越活越糊塗，越喝越明白」而知道了學者李零的有趣一面。近期，作為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文化學者的他則由三聯書店推出了一套看似很「中國學」的《我們的中國》，要說這套作品與近年湧現的眾多「中國學」有什麼別開生面之處，或許在於他講的不是他者眼裡的中國，也不只是「我」的中國，更不是海外漢學家意欲解構的「中國」，而是「我們的中國」。

如是套用李零在幾年前同樣分四冊出版的《我們的經典》自序里的講法，我們或許可以這樣說：「我們的中國」，不是為我們不假思索，當自古以來就是如此的概念接受的，一般意義上的中國，而是當代人眼裡最能接續中國傳統，又是最能與世界交流溝通的「我們的中國」。

李零：「當代徐霞客」寫下的國族地理思想史

"如果我的腳還能跑，還有很多地方想去。"——李零

「走路不光看山水，看風景，

更重要的是看人類活動的痕迹」

李零是從「我」的觀察和記錄出發，書寫「我們的中國」的。他靠的是行走與閱讀。如果說，早些年他主要沉浸於閱讀「我們的經典」，過去十年，他則可說是在「行走」中記錄自己對當地歷史、地理與文物的觀感和思索。

在日前於上海書城舉行的新書首發演講中，回味年輕時探幽攬勝的心情，李零感慨：學歷史一輩子，書上說的那些地方若是都去過了，那正是壯遊河山，是極大的滿足。而對行走的嚮往，李零甚至還有些可以稱之為「貪念」的情感：「希望全部走全，我管這叫『十全大補』。如果我的腳還能跑，還有很多地方想去。」

而李零的行走有現實的緣由，也自有其堅實的歷史依據，依據就在先秦最富於科學性的地理記載《禹貢》。在李零看來，《禹貢》以大禹治水為母題，只講山水澤地和以山水澤地界畫的九州，不講政區，卻是漢魏以來所有地理書的源泉。而《禹貢》講禹跡，禹跡是大禹治水，隨山浚川，一步步走出來的。「所以，研究地理，走路很重要。走路不光看山水，看風景，更重要的是看人類活動的痕迹。中國山水，人文背景很深，研究地理，離不開考古。考古和地理都是讀地書。」

李零：「當代徐霞客」寫下的國族地理思想史

《我們的中國》

體現在《我們的中國》第二冊「周行天下」中，李零尋訪了中國上古以來重要的戰場、城址、祭祀遺迹，到訪岳鎮海瀆、山水形勝;走完了孔子、秦始皇與漢武帝走過的路。而第三冊「大地文章」，則既有山川考察記，也有「家鄉考古學」，因為他把對故鄉山西省武鄉縣以及太行山的考察，當成了行走的「中心」。

難怪有朋友調侃，他這是老家中心主義，比國家中心主義還要可怕。但在李零，這沒什麼可奇怪的，一則了解中國，就適宜從你自己最熟悉的家鄉開始，二則，山西確實重要。「中國的晉南和豫西，確實是中心裡的中心啊。蘇東坡曾言：『上黨從來天下脊』，地處太原與洛陽之間的這片區域，自古是兵家必爭之地。」

更重要的是，這讓他對「中國」的形成，有了直觀的感受。在李零看來，談論最早的「中國」，應該注意兩個基本前提：「國」的形成和「中」的形成。如果國家都沒有形成，也就無所謂「中國」的概念。而即使形成了國家，但是如果沒有形成文明中心，對周邊形成強大的吸引力，吸引其加入其中，構成核心地區，那也算不上「中國」，而只是周邊眾多小邦國之一而已。

但所謂中國，其實並沒有地理意義上的絕對的中心。李零表示，歷史上，中國的夷夏之分是以中央和邊緣為依據來劃分的，誰佔據中心誰就是華夏，誰屬於四裔誰就是蠻夷。「所以我們都曾經是華夏，我們也都曾經是蠻夷。比如，夏、商、周三代都以『中國』自居，說自己住在『禹跡』。」但李零提醒，「禹跡」實際上是個以夏地為名的符號，代表的是夏、商、周融為一體的天下。當夏在中心時，商是蠻族，商為中心時，周是蠻族。當周為中心時，天下被重組，很多國族都遷離原地，用司馬遷的話就是「子孫或在蠻夷，或在中國」。「所以，任何一族只要不在中心，都會被視為蠻夷，『夷夏之分，不在血緣，而在地域和文化』。」

從世界文明的高度看，李零表示，文明都是由中心和周邊共同構成的概念，往往農業文明在中心，草原文明和海洋文明在周邊。它們之間的關係是相互依存、相互補充的，但海洋文明和草原文明作為周邊都有著朝中心發展的慾望，即所謂的「四裔趨中」。四裔趨中的規律是四裔面向的是發達地區，背後是起源地，兩個文明最接近的地方形成一種過渡形態，同時也是四裔最為發達的地區。

由大地上的行走，而致對中國的深入思考，就不難理解《我們的中國》何以被看成是「當代徐霞客」寫下的國族地理思想史。而在有評論看來，經由李零的這本書，中國自上古以來的人文和精神世界，有了一個大地上的維度。

「中國是一個文明漩渦，既有輻輳，也有輻射」

毫無疑問，李零在中國大地上的行走，也是他追尋中國的旅程。而這種追尋固然源於他的治學興趣，恰如李零自言，他竭四十年之力，全是為了研究中國，卻很難說沒有在一定程度上受了當下中國認知焦慮的影響。

近年，海外漢學家力圖解構「永恆中國」，他們不滿中國的疆域和歷史，說中國是個虛構的「共同體」。為此，李零從中國的形成是一個歷史過程的角度給予了反駁。而在《我們的中國》第一冊「茫茫禹跡」里，他就講述了中國大一統國家形成的歷史進程，並稱，「中國」概念的形成，關鍵是「兩次大一統」，第一次是西周封建，夏商周三分歸一統；第二次是春秋戰國紛爭之後的秦漢大一統。

要對「大一統」有個清晰的認識，就不能不回到最早的「中國」這一爭論上來。對此，不同的學者依據各自的研究和發現，有二里崗「中國」、二里頭「中國」、龍山「中國」、廟底溝「中國」之說，問題越追越遠，背景的背後還有背景，似乎難有定論。李零認為，龍山時代是城市遍地開花、國家出現和中心形成的醞釀期，二里頭文化才真正形成中心，而後商人從東部崛起，取代了這個中心，但西土仍在夏人控制範圍之內，這說明夏、商、周不僅是前後相續的時間概念，同時也是並行的空間概念。而「中國」這個詞，無論是傳世文獻，還是出土銘刻中，最早也只能追溯到西周時期。「正是周人完成了將夏、商、周三個空間板塊一統。」

李零：「當代徐霞客」寫下的國族地理思想史

自此，中國歷史、中國地理的輪廓逐漸清晰。李零表示，在西周大一統完成後，古人發明了岳鎮海瀆作為九州也即空間中國的地標。此後，秦漢大一統完成了制度上的大一統。李零由此強調，中國真實存在，它不是虛構的，但「中國」的形成是一個歷史過程。李零表示，在《禹貢》的地理範圍內，就生息著五大族系。戰國末年，秦國為統一天下做準備，摩拳擦掌，已經有五帝共尊、五嶽並祀的設想。元朝和清朝，這兩個征服王朝都是多民族國家。蒙古人和滿人都是多種文字並用，元朝有六體，清朝有五體。19世紀，歐洲人創建漢學，最初就是抱著《五體清文鑒》和滿漢合璧本，學習漢語，研究中國。

據此，李零認為，中國境內的各民族，無論是以四裔治中國，還是以中國治四裔，誰入主中國，都不會同意另一半獨立。「孫中山鬧革命，剛開始提出『驅逐韃虜，恢復中華』的口號，後來發現這根本不行，於是《中華民國臨時約法》宣布，中國的領土為二十二行省和三大屬地。我們的共和是漢、滿、蒙、回、藏五族共和。由此看，『五族共和』並不純粹是個現代民族國家觀念下的發明創造，它也是中國傳統的延續。」

而從歷史上看，五大族系在一起，就會產生「夷狄交侵」的現象。在這個過程中，有些國會被吸納進來，有些也會被排斥出去。「中國是相對四裔而言，古人所謂華夏和蠻夷戎狄。中國對四裔具有吸引力，四裔對中國有嚮往，因此很多周邊文化就進入了核心地區，與中國融為一體。」李零表示，中國的版圖正是由此不斷擴大，尤其是宋以後契丹、女真、蒙古、滿洲等周邊民族的不斷入侵，中華民族的概念也不斷擴大。

這正是李零在《我們的中國》第四冊「思想地圖」里強調的一個重要方面。「『大一統』是古代的世界概念，中國叫『天下』。中國是一個文明漩渦，既有輻輳，也有輻射，雪球越滾越大，形成了『大一統』。」

「我們的中國」之旅，並不是終結，而是另一個開始

誠如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考古學家許宏所說，我們的中國是一個複雜的共同體，「中國」的概念在不斷變化的過程當中，吸收了天下的地理觀，也吸收大一統的政治文化，等等。如此，要單一地從地理上看，從文化上看，從種族上看，都「看不到」中國，只有綜合起來觀察可能才是中國。

而要做到這種「綜合」，就有賴於研究者豐厚的學養，這正是李零作為一個文化學者的難能可貴之處，在《我們的中國》自序中，李零一開始就自問自答：「我的專業是什麼，有點亂。」在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考古學家徐天進看來，治學要做到這個「亂」字其實特別難。「因為亂，在讀李零的文章時，你會發現，但凡考古學、古文獻、地理學，還有藝術史，凡是我們想到的人文領域十八般武藝，他似乎都能信手拈來，不同領域的這些學科的知識也好，材料也好，他都能夠很熟練地，毫無隔膜地來表達他要表達的思想。」

而要真正做到「毫無隔膜」四個字，則需要著者在客觀的論述中，恰如其分地融入自己的主體性。徐天進表示，看李零的文章，能看出有非常鮮明的冷與熱的兩重性。「在面對史料的處理時，李零真的是極其的冷，絲毫看不出來情感那一面的東西，他表達自己的觀點，也是毫不含糊的。但他表達的內容，又分明讓你感到他是有情懷，有溫度的。甚至你感覺，他的文章，包括書名、題目，都是他自身情感的表達。這與當下很多學者冷冰冰，沒感情的研究對比鮮明。」

李零：「當代徐霞客」寫下的國族地理思想史

在徐天進看來，李零獨特的思想和情感，也形成了他獨特的語言表達。「業內人士有時候會開玩笑說，他寫的是『李零體』，因為他的風格很獨特，一種極其簡約的風格，他用的都是很短的句子，而且很白話，時不時還會來點俚語，來點不登大雅之堂的辭彙。但你讀了並不覺得突兀。」事實上，李零確實喜歡在文章里時不時來點不一樣的東西。就拿《我們的中國》來說，寫入書中的除了嚴謹專精的學術問題和文獻梳理，還有遊歷過程中的生活小事。對於這些小事，他都一一耐心對待，記錄細如毫末，雖淡淡幾筆，卻很是生趣。

不止於此，李零雖自言不怎麼用手機，也很少看報紙，但這並不妨礙他「與時俱進」。說他行走不易，他會說古代行走才真是不易，那時沒有現代化的交通工具，旅行，除了雙腳，只有舟車。所以，古代行者只有那麼幾種，比如，軍人、商人，又比如，尋仙訪葯的方士，宦遊天下的學者，還有巡狩封禪、到處視察工作的帝王。而在秦皇漢武之前，跑路最多的著名人物當數孔子。「孔子一輩子都在做一個夢，就是周公之夢，當他年老的時候，他說當他做夢都夢不見周公的時候，他就知道自己快要死了。孔子這個夢就是中國最早的『中國夢』，因為他想恢復西周大一統。但他沒有做成這個夢，最後是秦皇漢武做成了這個夢。」

如今我們講「中國夢」，自然不是王國維在寫《殷周制度論》時想要重溫的「周公之夢」，而是力圖對中國有更為清醒的認知的「中國夢」。讀李零的《我們的中國》，會讓我們明白，中國、中國人為什麼是現在的樣子，它所承襲的以前的樣子又是什麼樣子。當然我們還要探究，中國今後又將往何處去？

就像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院長葛兆光說的，至今中國仍然在傳統、歷史和文化的延長線上，但也不能不認識到，近代中國文化出現了轉型和認同的雙重困難。本來中國的變化都在傳統內變，現在還要在傳統外變。面對現代、面對世界，中國要尋找文明與文化、全球化與地方化之間的和諧之道。從這個意義上說，由李零開啟的尋訪「我們的中國」之旅，並不是終結，而更可以說是另一個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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