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軟世代」：一個年輕群體的處境和隱憂

中學生物課堂上有一個很初級的實驗，把兩根蘿蔔條，分別浸入盛有清水和鹽水的燒杯里，觀察它們發生的變化。一段時間後，清水裡的蘿蔔條依然堅挺、硬脆，而鹽水中的蘿蔔條則慢慢皺縮、癱軟。

我們要討論的是社會問題，所以這是個比喻。

各個領域的人們都開始感知到一個事實：在我們身邊，像鹽水裡的蘿蔔條一般綿軟無力的年輕人正越來越多。他們慵懶，缺乏進取欲和意志力，對未來沒有壓力也沒有想像，不工作或對任何工作都不上心，更談不上任何理想主義激情。

「越來越多」是人們的主觀感受，作為一個對象，此類年輕人似乎尚未引起研究者們的統計興趣，故而其絕對規模和所佔比例都缺少數據，這給討論帶來了第一個麻煩。

第二個麻煩則是如何稱呼他們。過往人們慣於以年代作為群體心理和行為分析的外延，但從未解決這些範疇的天然缺陷——時間斷代過於絕對，而且年代劃分十分容易出現「殃及池魚」的情形。

在面對「軟綿綿的年輕人」這一問題時，年代範疇更加無力。庸碌懶散者，在歷史上任何年代都存在，只是在80後、90後、00後中，具有上述特性的人規模似乎突然間膨脹起來，以至於那些符合正統價值觀的人們發現，在身邊的新生代、親戚、朋友、同學中，一伸手就能抓到幾個。

丹尼爾·貝爾在《後工業社會的來臨》一書中說：「一個社會對於正在發生的事情找不到語言來表達是可悲的。」看來，創造一個新的名詞已經不能迴避，考慮到這些年輕人在意志力、進取動力和對自己的人生負責的意願方面呈現出的「鹽水蘿蔔」特徵，我們姑且稱之為「軟世代」。

接下來的問題就「名正言順」了：在當前社會裡，是什麼構成了那一杯泡軟「蘿蔔」的「鹽水」？

插圖/5ive

「軟世代」

鳳凰衛視主持人竇文濤在微博上做過一次問題徵集——什麼是「最讓人焦慮的問題」，結果發現，呼聲最高的那個答案竟然是：「不想工作怎麼破？」

他在節目中感嘆：「太不可思議了，年輕人竟然不想工作。」

心理上不想工作，不等於實際上不從事任何工作，因為人都有生存壓力和發展需求。

繼續看竇文濤的闡述：「我也不想工作，如果我是個遺產繼承人，我就不做了。不過演播廳燈光亮起，我就會本能地認真幹活，精神抖擻，因為認真幹活才能有錢。」

他說到了第一點——生存壓力。他所處的時代，是被生存壓力所驅動的，同代人的經歷被他潛意識地作為一種人生「典型」。

在日本，二戰後到50年代初「嬰兒潮」時期出生的一代人，被稱為「團塊世代」，是這些人撐起了日本的高速成長，至今還是日本經濟的脊樑。旅日學者鍾慶以此類比中國，把六七十年代出生的人稱為「中國的團塊世代」，而1967年出生的竇文濤正是其中一員。簡單總結「團塊世代」的成長處境，就是生存資源匱乏，因而他們有著強烈的危機感。

然而今天的許多年輕人，非但沒有被溫飽問題威脅的實際經歷和心理體驗，甚至就是未來的「遺產繼承人」，至少也是父母縱然不是富人但也完全有能力讓孩子免於饑寒的一代。

這一點非常重要，下文再詳細討論。

董明珠

另一位對「年輕人不想工作」現象發表激烈意見的公眾人物是企業家董明珠。2016年年底，在央視財經頻道《對話欄目》中，董明珠有些激動地說，很多90後不願意去實體經濟工作，而喜歡開網店，一個月賺兩三千元能生活下去就滿足了，「這一代人對我們國家經濟的發展是有隱患的」。

董明珠這番話更多地被解讀為實體經濟和互聯網經濟「打架」的繼續，更重要的問題卻被忽視了——她指出了另一個事實——為數不少的年輕人表現出沒有個人發展需求的共性（不限於她說的「90後」）。

「開網店」本身當然也是一種工作、一種創業，但在這個「二八效應」體現得十分明顯的領域裡，絕大部分的「創業者」最終不得不面對僅能糊口的結局，而且時間的拉長並不能為個人發展提供資金、經驗、技能、思想和創造力的積累。

開網店只是一個舉例，在各領域裡都存在一種工作狀態，它孤立、重複、對人的提升沒有要求，因而也就無法與人的發展需求對應起來，然而，許多身處其中者並不嚴肅面對這個問題，偶被提醒也視作「杞人之憂」。

綜合一下，所謂「軟世代」，就是那些幾乎沒有生存壓力和個人發展需求的年輕人。

大致上，他們有幾個特徵：1、年齡分布從80後到00後，地域分布從城市到鄉村；2、已婚或未婚，可能有工作也可能沒有，對任何一份工作都無法長時間堅持；3、多數人無法養活自己，需要父母補貼，父母對補貼不抗拒，少數人的收入僅夠支應個人生活，無法盡到其在家庭角色中的責任；4、幾乎不思考未來，偶爾異想天開；5、由於幾乎不接受多少真實、有效的知識，對社會趨勢和市場機會一無所見；6、不完全是「啃老族」，因為長輩已經沒有被「啃」的痛感。

「軟世代」這一賦名，是道德中立的，他們並非主觀上有意「長大不成人」，而是當前社會條件所導致的一種客觀結果。

插圖/丁得

輕易生存的時代

成為「軟世代」，是一種理性選擇，因為現實提供了條件。

在珠三角、長三角等先發地區，機器人正在取代工人成為生產車間里的主角。勞動力緊缺、生產進一步標準化以及生產效率提升的需要，是重要原因，但企業家們可能在公共媒體上不方便訴說的另一個原因是——他們已漸漸找不到合格的工人。

年輕的工人們要有空調、裝WIFI，要管理者和顏悅色，但他們仍然會隨時撂挑子。辭職早已不是一件嚴肅的事情，有些人是因為一點小小的不愉快，有些人則是周期性的，沒有錢就入職，工作幾個月有了一點積蓄就要「脫產花錢」，花完再入職，還有一些人，則是因為對任何事情都無法堅持。

新加入社會的大學生也出現了相同的趨勢，很多人對用人單位提供的底薪嗤之以鼻，因為那個數字可能還比不上他們在學校一個月的花銷。他們尚未證明自己的能力，或者本身並沒有能力，但卻敢於提出讓用人單位「花容失色」的薪資要求。

這些表現都讓前輩們無法理解，但對於「軟世代」而言，卻是理所當然的，因為在他們看來，優渥地活著、至少是輕而易舉地生存，是天經地義的事情。如果要求不能得到滿足，那他們更願意回家躺在床上。

在他們之前，數千年來人們教育子女「艱難困苦，玉汝於成」，而在當前的時代，這個邏輯正在失效。

社會學家鄭也夫在《後物慾時代的來臨》一書中，先為全書的論述揭示了一個基調性的時代背景：這個世界發生了一個從古至今整個人類進化史上都不曾發生過的變化，我們可以說，人類眼下遭遇的是兩百萬年未有之變局，這個變局就是「溫飽大體解決了」。

他說：「從20世紀中葉往前推，全部的人類歷史都是為了生存而掙扎的歷史。人類各個民族曾經提出過的幾乎所有的主導人生觀，都是建立在人類歷史的這一基調之上的，都折射出此種生存狀況的基本氛圍：生存是嚴酷而艱難的。」

資本主義時代的來臨，工業化的推進，使人類改造客觀世界的能力千百倍地提升，從而輕而易舉地從自然中獲得供養。人，成為了唯一一個擺脫了「生存是嚴酷而艱難的」這一上帝法則的物種。

在先發國家，這一變局發生於20世紀中葉；而在中國稍晚一點，是通過改革開放捲入全球化體系之後才實現的，在80年代實現溫飽之後，今天已經接近「全面小康社會」。

「軟世代」正好處於這一人類歷史上最大變局的銜接處，上一代為他們推開了這一扇門。不是每一個人都是「富二代」，但每一個人都在成為「免於饑寒的一代」，從城市到農村，這一點沒有差別。

時代前行，人的精神氣也在發生變化。

上升的通道

生存問題的解決並不必然導致人們喪失奮鬥動力，人們還有繼續進行階層躍升的慾望，以及物質享樂的慾望，但前提是，這些慾望是可以實現的。

實現這些慾望，曾經比較容易。舉個例子，東莞虎門鎮有密集的服裝生產企業，其中一些人們熟悉的服裝品牌的老闆，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曾是流動攤販。他們從外資加工企業拿出來一部分衣褲，晚上在如今的黃河時裝城附近擺攤。

多年擺攤獲得第一筆資金，用於租賃廠房、購置設備、僱傭人員，開始小規模生產，積累利潤，再擴大生產，最終他們從「攤主」變成「董事長」。

在那個時代里，被捲入市場經濟大潮的人們要實現階層爬升，只需要有足夠的膽量、一定的眼光和不太壞的運氣，往往就能成功。

今天中國所處的，是市場經濟時代的升級版本——資本經濟時代，前後的區別在於，後者多了一個瘋狂的工具——槓桿。加入了這一工具之後，財富創造的整個邏輯就都被顛覆了，「積累——投資——利潤——再投資」變成了「對資本講故事——獲得投資——對消費者講故事——生產產品——再融資」。

邏輯顛覆帶來了角色變化，最重要的變化是很多時候，資本決定一切，人的價值無下限地降低。原始積累過程已經不再必要，這就讓勤儉失去意義；創造力很關鍵，但與資本相遇更關鍵，而能否與資本相遇，幾乎與個人的膽量、勇氣無關，而與人的先天身份有關。

我們可以把對創業有利的個人條件羅列出來：膽識、體力、知識、技能、意志、創造力、容貌，還有「爹」。

在資本經濟時代，首先考驗創業者的不是原始積累能力，而是資源調動能力，所以一個有強大能力的「爹」（也可能是其他關係），是最稀缺的資源。

在資本經濟邏輯下，「第一桶金」預設，企業發展從「滾雪球式」變成「爆炸式」，一家新生企業一兩年內就市值上百億者並不鮮見，一開始人們會驚嘆，一查領導者的「爹」，就明白他人的路徑無法複製。

知識、技能、意志力、創造力等後天獲致的能力重要性下降，但不會消失，不過，它們往往也與「爹」的能力成正比。即便不創業，而是加入精英職業，「爹」、「容貌」這些先賦性條件也遠比獲致性能力重要。美貌原本是接近呈正態分布，但在其高度資源化後，同樣出現了階層集中。

事實上，一切稱得上「資源」的東西都會向更高階層集中，唯一的問題是他們想不想要。

「爹」的意思，就是階層再生產。社會結構日趨定型，意味著社會流動困難，人們的未來逐步被「封頂」。王健林的名句「定個小目標，先賺他一個億」一時風行，被人們用作娛樂資源爭相圍觀、傳揚，其實在心理上是有隱秘的原因的——自己早已被這種財富遊戲開除了，娛樂性的圍觀只是一種掩飾相對剝奪感的表現。

當然，中國的社會流動放緩，是在相當一部分人獲得階層提升、絕大部分人得到物質處境明顯改善之後的放緩，立足於接近「全面小康」的基礎上。這就回到了「輕易生存」這一根本因素，再附加上「上升困難」這一現實條件，一部分年輕人的奮鬥欲逐漸熄火才順理成章。

2016年12月09日，湖北省襄陽市人民廣場附近一間火鍋店，餐廳按照80年代的課堂布置，讓80後的年輕人不經意間回憶起自己的學生時代。

杞人憂天？

資本經濟時代的確讓最好的那一部分機會成為了階層特權，但它並不染指那些它瞧不上的領域，所以這並不意味著市場經濟時代的玩法徹底失效，「積累——投資——利潤——再投資」的財富創造模式仍有空間。只不過，人們很難再「從攤主到董事長」，而是「在跑步機上運動」。

積累變得非常艱難。

對於底層而言，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城市生活成本的提高。在媒體調查社會底層群體的狀況時，存錢開便利店、開理髮店、開餐館等是最常見的願望，但城市生活成本提高讓這種願望實現的速度越來越慢。

而中產處理完住房、車輛、醫療保障、孩子的精英方向教育、符合階層身份的生活方式等基本需求後，同樣所剩無幾。

和上個世紀末不同，今天消費主義已經成為普遍的人生觀，已經很少人能為了更長遠的成敗未定的計劃去克制眼前的慾望。比如我們經常注意到這樣的年輕人，他們對家庭責任缺乏擔當，對未來完全茫然，一次次更換新一代電子設備是他收入的主要去向。

年輕一代對生活有自己的理解。

從大院雜處到同層聚居，那些將「賺它一個億」視為「小目標」的上層玩家與中下層沒有任何現實交集，但他們的財富膨脹方式具有強大的外部性，會間接影響中下層生活的方方面面。他們在社會動力的燃料中，注入了「剝奪機制」這一添加劑。

我們不難在身邊找到這樣的年輕人，可能是白領，也可能是「攤主」、店主、模特、公務員，他們想要在城市裡買一套房子（動力），於是他們開始省吃儉用存首付，但存的時間越長，卻離首付越遠（剝奪）。

他們本來想用更長時間的儲蓄，讓自己的房子離城市中心更近，但儲蓄越多，能夠負擔的房子卻離得越遠。當房價抵達一個臨界值，徹底消滅了年輕人擁有住房的可能性，動力就會失去，因為但凡心智正常的人都不會為一個不可能達到的物質目標奮鬥不息。

除了房價，至少還有通脹造成的無形抵消、股市帶來的財富轉移，類似的剝奪機制都會造成一種「老鼠爬滾輪」的效應，讓奮鬥的邊際效益無限遞減，從而消滅奮鬥欲。

一些人可以依賴父母的供給而生活，另一些人則尋找一種最容易保證生存的途徑，如董明珠所說的那些在家開淘寶店勉強生存的年輕人。還有一種相反的情況是，由於物質過度優渥，或者受益於剝奪機制（比如炒房者，或者家裡擁有許多房產），年輕人已沒有奮鬥的必要。

後方保底、前路迷茫、動力機制被剝奪機制中和，這些客觀現實構成了浸泡蘿蔔的鹽水，因此一些年輕人的「變軟」，不是源於天生的意志缺陷，而是一種由社會條件決定的理性選擇。

幾乎每個時代的年輕人在上一代眼中都有「淪陷」的傾向，就經驗而言，「這一代人對我們國家經濟是有隱患的」這種預測，都被歷史證明為多慮，中外皆然。

比如，機器人逐漸普及，未來的實體經濟可能只需要少量的資源配置者便可完成高效率的生產。而少量勞動便可創造巨大財富，這一趨勢也讓人類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接近「社會財富像泉水一樣涌流」的理想狀態。

問題的關鍵在於，涌流的財富怎樣和每一個人相關？（文/李少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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