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行合一」與王陽明的「三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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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行合一、心物一體

王陽明被稱為有明一代氣節、文章、功業第一人，被認為是真「三不朽」。但是，和中外許多偉大人物一樣，王陽明也一直毀譽參半。時人斥其「事不師古、言不稱師，專以立異為高」，但不能不承認其事功的卓著；後人言其承朱學之式微鼓吹心學，為統治者另謀思想統治出路，卻不能不承認王學的積極因素。萬曆十二年王陽明獲准入祀孔廟，但在同時入祀的三人中（另外二人為胡居仁、陳獻章），王陽明雖然影響最大、功績卓著，卻爭議最大。而在整個清朝，王陽明及其學說更受到全面的壓制。從上個世紀開始，我們也曾經給王陽明及其學說貼上一個標籤：「主觀唯心」。

有一個人們十分熟悉的用以說明王陽明「主觀唯心」的例證。王陽明在浙江紹興期間，與學生游南鎮，有學生指著破岩而出的滿樹鮮花問道：「（先生）說天下無心外之物，如此花樹，在深山中自開自落，於我心亦何相關？」王陽明道：「你未看此花時，此花與汝心同歸於寂。你來看此花時，則此花顏色一時明白起來。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王陽明全集·傳習錄下》）如果只是以此為例，又不明其「機鋒」所指，自然可以視為不顧客觀事實的「唯心」。但還有一個人們並不熟悉的說花故事，事情發生在江西贛州或南昌。王陽明和弟子薛侃等在花圃除草，薛侃感慨：「天地間何善難培、惡難去？」王陽明不假思索地回答：「未培未去耳。」他隨即借物說事：「此等看善惡，皆從軀殼起念，便會錯。」見薛侃不理解，王陽明繼續解釋：「天地生意，花草一般，何曾有善惡之分？子欲觀花，則以花為善，以草為惡；如欲用草時，復以草為善矣。此等善惡，皆由汝心好惡所生，故知是錯。」（《王陽明全集·傳習錄上》）王陽明的意思十分清楚：天生萬物，本無善惡之分。若以自己心中的「好惡」作為判斷事物「善惡」的標準，那就大錯而特錯了。如果以此為例，我們或許就不會把「主觀」的帽子戴在王陽明頭上了。

王陽明的上述言論，都發生在「龍場悟道」並提出「知行合一」之後，可以看出他在「主觀」與「客觀」之間已經有了新的認識，「知」與「行」、「心」與「物」，越來越融為一體，這才是「知行合一」的境界。學生徐愛等人曾經就「知行合一」向王陽明提問：既然是「知行合一」，先生為何有時只說「知」、有時又只說「行」？為何有時只說「心」、有時又只說「物」？王陽明回答：「只為世間有一種人，懵懵懂懂的任意去做，全不解思維省察，也只是個冥行妄作，所以必說個『知』，方才『行』得是。又有一種人，茫茫蕩蕩懸空去思索，全不肯著實躬行，也只是個揣摸影響，所以必說一個『行』，方才『知』得真。」「此是古人不得已補偏救弊的說話。」（《王陽明全集·傳習錄上》）

這種方法，恰恰是中國古代思想家的共同特點，所有的言論和文字，都是針對具體的事情展開。這種方法的好處是直截了當、簡潔易懂，問題是容易被斷章取義、被各取所需。雖然王陽明有時因「物」說「心」、因「行」說「知」，有時又因「心」說「物」、因「知」說「行」，但在他那裡，心和物、知和行是一個相輔相成的整體。所以，我們研究他們的思想，不能用「舉例子」的方法，而需要對他們的思想脈絡、表述特徵特別是「語境」有真正的認識。

入道、揭道、傳道

王陽明對「知行合一」的體悟和闡釋，有一個認識上的演進過程，這個過程與他自己所說的「學為聖賢」或「求聖」的過程是同步的。王陽明《朱子晚年定論·序》說自己的學術經過「三變」：「早歲業舉，溺志詞章」，後來感覺是在浪費青春；於是「稍知從事正學」，研讀以朱熹為代表的儒學著作，卻感到眾說紛紜、「茫無可入」；不得已轉而「求諸老釋」，頓覺驚喜，「以為聖人之學在此」，但將其與孔孟之說、日用之道相印證，又產生抵牾。迷茫之中，貶官龍場，反覆思考，體悟日深：「證諸五經四子，沛然若決江河而放諸海也。然後嘆聖人之道，坦如大路。」所謂的「龍場悟道」，就此發生：「聖人之道，吾性自足。」

這段回顧，使人們認為經過「三變」之後的「龍場悟道」，王陽明已經悟出了「聖人之道」。但是，令王陽明驚喜的並不是悟出了「聖人之道」的結果，而是悟出了通向「聖人之道」的「大路」、找到了打開通向「聖人之道」大門的鑰匙。所以黃宗羲認為，「龍場悟道」對於王陽明的「求聖」來說，是「始得其門」。

黃宗羲可謂真知陽明者，他認為王陽明的學術經歷，並非王陽明自己所說的一個「三變」，而是有兩個「三變」，「龍場悟道」則是兩個「三變」之間的關節點（《明儒學案·姚江學案》）。只有把這兩個「三變」一併考察，才能理清其「求聖」的全過程。

黃宗羲說的第一個「三變」，如王陽明之所述，這是一個「悟」得其「門」的過程。王陽明從朦朦朧朧地嚮往著「學為聖賢」，到「得其門」「入其道」，其間經歷了整整二十年。

黃宗羲認為，在「龍場悟道」而「得其門」後，王陽明的學術開始了第二個「三變」：一是「盡去枝葉、一意本原」，開始專註從「吾性」「吾心」中追求「聖人之道」，而不是向「心外」去追求，於是有了「知行合一」的感悟，認為知即是行、行即是知。二是到「江右以後」，悟出「聖人之道」原本就是早為先賢揭示卻被後人泯滅的「良知」二字。這樣，就為「知行合一」注入了靈魂。三是提出「良知」之後，宣稱人人心中有良知，人們只要把各自的良知發掘出來並且落實在行為上，即「致良知」，這才是真正的「知行合一」。從「龍場悟道」，到病逝於江西大庾，這第二個「三變」，也經歷了二十年。

前後兩個「三變」，構成了王陽明「求聖」之道的三部曲：第一，從立志「學為聖賢」，到體悟「聖人之道，吾性自足」，尋求到「入聖」的門徑。但何為聖人之「道」，卻只是有所悟，而無法用文字、語言概括出來。第二，從「龍場悟道」，到在江西揭「良知」，揭示出「聖人之道」的精義，這也是王陽明學術即「心學」的核心和真諦。第三，從揭「良知」開始，到在江西南昌、贛州、吉安等地，在紹興等處，倡導「致良知」，倡導「與民不親而親」，倡導與「愚夫愚婦」同好惡，心中有良知、滿街皆聖人。這個「三部曲」，既是王陽明通向「道」、揭示「道」、傳播「道」，即入道、揭道、傳道的過程，也是「知行合一」從提出到注入「良知」、到「致良知」的過程。

偉大的思想只有灌輸到大眾之中，成為大眾的自覺行為，才是它真正價值所在。在中國歷史上，幾乎所有的思想家，從孔子到孟子，從二程到朱熹、從陸九淵到王陽明，首先都是社會活動家，他們的學術，他們的言論和主張，都是為著解決社會問題，為醫治時代弊病開具藥方。

心中有良知、行為有擔當

儘管王陽明被認為是氣節、文章、功業即立德、立言、立功「三不朽」，但黃宗羲和後來的「王學」研究者往往有意無意忽略王陽明學術過程中功業和氣節的作用。或許在他們看來，王陽明的功業誰也否認不了，王陽明的氣節有目共睹，但王陽明的學術卻曾經被視為「異端」「邪說」。更重要的是，研究者多為「文人」。所以，儘管中國古代「聖賢」的標準，是立德、立功、立言三位一體，但在王陽明的「文人」研究者那裡，主要關注的只是學術、是「立言」，看重的是他從祀孔廟的榮耀。在研究中並未將其氣節、功業與學術融為一體，對於王陽明的定位，也就僅僅成了「思想家」。

這種導向的結果，是後人更多地關注王陽明的「心」而忽略「物」、關注王陽明的「知」而忽略「行」，並進而視其為「唯心」且「主觀」。但是，王陽明的學術從來就是和功業相互激發的；而學術和功業的終極動力，是氣節，是對國家、對社會的擔當，三者相輔相成，不可或缺。在王陽明的身上，他的學術即「心學」，是為立言；他的功業即實踐，是為立功；他的氣節即擔當，恰恰是立德。這才是王陽明的真「三不朽」。

當王陽明「懵懵懂懂」嚮往「學為聖賢」的時候，根本不知道「聖賢」為何物，但少年時代埋下的種子、少年時代萌發的志向，其實是一種為國家、為社會效力的擔當，被當時的人們稱為「氣節」。所以，在15歲時便有出居庸關考察「虜情」的行為，有向皇帝上書陳述對於邊關防務意見的動機；在刑部主事任上，敢於革除監獄積弊、敢於處死背景深厚的罪犯；在兵部主事的任上，敢於直斥時弊，雖然因此得罪權貴，受廷杖、下詔獄，貶謫龍場，但初心不改。雖然此時王陽明尚未提出「知行合一」，但事事都在「知行合一」。

為南贛巡撫，一年之內平息數十年之「積寇」，王陽明的功業開始走向鼎盛；接著，在四十天內平定蓄謀已久的「叛藩」，成為明朝第三位以軍功封伯爵的文臣，王陽明一生功業達到鼎盛。正是這個時候，王陽明的學術影響也開始走向巔峰。試想，如果王陽明和之前歷任巡撫一樣，對流民束手無策，如果無法平定寧王之亂，還能理直氣壯地說「良知」，心安理得地講「知行合一」嗎？沒有功業，不影響薛瑄、胡居仁、陳獻章入孔廟，但沒有功業，卻不可能「倒逼」廟堂承認王陽明的學術。在王陽明那裡，沒有不落在功業上的學術，也沒有離開學術的功業，他本身就是「知行合一」的。

在南贛平息流民之亂的過程中，王陽明提出「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良知」二字呼之欲出。平定寧王叛亂之後，應對來自方方面面的流言蜚語，應對當權者的各種刁難和猜疑，是王陽明一生所遭遇的最大難題。直到此時，「良知」二字才終於被揭示出來，所以他特彆強調：「某於良知之說，從百死千難中得來，非是容易見得到此。」（《王陽明全集·傳習錄拾遺》）在王陽明看來，「良知」二字乃是自己一生學術的精義和真諦，這才是真正的「聖人之道」，它既在每個人的心中，「不待學而有、不待慮而得」，更是在「百死千難」的磨礪中才得以悟出。

王陽明在「百死千難」中悟出內心深藏的「良知」，是學術和功業的相互激發，而終極動力，則來自「氣節」，來自對國家、對社會的擔當。當寧王起兵時，許多官員在觀望，唯獨王陽明公開宣稱「寧王謀反」，並起兵平叛。古人「三不朽」，首列「立德」，是有道理的。何謂「立德」？孟子說「捨生而取義」，文天祥說「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林則徐說「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王陽明用自己的行為給世人做出了示範：心中有良知、行為有擔當。這才是王陽明對「知行合一」的最好詮釋。在王陽明那裡，「知行合一」的「知」，既是對事物的認識，更是「良知」。是非之心加擔當精神，是為「良知」。以「良知」為靈魂的「知行合一」，才是真正的「知行合一」。在王陽明身上，立德、立功、立言融為一體，不可或缺。（文/方誌遠 江西師範大學教授、傳統社會與中國現代化中心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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