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中國法語翻譯，講驚心動魄的維和故事

文/邱健

在加奧醫院參與傷員搶救

沒來馬里之前，我是南京陸軍指揮學院的一名法語翻譯。2016年3月份，上級通知我，可能要到非洲馬里執行維和任務一年。

而在此之前，我曾於2001年到中東執行軍援任務；2009年，到非洲加彭，參與執行「和平天使-2009」聯合軍演及人道主義援助行動；2014年，陪同總部國防政策宣講團前往波蘭、突尼西亞講學，宣講中國國防政策和軍隊改革情況。

前往非洲馬里執行任務，是我軍旅生涯中第一次參與維和行動，也是第一次踏上真正意義的戰場。

雖然是第一次上戰場，但不是我第一次面對生死考驗。2001年在中東，2009年在加彭，2014年在埃博拉隔離區……然而，再次面對生死考驗時，我心裡還是本能地排斥和迴避，不想接受這一任務。畢竟，人都怕死。如果說，我年輕時執行任務，沒有對生死考慮太多，而是事後有所後怕；那麼，到2014年執行埃博拉隔離任務時，我開始對生死有所思考了：軍人上戰場，如果沒有做好直面死亡的心理準備，將難以完成好任務。正如埃博拉隔離任務結束後，學院副院長做總結時說的：他們是把後事悄悄地交代好了，才放下心理包袱走上戰場。

是的，我又再一次這樣做了。只不過這次我無法再隱瞞妻子和父母，只好輕描淡寫地說「一年很快就會過去」，沒有囑託戰友「如果我不在了有空去看看我父母」，因為曾經受過戰友囑託的我深知這份囑託的沉重，而是意味深長地囑託女兒「爸爸不在的日子裡多照顧媽媽……」你真正放下一切的時候，才能專註於任務。

我恪守這句話，然後踏上了赴非洲馬里的維和征程。

在馬里，雖然我是翻譯不是戰鬥人員，但是在維和任務這個特殊戰場上，翻譯卻是衝鋒在最前面的戰士之一。

初到馬里加奧維和任務區，正當酷暑。炎熱的高溫，乾燥的空氣，還有不分日夜襲來的沙塵暴。我們接手的是第四批任務，任務區內有些設備已經老舊磨損，供水供電設施時常發生故障，缺電少水是常有的事，所以急需購買修理零件。

熱季的加奧，除了高溫，偶爾還有雷雨、雷暴和沙塵暴，隊員宿舍和醫院療區都有漏沙和漏雨的現象，我們需要建築器材；國內臨行前發送的海運物資需要3個月時間才能到達任務區，上一批留下的主食大米和面不多，沒幾天就斷糧了，全隊只能吃過期陳米和霉面。

可是，當我們剛剛到達的第6天，就發生了「5.31恐襲」，中國維和部隊1人犧牲，多人重傷。硝煙還未散去，安全通報頻繁發出「安全形勢緊張，無特殊情況禁止外出」的警告，在內外交困的嚴峻危機下，隊里派我和戰友前往加奧市裡建立物資保障渠道。

作為全隊唯一的法語翻譯，我是與當地百姓溝通的唯一橋樑。我帶著一張張隊里開出的物資清單，與戰友全副武裝，前往加奧市區。

炎炎夏日，裝甲救護車就是一個大悶罐子，儘管車內開著空調，但還是50多度。而且一出任務，往往就是一上午，回到營區已經全身濕透，人幾乎脫水，身體異常疲勞。更不用說，在加奧市中活動時，因安全情況原因，精神緊張而導致的疲勞感。

由於法語翻譯的不可替換性，每次出任務都要前往，而且是沖在最前面。今天去聯繫通信器材，明天又要緊急補充營建物資，後天又要四處尋找隊員急需的給養品。

加奧市場的蔬菜和肉類品種較少，後來我們還開闢了從巴馬科到加奧的陸路大巴運送蔬菜和肉類的補充渠道，這就要求經常進城到大巴車站去取菜。記得最頻繁的一周，五天中有四天都要進城執行任務，而且是在安全情況不好的情形下。有時一天要出任務兩次，除了給養，遭遇電站等關鍵部件損壞，又要緊急補充器材。

除了生活保障方面，法語翻譯在醫療戰場上也是一名急先鋒。「5.31」恐襲那晚，人員進入掩體里，醫院全營區進入燈火管制狀態時，當聽到對講機說門口來了一些人，說話聽不懂時，我第一個走出掩體，向大門走去了解情況。隨後，在隊長的指揮下，我們醫療隊全體人員都冒著危險走出掩體，穿著防彈衣奔赴各自崗位，準備迎接傷員的到來。

隨後，我們的救護車跟隨塞內加爾一級醫院的救護車，在沒有武裝護衛的情況下，冒險前往事發地點，因為那裡有我們的戰友兄弟。作為法語翻譯，我緊跟塞內加爾醫療官，不斷聯繫中方和塞方的指揮員，確保救護車隊抵達老營區。

期間，由於事發突然，而且塞內加爾救護車取道捷徑，走了一條我們司機從未走過的路，中途還發生車輪陷入沙坑，與前面的塞內加爾救護車失去聯繫。我通過電話和聯合國電台，與塞方緊急無線聯繫，指揮後面的塞內加爾救護車前來，繼續引導我們抵達老營區。

終於，工兵的重傷員被接到中國二級醫院，緊急進行手術。與此同時，我也積極與巴馬科醫療協調官緊急電話聯繫，將傷員的傷情、身份、醫療報告發往聯馬團總部，以便組織第二天的緊急空中醫療後送，同時還與說法語的大量傷員進行反覆溝通，了解病情，度過了一個緊張的不眠之夜。

2016年11月29日晚18點10分，一聲巨大的爆炸震耳欲聾，經歷過5.31爆恐襲擊的我們迅速疏散進入掩體。

由於掩體中的通信信號不好，為了及時了解情況，我每次都必須走出掩體進入工作崗位，通過電話與戰區值班室聯繫了解情況，查看電子郵件，監聽聯合國電台。

通過與戰區值班室聯繫，我了解到距離超營2公里的加奧機場受襲，機場旁邊的法軍營地遭受恐怖分子駕駛汽車炸彈衝擊。當我正在營區掩體間來回穿梭彙報最新情況時，突然聽到超營門口有交火的槍聲，同時看到照明彈劃破夜空，我趕緊通過對講機告訴大家，要躲在掩體中不要四處走動，以免被流彈擊中。

隨後，接到戰區電話，塞內加爾一級醫院的救護車即將把機場兩名保安送到我們二級醫院，請我們醫院做好接受傷員準備。很快，傷員抵達醫院。我這個法語翻譯又在療區與戰友們一起忙碌起來：詢問傷者的病情，了解事件發生經過，進行各種檢查。

2017年1月18日9時，又是一聲巨響，又是一次恐襲！這次，爆炸聲很近，就在身邊。迅速疏散到掩體的我們隨後通過聯合國電台獲悉，是距離我們超營僅400米的MOC營地（馬里軍營）遭到汽車炸彈襲擊，傷亡慘重。隨後，塞內加爾救護車將一名重傷員送達我們二級醫院，我作為翻譯參與對病人的搶救過程。

中午，恐襲剛過去幾個小時，在戰區作戰部的指揮下，我隨中國二級醫院的救護車一起再次離開超營，前往馬里政府軍營地的醫院以及加奧醫院接收傷員。第二天，駐巴馬科的聯馬團總部再次要求我們前往加奧醫院運輸傷員到機場，對批量重傷員實施緊急醫療空運後送。

在戰區作戰部的組織下，我們中國二級醫院、塞內加爾戰鬥營一級醫院、孟加拉戰鬥營一級醫院組成臨時救護車隊，在武裝車輛的護衛下開往加奧醫院。到達醫院後，我作為法語翻譯，與醫院負責人直接聯繫，安排轉運的傷員，車輛分配等。

第三天，巴馬科負責醫療後送的專業團隊直接飛來加奧，東戰區再次組織包括中國二級醫院、塞內加爾戰鬥營一級醫院、孟加拉戰鬥營一級醫院、德軍一級醫院救護車和武裝護衛車隊在內的全部醫療及武裝護衛力量赴加奧醫院轉運傷員。由於前一天我已經出現過一次，這次到加奧醫院許多傷員都認識我這個光頭中國軍人，看見我再次出現，都對我豎起了大拇指。

除了發生重大事件外，作為外事值班的翻譯，我的手機24小時隨時待命。雖然我只是一名翻譯，但我在維和戰場上非常清楚自己職責的重要性。在這裡，我就是一名戰士，在關鍵時刻必須衝鋒在前，而平時當別人在工作忙完後可以休息時，我們外事組翻譯卻必須每天24小時在崗在位，因為隨時一個電話、一條信息，背後都可能是生，或者死！

死亡，是我們在戰場上必須直面的。其實，在馬里這個聯合國最危險的維和任務區中，危險是客觀存在的，而恐懼只是我們的主觀感覺。明白這一點後，只有做到直面內心的恐懼，努力不受潛意識左右，錘鍊自己的理性分析判斷能力，才能在戰場上冷靜合理地應對突發事件。

有一次我們外出執行任務，在快回到超營門口時，突然有一輛冒著白煙的皮卡從我們後方迅速超車，而我們前面是一輛油罐車。我們的駕駛員果斷地踩剎車靠到路邊。所幸這不是又一起自殺汽車炸彈！類似的戰場情況千變萬化，要求我們高度警惕，眼觀六路耳聽八方，隨時應對各種情況。

然而，在戰場上面對死神的威脅時，難道我們就不害怕嗎？No！雖然在來維和前有一定的思想準備，但在真正面對死亡威脅時，深藏在基因中的本能還是讓我恐懼萬分。而我需要做的就是克服這種本能的恐懼，將其從理性思維層面過濾出去。

記得一天晚上我輾轉難眠，滿腦都是踩雷爆炸的畫面。因為，戰區經常通報觸雷事件，2016年10月3日，維和部隊營區遭遇三次迫擊炮彈襲擊，查德快速反應部隊被迅速部署到事發可疑地點，在回營區的路上一輛車首先觸雷，大約30分鐘後第二輛車再次觸雷，隨後又遭遇了另一輪的迫擊炮襲擊，導致3人死亡，7人受傷。

還有一次，維和後勤運輸車隊的一輛運輸車觸雷，三名司機死亡，屍體送到我們醫院，其慘狀讓我久久難忘。如今我要出去，走在陌生的地形上，冒著觸雷的危險……

第二天，我還是和戰友驅車來到尼日河附近執行任務，在向守衛大橋的馬里政府軍訊問地點後，就下車離開公路，徒步走向位於河邊的小村莊。我是第一個走上陌生的土路的，同時對位於我身後的警衛說，讓我走在前面，保持與我至少15米的距離。戰友們都說，老同志勇猛，其實，我心裡真正的想法是，如果我不幸踩雷被炸，至少還有人能來把我背回去搶救，別被一鍋端掉了。這才是比較合理的行為邏輯，而不是因為害怕而本能地非要大家聚集在一起。最後，我們平安地完成任務，順利完成任務返回營區。

這就是我在非洲馬里一年維和的經歷與感受。在維和這個特殊的戰場上，我們翻譯不是那個坐在辦公桌後面，文質彬彬地滿嘴外語的形象，而是不懼危險，敢於衝鋒在前的勇敢戰士！

攝影/趙子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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