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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甲午之戰:李鴻章對內談器械,對外談制度 | 短史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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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諶旭彬




甲午之戰後,清廷與日本皆有反思。就務實程度而言,

二者

差異極大。




一、李鴻章對內談器械,對外談制度




晚清學者嚴復,曾赴倫敦皇家海軍學院求學,歸國後長期服務於北洋水師學堂。民國七年,池仲祜撰《海軍大事記》,請其作序。嚴氏其時垂垂老矣,回首前塵往事,念及所教導之海軍學生,在中法、中日兩戰中,「為國死綏者殆半」,悲從中來,痛定思痛,不由想起三十年前,大清海關總稅務司赫德的一番良言:





「海軍之於人國,猶樹之有花,必其根干枝條,堅實繁茂,而與風日水土,有相得之宜,而後花見焉。……今之貴國海軍,……終必當於根本求之,徒苛于海軍,未見其益也。」①




嚴復感嘆:今日政體雖異,但赫德之言,仍足以使國人警醒。——

赫德之意乃是:欲建設強大之海軍,猶如求樹開花,須先有相宜之政治土壤,造就相應之政治環境;僅一味苛責北洋海軍不如人意,而不從「根本求之」,必徒勞無功。




在北洋海軍的成軍過程中,赫德曾有極深入的參與(如對外購艦),自然了解從硬體上來說,北洋海軍已是一支近代化艦隊。除基本購自西方的船艦主體外,既有威海、旅順這般遠東第一流的海軍基地;亦有練餉局、支應局、軍械局、水師煤廠、工程局、徵信局、醫院等一整套較完備的後勤機構;更建設有數千公里先進的海防電報通訊;中法戰爭後,認識到軍事運輸能力在海陸聯防中的作用,鐵路事務亦被歸入海軍衙門;其餘如海軍學堂等,亦已略具規模。




然而,

李鴻章在戰後,向慈禧、光緒總結敗因時,仍竭力強調武器之不如人。

其奏摺稱:





「行軍制勝,海戰惟恃船炮,陸戰惟恃槍炮,……倭人於近十年來,……購置船械,愈出愈精。中國限於財力,拘於部議,未敢撒手舉辦,遂覺相形見絀。海軍快船快炮太少,僅足守口,實難縱令海戰……至陸路交鋒,……固由眾寡之不敵,亦由器械之相懸,並非戰陣之不力也。」②



埋怨朝廷之意,至為明顯。





圖:日本水兵在俘獲的「濟遠」艦前主炮炮位上操作




北洋海軍成軍後,因清流掣肘,確曾長期未購入新艦。但就硬體而言,日本海軍在甲午年亦未必處處勝於北洋。最典型者,如其高薪聘請法國造艦專家白勞易,所建造之專門針對北洋「鎮遠」、「定遠」的「三景艦」(嚴島、松島、橋立三艦合稱),即存在嚴重設計失誤。黃海之戰中,三景艦三門主炮共發射13次,但因軍艦弊病甚多,發射悉數落空,沒有擊中任何中方艦隻,「松島艦」反被「鎮遠艦」擊中兩次。③




由此,海軍史學者馬幼垣感嘆:

「國人論甲午海戰,恆把日方寫成胸有成竹有備而來。其實日海軍是在主要作戰工具所存嚴重技術問題尚未解決時,便倉皇上陣的。」

④由此也可知,李鴻章戰後將主要責任推給「器械之相懸」,乃是諉詞。就硬體而言,北洋絕非毫無勝算。北洋全軍覆沒之根源,當從赫德之言中尋找。




僅以軍事體製為例:日人自明治維新後,即設立海軍省,統一籌劃管理海軍事務;其後又設立軍令、軍政機構,以完善統一指揮體系;再頒布徵兵令,實行普遍義務兵制,進而確立現役與預備役結合的近代常備軍制度;為適應出洋遠征,陸軍亦效仿德國改為師團制。




反觀清廷,雖於1885年成立海軍衙門,作為海軍最高機構,但詭異的是,該衙門之五大臣:奕譞、奕劻、李鴻章、善慶、曾紀澤,全都另有要職,無一人在海軍衙門擔任專員。海軍大臣中,既無人專門研究與建設海軍,也無人出身海軍或受過海軍訓練。所謂「海軍衙門」,不過虛設,清國海軍,仍區隔為北洋、南洋、福建、廣東等諸多派系,以至於甲午戰後,降將牛昶昞曾請求日軍將「廣丙艦」拆掉武器後「虛艦交還」,理由竟是「廣東軍艦不關今日之事」。




事實上,

李鴻章面對慈禧與光緒,雖將戰敗主要責任推給了軍艦、器械不如人,但其內心,卻相當明了問題更主要是出在本國落後的軍事體制上。1895年3月20日,李鴻章在馬關談判會場,曾做長篇演說,其中明言對"歐洲式之陸海軍組織及作戰方法"的服膺





「此次戰爭,……其一,證明歐洲式之陸海軍組織及作戰方法,並非白種之民所獨擅,黃種之民亦可應用並取得成功;其二,貴國之長足進步,使我國從長夜之迷夢中覺醒,得益匪淺……」⑥




至於何以日本能積極改用西式軍事體制,而中國連一個「海軍衙門」都不能實質性成立,其根源,誠如赫德所言,乃在政治土壤——日本學者藤村道生的理解是:





北洋陸軍

裝備毛瑟槍和克虜伯炮,所以在武器方面,它比使用村田式步槍和青銅山炮的日軍優越。但它不過是打內戰用的、示威用的軍隊。」⑦



**********




注釋

①嚴復:《池仲祜〈海軍大事記〉序》。②李鴻章:《據實陳奏軍情折》(1894/9/19)。③④(美)馬幼垣:《法人白勞易與日本海軍三景艦的建造》。⑤戚其章:《甲午戰爭史》,人民出版社1990,P437-438。⑥《馬關議和中日談話錄》,《東行三錄》,P227。⑦藤村道生:《日清戰爭》,岩波書店1985,P184。)






二、日本自認失敗,重啟促華親日




如前期所述,甲午戰後,中方高層之反思,以李鴻章為代表,顯示出一種相當尷尬的分裂——對內,對光緒與慈禧,乃至舉國洶洶之輿論指責,李鴻章將戰敗的主要責任歸咎於「器械懸殊」,抱怨帝後、清流作梗,使清國海、陸軍裝備均不如日軍;但對外,李氏卻在馬關和談現場演說,承認此役,證實了歐式軍事體制的優越性。①




反省尚且如此內外分裂,廟堂層面的戰敗因應,自然更無從談起。反觀日人,雖於戰場獲勝,但因西方列強幹涉,其殖民朝鮮之目標未能徹底完成,正如日本媒體當日所感嘆的那般:




「排斥了中國之後,依然不能單獨扶植朝鮮。一旦有事,便要倒退一步。從日清戰爭中得到的東西在哪裡?」②




故而,在一些日本學者眼中,「日清戰爭在軍事方面雖然壓倒了清國,但

從政治上來說,卻是一次失敗了的戰爭

。這是因為戰爭……沒有實現朝鮮的殖民地化。」③




為應付此種「失敗」,甫將清廷狠狠踩在腳下的日本當局,轉而迅速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力求使中國朝野政治勢力再度「親日」。




以甲午一戰帶給國人的屈辱之甚,當不難了解,將國人情緒,由「仇日」扭轉為「親日」,其難度之大。事實上,當日朝野上下,受仇日情緒蒙蔽,在外交立場上已相當不理性。最典型者,莫如兩江總督劉坤一與湖廣總督張之洞。




劉坤一在1895年7月上奏,激贊俄國「信義素敦,與我修好二百數十年,絕無戰事,實為千古所未有」,竭力建議聯俄制日。張之洞亦於同月上奏,建議聯俄,雖然其對俄國的認知,沒有劉坤一那般泛道德化,但犧牲尺度也極大,認為「凡關係俄國之商務、界務」,均可「通融」,俄國若欲「用兵於東方」,其水師可由中國提供煤糧、其兵船可由中國船塢修理,其陸軍可「假道」中國通行無阻,且由中國「供其資糧、車馬」……④

其他如京官許應揆,以「俄與我同屬亞洲,必不漠視」等理由鼓吹聯俄制日,其見識之淺陋已臻荒唐。但這荒唐之中,濃烈的仇日情緒卻是真真切切的。




為扭轉這一仇日局面,1896年,松偎內閣成立時,接受犬養毅之建議,決定在內閣預算中,提出機要費用,派人調查中國問題。稍後,即按計劃,派遣可兒長一、平山周、宮崎寅藏等人,以外務省諮議之名義,前往華南,調查並結納革命黨;其後,更成立「東亞同文會」及諸多在華支部,以學校、報紙等為基本活動手段,推動其「親日」大計。





圖:日本愛知大學所藏東亞同文書院當年所彙集的「支那調查報告書」




簡略而言,甲午戰爭後,日本政府的「促華親日」布局,有三個基本向度。




其一,針對革命黨。

其標誌性事件,即1896年平山周、宮崎寅藏等人,奉命赴華結納革命黨。啟行前,參謀本部少佐宇都宮太郎曾交待平山周等人:「華南革命黨以孫逸仙為中心,抵滬後,宜即設法與之訂交。」⑤




其二,針對維新派。

其標誌性事件,乃積極結納康有為一系之「康黨」人物。如1897年2月,同文會領袖宗方小太郎,曾在上海與梁啟超、汪康年、李盛鐸等往來極為密切。據宗方日記,這些人當日皆反對「清政府依賴俄國」,梁啟超甚至說「中國之天下為滿人破壞,欲圖挽回,非脫離滿人之羈絆不可」,希望獲得日本支持。事實上,康黨後來在戊戌年,確實一度竭力向光緒皇帝推銷其「中日合邦」計劃。⑥




其三,針對體制內重臣。

標誌性人物,可推湖廣總督張之洞。1897年,日本參謀本部特派神尾光臣與宇都宮太郎赴湖北遊說張之洞。據張事後給總署的電文匯報,神尾等人大意謂:「前年之戰,彼此俱誤,今日西洋白人日熾,中、東日危。中、東系同種同文同教之國,深願與中國聯絡……並言今日武備最要,囑派人到彼,入武備及各種學堂,地近費省,該國必優待切教。」此後,雖不得朝中親俄派支持,張之洞仍積極低調運作赴日留學、聘請日軍武官等事。至庚子年,北方拳事紛擾,據宇都宮太郎在日記披露,張之洞甚至曾遣幕僚,向其透露,有擬拋棄滿清,「或會設立新政府」之計劃,欲尋求日本支持。⑦




略而言之,甲午年後,日本政府在「促華親日」一事上成效顯著,且持之以恆(同時亦絕不放棄趁機參與八國聯軍侵華),至1905年日俄戰爭,終獲莫大收益,如日本駐華公使館武官青木宣純所言:「日俄戰爭期間,在諜報上,袁世凱的功勞實多……」⑧日本外交之務實與前瞻,遠非劉坤一、許應揆之流所能比擬,故身處19世紀末之絕大變局,其廟算,無論戰前、戰中、戰後,皆領先於清廷甚多。




**********




(

注釋:①諶旭彬:《李鴻章對內撒謊 對外吐真言》,短史記第193期。②《國民新聞》,1896年2月3日。③藤村道生:《日清戰爭》,P01-02。④《清季外交史料》,第115卷,P20-21;《張文襄公全集》,第37卷,P36-38。⑤古島義雄革命談薈,P46。⑥諶旭彬:《轉型中國1899:中日合邦鬧劇流產》。⑦孔祥吉:《張之洞在庚子年的帝王夢》。⑧《對支回憶錄》,下卷,P320-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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