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兆言：只用了兩年，我就擁有了一雙鄉下人的眼睛

文 |葉兆言

1968年的春節後，我開始去鎮上上小學。究竟有多少里路，不清楚，反正單程要走四五十分鐘。還是讀四年級，作為插班生，又一次面對一個全新的學習環境。

老師是新來的複員軍人，很敬業，嗓門很大。有一次寫作文，解釋毛主席他老人家的詩詞《送瘟神》，具體內容忘了，我逮著題目胡亂髮揮，說了許多大而無當的好話，聯想比較豐富，用辭盡量誇張。結果老師給了一個105分，滿分是100分，另外5分算是獎勵，並在課堂上隆重表揚。我後來成了作家，這5分功不可沒。

印象中，最怕遇到下雨天，鄉間土路難走，深一腳淺一腳，濕糊糊的泥土常把鞋給粘住。索性赤腳走路還好，那時候，一年中有半年可以赤腳，鄉下孩子都這樣，赤腳走路，快到目的地，在河邊洗洗，再把鞋子穿上。

我很快習慣赤腳走路，可是天冷了不行，尤其到冬天，天寒地凍。真正凍住了，也好走路，江南泥路可惡，一會凍，一會不凍。上學時凍了，雖然有些滑，路還好走，放學時解凍，當地人叫「開烊」，那時候土路走起來，彷彿玩雜耍。好在小孩子學習能力永遠最強，跟習慣赤腳走路一樣，跌了無數跟斗，摔了很多跤，終於適應鄉間的泥路。

最不痛快的還是遭遇歧視，在農村兩年多，父母沒往鄉下寄過一分錢。我似乎完全被人遺忘，不管有什麼樣原因，在貧窮落後的鄉村，平白無故多張嘴吃飯，怎麼也算是一件事。久病無孝子，久客無好臉，舅舅和舅媽對我還說得過去，外婆的不滿一直寫在臉上。在她看來，這個孩子畢竟不是孫子，外孫總是外孫。何況這外孫又是領養的，跟她沒任何血緣關係，親情親情，不是親，自然也就沒有情。

外婆的不滿在情理之中，宗族社會已解體，這村子都一個姓，宗族觀念還在。我是被領養的消息已不脛而走，大人們在背後議論，小孩子便有些肆無忌憚，「野sóng，野sóng」地不絕口。欺生，排外，歧視，這些情緒往往會自然而然地產生，我的被欺負也就變得十分平常。

當地很喜歡用「sóng」這個字眼，男男女女無論罵人，或是表示親熱，都喜歡說「那泡sóng」。小孩子不知道這「sóng」是什麼，文革中關於性的禁忌太多，在十一歲前我對男女之事基本上沒開竅，只知道有別，男孩應該上男廁所，女孩應該上女廁所。到了鄉下，沒有公共廁所，男人都去露天的功能茅坑。

江南雨水多，茅坑裡水汪汪，屙屎害怕髒水沾上來，必須先拔一把青草扔下去。隱約地知道「sóng」不會是個好詞，到了鄉間，看見貓和狗做苟且之事，似懂非懂地聽小夥伴議論「貓逼一把火，狗逼一把鎖」，議論張家長李家短，議論隔壁老王，突然明白男女間也會有些不好的事情。

鎮上那個小學叫金童橋小學，感謝百度，上網搜索，發現它還是一所百年老校，有許多不錯的傳說和故事。回憶有時候需要一些幫助，歷史上的很多美好，也是在網上看了以後，才第一次聽到。

金童橋是江陰東門外第一古鎮，建橋歷史可以追溯到唐朝，因此有紫氣東來第一橋之說。當地人不講什麼「鎮」，好像沒有鎮的概念，只講「街」，去鎮上購物，都叫「上街」，或者是「到街上去」。俗話說活在街上，死在山上。活著住街上，死後埋山上，人生如此，就算是很幸運了。

那時候縣城都小，金童橋自然更小，沿河細細長長的一段街， 很快走完。有一些店鋪，一個小小的百貨店，幾家小館子。別人的回憶文章上寫著，街上有一家很好的牛雜店，一點印象也沒有，更不要說進去品嘗。

我對上課也沒印象，所有功課都太容易，好像也沒什麼考試。印象深刻的只是，上學途中必定要經過好多個墳堆，就是那些平地上拱起的土饅頭。我是個膽小的孩子，有同伴一起走還好，獨自一人，每次經過都有點驚慌。

同樣道理，外婆家豎在那的一口空棺材，讓人感到心驚肉跳。對於鄉下長大的孩子來說，這是給老人送終的「壽器」，見多不怪，自小就習慣。我到了鄉間才第一次見到這玩意，總覺得裡面站著一個人，隨時會推開棺材板走出來。

恐懼讓男孩子感到羞愧，因為羞愧，你並不願意把它說出來，也不會跟別人說。然而一口空棺材是個很具體的存在，你幾乎天天都要面對，只要睜開眼睛，它很可能就出現在你面前。因此在江陰農村的兩年多，我可以說是非常的不快樂，心靈深處總被一種莫名其妙的恐懼所佔據。

金童橋小學突然要準備成立紅小兵，這讓人覺得很奇怪，事實上，我在南京時，就參加過「紅小兵」這樣的組織。中學生叫「紅衛兵」，小學生歲數太小，保衛不了毛主席他老人家，就叫紅小兵。

雖然還是孩子，有個程序必定要進行，要填寫家庭成分。江南農村有個特點，早在民國年間，有錢人都跑到城裡去了，有能耐肯吃苦的也開始到城裡去謀生，這情形與今天有些彷彿，非常相似，留守在鄉村的都是貧下中農。對我那些同班同學來說，填寫家庭成分根本不是問題，清一色的貧下中農，擱在我身上，還真是個事。

我的父母有一堆罪名，填上任何一個都可以嚇人一跳。於是玩起了小聰明，記得毛主席語錄曾經有過這麼一句，說工人階級是無產階級，農民是小資產階級，便在成分這一欄上填了「小資產階級」。沒想到這一下熱鬧起來，大家好像都是第一次聽說，都嚇了一大跳，七嘴八舌地議論開了。我們都是苦大仇深的貧下中農，你們家居然是小資產階級，沒人去深究什麼是小資產階級，都覺得這事很嚴重，很有些反動。

在1968年春夏之際，城市裡的文革早已進入新歷史階段，我所在的這個金童橋小學，好像才剛剛開始。階級鬥爭的這根弦突然就繃緊了，同學們很自然地由小資產階級，聯想到資產階級，聯想到萬惡的資本主義，聯想到帝國主義。聯想到階級敵人，一個個目瞪口呆，一個個非常憤怒。

為此我曾寫過一篇短文，風波很快過去，小學生的事，再熱鬧也是一陣風，來得快，消失得也快。尤其在鄉間，全國人民大跳忠字舞，早請示晚彙報，這些帶有文革特點的儀式，相對而言，多多少少都會打折扣。

印象中，最認真的也就是扎忠字牌樓，那幾年，鄉村建設幾乎停止，沒見到一家人蓋過新房。這個巨大的忠字牌樓最後怎麼就在村口豎立起來，我現在已經完全模糊，只記得很多孩子都參與了，缺什麼，需要什麼，立刻屁顛顛去跑腿。能允許我們做下手已經是一件很光榮的事，鄉間還是有些很能幹的青年人，無師自通地畫了大幅的毛主席像，現在想想，仍然覺得神奇。

忘不了在金童橋小學參加的幾次集體活動，一是九大召開，去公社的所在地山觀參加慶祝大會。人山人海，我們隊伍被擠散了，一開始，大家還是你找我，我找你，希望能夠保持隊形，很快只能各顧各，自己照顧自己。我們三五成群，奮不顧身地往最熱鬧的地方趕，像一條魚似的在人群中鑽過來鑽過去。除了人擠人，我什麼也沒看見，甚至連主會場也沒找到。

那天的情形就彷彿最熱鬧的廟會，四面八方村民潮水一樣涌過來，人實在太多了。慶祝大會什麼時候開始，什麼時候結束，不重要，不僅對我們這些小學生不重要，對紛紛湧來的村民也不重要。

還有一次是去江陰縣城參加運動會，為什麼要去，究竟什麼性質什麼級別的運動會，始終沒搞明白。反正學校組織，排著隊去，到體育場隊伍自然解散。鄉下人進城無非圖個熱鬧，那一天，村上幾個年輕人也去了，我們很快與這些年輕人聚合在一起，他們帶著我們玩。

有個年輕人要去看望他的老師，於是便一起去縣中學宿舍。到了老師家，年輕人向老師著重介紹，也不知道他說了什麼，老師很好奇地打量我，上上下下，足足看了好一會，然後問了我一句話。這句話的內容已經完全忘記，我當時注意力全在老師的孫子身上，那孩子大約三四歲，穿著毛衣毛褲，沒有加罩衫罩褲，這身打扮在後來很平常，當年卻非常震撼，因為在物質匱乏的年代，毛衣毛褲還是昂貴的，不用外衣直接裸穿，實在太奢侈，太洋氣。

這也說明在江陰農村待了兩年，我已是一個不折不扣的鄉下孩子。我學會用鄉下人的目光去觀察，不應該是學會，應該說已經擁有了一雙鄉下人的眼睛，我正在用這雙眼睛觀察世界。

（本文原標題《在金童橋小學》）

【作者簡介】

葉兆言|騰訊·大家專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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