廚川白村文藝思想研究的必要性與方法論說明

【編者按】本文為李強教授著作《《廚川白村文藝思想研究》緒論（廚川白村研究的學術史和方法論說明）第二節。

作者簡介：李強，北京大學東語系日語專業本科（1977），北京大學中文系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專業博士（2008）。1985年至2009年6次赴日本法政大學、關西大學等進行學術研究。1994年至2007年任教育部高校外語專業教學指導委員會（日語組）委員。2001年至今任教育部人文社科重點研究基地「北京大學東方文學研究中心」研究員。研究方向為：日本近現代文學、日本現代文論、中日比較文學。

廚川白村文藝思想研究的必要性與方法論說明

文／李強

把「廚川白村研究的學術史評述」放在本書緒論的第一節，也許會稍顯突兀。但是，這樣的安排是基於寫作的實際需要而決定的。目的是想通過這樣的評述引出一個話題，即廚川白村文藝思想研究的必要性。筆者之所以對日本和中國的廚川白村研究的歷史和現狀作如此冗長的評述，就是為了切實把握廚川白村研究的學術背景，以便確定自己的學術起點。

【廚川白村（1880-1923）】

從以上的評述中，我們可以看到，圍繞著廚川白村的評價，中國和日本存在著很大的差異。在中國，廚川白村被譽為「建立了『苦悶的象徵』說的世界級學者」，其地位可以和尼采、柏格森、克羅齊和弗洛伊德比肩。然而在他的故國，儘管《近代文學十講》、《出了象牙之塔》和《近代的戀愛觀》曾令他紅極一時，但是由於集廚川白村文藝理論和美學思想之大成的《苦悶的象徵》是其死後出版的一部遺著，加之又是一部未完的著作。所以，廚川白村作為主流的文藝思想家和批評家並未得到日本文藝理論界和批評界的認可，廚川白村實際上被定位於「英國文學研究者」和「社會·文明批評家」。很少有人將他作為主流的文藝思想家和批評家來進行研究。1960年7月日本文學史家上原專祿在一次文學對談中說：「對廚川白村有較高的評價，那是在中國。日本的知識界幾乎是無視中國的評價的。」[1]中日兩國對廚川白村評價上的差異，其本身就是一個很有研究價值的課題。筆者認為這樣的課題就研究步驟和研究內容來說應該有兩部分構成：一是日本的廚川白村研究，即廚川白村本體的研究，二是中國的廚川白村研究，即比較與影響研究，二者缺一不可。而其一的「廚川白村本體的研究」則必須走進廚川白村。要走進廚川白村，無疑應該首先走進作為文藝思想家和批評家的廚川白村本身。對廚川白村的文藝思想和批評實踐進行全面系統的研究，不僅會對中國學界的廚川白村研究起到某種提示、補足和糾偏作用，而且對於進一步認識廚川白村文藝思想和批評實踐的特殊性，乃至更全面地了解和認識日本現代文藝批評的複雜性都具有一定的啟示意義。如此，廚川白村文藝思想研究的重要性和現實意義也就凸顯了出來。

廚川白村研究在中國是一個既老又新的課題。說它老，是因為廚川白村從20世紀初就已經進入了中國人的視野，而且被反覆地言說著。說它新，是因為至今對廚川白村還缺乏一種全面、系統和恰如其分的研究和評價。在中國，儘管廚川白村被稱為「日本著名文藝理論家」，但是翻閱現今的研究文章，絕大多數的論者把注意力都集中在廚川白村與中國現代文學的「比較研究」上。其中，又以從廚川白村在中國被譯介的歷史入手，試圖理清線索，從源頭和根本上說明和總結其在中國的接受情況的文章居多，而從「日本著名文藝理論家」的角度對廚川白村其人其作進行專題研究的則很少。與大量「比較研究」類的文章相比，廚川白村研究中一個觸目的難題，即廚川白村文藝思想的研究還少有人問津。即使有文章論及，那也是在論述廚川白村與中國文學的關係時附帶的，很難稱得上是真正的廚川白村文藝思想研究。在一些最基礎的研究上，比如廚川白村的生平介紹上還存在以訛傳訛的現象。以至於我們現在看到的廚川白村還是一個零碎和不完整的形象。

在中國，廚川白村研究的失衡，造成了一種非常被動和尷尬的局面：從事現代文學和文藝理論研究的研究者，一般都對廚川白村和他的《苦悶的象徵》有較深的印象，在相關的文章和研究中也多有涉及，但是對廚川白村文藝思想的全貌卻缺乏全面和深入的了解，這不能不說是一大遺憾。個中的原因，筆者以為不外乎：廚川白村是一個域外的文藝思想家和批評家，要研究他首先會遇到語言上的障礙。因為要研究廚川白村，不僅需要閱讀他的原始文本，而且還需要參考閱讀大量與產生其文本的社會歷史背景有關的第一手資料。否則很難做到歷史與邏輯的統一，也就可能會過高或過低地去評價廚川白村。從這種意義上講，掌握和直接閱讀原始文本和第一手的相關背景資料是研究廚川白村文藝思想和批評實踐的一個入門級的條件。鑒於所學所歷，筆者認為自己有義務責無旁貸地去為此做出努力。

【廚川白村《苦悶的象徵》，改造社版】

鎖定廚川白村文藝思想研究這一選題，首要的原因是認為這項研究對於中國的文藝理論研究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和借鑒意義。由於目前在中國和日本，廚川白村文藝思想的系統研究仍是一個空白，尚無這方面的專著，所以，「廚川白村文藝思想研究」也就成為一項具有學科前沿性價值和開創性的工作，它可以填補中國和日本在該研究領域的空白。

鎖定廚川白村文藝思想研究這一選題，就必須走近廚川白村，其惟一的方法就是通過廚川白村不同時期的文藝思想和批評文本來了解和接近他。這樣做就意味著要花功夫去全面閱讀和研究廚川白村不同時期的文藝思想和批評文本，而且還必須對廚川白村從事文藝批評的時代文化背景有一全面的了解。從本質上講，廚川白村是一個很有見地、很有信仰的文藝思想家和批評家。他既關心「為人生」又不忘「為藝術」，用極具特色的批評實踐在「以文藝浸潤社會」，以文藝啟發民智、改造社會方面做出了歷史性的貢獻，也為日本現代文藝批評和理論建設的繁榮盡了自己的努力。研究廚川白村的文藝思想除了要以他的純文學論著為基礎外，還應該毫不偏廢地兼顧他的社會批評和文明批評。因為廚川白村的社會批評和文明批評是構成他批評實踐的重要組成部分，其中也充分體現了他的文藝思想。基於這樣一種認識，本書將依據廚川白村不同時期的文藝思想文本和批評實踐，對廚川白村不同時期的文藝觀做出梳理和通釋，並以此為基礎探討廚川白村文藝思想形成、發展的思想淵源和文化背景。具體做法分為兩個步驟：一是梳理，二是通釋。其一的梳理是基於這樣一種想法：廚川白村文藝思想的客觀性應以廚川白村文藝思想文本為基礎。在對廚川白村的文藝思想進行研究之前，首先要做的是從廚川白村文藝思想的話語文本出發，釐清其文本的原始形態——發生的語境、內涵及其變化等。因為，只有這樣，才能保證研究的客觀性。具體做法是：一切從文本出發，客觀並直觀地描述其文藝思想在具體文本中的原始形態，以及在不同文本中的演變和相互關係。其二的通釋是，在以上梳理的基礎上，對廚川白村文藝思想形成的來龍去脈作動態的追蹤研究，並將其置於歷史文化的大背景下，歷史與邏輯地去探討廚川白村文藝思想形成的思想淵源和文化背景。本書研究的核心是廚川白村文藝思想和批評實踐的形成與演進。堅持的原則是有一說一，有二說二，即不誇大，也不縮小，絕不「無病呻吟」。

如上所述，目前國內外還鮮有人系統地研究廚川白村的文藝思想，該領域的研究尚屬未開發的處女地。鑒於這樣一種實際狀況，本書沒有以「關鍵詞」或「範疇」設計章節，而是採用了年鑒學派的方法，按時間線索將廚川白村不同時期的文藝活動分為既相對獨立又互為關聯的四個部分，即「早期文藝觀的形成」、「現代文藝批評意識的確立」、「從文藝批評到社會·文明批評」和「文藝理論和美學思想的成熟」等四個時期。本書將從縱橫兩個方面對廚川白村文藝思想和批評實踐進行系統的研究。所謂的縱，是將廚川白村的文藝活動和批評實踐按時間線索分為不同的時期，以體現其文藝思想形成、發展、演變和成熟的線形生成過程和內在「基因」的聯繫。使我們對廚川白村的不同時期的文藝思想及其嬗變過程有一清晰和全面的了解，對其複雜性有更多的認識。知人論世，顧及全人。所謂的橫，即在每一個時期的範圍內，有重點地梳理和歸納廚川白村文藝活動和批評實踐的主要內容和特點，以突出廚川白村文藝思想的精要。這樣做的目的是為了客觀、清晰、立體地再現廚川白村文藝思想和批評實踐的全貌。

對廚川白村文藝思想和批評實踐的研究，無論是梳理還是通釋，都離不開與之適應的方法和理論工具。為了做好研究，筆者擬將文獻·發生學的方法引入論文寫作。文獻·發生學方法的運用給本書的寫作規定了以下兩個前提性的條件：1.必須在文獻學的層面下功夫，在原典實證和文本細讀的基礎上弄清楚研究對象「是什麼」 2.沉潛到心理學的層面，用發生學的研究方法去追問研究對象「為什麼會那樣」。筆者認為這樣做，既能使研究由表及裡，由淺入深，又能使研究免於空泛之談，做到言之有理，言之有物。運用文獻·發生學的方法對廚川白村文藝思想和批評實踐進行研究，是本書寫作的一個自覺的追求。

本書除緒論和結束語外共分五章。在各章中力圖從以下幾個方面有所突破和創新：

一、發生學理論認為任何思想、思潮和文藝作品的產生均有其獨有的生成背景。具體到廚川白村的文藝思想，無疑也會有其孕育、發生、發展和演變的文化語境。本書的第一章就是基於這樣的目的設置的。主要運用知人論世的方法，從「新文學對『現代性』的追求」、「明治與大正時代的文藝批評」和「作為背景的『大正民主主義』和『大正文化主義』」三個方面探究了廚川白村文藝思想孕育、發生、發展和演變的文化語境，並與以後的各章構成呼應關係。

二、廚川白村文藝思想的一個標誌性的概念，就是「苦悶的象徵」說。它所表現的文藝觀和美學思想是以其生命觀為根底的，或者說是由其生命觀推導而來的。從現有的資料來看，少年的感悟、青年的經歷和中年的學術探索是廚川白村最終提出「苦悶的象徵」說的主要環節。這種生命觀在早期是以何種形態出現的？它與廚川白村以後各個時期的文藝活動，特別是與「苦悶的象徵」說之間，有何「基因」上的聯繫？這是第二章需要梳理和通釋的主要內容。

三、文藝批評研究是廚川白村文藝思想研究的一個重要環節。作為文藝思想家和文藝批評家，廚川白村是從1912年3月出版《近代文學十講》開始的。從廚川白村的文學活動，特別是文藝批評的經歷來看，《近代文學十講》和1914年4月出版的《文藝思潮論》是其生前出版的惟一兩部純文學的論著，在廚川白村本人的批評生涯中具有特殊的意義。第三章主要梳理和通釋這兩部論著，以確認廚川白村作為文藝思想家和批評家的地位，並探討其文藝批評的特點。

【廚川白村《近代的戀愛觀》，改造社版】

四、長期以來國內關於廚川白村的研究，往往都倚重於他的《出了象牙之塔》和《苦悶的象徵》，而忽略了其生前出版的《近代的戀愛觀》。儘管《近代的戀愛觀》所論的是「婚戀觀」，和《出了象牙之塔》一樣被歸類於社會·文明批評，但它對「婚戀」這一文學所表達的永恆主題，卻有著自己獨特的見解和闡發，其中也包含了對弗洛伊德學說的理解和闡發。從某種角度講，也是廚川白村文藝思想的一種外延和深化。筆者認為要系統研究廚川白村的文藝思想，特別是「苦悶的象徵」說，就不能不讀他的《近代的戀愛觀》。基於這樣的思考，論文在第四章對《近代的戀愛觀》進行了必要梳理和通釋。

五、一般的論者在論及《苦悶的象徵》時，很少注意到該書背後的文學語境和思想背景。對同時代的思想和思潮是如何影響了廚川白村，則很少涉及。似乎「苦悶的象徵」說是廚川白村個人突然一蹴而就、憑空產生的。而事實則恰恰相反，「苦悶」是當時時代的共同話語，它是經歷了同時代的諸多文學家和批評家的積累、鋪墊和共同探索而促成的。第五章則對「苦悶的象徵」的創成過程作了必要的評述。

以上五點都是圍繞著本書的核心問題而展開的。本書研究的核心是廚川白村文藝思想和批評實踐的形成與演進。

注釋：

[1] 柳田泉·勝本清一郎·豬野謙二編：《座談會明治·大正文學史》第3卷，第216頁，（東京）岩波書店，2000年7月。

本文原載於李強《廚川白村文藝思想研究》（2008年，崑崙出版社，季羨林主編《東方文化集成》一種）

本期編輯

李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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