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北到底在哪裡｜大象公會

南京算蘇北還是安徽？啟東、海門人為何總是強調自己是蘇南？被稱為蘇北人又為何會令很多人不悅？

文｜姚白莞

2014 年 10 月 1 日，爆發了中國足球史上最著名的地域歧視事件：足協杯半決賽首回合開賽前，上海知名解說員周亮介紹出場球員，將江蘇舜天隊員統統介紹為「蘇北狗」。

事件在網上引起巨大的爭議，最終導致周亮被供職單位開除。

「蘇北狗」一詞，針對的並非舜天球員們的籍貫出身，連外援都被周亮介紹為「來自巴西的蘇北狗」。周的歧視對象，是舜天主場所在的南京。

除「蘇北」外，上海話中的「江北」也可用來歧視南京。

這種歧視用詞似乎並不「準確」，如果參考江蘇省官方的劃分標準，則南京根本就不屬於蘇北，而是正宗的蘇南城市。江北一詞更是顯得地理沒學好：南京位於長江以南，這個「北」字從何說起？

蘇南蘇北到底應該怎麼區分？為什麼被稱為蘇北人、江北人，會令很多人不悅？

五花八門的蘇北標準

在吳語區的歧視用語中，無論是周亮的「蘇北狗」，還是吳語區常說的「剛波寧」（江北人），都將南京、揚州、鎮江等地一網打盡。

這樣的說法並不符合官方劃分。江蘇省政府將全省分為蘇南、蘇中、蘇北三大經濟區域，長江以南的南京與鎮江、常州、無錫、蘇州一併被劃歸蘇南；蘇中包括揚州、南通、泰州三市，是經濟較發達的北岸沿江地帶；除此以外的剩餘部分才是蘇北。

這三大區域中，「蘇中」純屬政府自行創設的概念，在民間缺乏基礎，具體範圍還時常變化。在 2000 年之前的江蘇省年鑒中，蘇南就僅限於蘇錫常三市，是全國農村經濟的改革樣板，「蘇南模式」的發源地。

按照當時的劃分，「蘇中」一詞除了揚通泰外，南京和鎮江也被包括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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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真正的蘇南人」眼中，並沒有什麼「蘇中」，無非是不那麼窮的蘇北罷了。 圖表來源：2000 年江蘇省統計年鑒

官方觀點不夠穩定，民間對蘇南蘇北的劃分就更混亂了。

上世紀 80 年代，美國學者韓起瀾在上海研究城市族群，就此問題採訪過大量市民，他們的回答五花八門：

蘇北的南界，有人堅持長江線，有人卻認為應該包含長江南岸的南京、鎮江，排除北岸的啟東、海門；至於北界，有人認為不應包含徐州，另一些人非但不同意，還要把附近安徽、河南、山東的大量地區都歸入其中。

蘇北地域不但能跨省，還能跨國跨種族。一位 1949 年赴美定居的上海老婦在採訪中表示，每當她在紐約地鐵遇到素質低下、行為欠妥的波多黎各人或美國黑人時，就會說他們是蘇北人，「這樣不會被認為是種族歧視。」

知識分子的劃分也好不到哪去，他們時常根據自己的感情，把一個地區挪出或歸入蘇北。

海門出身的晚清狀元張謇，對老鄉被稱為「江北人」頗有微詞。據《張謇傳記》一書記載，張謇認為鹽城、阜寧、淮安等地才算是「江北」，言下之意，海門、啟東，乃至整個南通、泰州地區，都不能算「江北」。

20 世紀 30 年代初，江蘇省教育廳官員易君左作客揚州，在其散文集《閑話揚州》中公然宣稱；「江北人的個性是剽悍，而揚州人非常文靜···他們早就『江南化』了。從隋朝開始，他們就代表純粹的江南風格了。說揚州是江北的一部分是絕頂荒唐！」

▍看似「抬高」揚州人的《閑話揚州》，卻曾因為涉嫌輕侮揚州婦女而被揚州人告上法庭，後和解不再刊印

與這些人相比，當代上海學者就不客氣多了，上海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郭緒印編著的《老上海的同鄉團體》一書中，採取了「廣義的蘇北定義」，其從事上海史的後輩多延續這一做法。按照「廣義的蘇北定義」，不要說南通、泰州、揚州，就連今天隸屬上海市的崇明島，也算蘇北的一部分。

不過，這個「廣義的蘇北定義」倒是饒過了南京，沒有把它算作蘇北。

說江北話就是蘇北人

蘇北的定義難以統一，並不妨礙以上海為首的「江南人」搞地域歧視。

在生活方式的各種細枝末節處，江南人通常都自居上等，並把其對立面視為「江北人」的特徵：江北人愛吃辣，江北人不吃甜，江北人不會握筷，江北人不懂穿衣打扮，江北人皮實不嬌貴……以至於北方媳婦嫁到上海幫忙做家務，聽到婆婆「哦喲，老勤快……」的誇獎，會越聽越不是味道。

▍部分上海人對這些所謂蘇北特徵的敏感度，常出人意料。韓起瀾 Subei people in Shanghai 書中一則採訪案例很具代表性：80 年代，上海某女在未婚夫家吃到一盤八個皮蛋的菜肴後，取消了婚約。在她看來，皮蛋是一種精細品，只能小量上菜，八個超出了她所能承受的心理底線，如此不講究，一定是蘇北人，這婚結不得。

但是，很難說江南人是基於生活方式上的「高下」來區分蘇南和蘇北，這種歧視更多是他們自我認同的結果。

真正建構江南人認同的，是吳方言。

語言造成認同，在全世界都是通例，吳語區就是在這個認同的基礎上，自認高「江北人」一等。

南京之所以位居江南卻被硬點為「江北」，也正是因為它不屬於吳語區。

據韓起瀾記載，上海某歷史學家與他閑聊時曾說：「蘇北方言真難聽···『哪裡』，我們說『啥地方』，那聽起來很好聽，不是嗎？但蘇北說『哪塊』（la kui），你不得不承認這真難聽，對吧。」

但是，被吳語地區人民區分為「江北人」的地區，說的也並不是統一的「江北話」。

吳語區所稱的「江北話」，一般指近代「江北籍上海人」曾普遍使用的江淮官話洪巢片淮東話和通泰片部分方言。

▍1934 年的一項調查顯示，當時的上海人力車夫大部分來源於上述方言區，即上海人口中的「江北話」地區。圖片來源：上海社會局，《上海市人力車夫生活狀況調查報告》，《半月刊》，1934

作為漢語方言官話系統的一支，江淮官話分布於蘇、皖兩省中部，以及贛北和鄂東的廣大地區，是有著 7000 萬使用人口的大方言，不但內部口音各異，有些甚至還互相不能通話。

而「屌開頭屄結尾」的南京話，

屬於江淮官話洪巢片淮西話系統，與江蘇境內的其他江淮系方言都不同，近親只能在安徽的合肥、蕪湖一帶找到，歸為安徽話才算恰如其分，連「江北話」的近親都不算

。

至於比江淮官話區更北的徐州地區，就更不說通常意義上的「江北話」，而是操與河南洛陽類似的中原官話洛徐片方言，與吳、淮一起形成省內三足鼎立的格局。

而蘇北的南界之所以難以劃定，也是因為吳語區與江淮官話之間的分界，並不能與長江線完美貼合，而是各自突破天塹，呈現犬牙相入的態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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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江兩岸江淮官話與吳語分界線，圖片來源：《從丹陽方言看江淮官話與吳語的分界》

如長江以北南通地區的海門和啟東，歷史上曾是長江出海口的沙洲，後逐漸淤積擴大，與大陸相連。這兩地居民多為江南各地墾荒農民的後代，保留了各自的吳語方言。

而說江淮官話的南通、泰州其他地方，其方言也普遍混雜了吳語成分。

正因為這樣的原因，張騫那種把南通、泰州，至少把啟東、海門挪出江北的觀點，至今仍有許多認同者。

不過，吳語區雖然以方言區分江南江北，但他們將「江北人」視為歧視對象，顯然不是因為語言上的差異。

吳語的「啥地方」是否比江淮官話的「哪塊」好聽，在外省人看來就很莫名其妙。

對很多人更有說服力的解釋，是吳語比「江北話」更「有文化」。這也符合人們本來的刻板印象，像「吳儂軟語」本來只是蘇州話的代稱，如今卻成為全國人民對吳語區的總體印象，其知書達理的形象實在深入人心。

在今天，吳語區的文化優勢確實強勁，以兩院院士數量為例，常州——上海——杭州——寧波的帶狀地帶，佔據了兩院院士分布圖的半壁江山。

然而，這是因為吳語區在近代率先引入了西式的教育體系，若是向前追溯，吳語區的文化強勢就沒有這麼突出了。

即使在江北城市已經下滑的清代，蘇南地區在科舉中表現搶眼，進士輩出，也主要是依託他們的人口優勢。按雍正、嘉慶兩朝江蘇各府人口數量修正後計算出來的各府進士產率，蘇州、松江、常州、太倉跟鎮江、江寧、揚州、通州都處在相似的水平線上，很難據此分辨誰是江南誰是江北，唯獨淮安和徐州顯得特別弱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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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據來源：《中國現代化的區域研究——江蘇省》

而且，即使是吳語區出身的文人，在其仕途中也不可能堅持吳音不改。讀書人在正式一點的場合都要說官話，而江淮官話與明清官話關係密切，不太可能受到他們歧視。

此外，直到清代，江北文化重鎮揚州出產的學者質量也異常顯著。有人研究過樸學大師的地區分布，揚州有 44 名，居江蘇省之首，全省樸學大師有 28.8%在揚州，全國樸學大師也差不多是 9 個中間就有一個揚州人。

▍江蘇省樸學大師地區分布表，圖片

來源：《中國現代化的區域研究——江蘇省》

不過到了民國，揚州頹勢難掩。朱自清甚至作有一篇《我是揚州人》，在文中哀嘆：「揚州……衰落了，經濟上是一落千丈的衰落了……我也是一個江北佬，一大堆揚州口音就是招牌。」在他看來，江北之所以為江北，不受待見，主要是由於經濟上的衰落。

但是，中國有那麼多貧困地區，蘇北相比之下遠不算差，為啥偏偏是蘇北人受歧視？

歧視究竟從何而來

蘇北經濟的衰落從清代就已開始，此前之所以繁榮，靠的是運河經濟的發達。大運河曾經是聯通江南與中原的命脈，南宋初年，宋高宗逼迫東京留守杜充放棄開封，用的就是斷絕漕糧的手段。

但大運河維護成本高昂，一旦朝廷治理不足，其北段就會變得不便通行。

加上 1684 年清政府放開海禁後，民間海運迅速發展，漕運船隻逐漸改變航道，由海路北上。上海因此成為新的運輸網路龍頭，江南經濟重心南移，與江北往來減少了。

1730 年，出於稅收考慮，江蘇省更是把蘇松道的道台衙門從蘇州遷往上海，這種變化趨勢可見一斑。

鴉片戰爭後的上海開埠通商徹底激化了長江兩岸經濟的不均衡。在上海帶動下，江南地區加速步入近代化進程，無論經濟還是文化都樹立起巨大的優勢。

幾乎與此同時，江北地區卻連遭厄運。1855 年，黃河改道，大運河山東段廢棄，江北漕運變得聊勝於無，揚州、淮安等城市的衰落也無從挽回。

緊隨運河廢棄而來的是水利事業的敗壞，蘇北逐漸頻繁爆發空前嚴重的水災，大量農民南下逃荒，湧入上海等新興近代化城市，成為繼江南人之後的第二大移民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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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年代上海市區居民的來源組成，圖片來源：上海移民研究

在當時的上海，同鄉關係對提升個人經濟地位極為重要，很多員工招聘，經商結幫，人脈組織都圍繞同鄉同籍展開。江南人有近水樓台之便，率先取得較為優越的地位。但隨後趕到的蘇北人數量十分龐大，無疑對江南人的既有經濟地位構成某種威脅。

但蘇北移民畢竟多系逃荒災民，一無文化二無技術，更無寧波幫這樣的多金老鄉助力，以至大多只能從事碼頭苦力、拉洋車、糞便垃圾清運等苦活累活，經濟地位長期得不到改善。這反過來又強化了自身貧窮、愚昧、粗俗的刻板印象。

這種情況下，對蘇北人群體施加污名化打壓，實在是順理成章。江南人和蘇北人在種族上並無差異，彼此迥異的方言風俗，成為區分二者的主要標誌，也成為重點攻擊方向。

在近代上海的滑稽戲中，嘲諷蘇北人風俗習慣、誇張模仿江北話的段子常演不衰。

長期的打壓排斥，使蘇北移民在上海和其它江南城市中形同賤民。抗戰期間，蘇北人即被廣泛懷疑為漢奸胚子。在工廠里，江南人佔據報酬優厚、講技術、有發展的崗位，苦活累活則交給蘇北人。一旦爆發工人運動，哪怕組織者實際多為江南人，工廠主還是傾向於首先解僱蘇北人。

▍1932 年 3 月的一份《申報》臨時專刊，標題直接是：江北漢奸可殺。江南內部互稱諸如寧波人、無錫人的具體籍貫，唯獨對同樣擁有具體籍貫的蘇北人統稱「江北」，無疑具有對異質文化的排斥意味。

由此，江南籍上海人幾乎獨佔了對「上海文化」的詮釋權，賦予自身一派文明開化的洋氣形象。至於蘇北籍上海人，則多少淪為異類與對立面，備受歧視，以至於到了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針對蘇北籍上海人的婚姻歧視依然廣泛存在。

好在社會主義新中國總能化解一切矛盾，在今天的上海，身份和認同首先體現為戶籍，體現為身份證頭三位是不是 310，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只要有上海戶口，哪怕滿口陝北腔，也能在住、行、學等多方面體味到現代化大城市的溫暖。

相反，就算是土生土長的崑山人，上海市的政策也無時不刻地勸你回去建設家鄉，不要貼到人滿為患的上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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