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總理解決華僑雙重國籍問題

新中國成立初期，周恩來總理不僅為全國幾億人民的衣食住行日夜操勞，還時刻惦記著僑居在世界各地的千百萬華僑，為維護華僑的政治地位和經濟利益而殫精竭慮。在他的領導和直接關心下，1949年10月22日，中央人民政府設立華僑事務委員會，由何香凝、廖承志、陳嘉庚等25人組成，負責全國的僑務工作，把僑務工作作為黨的統一戰線工作的一項重要內容。1954年10月，周恩來在主持國務院第二次全體會議上安排領導人員具體分工時，親自分管了外交部和華僑事務委員會。在他的領導下，主持制定了一系列與華僑利益休戚相關的僑務政策，解決海外華僑雙重國籍問題就是其中一項。

華僑雙重國籍問題的由來

海外華僑的雙重國籍問題是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荷蘭政府於1907年修訂並頒布了《國籍法》，採取出生地主義來確定它的籍民。如其第13條規定：「稱帝國之居民者，謂在帝國或其殖民地領地，連續居住18個月以上，現在繼續居住該地之人。」

而清政府於宣統元年閏二月初七，即1909年3月18日頒布了第一部中國國籍法——《大清國籍條例》。這一國籍法是以血統主義為原則，對脫離中國籍問題作了嚴格的規定。在《大清國籍條例》的實施細則中更是特彆強調：「本條例施行以前，中國人有因生長久居外國者，如其人仍願屬中國國籍，一體視為仍屬中國國籍。」（第七條）這顯然是與荷、英等國的出生地主義針鋒相對的做法。清政府以此一國籍法在中荷關於領事條約的談判和對華僑國籍主張的爭執中取得了一定的外交主動，但隨後荷印殖民政府專門制定了堅持以出生地主義為原則的《荷屬東印度籍民條例》。由此，印度尼西亞華僑「雙重國籍」的問題便首先凸顯出來。

19世紀下半葉，出生地主義已在西方國家的國籍立法中開始佔據優勢。國際法學會在1895年的劍橋會議和1896年的威尼斯會議上確立了國籍立法應以出生地主義為主導的立法原則，這無疑是與西方列強殖民擴張的背景相一致的。然而，此時的清王朝雖已由「朝貢體系」被逐漸納入到「條約體系」，但在其仿效、移植近代西方立法的「修律」高潮中，所制定的卻是與《荷蘭國國籍及居住條例》針鋒相對的血統主義國籍法。這其中無疑有與列強爭奪華僑的因素；也因為中國有著數千年的封建宗法觀念，同時還是清政府在江河日下的被動形勢下，不甘「天朝上國」的衰亡，對其大國地位的一種抗爭性宣示；更是面對列強挑戰，中國民族主義意識的本能反映和表現。

由於中國歷代政府都是以血統關係來定國籍，即只要父母一方是中國籍，不管是在中國境內或境外出生的子女都具有中國國籍。而居住在東南亞各國的華僑按當地政府法律則是以其出生地來定國籍。因此海外華僑長期以來既有所在國的國籍，又同時保留有中國國籍，是具有雙重國籍的人。新中國建立初期，據不完全統計，我國居住在東南亞各國的華僑有1000多萬人，他們中約有80％是在當地出生的第二代或第三代華僑。

在東南亞各國未獨立時，僑居東南亞各國的華僑與所在國人民一樣，遭受資本主義和殖民主義的壓迫與剝削，根本沒有民族權利。所謂的雙重國籍，實際上只是形式，因此華僑的雙重國籍問題並不為人們所重視。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東南亞的各國人民相繼擺脫了帝國主義國家的殖民統治，獲得了民族獨立。這些國家獨立後，不論從維護本國的主權、保護民族工商業的發展方面考慮，還是在國內進行公民投票選舉等問題上，都牽涉到本國為數眾多的華僑的國籍問題，因此所在國華僑同時擁有的雙重國籍就成了很敏感的社會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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