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場著名的民告官：文人魯迅告贏教育部長章士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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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墨客間的八卦糾葛，總是格外抓人眼球。在閱讀寫作之外，他們與同事、上級、家人、朋友乃至敵人的相處，為我們了解他們的人生、性格與經歷提供了全新的珍貴視角。

魯迅和章士釗，都是近代史上大名鼎鼎的人物。但這兩人卻總互相看不順眼，甚至還鬧了一段著名的公案。1924年至1925年間，國立北京女子師範大學學生運動風起雲湧，直接動搖了北洋軍閥政權。章士釗下令停辦女師大，甚至派軍警武裝接收女師大。女師大被解散之後，為了維持校務，成立了校務維持會，魯迅則在維持會中任委員。

章士釗認為魯迅此舉為忤逆犯上，不服從教育部命令。其時，章士釗任教育部部長，魯迅則充任教育部僉事、社會教育司科長。一個小小的科長，何以能告贏高高在上大權在握的部長？

今天我們聽著名的魯迅研究專家陳漱渝老先生為我們還原這場公案。其中的許多史料與考證都極為珍貴，為我們再現了一個有勇有謀、在權勢面前大無畏的魯迅。

本文由陳漱渝老先生一字一句寫在紙上，後由陳老先生的學生錄入為電子版。圖中為陳漱渝先生寫作本文時的手稿留念。

民國時期的一場「民告官」

——魯迅與章士釗的一場訴訟

撰文｜陳漱渝

（中國魯迅研究會副會長、魯迅研究專家、作家、學者）

說這是民國的一場「民告官」，這裡的「民」是指魯迅，「官」是指章士釗。1925年，即92年前，北洋政府教育部社會教育司第一科科長周樹人（魯迅）狀告他的頂頭上司——教育總長兼司法總長章士釗，並取得了勝訴。有人說，魯迅兼任教育部僉事，這不是相當於四等或五等文官嗎？其實，「僉事」只是一種職位，而不是職務。這種閑差跟準確意義上的「官」有很大差別。

在我的印象中，章士釗早年倡言革命，提倡共和。上世紀三十年代，他作為律師曾為被國民黨逮捕的陳獨秀公開辯護,四十年代中期力促國共和談；直到晚年，八、九十歲的章士釗還在為祖國統一而奔走。章士釗讓我感到親切的還有兩點：一是因為他是我的同鄉，湖南善化（今長沙）人；二是因為上世紀五十年代，他作為中央文史館的館長回故鄉時，曾請我的外祖父、湖南文史館館員王時澤吃飯。外祖父很興奮，半個世紀之後我還記得他當時那得意的表情。

然而魯迅對章士釗卻一直沒有好感，甚至一提到這個名字就搖頭。章士釗一提魯迅也有一種「被迫害」感，搖著頭連說：「荒唐，荒唐。」

案件中的兩個主角：一個魯迅，一個章士釗。兩個人都是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章士釗官居高位，在孫中山的廣州軍政府當過秘書長，在段祺瑞的執政府當過司法總長、教育總長（教育部部長）。

衝突發端

章士釗免去魯迅職務

魯迅跟章士釗的矛盾主要發生在1925年和1926年前後。當時章士釗是皖系軍閥段祺瑞的主要幕僚之一。魯迅在30多篇雜文中都提到章士釗，主要內容是反對他當時「尊孔復古」和「整頓學風」的主張。不過其中也有情緒化的表現。比如有一個成語叫「每下愈況」，指情況越來越糟。章士釗寫成「每況愈下」，多次被魯迅譏諷。魯迅是根據章太炎先生的《新方言·釋詞》：「愈況，猶愈甚也。」其實，後人引用《莊子·知北游》，把「每下愈況」訛作「每況愈下」的比比皆是。魯迅想出國學家章士釗的洋相，就故意把錯用成語的惡名栽到了章士釗一個人身上。在《從鬍鬚說到牙齒》這篇雜文中，魯迅坦然承認了這一點。

魯迅跟章士釗矛盾白熱化源於1924年至1925年發生的國立北京女子師範大學風潮。當時國民黨與共產黨實行了第一次國共合作，國內的工人運動、農民運動、學生運動風起雲湧，直接動搖了北洋軍閥政權。女師大學生運動就是當年群眾運動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近些年有人認為女師大風潮背後有國共兩黨政治人物的鼓動，這倒是確實的，但也是正常的。章士釗當年停辦女師大，甚至派軍警武裝接收女師大，應該是逆歷史潮流而動。

女師大被解散之後，為了維持校務，成立了一個校務維持會，作為學校的最高領導機構，在阜成門南小街宗帽胡同十四號繼續辦學。校務維持會的委員除魯迅之外，還有陳啟修、許壽裳、馬裕藻、林語堂等十餘人。章士釗「深恐群相效尤」，致使「此項風潮愈演愈烈，難以平息」。（《章士釗致平政院的答辯書》），於一九二五年八月十二日呈請北洋政府免去魯迅教育部僉事的頭銜。

編年體魯迅著作全集（共8卷）

作者: 陳漱渝 / 肖振鳴

版本: 福建教育出版社 2006年5月

關於罷免魯迅職務的理由，章士釗在十二日致段祺瑞的呈文中是這樣陳述的：「敬折呈者。竊查官吏服務，首在恪守本分，服從命令。茲有本部僉事周樹人，兼任國立女子師範大學教員，於本部下令停辦該校以後，結合黨徒，附和女生，倡設校務維持會，充任委員。似此違法抗令，殊屬不合，應請明令免去本職，以示懲戒（並請補交高等文官懲戒委員會核議，以完法律手續）。是否有當，理合呈請鑒核施行。謹呈臨時執政。」十三日，「中華民國臨時執政府總執政」段祺瑞明令照準。十四日，魯迅日記記載：「我之免職令發表。」

前有章士釗親自出馬，後有段祺瑞坐鎮撐腰，來勢不可不謂不猛，壓力不可謂不大。但魯迅不屈服於壓力，在平政院對章士釗提起訴訟，並贏得了奇蹟般的勝利。這場訴訟案的經過大體是這樣的：

當時，北洋軍閥政府將行政訴訟與普通民刑訴訟分離，於普通法院之外又設立了專門處理行政訴訟的機關——平政院。平政院置院長一人，評事十五人，共分三庭，每庭由評事五人組成。又設書記處，掌握訴訟記錄等事務。

女師大校門舊址。

其審理職權包括:

一、中央或地方最高級行政官署之違法處分，致損害人民權利，經人民陳訴者；

二、中央或地方行政官署之違法處分，致損害人民權利，經人民依訴訟法之規定，訴願至最高行政官署，不服其決定而陳訴者。

根據當時的訴訟法，行政訴訟的程序大體是：

1、原告不服上級之違法處分時，得於處分書或判定書達到之次日起，六十日內，向平政院遞交訴狀並具副本。

2、平政院經審查認為與行政訴訟相符決定受理之後，將原告訴狀副本送被告官署，限令被告提出答辯書，定期依法答辯。

3、被告提出答辯後；平政院將被告答辯書副本發交原告，令原告、被告以書狀進行第二次互辯。

4、平政院以評事五人所組成的法庭審理裁決。裁決理由書由評事、書記官署名鈐章，並另用繕本，發交原被告及參加人。

5、主管官署違法處分取消或變更之後，由平政院呈請大總統批令主管官署執行。

原告的「進攻」

魯迅投遞上訴狀，章士釗答辯

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二日，魯迅的免職令發表不到十天，他就在朋友們的支持鼓勵下，以原告人的進攻姿態，親赴平政院投遞了訴狀。同月三十一日，又親赴平政院納訴訟費三十元。九月十二日，平政院正式決定由該院第一庭審理此案。

魯迅提起訴訟的法律依據是《文官懲戒條例》及《文官保障法草案》。當時文官分為四種九等，除特任官外，第一、二等為簡任官，第三至五等為薦任官，第六至九等為委任官。文官的懲戒處分又分為褫職、降等、減俸、申誡、記過五種。其中褫職處分期限為二年以上，六年以下，在此期間，不得復任。但懲戒必須按一定的程序，先由「文官高等懲戒委員會」進行審查，而章士釗在免除魯迅教育部僉事職務之前，並未交付該會審查，因此不符合懲戒的法律程序。

《一個都不寬恕：魯迅和他的論敵》

作者: 陳漱渝

版本: 人民日報出版社 2010年4月

魯迅遞交的控章士釗訴狀原件，今已難於查找，但這份訴狀的要旨，卻保存在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三日平政院的裁決書里：

「樹人充教育部僉事，已十有四載，恪恭將事，故任職以來屢獲獎敘。詎教育總長章士釗竟無故將樹人呈請免職。查文官免職，系屬懲戒處分之一。依《文官懲戒條例》第十八條之規定，須先交付懲戒始能依法執行。乃竟濫用職權，擅自處分，無故將樹人免職，顯違《文官懲戒條例》第一條及《文官保障法草案》第二條之規定。此種違法處分，實難自甘緘默。」

魯迅

平政院將魯迅的訴狀副本送交章士釗後，章士釗以教育部名義進行了答辯。魯迅保存了這一答辯書副本的抄件：

「查周樹人免職理由，本部上執政呈文業經聲敘明白，茲更為貴院述之：

本年八月十日，本部遵照執政訓令停辦國立女子師範大學，當委部員劉百昭等前往接收,不意本部僉事周樹人，原系社會司第一科科長，地位職務均極重要，乃於本部執行令准停辦該校，正屬行政嚴重之時，竟敢勾結該校教員、搗亂分子及少數不良學生，謬托教務維持會名義，妄自主張，公然與所服務之官署悍然立於反抗地位。據接收委員會報告，入校辦公時親見該員盤踞校舍，集眾開會，確有種種不合之行為。又該偽校務維持會，擅舉該員為委員，該員又不聲明否認，顯系有意抗阻本部行政，既情理之所難容，亦法律之所不許。查《官吏服務令》條：凡官吏應竭盡忠勤，服從法律命令以行職務。

陳漱渝先生本文手稿

第二條：長官就其範圍以內所發命令，屬員有服從之義務。第四條：屬官對於長官所發命令如有意見，得隨時陳述。第二十九條：凡官吏有違上開各條者，該管長官依其情節，分別訓告，，或付懲戒。規定至為明切，今周樹人既未將意見陳述，復以本部屬員不服從本部長官命令，實已違反《文官服務令》第一第二第四各條之規定。本部原擬循例呈請交付懲戒，乃其時女師大風潮最劇，形勢嚴重，若不即時採取行政處分，一任周樹人以部員公然反抗本部行政，深恐群相效尤，此項風潮愈演愈惡，難以平息，不得已於八月十二日里請執政將周樹人免職。十三日由執政明令照準，此周樹人免職經過之實在情形也。查原訴狀內有無故免職等語，系欲以無故二字遮掩其與女師大教習學生集會違令各行為，希圖脫免。

至追加理由所稱本部呈請執政將周樹人免職稿件倒填日月一節，實因此項免職事件情出非常，本部總長繫於十二日面呈執政。即日明令發表，隨後再將呈稿補發存案。即日補發，無所謂倒填，情勢急迫，本部總長應有權執行此非常處分，周樹人不得引以為口實。茲特詳敘事實答辯如右。」

據理力爭

針對辯護，魯迅進行了第二次互辯

十月十三日，平政院給魯迅送來章士釗的答辯書副本，並要求魯迅在文到五日之內答覆。針對章章士釗的答辯，魯迅進行了互辯。魯迅博物館現存一份魯迅親自收藏的互辯書草稿。寫作日期是一九二五年十月十六日，其「要旨」是：

一、查總長妄稱（按：系「樹人」二字，下同）以部員資格勾結該校教員搗亂分子及少數不良學生，謬托校務維持會名義，妄有主張等語，全不明言勾結何等搗亂分子及不良學生何人，主張何事。信口虛捏，全無事實證據，殊不稱長官體統，有玷人格。況各部職員兼任國立各校教員不下數百人，為女師大兼任教員之一。在部則為官吏，在校則為教員。兩種資格，各有職責、不容牽混。……

二、平日品性人格，向不干預外事，社會共曉。此次女師大應否解散尤與無涉。故該總長對於該校舉動是否合宜，從不過問。現該答辯內有「周樹人既未將意見陳述」一言可知從未乾預。至在女師大擔任教員職務，一方關於教課，固為個人應負責；一方關於公眾，又為團體共負之責。若由團體發表之事件，應由團體負責，尤不能涉及個人，更不能專誣一人而加以非法（處分）。譬如現北大與教育部脫離關係，公然反抗，是為團體行動，豈北大教員之兼教部職員者將來負其責耶？

章士釗

三、該答辯稱『據接收委員報告的確有種種不法行為』，試問報告委員何人？報告何在？盤踞何狀？不合何事？概未明言，即入人罪。且說教員維持校務為偽托，偽者何在？抑凡為教員者於法不得維持校務耶？

四、答辯又稱「該偽校務維持會擅舉該員為委員，該員又不聲明否認，顯系有意抗阻本部行政」。查校務維持會公舉為委員，系在八月十三日，而該總長呈請免職，據稱在十二日。豈預知將舉為委員而先為免職之罪名耶？況他人公舉何能為之罪？

五、……充教育部僉事、社會教育司科長，與女師大停辦與否，職守上毫無關係，故對於女師大停辦命令，從未一字陳述意見，亦實無陳述之職責。既未陳述，即無違反命令舉動及言論可知。乃章士釗反以未陳述意見指為抗違命令，其理由何在？且又以未陳述意見即為違反服務令第一、二、四等條，其理由又安在？殊不可解。豈官吏須出位陳述職守以外之意見方為遵守服務令耶？何悖謬至此！

六、該答辯謂『本部原擬循例呈請懲戒，乃其時女師大風潮最劇，形勢嚴重，若不即時採取行政處分，一任周樹人以部員公然反抗本部行政，深恐群相效尤，此項風潮愈演愈惡，難以平息，不得已呈請免職』。查以教長權力整頓一女校，何至形勢嚴重？依法免部員職，何至迫不及待？風潮難平，事系學界，何至用非常處分？此等飾詞，殊屬可笑。且所謂行政處分原以合法為範圍。凡違法令之行政處分當然無效。此《官吏服務令》所明白規定者。今章士釗不依法懲戒，殊屬身為長官，弁髦法令。

裁決

魯迅取得完全勝訴

互辯階段結束後，平政院正式進行了裁決，參加裁決的是第一庭庭長、評事邵章，評事員吳煦、賀俞、延鴻、周貞亮，書記官孫祖漁。一九二六年二月二十三日，魯迅取得完全勝訴。三月十七日，魯迅親往平政院交裁決書送達費。三月二十三日，裁決書下達，主文是「教育部之處分取消之」，理由是：

「依據前述事實，被告停辦國立女師大學，原告兼任該校教員，是否確有反抗部令情事，被告未能證明。縱使屬實，涉及《文官懲戒條例》規定範圍，自應交付懲戒，由該委員會依法議決處分，方為合法。被告運行呈請免職，確與現行法令規定程序不符，至被告答辯內稱原擬循例交付懲戒，其時形勢嚴重，若不採用行政處分，深恐群相效尤等語，不知原告果有反抗部令嫌疑，先行將原告停職或依法交付懲戒已足示儆，何患群相效尤？又何至迫不及待必須採用非常處分？答辯各節並無理由，據此論斷，所有被告呈請免職之處分系屬違法，應予取消。茲依《行政訴訟法》第二十三條之規定裁決如主文。

平政院裁決結束，最後一道法律程序是呈請最高當局批令主管官署執行。一九二六年三月三十二日，國務總理賈德耀簽署了給教育總長的訓令（臨時執政訓令第十三號）。令文是：

「據平政院院長汪大燮呈，審理前教育部僉事周樹人陳訴不服教育部呈請免職之處分，指為違法，提起行政訴訟一案，依法裁決教育部之處分應予取消等語，著交教育部查照執行。

此令

國務總理賈德耀

教育總長

中華民國十五年三月三十一日

根據臨時執政訓令第十三號，教育部頒布了魯迅的復職令。至此，這場訴訟以段祺瑞、章士釗的徹底失敗宣告結束。

魯迅何以勝訴？

無謀之勇，決非真勇

魯迅取得勝訴的原因，首先在於他在權勢面前的大無畏精神。魯迅曾坦率地對友人說：「這次章士釗的舉動，我倒並不為奇，其實我也太不像官，本該早被免職了。」（《魯迅書信集》上卷，第73頁，人民學出版社1976年版）他明確指出這場鬥爭的目的：「不過為著揭穿老虎（按：章士釗被稱為『老虎總長』）的假面目」。（尚鉞：《懷念魯迅先生》）在《「碰壁」之餘》一文中，魯迅還大義凜然地宣布：「我還不是『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式的理想奴才，所以竟不能『盡如人意』，已經在平政院對章士釗提起訴訟了。」

無謀之勇，決非真勇。魯迅跟章士釗的訴訟，是在北洋軍政府法律允許限度之內進行的一場合法鬥爭。要穩操勝券，就必須諳熟內情，善於利用對方的破綻，而後「以子之矛攻子之盾」。魯迅在起訴過程中，主要是利用《文官懲戒條例》《文官保障法草案》等北洋政府自己制定的法令，指出章士釗倒填日期，違反程序，從而將他置於非法的地位，使段祺瑞親自批准的令文成了一張廢紙。

《魯迅家書》

作者: 陳漱渝 注釋 / 校注 陳漱渝

版本: 人民文學出版社 2010年3月

需要強調的是，我們在分析魯迅與章士釗的訴訟這一案例時，不能夠單純探求訴訟雙方取得勝負的主觀原因，還必須進一步探求當時不同政治勢力情況的變化。章士釗呈請罷免魯迅教育部僉事職務，事在一九二五年八月，當時皖系軍閥段祺瑞聲勢煊赫，公然揚言「敢先父兄之教，不博寬大之名」，對於參加或支持學生運動的人「依法從事，絕不姑貸」。章士釗有恃無恐，因此敢於對魯迅嚴加懲戒。而到一九二六年三月時，章士釗早已被免去教育總長職務；臨時執政府增設的國務院中又存在著皖系、馮（玉祥）系和國民黨之間的複雜矛盾。繼任總理賈德耀正是馮玉祥系的人物。北方的群眾運動形成了前所未有的高潮，段祺瑞執政府正處於全面崩潰的前夕。一九二六年四月，段祺瑞被迫下野，章士釗避走天津。在這種形勢下，平政院迫於輿論的壓力，才決定取消對魯迅的處分，以免事態進一步擴大。如果政治力量的對比有利於段祺瑞執政府，那他們對魯迅的處分是絕不可能被撤銷的。

行將結束此文時還有兩點感悟：

一、魯迅跟章士釗打官司那一年，他們都只有四十四歲，按今天的標準，他們都還是中青年。此後他們走上了不同的人生歷程，在中國現代史上留下了各自的屐痕。因此，對他們進行蓋棺定論，必須全面考衡他們的歷史功過，而不以一時一事作為判定標準。

二，歷史的恩怨是可以消弭的。前不久，公開了一封周作人致龍榆生信札，信中寫道：「日前有機緣見章行嚴，此人亦不惡。過去造化小兒弄人，造成種種事端，思之亦可慨也。」（七月二十五日，未注年份）在上世紀二十年代中期，周作人也是批章猛將。他的這種慨嘆，頗值得我們深思。

本文為獨家原創內容，未經新京報書面授權不得轉載。撰文：陳漱渝；編輯：走走。歡迎轉發到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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