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伯駒收藏《平復帖》的故事

一

張伯駒（字叢碧，1898—1982）是一位集鑒藏、書法、詩詞、戲劇於一身的文化巨人，尤以文物鑒賞收藏著稱，今天人們提起他，津津樂道的大都還是他的收藏貢獻。為了留住一件國寶，他常常費盡心力，歷盡艱辛，甚至不惜付出生命的代價。最為張伯駒所重視、所得意的收藏，也是最具複雜艱難曲折經歷的收藏，則是得之於溥儒的《平復帖》。

張伯駒自題像

溥儒（1896—1963）是道光皇帝的曾孫、恭親王奕之孫。曾留學德國，篤嗜詩文、書畫，皆有成就。畫工山水，兼擅人物、花卉及書法，與張大千有「南張北溥」之譽，又與大畫家吳湖帆並稱「南吳北溥」。

溥儒作為清皇室，收藏了不少極有價值的古畫。其中唐朝韓幹的名畫《照夜白圖》，就是國寶級的歷史名畫。20世紀30年代初，這幅國寶級傳世之作流出故宮，藏在溥心畲家中。英國收藏家戴維德知道後，便託人向溥遊說，請求轉讓，最後，以一萬銀圓的價格轉讓給了戴維德。後來，此畫又從英國人手中轉到了日本人手中，後又轉到美國人手中，最後，收藏在美國大都會藝術博物館。張伯駒在上海獲悉《照夜白圖》賣給外國人後，非常痛心。他致函當時在北平主政的宋哲元請求追查《照夜白圖》，以阻止國寶外流，但為時已晚。這件事讓張伯駒久久不能釋懷，留下深深遺憾。有了前車之鑒，張伯駒深恐溥儒收藏的另一幅國寶，即西晉大書法家、同時也是著名文學家陸機的《平復帖》落入外國人之手，重蹈《照夜白圖》的覆轍。為此，他下決心，要不惜一切代價收藏這一珍品。

《平復帖》文字內容是陸機寫給朋友的信件，談到另一位友人的病情有「恐難平復」之句，故被後人尊稱為《平復帖》。此帖縱23.7厘米，橫20.6厚米，巴掌大的一張紙，為什麼那麼珍貴？

《平復帖》是中國現存最早的寫在紙上的書跡，是我國書法史上存世最早的名人書法真跡，是傳世年代最早的名家法帖，也是中國歷史上第一件流傳有緒的法帖墨跡，有「法帖之祖」和「墨皇」的美譽，被收藏界尊為「中華第一帖」，是現今傳世墨跡中的「開山鼻祖」。比《蘭亭序》的書寫時間還早79年，其珍稀性無與倫比。《平復帖》被評為九大「鎮國之寶」，作者陸機用禿筆寫於麻紙之上，墨色微綠。其字體為草隸書。此帖在中國書法的演變過程中有著極其重要的地位，它介於章草與今草之間，在章草到今草轉變的長期過程中，作為實物見證，唯有這篇墨跡存世流傳至今，對研究漢字文字和書法變遷具有極其重要的價值。全紙共9行，約87字，現存84字，字大五分許,古意盎然，筆意婉轉，風格平淡質樸，結構隨意洒脫，並具含蓄蘊藉之美，有極高的藝術價值。雖長不足一尺，卻蓋滿了歷代名家的收藏章記，朱印累累，滿紙生輝，後人贊其「其用墨確實是神乎其技，冠絕古今」。宋陳繹曾云：「士衡《平復帖》，章草奇古。」清吳升《大觀錄》里說：《平復帖》為「草書、若篆若隸，筆法奇崛」，評價極高。

《平復帖》作者陸機（261—303），字士衡，其祖父陸遜，三國時期吳國大都督。陸機本人又是西晉最有聲譽的文學家，駢文的奠基者。其代表作《文斌》是中國文學史上最早系統地探討文學創作問題的論著，對後世文學理論的發展有著重要影響。賦中許多佳句如「浮想聯翩」至今仍膾炙人口。陸機不僅文章冠世，同時也是書法大家。《平復帖》筆勢遒勁曉暢而不失拙趣，是草寫又字字獨立，屬典型的章草體。體現出書法由隸變草、從章草向今草過渡的原生態。

張伯駒最早是1934年在湖北的一次賑災書畫會上見到《平復帖》的，當時歸溥儒所有。回到北平後，張伯駒便委託硫璃廠一家老闆向溥儒請求出售。溥儒說，我並不缺錢，誰想要就拿20萬元。張伯駒因力不能勝遂未有果。第二年他又請張大千出面向溥儒求購，願以6萬元求讓，同樣又在20萬元的要價前止步，仍未能成。張伯駒雖兩次求購未成，但他那志在必得的心愿未變，他還在等待機會。

盧溝橋事變這一年的臘月二十七，即1938年1月28日，張伯駒由天津回北平過年，在火車上與傅增湘相遇。

傅增湘提道「溥太夫人去世了，心畲正急需用款，《平復貼》可以……」

「《平復貼》我兩次相求，心畲都不肯割愛，現在正遇母喪，如果重提此事，是否有點兒……」張伯駒說。

「我知道你的意思，怕人說你乘人之危，我看不必顧慮，我去和心畲說。」傅增湘表示要促成此事。

「心畲急需用錢，我就先借給他一萬元吧，至於《平復帖》……」

「那就以《平復帖》作抵押吧。」

回到北平的第二天，傅增湘就把《平復帖》抱來了。「心畲葬母變賣了家裡所有值錢的東西，但仍無力出殯。要價4萬，他的意思不用抵押了，還是一次買斷較為簡便。」張伯駒立即先付兩萬元，請傅增湘送去，其餘兩萬元分兩個月付清。

這時，此前曾將溥儒所藏唐朝韓幹的名畫《照夜白圖》轉賣給日本人的北平文物掮客白堅甫，並獲悉溥儒要為母治喪急需用錢的消息，也想把《平復帖》再轉賣給日本人，並一口答應付款20萬元。怎奈是他晚了一步，慢了一拍，幸虧此帖已被張伯駒買斷。白堅甫旋即找到張伯駒相商，張說：「黃金易得，絕品難求。」斷然拒絕了白的要求。這一國寶終於為張伯駒所收藏，未為外國人所得。後來，張伯駒在介紹自己收藏《平復帖》經過的《陸士衡平復帖》一文中，不無感慨而又欣慰地寫道：「在昔欲阻《照夜白圖》出國而未能，此則終了夙願，亦吾生之一大事。而沅叔先生之功，則為更不可泯沒者也。」張伯駒之所以一生為之得意，一是因為極品之寶，非常希缺難求：二是價格較便宜，比起初張伯駒所願付價格還要低。

二

到了1945年，任故宮專門委員的張伯駒參與故宮文物保護和鑒定工作。當時從外地來了一個年輕人，參與清理抗戰時期文物損失工作，有幸與張伯駒相識。這個年輕人就是後來被譽為「京城第一玩家」的王世襄，著名的文物專家、學者，更是文物鑒賞家、收藏家。

王世襄（1914—2009），北京人，祖籍福建。1947年，王世襄很想在書畫著錄方面做一些工作，除備有照片補前人所缺外，試圖將質地、尺寸、裝裱、引首、題籤、本文、款識、題跋、作者印章、收藏者印章、前人著錄、有關文獻等詳細寫出，並記其保存情況，考其流傳經過，以使傳世書畫等文物能有一份比較完整的記錄。他把這種想法告訴了張伯駒，立即得到讚許。

為了檢驗自己設想是否可行，王世襄希望找到一件流傳有緒的名人手跡開始試行著錄，最理想的無過於張伯駒所藏的《平復帖》了。但是，著錄必須經過多次的仔細觀察閱讀和抄寫記錄。王世襄曾想，這麼珍貴的寶物，能不能也親眼看看，記錄一下。他不敢輕易開口，因東西實在太珍貴了，張伯駒怕是不會同意拿出來給他看的。可當他向張提出請求時，大大出乎他的意料。張伯駒說：「你一次次到我家來看《平復帖》太麻煩了，不如拿回家去仔細地看。」就這樣，王世襄把《平復帖》小心翼翼地捧回了家。

這一下王世襄感覺倒是給自己添麻煩了。他想都沒敢想，這樣珍貴的文物，張伯駒居然也讓帶回家去研究。因為那是世之無雙的國寶啊，來不得半點兒閃失。王世襄騰空了一個樟木小箱子放在床頭，裡面先用白棉布鋪墊平整，再用高麗紙把已有錦袱的《平復帖》包好，放入箱中，再加上一把鎖。有時不得已而出門，每次回來都要先開鎖啟箱，看到所藏安然無恙才放心。觀看《平復帖》時要等天氣晴朗，把桌子搬到貼近南窗、光線好而太陽又曬不到之處，鋪好白氈和高麗紙，洗凈手，戴上白手套，才靜心屏息地打開手卷，全神貫注地進行考證研究。每當在家裡看帖，他都如痴如醉，全神貫注。王世襄回憶自己送還這幅「稀世之寶」時的心情說：「《平復帖》在我家放了一個多月才畢恭畢敬地捧還給伯駒先生，一時頓覺輕鬆愉快，如釋重負。」

張伯駒為人心地坦蕩，對後人研究書畫文物，從知識經驗到所需文物上，都竭誠地無私地大力支持。當初將《平復帖》請回家，王世襄連想都沒敢想過，那時二人還談不上深交。他感到張伯駒真是不得了，這麼重要的東西，讓人拿回家一個多月都不在乎，真是難得的大度和雅量。他認定張伯駒是個信任朋友、篤於友情的長者。對這一樁不可思議的翰墨情緣，王世襄感到十分難得，故也特別珍惜。

經王世襄詳盡考證，《平復帖》流傳有緒，歷經西晉、東晉、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清和民國，每一時期收藏於何人之手幾乎都有確鑿的證據，卷上鈐的各朝代71方印記猶如一部收藏簡史，殊為難得，彌足珍貴。

最早的一方印記鈐自唐末鑒賞家殷浩，這方收藏印蓋在帖本身字跡的後面，靠近邊緣，長方形，朱文，顏色雖極暗淡，但「殷」字上半、「浩」字右半依稀可辨。若非王世襄有機會手捧此帖多次細細研讀，這帖背面的殷浩之印恐怕無緣見諸天日。《平復帖》從殷浩手中流出後，在宋初的大收藏家王溥家保存了三代。後據米芾《書史》記載，王溥的孫子王貽永將帖出售給另一位駙馬都尉李瑋。此後，從皇親李瑋手中傳入宋御府，成為酷愛法書名畫的宋徽宗趙佶的收藏，並在徽宗宣和年間由官方主持編撰的宮廷所藏書法作品的著錄著作《宣和書譜》中作了記載。

《平復帖》大約於宋末元初前後又流回民間，《四庫全書》的《書畫記》記述了元代幾位觀賞此帖並在帖上題款者。

明代萬曆年間，《平復帖》輾轉到了大收藏家韓世能手中，在此期間經過若干名家的鑒定，包括董其昌寫的一段跋文。韓世能死後，此帖傳給兒子韓逢禧。1628年，明代大鑒藏家張丑從韓逢禧手中將《平復帖》買下，並為自己取了個室名「真晉齋」，意為真正晉人的墨跡。

1644年明朝亡，張醜於是年去世，《平復帖》流入他人之手。清代順治之後，該帖先後歸王際之、馮涿州，再轉歸明末清初大收藏家梁清標。梁是明代崇禎年間進士，獲此千年古帖，喜不自禁，在帖上先後鈐了八方收藏印。清初另一位大鑒藏家安岐也曾收藏《平復帖》，並鈐其九方收藏印。

據王世襄考證，安岐是《平復帖》於清代流回皇宮之前最後一位民間收藏家。乾隆年間《平復帖》又回到皇宮大內,被乾隆皇帝的母親孝憲皇后所收藏，1777年孝憲皇后去世後遺賜給皇十一子永瑆，由此到了成親王府。永瑆為自己起了個室名「詒晉齋」，又在卷上鈐了八方收藏印。其後《平復帖》由永瑆家傳100多年到載治，並在卷上留下兩方收藏印。載治死時，子尚年幼，光緒派恭親王奕去代管成親王府，奕乘機將《平復帖》據為己有，並鈐上自己的收藏印。宣統二年，恭親王奕之孫溥偉獲得此帖，並在卷上自題一跋。一年後，辛亥革命爆發，清帝遜位，溥偉出逃，《平復帖》留給了在北京的弟弟溥儒。歷代包括帝王在內的大收藏家，都在《平復帖》上鈐下了自己的印跡，只有張伯駒，僅留有一個京兆閑章而已。

王世襄後來根據史籍著錄和對《平復帖》的觀察和研究，終於完成了《西晉陸機平復帖流傳考略》一文，先後刊登在《故宮博物院藏寶錄》和1957年第1期《文物參考資料》上。

王世襄在張伯駒的鼎力支持下，將文物收藏和文物研究結合起來，弄清了《平復帖》的真實面目和流傳承緒，進而大大豐富了收藏文化，並被傳為文壇一段頗具情趣的佳話。對此，王世襄則是一生心懷感激之情。

三

在民國動亂年代，生逢亂世，收藏文物不易，保護文物則更難。張伯駒因為收藏《平復帖》曾遭綁架，並險些喪命。抗戰初期，張伯駒繼承其父親創辦的中國鹽業銀行家業，一度出任鹽業銀行上海分行的經理。1941年春夏之交的一天，張伯駒乘車去銀行上班，一輛小汽車開在前面，張當時並不在意。當汽車開進上海法租界亞爾培路（今陝西南路）培福里弄口時，從前面那輛車上下來了一伙人，攔住了跟在後面的張伯駒乘坐的那輛汽車，這幫早有預謀的持槍匪徒綁架了張伯駒。綁匪將他們轎車的中間部分掏空，騰出能躺一個人的位置，然後把張伯駒塞在裡面，躲過了沿途警察的檢查。一位熟悉的鄰居見到了此情此景，趕忙跑到家裡告訴了張伯駒的夫人潘素。潘素一聽嚇傻了，一時不知如何是好，只好跑到張伯駒的把兄弟孫曜東家。孫此時已做了漢奸，幫周佛海辦銀行，擔任復興銀行行長且又兼任了周的秘書。孫當時不在家去上班了，家人趕緊給辦公室打電話。當孫放下電話趕回家裡時，潘素已哭得說不出話來，一見面就向孫跪下了。孫曜東連忙扶起潘素，問了情況，安慰了幾句。孫弄不清是怎麼一回事，想想張伯駒在上海並沒有什麼仇人，只有鹽業銀行上海分行襄理李祖萊有重大嫌疑。李長期擔任襄理一職，是上海分行的實際掌權人，本想抗戰爆發後鹽業銀行內部人事幾經變動，自己也該升職了，不料張伯駒來上海任職，擋住了他的升遷之路，或許因此惱羞成怒，有意加害於張伯駒。經此分析推測，孫曜東有了初步的判斷。

孫曜東考慮後遂把電話打到鹽業銀行，接電話的正是李祖萊，李為人十分狡猾，主動提起張伯駒被綁架的事，並表示很著急。孫曜東在電話里嚴厲告訴李祖萊：張伯駒是我的把兄弟，這件事我是要管的，請銀行配合一下。孫的意思是向李打招呼。孫曜東的後台是周佛海，這一點李祖萊是清楚的。孫曜東又通過其他渠道打探，果然不出所料，綁架案正是李祖萊指使手下人勾結汪偽76號特工總部組織人乾的。於是，孫曜東把這件事報告了周佛海，周說：「簡直是胡鬧，叫李士群趕緊把此事了解掉。」

張伯駒被綁架案，上海的各大報紙很快也都以醒目標題予以報道：稱京城「怪爺」張伯駒「被人連車綁去，下落不明」。此案一時間成了特大新聞，綁匪是哪些人也成了上海灘公開的秘密。張家親戚朋友包括潘素都認為綁架者是沖著張家的錢財來的。

接著，潘素接到綁匪的電話，說是要200根金條，否則就「撕票」。這下潘素更急了，孫曜東夫人吳嫣就安排潘素暫住自己家裡，以防不測。其實孫曜東明白他們是不敢撕票的，只是錢和時間的問題。孫又給李士群打電話，請他幫忙，李說他要了解一下。其實李還要了解什麼，綁架本來就是他的部下所為，他是非常清楚的。過了幾天，李士群果然打來電話，說是事情已經搞清楚了，可以幫忙，只是具體條件的事情，要孫曜東、潘素與綁匪相商才行。

在雙方談判過程中，綁匪給潘素捎話，說張伯駒已絕食多日，現已昏迷不醒，可以讓她過去見一面。當潘素見到張伯駒時，只見他有氣無力，憔悴不堪，潘素痛哭不已。但張伯駒並不在乎自己有被撕票的危險，處之泰然，相反他卻怕潘素為了湊足贖款會賣掉《平復帖》等珍貴名畫。張伯駒心知肚明，這是《平復帖》給自己帶來的災難，於是悄悄對潘素說：「《平復帖》等字畫，這是我的命，我死了不要緊，這個字畫要留下來，若是賣掉字畫換錢來贖我，這樣的話我決不出去。」他發誓寧肯死在這裡，也絕不允許變賣家中文物給他贖身。由於張伯駒不買綁匪的賬，所以他就一直被困在匪窟之中。在此期間，果然有人來勸潘素，要她將所藏《平復帖》等名貴字畫賣給梁鴻志、任援道這兩個漢奸頭子，以籌贖款。潘素一聽這話，又急又氣，說：「我絕不會為救丈夫去賣《平復帖》的，沒有人比我更了解伯駒了，在他眼裡《平復帖》重若生命，如果變賣了此帖，不幸流失國外，即便他得救了，也將心如枯槁，雖生猶死。我已經想好了，如果實在救不了丈夫，我也就認命了，大不了我與他在九泉下相會。」

來人見張伯駒愛帖不惜命，而潘素為保國寶又如此決絕，不免心生佩服。親人深感無奈，只好如實向想要此帖的人回復，讓他們不要再要帖了。經過反覆討價還價，潘素和孫曜東一口咬定，只有20根金條，多一根都沒有，最後贖款就壓到了這個數。可這20根金條也不是好湊的，為了湊足贖款，潘素賣掉了她的全部首飾，張伯駒的母親先是動用了自己家在鹽業銀行的股票，後又回到河南項城老家，賣掉了一部分土地，還向朋友舉借，東拼西湊，好不容易才湊夠的。

一場轟轟烈烈的綁架案最終就這樣黯然告終。張伯駒後來回憶說，「不知情者，謂我搜羅唐宋精品，不惜一擲千金，魄力過人。其實，我是歷盡辛苦，也不能盡如人意。」這份心情，只能用「悲壯」形容。

1942年10月，張伯駒不願在淪陷區再忍受屈辱的生活，決心攜夫人前往西安。他們離開上海，取道江蘇、河南，來到陝西西安，將年幼的女兒張傳彩托給友人照管，然後返回北平，去取古字畫。為防再遭不測，他將《平復帖》等珍貴字畫都一一縫在衣服夾層裡面，須臾不離身。怕土匪搶，怕日本人來，怕意外的閃失，怕自己的疏忽，時時刻刻提心弔膽，終於把《平復帖》安全帶到了西安。在西安家裡，外面稍有動靜，就大氣敢大出，心跳個不停。為了這些死人的東西，活人真是受夠了顛簸和驚嚇。後來，張伯駒在《陸士衡平復帖》一文中簡單地記載了此事：「北京淪陷，余蟄居四載後，攜眷入秦。帖藏衣被中，雖經亂離跋涉，未嘗去身。」對於自己在上海遭遇的磨難，竟一字未提。

四

抗戰勝利後，張伯駒終於結束了蟄居西安的日子，回到了北平。新中國成立後，他接受國家文物局局長鄭振鐸的聘請，當了文化部的顧問。1956年7月，張伯駒將《平復帖》等8件價值連城的真跡墨寶無償捐出，文化部為此舉行了隆重的捐獻儀式，文化部向其鄭重地頒發了由文化部部長沈雁冰簽發的褒獎狀：「張伯駒、潘素先生將所藏晉陸機《平復帖》卷珍貴法書等共八件捐贈國家，化私為公，足資楷式，特予褒揚。」這寥寥數語的背後是一樁在共和國歷史上不僅至今空前、相信日後亦無人能出其右的捐贈豪舉。

自從張伯駒收藏《平復帖》後，不知有多少人願出高價求購，他都絕不出手，但在這時候卻能毫不猶豫地將這稀世珍寶轉讓給人民當家做主的新中國，難能可貴。正是由於張伯駒的愛國捐贈義舉，才使《平復帖》等國寶得以收藏於北京故宮博物院。

張伯駒在文物收藏方面，一直有著他自己的精神追求，對於中華文物，他珍視的不是其金錢價值，而是其藝術價值及其世傳有緒，永遠為中華民族所擁有，永遠在民族生命代代相傳中發揚光大。他在自己的書畫錄里寫下這樣一句話:「予所收藏，不必終予身，為予有，但使永存吾土，世傳有緒。」這是張伯駒一生遵循的收藏信念，他也用一生實踐了自己的諾言。有人說，張伯駒是當代文化高原上一座寂寞的孤峰，這樣的人，為後人留下無數傳奇之後，便再難出現了。

1982年2月26日，張伯駒老前輩辭世。半生散盡萬金收購的上百件珍貴書畫悉數捐給國家，闔然長逝之時兩袖清風，家徒四壁。張伯駒一生捐獻的國寶，在當時便有人估計已高達億元之巨，但隨著人類文明的發展，又何止這個數目！他的大儒景行、菩薩慈行、高道善行，是中國文化藝術史上一座無法逾越的豐碑。斯人雖逝，風範永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