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園媒體實踐·課程作品

最新 06-24

作者楊雅茹王日鑫田雯

2017年4月13號，有一匿名網友在知識問答網站上問了一個問題——「大杭州是越變越好了嗎？高昂的物價，房租漲，房價漲，菜價漲，就是工資不漲，政府又出來整治群租房，拆除城中村，那麼外來務工人員住哪裡呢？」

這個問題似乎暴露了中國城市化進程中所存的絕大多數矛盾。生活在急速擴張的社會中，物價，房價，工資......牽扯著每個人。但作為社會議題，矛盾的焦點往往濃縮在一起，最後落在了小小的城中村內，也藉此拉開了新一輪城市包圍農村的圈地運動。彷彿城中村消失，社會問題就會隨風消逝。

根據杭州市政府的官方報告，杭州城區現有300萬外來務工人員，絕大多數的他們被城中村所收容，拿著不高的工資，生活在月租幾百的小屋內，為了自己的夢想而奮鬥，為了家庭的團圓而辛勞。總有一天有人會從中搬離，住進高層的社區樓房，但也有數不盡的新人匆匆而來，蟄伏於此。

城中村就是一個江湖，來來走走，走走來來。

（正在拆遷的城中村）

但是從2016年開始，杭州市開啟了主城區城中村改造五年攻堅戰，計劃將在2020年底完成178個城中村的改造；而圍繞G20進行的「三拆一改」工作，更是給城中村的繼續生存添了一刀；但是這還不夠，今年初杭州政府提出，要力爭2到3年內提前完成征遷工作。立下了這個「軍令狀」，杭州各城區立即啟動了各自的「都市新區」改造計劃。

一直以來都有人將城中村視為城市的「污垢」「傷疤」，而改造城中村似乎是每一任政府必做的政績工程。這些年來，全國各地有關「強拆」和「搶建」的新聞有很多，而城中村拆除早已成了一個具有固定套路的致富神話。但是在高樓大廈林立的陰影之處，卻很少有人關注那一群，因拆遷而「被流放」的外來人員。家住餘杭莫干山路潘家村的汪雪說，「以往說要拆遷，但實際上我們可以再住一年時間，因為政府和他們（指房東）談判的時間很長。但是現在就越來越快了，往往房東告訴我們要拆遷，幾天之後拆遷隊就會來推倒房子。」

在打工者看來，加速的城中村整治無異於給他們又一重鎚。這不僅意味著很快他們就將無家可歸，也意味著重新尋找合適的房屋。「如果這裡真的要拆遷哦，那我們就沒地方找農民房住了。小區動不動就2000的房租，我們怎麼住的起呀。」

「只能回家了。」汪雪看著自己的手機，頭也沒抬地說。

中國夢是什麼？

汪雪的一家三口住在這一幢農民房的四樓已兩個年頭。面對即將到來的搬遷活動，他們正商討下一步該怎麼辦。丈夫劉光輝在17歲那年來到杭州，一直做著建築工地上搭建鋼筋架的活。跟單身時住在工地上的宿舍不同，成家之後的人就追求更加穩定的生活。儘管他在江西老家有地，卻一直沒有錢建房子，所以也不願意回去，因此就開始了一家人在杭租房的日子。

但現實往往不遂如人意，穩定的生活倒是多變。從1999年到現在，他們已經被迫搬了四次家，而現在即將面領著第五次搬遷。

劉光輝坐在床頭，翹著二郎腿回憶著當初。1999年時，他和妻子就住在文化商城附近，房價50元一個月也常無人問津。可是過了千禧年，那一地段公開招標開發，他們就不得不搬到了拱墅區的強富橋附近。同樣因為拆遷，在2006年和2009年，他們又拖著行李匆忙換了兩次住處。直到2009年初，他們搬到了拱墅區交通學院對面的小洋壩，租住在一幢農民房一樓的兩間小屋內——這是他們在杭州最喜歡的住所。

「在一樓很方便，地段好，而且房租還可以。」劉光輝說。可歷史總是重複上演，到了2015年底，房東在沒有任何提前招呼的情況下，表示這裡年前就要拆除，要求他們抓緊時間搬走。

劉光輝騎著電瓶車在附近找了兩天，才找到他們現在所住的潘家村。潘家村雖然位於餘杭，但現在兩間屋房價跟以往比卻高得嚇人，1000元。「記得剛來時兩間屋才750元，可是G20過後就漲了這麼多。」汪雪靠坐在床邊，激動地講著，「可是我們能有什麼辦法，房東肯定就說你們住不起就趕緊走，這房子要的人可多了。」

「中國夢是什麼？」劉光輝抽著煙一邊手舞足蹈激動地問著，「你是大學生你也說不出來吧？鬼知道中國夢是誰的夢，反正不是我的，我連家都沒了。」

其實早在2010年之後，杭州各區就開啟了城中村的拆遷活動，房源的減少讓很多人不得不重新找房子，再加上持續高漲的房價，使得租房不再像是十年前那麼輕鬆的事。「我們從來不主動搬家的，每一次都是住到房子必須要拆的時候。」劉光輝的妻子汪雪說。

汪雪是西湖區某單位的食堂保潔員，每月基本工資只有1100出頭，加上各種補助也沒有2000元。可固定單位比較有保障，也會幫她繳納五險一金，所以就一直這麼工作了六年。家搬到餘杭之後，上班路就愈發漫長。「我每天都要5:30起床喲，然後騎電動車40分鐘才能到單位。」汪雪感嘆道，「夏天還好，冬天真的可凍壞了。」

可儘管這樣，潘家村的房子也是當下能找到的最滿意的住所了。可是從去年底，潘家村的邊緣就開始拆卸大棚和房屋，汪雪說這是政府認定的違章建築，必須拆除。但是年後的拆遷卻並沒有繼續，誰也不清楚到底何時會動工。可推倒重建的風聲從未散去，在此居住的租賃者也觀望著。

但是無論拆與不拆，他們一家人就只能一直住著。「只要不是明天就拆，我們就住這。房價物價一直在漲，可是工資不漲，我們也真的沒有辦法呀。」汪雪表示。

作為他們兩人的朋友，項大叔在杭州呆了三十個年頭，比任何人都要久。

這些年，他從江西老家帶了很多人來杭州打工。因為幾年前出的事故，現在的他換了行當，買了輛小卡車在省內運貨。面對著城中村的消失，樓房的拔地而起，農民工的返鄉和打工，一邊開車的他一邊說，「杭州這麼大一個城市怎麼可能不需要農民工，但卻不斷地拆掉便宜的房子，然後把他們趕到城市的邊緣地帶。」

拆遷進行時，「短租房客」頻頻出現

根據杭州市濱江區政府的公開信息顯示，2017年將要清零29個城中區。而長河街道，西興街道和浦沿街道，都已開展拆遷工作。

在西興地鐵口的馬路對面，就是一片由圍牆包圍著的土地。走近一看才發現這並非廢墟，而是高低交錯的農民房和外搭棚戶。河岸邊正在釣蚯蚓的李先生表示，西興有兩塊拆遷的地方，一塊正是此處，而另一塊緊靠著西興小學。他指了指身後門窗殘破的三層小樓，「從去年過年的時候開始協商拆遷工作的，所以這些人都已經搬走了。」

沿著圍牆的小路走進城中村，一半房屋都空蕩蕩的，生鏽的鐵門和白色瓷磚上刺眼的「拆」字，表明這裡很快將被推倒重建。但是仍有很多人生活在這裡，陽台上懸掛的衣服，偶爾經過的摩托車，出門倒垃圾的人，還有四處傳來的狗吠，都表明在拆遷之下正常運轉的現實生活。

正是因為拆遷談判的尚未完成，反而出現了一群「短命」的租客。

西興街道邊的一個不足十平米的狹小房屋，是趙磊在杭州這幾個月的暫時住所。他來自寧波，這個月初才搬進這個城中村。儘管聽到了拆遷的風聲，但是也正因此，很多人搬離了這個地方，此處的租金格外便宜。「不到500一月的租金，比賓館好太多了。」

原來，有很多跟趙磊一樣剛搬進這個城中村的租客，他們大都沖著這低廉的房價而來，但也表示不會在此長久居住，多為出差和短工。

（即將拆遷的房子還有住人的痕迹）

出沒在此的年輕人九成以上來自外地，他們有的獨自打工租住於此，但絕大多數都是跟家人一同前往杭州。路旁玩手機的年輕男子來自河南，他和父母在十多年前就搬來杭州了，「我們之前住在這個附近，不過剛搬到了這裡。」他表示自己聽到了拆遷的風聲，卻跟推倒重建並不一樣，「據說是要改建成商業街，像西塘一樣。」

在這個小城中村居住了五年的街坊譚大姐表明，農村戶口的都已經搬走了，但是街道居民還沒有協商好。西興小學的對面，有一條街道明顯比旁邊的街區冷清，房屋大門和窗戶都敞開著，雪白牆壁上有醒目的「拆」字，昭示著這條街道即將化作平地的現實。小賣部老闆說，他從外地來這裡開店快二十年了。「這條街現在是農民都搬走了，但是居民都還住在這裡。」

原來，城中村的房屋根據居民的戶籍分為兩種，一為城鎮居民（非農村戶口）自建房，另一為農民（農村戶口）自建房。兩種房屋由於性質不同，政府的談判政策也不同，一般來說政府會先解決農村自建房，再跟居民進行下一步溝通。

住在隔壁的老奶奶是為數不多的本地居民，現在和兒子一家人住在這幢平房裡。她一邊擺擺手，一邊說：「農民房要拆的，但是居民房不拆的。」在平房生活了一輩子的老人，卻表明為了自己兒子的生活，她日夜盼著政府的推土機能推倒自己的房屋，換來新的房子。「幫兒子娶媳婦。」一想到這個，她笑地合不攏嘴。

外地人分不了杭州人的蛋糕，

但是這蛋糕由外地人造

對於租住在城中村的打工者來說，無論他們在杭州生活了多少年，家卻總是搖搖欲墜的。在這一個熟悉又陌生的城市裡，他們沒有土地，沒有房屋產權，也沒有本地戶口。有的只是白日工作的辛勞，工資收入的微薄，以及昏暗房屋裡的一點短暫溫情。

所以當城市在他們的努力下變得光彩奪目時，房東分了錢和房子換個地方當房東繼續食利，政府解決了自己的「心頭大患」，城市形象變得光彩奪目，髒亂的城中村變成了拔地而起的高樓大廈，小區的房價比農民房翻了幾番，火災隱患得以解除，黑心外賣全被關閉，似乎所有人都心滿意足的時候，卻很少有人留意到這群租戶的生活。

宋曉紅和丈夫在2005年從安徽老家來到杭州，由老鄉介紹租住在濱江區西興街道一間不到15平米的屋子裡。這間屋子其實更像是某平房的倉庫，隱蔽在街道的後面，陰森森的。宋曉紅說，剛落腳的時候房間只要60元，可是漲到現在就變成了600元。「其實前兩年也還好，就是最近這兩年的房價漲得特別的快。」

她和丈夫兩人一個做保潔，另一個當保安。兩人加起來的收入一個月不到4000塊。除去房租，他們需要自己繳納社保，承擔水電費，還有平日里杭州愈來愈高的物價。同樣，最便宜的小區的租金對於他們來說都是一筆巨款。

宋曉紅說自己曾經想去住電視里「廉租房」，但是街道的鄰居卻告訴她這不可能，「好像是說有個證很難辦。」對於廉租房的申請條件，網上論壇也有很多人討論，有一些杭州本地網友宣稱：「外地人怎麼可以來分杭州人的蛋糕。」

（西興的平房內景）

原來，政府的廉租房政策要求申請家庭內「至少有一人具有杭州市區（不含蕭山、餘杭區，下同）常住居民戶口（不包括學生戶口）並居住5年以上」，僅此一點就將所有的外來務工人員排除在外。儘管公租房可以對外地戶口開放，但是要求申請人為「新就業大學畢業生和創業人員」，且條件很高。因此，整個住房體系中並沒有保障這個城市最底層的打工者的內容。

西湖街道的工作人員表示，其實早在2012年，政協會議上曾討論過將長期在杭州市就業與生活，並簽訂了勞動合同和長期繳納社會保險的務工人員的居住問題，納入城市住宅建設發展規劃。但是最後，就一直沒有了後續消息。

「說實話，我們並不想讓他們沒地方住，但這也不是我們能夠決定的事情。」

重新找房

饅頭山社區是杭州市有名的老社區，老人三三兩兩坐著乘涼，婦女蹲在路邊的取水台揉搓著衣服，買酒的商店一壇壇扎著紅巾的糧食酒，還有人站在街道上高舉著晾衣桿將衣物掛在電話線上。但這是一年以前的模樣。

而現在的饅頭山社區，因為G20的「三拆一改」，電線杆上的衣服，居民搭設在外的棚戶，路邊的攤販都不見了蹤跡。

韓高榮和他的朋友此時正好騎著三輪車，在鳳山路和察院前巷這一帶的社區穿梭，想要在周一之前找到合適的新住所。他們在鳳山路的街邊看到一家標明了「出租」字樣的平方，就停靠在路邊撥打房主的電話。旁邊一家標明「深夜營業」做喪葬生意的店鋪老闆說，這間出租的平房在G20之前還只要800每月，可是到了2017年初，儘管它空了半年之久，但房租卻漲到了2200元每月。

韓高榮和朋友兩人同樣也從電話中了解到房屋的價格，繞著房間走了半圈，試圖從蒙住了的窗戶看到裡面的情況。「太貴了這房子，根本住不起。」他們不得不失望地重新騎上三輪，尋找另外的房源。

這麼著急地尋找房源，韓高榮表示，是因為幾天前收到了來自公安和消防的通知，住了四年的地下室不符合消防規範，因此不能夠繼續租住下去。前來檢查的公安還下發了最後通牒，要求韓高榮一家人周一之前搬走。

韓高榮來自河南的農村，前往杭州打工已經九年。現在和妻子一起租住在位於鳳山橋的城南家園的地下室，每月租金500元，今年是第四個年頭。突然下發的搬遷通知，讓他們兩人措手不及，連續幾天出門尋找房源都失望而歸。

「現在路邊的出租信息都是中介貼的，中介的房子都太貴了，他們還有抽取中介費，根本住不起。」連續打電話諮詢了幾個出租信息，卻始終沒有找到合適的房子。韓大叔一腳蹬地，另外一隻腳空懸著坐在三輪車上，抽著煙休息了一會。

他現在的工作是回收二手家電，偶爾還會接零散的搬運活計。因為老家只有老人和小孩，所以每到秋收時節還要回老家收糧食。韓高榮每個月的工資就兩三千，再加上妻子在超市工作的工資，兩人每個月能承受的最高房租是1500元。這1500元在以前可以找到很好的房子，但是現在隨著房屋出租市場的供不應求，現存的房屋租金早就水漲船高。「現在拆遷太多了，舊房子拆遷了就需要找新房子，而找房子的人一多，房子租金就會上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