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會全面轉型下社會倫理的新變化

當下，誠信危機、道德冷漠正成為當代社會的癥候，挑戰著人們的道德底線。同時，多元文化的交織讓我們不得不面對各種價值張力。然而，不同的文明總有著相同的「倫理」覺悟，我們需要在現代性病灶蔓延的當下，反思和糾正當代人類社會的深層次觀念問題。為此，本版編髮兩篇文章。

原文：《密切關注當代中國社會倫理的新變化》

作者：浙江師範大學特聘教授 李建華

深入研究關係國計民生的重大課題、積極探索關係人類前途命運的重大問題、準確判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趨勢、善於繼承和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當代中國哲學社會科學研究的基本參照與重要使命。要完成這一使命，精準判斷社會生活的基本走向和發展趨勢是關鍵。我國正處在社會全面轉型階段，社會權力結構、生活方式、價值理念、倫理生活都在發生著深刻的變化，並且呈現複雜性、連帶性、整體性特徵。社會的全面性、複雜性轉型給社會的倫理秩序和道德生活帶來了新的變化。這種變化遠非我們多年來所重視和強調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對道德的影響那麼簡單，可能是從道德規範重建到倫理秩序重構的整體性變革。

社會治理結構的變化帶來了社會倫理秩序的新變化

目前，社會治理領域得到了充分肯定與尊重，多中心網路化的社會治理模式逐漸形成。在經歷社會權威一元化所帶來的陣痛後，我國學者看到無限國家權力所造成的社會空間萎縮，看到政府負載過重而導致社會秩序紊亂的後果。因此，開始真誠思考我們的社會應如何治理、社會生活當如何安排，從而相繼提出社會治理理論，強調建立多元主體共同參與的網路型社會治理模式。國家、社會與公民共同參與已成為我國現代社會治理的基本趨勢。國家治理現代化概念的提出，標誌著社會從管理向治理的根本性轉變，開闢了我國社會建設發展的新紀元。在此轉變之中，國家、社會、公民的關係有待重新釐定。自由主義學者通常認為，國家與社會存在零和博弈的關係，此消彼長。而世界社會治理現實卻告訴我們，國家與社會之間本質上相輔相成、彼此需要。

在不同社會語境中，政府、社會、公民的角色也存在差異。如何在我國的政治文化語境中定位國家、社會、公民的社會角色，劃定三者的權力邊界，構建三者協同共治機制，是社會倫理關注的焦點。國家治理現代化內涵法治精神與民主價值，強調公民參與和民主協商。在社會生活中搭建公民參與平台，構建表達民意、形成共識的渠道，是實現法治、促進民主的根本路徑。社會治理模式的改變也賦予社會主體新的責任與義務。治理權威的多中心、治理主體的多元、治理向度的多維對於企業、非政府組織、社會團體以及公民的社會生活態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要填補國家權力退讓留下的空間，有賴於多元社會主體積極承擔社會責任，主動參與社會生活、履行社會義務。社會治理的權威不再依仗外部強力，而來自社會主體之間的自願協作。自願以自覺為前提，其本質在於公共精神的塑造與確立。如何培育公共精神，增強社會主體的參與意識、責任意識，是社會倫理亟待解決的問題。

社會流動的加快帶來了倫理約束機制的新變化

制約社會流動的藩籬正日漸消解，經濟發展持續穩定，社會活力得以極大增強。順應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要求，社會對於戶籍限定逐步放寬，人口流動早已突破戶籍、地域的限制。舊有的熟人社會被陌生人社會所取代，公共領域得到極大拓展。我們一邊享受著自由的社會生活所帶來的機會與快樂，一邊則要回應當前社會格局的道德要求。

如果說個人道德或者家庭道德是維繫熟人社會秩序的保障，那麼陌生人社會的秩序則需要公共道德的支撐。在熟人社會中，人際之間具有某種天然的親密關係，這種關係要麼是以血緣為紐帶，要麼是以長期交往為基礎。所以，在熟人社會，人們更容易產生對於其他社會成員的道德情感，洞悉道德義務。同時，熟人社會的不道德行為往往要付出沉重的代價。在封閉的社會體系中，一旦某位成員被貼上不道德的標籤，他將在很大程度上失去正常社會交往的資格，甚至難以立足。

陌生人社會則不然。由於社會成員來自五湖四海，有著各自的成長經歷、思想觀念和價值取向，難以觸發彼此的道德情感，也難以達成道德認同。在陌生人社會中，人們對於自身利益的關切往往超越了對於他者道德責任的關注，甚至謀求通過非道德的手段實現額外利益。這種現象一旦發生，其他社會成員就可能複製、效仿，表現出道德之脆弱。頻頻見諸媒體的食品安全問題、造假欺詐問題、人際冷漠問題，無一不提醒我們社會倫理正遭受嚴峻的考驗。誠信危機、道德冷漠正成為當代社會的癥候，挑戰著人們的道德底線。以倫理關懷消融道德冷漠，以相互理解達成價值共識，是我們共同的倫理追求。

社會經濟的發展帶來了倫理整合機制的新變化

社會經濟的發展很大程度上改善了社會成員的生存質量，豐富了人們的社會生活，改善了大家的生存環境。倫理工作者也分享了經濟進步所帶來的福祉。但另一方面，貧富差距依然存在，社會分群日益明顯，社會公平面臨挑戰。我國高位的基尼指數表明財富更多聚集在少數群體之中。財富持有的差異加速了社會分層過程，經濟差異衍生為文化差異、道德差異。群體歧視已經成為不可忽視的社會現象，在社會成員之間製造隔閡。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以先富帶動後富、最終實現共同富裕是我國改革開放政策的初衷，也是保持社會健康穩定發展的內在要求。恰如羅爾斯所言，社會是互利互惠的公民體系，只有當社會發展的成果惠及所有社會成員，這一體系才能得以鞏固、延續。

社會分工的細化讓社會合作成為實現個體價值的主要方式，人際之間的相互需求非但沒有削弱，反而得到了空前的強化。任何有理性的社會成員都會認同，只有在與其他成員的協同合作中，才能達成社會目標、實現自我價值。人際交往的深層需要賦予了我們彼此之間更多的道德義務。惟有跨越社會群體的鴻溝，通過正義的制度安排讓全體社會成員公平分享經濟成果，才能期待和諧繁榮的社會。更為深刻的原因在於，我們已經進入到了法治化時代，法治成為現代社會整合的最有效手段。傳統社會的整合主要是依靠道德特別是道德人格的力量，但由於其熟人社會的日漸消失及人情主義人際方式的失靈，道德的個體性力量的式微，使得以公共理性為基礎的法治成為社會倫理整合的最有效手段。

社會文化的多元化帶來了倫理文化建設的新變化

現在，我國社會的文化姿態較以往任何時期都更包容、開放。改革開放不僅為我們打開了經濟的大門，也敞開了文化的窗口。而我們恰巧生活在多元文化的時代。日臻發達的商品經濟讓文化有了更為便捷和直觀的載體，也賦予了多元文化以無孔不入的滲透力量。這讓我們幾乎在各個角落都能接觸、感受到不同文化的存在。文化的多樣性淋漓盡致地展現在我們的社會生活中。多元文化給予了我們包容的胸懷和能力，並使我們在不同文化的交往中學會尊重與理解。但當我們享用多元文化盛宴時，我們又不得不面對似曾相識的困惑和茫然。

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以儒家倫理為主導的傳統價值觀念曾引領我們的社會生活。直至近代，以鴉片戰爭的爆發為標誌，外來文化、特別是西方文化開始湧入我國，對我國傳統社會倫理體系產生了強烈的衝擊。這種衝擊促使一百餘年前的中國人反思、甚至質疑本民族倫理文化的合理性與正當性，一度造成了價值的彷徨。百年前的疑惑今天再次呈現於我們面前。這種疑惑當然不再是帶有強制性文化輸入的結果，而是源自時代的文化多元背景。多元文化的交織讓我們不得不面對各種價值張力，並要從中作出選擇。基於何種價值開展社會生活，成為我們必須解答的問題。

在整合傳統道德文化、主流意識形態和現代倫理精神的基礎上堅定文化自信、凝練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達成社會倫理共識，成為我們在避免滑向道德相對主義、歷史虛無主義、陷入價值迷茫的必然選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社會倫理文化的整合提供了基本框架，明確了價值方向。形成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內核、融合優秀傳統倫理文化要素和現代倫理文化精神的社會倫理文化體系，是當代中國倫理學人必須承擔的學術責任。

文章原載於社會科學報第1564期第5版，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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