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國維的「憂世」說及其詞之政治隱喻

本文刊發於《文藝研究》2015年第4期。敬請關注本公號。

內容提要王國維早年因人生之問題而鑽研哲學，希望能由哲學之合理解釋而得到人生之慰藉，但其感情豐富的詩人氣質，使其對文學有著更多的共鳴。王國維在詩學上曾提出「憂生」、「憂世」說，雖分論憂生與憂世的不同，但兩者實密不可分。王國維將詩歌的定義與人生相結合，主張表現家族和國家、社會中的人生，這意味著憂世才是其詩學的終極目的，而且其「無我之境」說對人類群體的關注，也與其詩歌定義彼此襯合。王國維的詞集名先後有「人間」、「履霜」、「苕華」三種，正反映其從突出人生哲學之思到彰顯政治意蘊的變化。王國維的詞特別是其自賞的詞往往集中表現其政治關懷，所以政治隱喻是考察其文學之精神和現實意義不可忽略的重要維度。

一、王國維的「憂世」說與詩歌觀念

王國維不止一次表達了對人生之「慰藉」的渴望。他在而立之年所作的《自序》中說：「體素羸弱，性復憂鬱，人生之問題，日往複於吾前，自是始決從事於哲學。」其後，他的興趣從哲學轉移到文學，並非是他對獲得人生慰藉的態度發生了變化，而是因為哲學的間接與抽象無法即時撫慰其憂鬱之心，文學則因更契合其心性，而能給他帶來更多直接的慰藉。

也許王國維對「人生」二字的強調過於突出，以至周策縱說：「靜安詞中實鮮傷時之作，所悲憫者要為普遍之人生。」周策縱的這個結論當然值得商榷，但未嘗沒有被王國維「人生之問題」這一籠統提法吸引的原因在內。何況王國維的「憂生」、「憂世」說確實是分別表述著的。《人間詞話》云：

「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騁」，詩人之憂生也；「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似之。「終日馳車走，不見所問津」，詩人之憂世也；「百草千花寒食路，香車系在誰家樹」似之。

按照王國維的示例，詩詞中的憂生、憂世可以有所側重。《節南山》中「我瞻」二句寫賢才久被冷落，故有前路茫茫之嘆；晏殊「昨夜」三句也是寫才士渴望成就事業之意。兩者的立說對象都側重在個體之生命。陶潛「終日」二句和馮延巳「百草」二句，淡化了詩人的主體意識，表達了一種關懷世道時運的淑世情懷。王國維雖然以例證方式彰顯了兩種表達主題的差異性，但實際上憂生與憂世之間更多的是呈現出一種夾雜狀態，難以釐清。

驗諸王國維自身，他的憂生意識固然側重在人生的本體上，但其憂生之中實含憂世之心。這一層意思，王國維自己就已經解釋得很清楚了。他在《哲學辨惑》一文中便將「人生之問題」具體分化為「宇宙之變化，人事之錯綜」二端。可見，王國維的憂生除了個體生命的獨特情懷——「體素羸弱，性復憂鬱」之外，也包含著自然宇宙與世間人事。他因為「憂生」而從事於哲學研究，固然希望哲學能為他釋去個人之憂患，也希望能為人類社會留給他的種種疑問以合理的解釋並消解掉他對世間的焦慮。他的詩詞創作與他的這一段哲學研究幾乎同時，如將其詩詞看成是單純的憂「生」之嘆，自然是不全面的。

憂生中兼含著憂世的情懷，這也是王國維對詩歌的基本定義。在《屈子文學之精神》一文中，王國維借用了席勒「詩歌者，描寫人生者」的定義，但王國維認為進入詩歌視野的「人生」有其主觀與客觀兩面。古代詩歌所描寫者，「特人生之主觀的方面」，所以帶來了中國抒情詩的發達和敘事詩的相對滯後。所謂人生之主觀方面，實際上是強調個性化的情感體驗和抒寫；而人生之客觀方面，除了「自然」的因素之外，還包括對世間社會以及群體感情的關注。他說：

詩之為道，既以描寫人生為事，而人生者，非孤立之生活，而在家族、國家及社會中之生活也。

事實上，王國維在分析中國南、北文學不同的時候，之所以把詩歌作為北方文學之「專有」，正是考慮到詩歌與國家、社會之間紛繁複雜的關係。因為北方派的理想在改作舊社會，所以是「置於當日之社會中」，與南方文學「樹於當日之社會外」以創造新社會，形成了明顯的區別。「改作」舊社會的過程，必然與相關勢力形成種種衝突，凡此皆為詩歌表現之絕好內容。王國維對此言之甚明：

若北方之人，則往往以堅忍之志、強毅之氣，持其改作之理想，以與當日之社會爭。而社會之仇視之也，亦與其仇視南方學者無異，或有甚焉。故彼之視社會也，一時以為寇，一時以為親，如此循環而遂生歐穆亞（Humour）之人生觀，《小雅》中之傑作，皆此種競爭之產物也。且北方之人，不為離世絕俗之舉，而日周旋於君臣、父子、夫婦之間，此等在在畀以詩歌之題目，與以作詩之動機。

王國維這裡說詩歌與北方之關係，主要是就戰國以前而言的，後世這種南北文學在文體上的差異也就越來越小並漸趨泯滅。但撇開南北文學的話題，詩歌與政治、社會的關係確實是詩歌無法迴避且必須著力表現的問題。這些理論充分說明，王國維的詩歌理論並非著重弘揚孤立封閉之人生，而是強化著家族、國家及社會中之人生。這也意味著，王國維的憂生必然伴隨著濃重的憂世情結。

不同的個體組成人群，不同的人群構成社會。王國維對群體感情的關注註定了「憂世」在其理論和創作中是不言而喻的一個重要目的。質實而言，王國維對「無我之境」的強調，其實也正是要求詩人能從憂生出發而帶來更為宏闊的憂世主題。所以，王國維的憂生雖然包括個體的生命，但其實以「人類」為最終目的。王國維說：

夫美術之所寫者，非個人之性質，而人類全體之性質也。惟美術之特質，貴具體而不貴抽象，於是舉人類全體之性質，置諸個人之名字之下……善於觀物者能就個人之事實，而發見人類全體之性質。

「美術」之中，文學擔當著尤為重要的使命。「發見人類全體之性質」的創作理想，使詩人的創作必須突破個體的限制。與此相對應，他的著名的「出入說」，也可以與「憂生」、「憂世」說形成直接的呼應：入乎其內，側重在感受個體而具象的生命；出乎其外，則兼賅群體與抽象的感受。只有群體的意義才能更充分地彰顯世間的基本形態。可見從個體到群體，從憂生到憂世，乃是王國維考量人生的基本理路。王國維被譽為「客觀的詩人」，大概也是因此。王宗樂說：「他所感到的人生的悲哀苦痛不只是個人所有的，而且是世人共有的，所以他的詞多思深意苦之作。」王國維的理論與創作的一致性在這一點上是大致平衡的。值得一提的是：王國維的「憂生」、「憂世」說應該受到劉熙載的影響，《藝概》卷二云：「《大雅》之變，具憂世之懷；《小雅》之變，多憂生之意。」劉熙載的著述是王國維熟讀深玩過的，只是劉熙載從大、小雅之「變」來區分憂世與憂生的不同，而王國維則從文學主題方面拓展了其內涵而已。

世間一直是王國維密切觀察和細緻考量的對象。早在1904年，他任職通州師範學堂時，聽聞某中學校原與某佛寺相鄰，因為擴建的需要，而「以官力兼并寺而有之」。王國維認為從僧侶的角度而言，如此「以強力奪弱者之所有而有之」，堪稱「烈於盜賊」。所以他說：「故凡侵犯他人之生命、財產、自由者，皆社會所謚為不義，而為全社會之大謬也。」因為「義」是「社會之保障」和「個人之金城」，而王國維眼中當世「正義」之缺乏已經到了令人震驚的地步。而刊於《教育世界》第117號的《教育小言十二則》，則充滿了對中國教育體制的擔憂。略引一則如下：

去歲之冬，我中國學界最多事之時代也。於東京，則有留學生多數之停課；於南京，則有蘇學生與贛、皖學生之爭額；於蘇州，則有蘇、松太學生與常、鎮、淮、揚、徐、海學生之爭……乃以我國最有望、最可愛之學生而所爭者如此，此不能不為教育前途惜者也。

此足見王國維對世事關切之深。他的《論平凡之教育主義》一文的宗旨也是從「足以理萬端之新政」出發的。而他的《去毒篇——雅片煙之根本治療法及將來教育上之注意》文編及《人間嗜好之研究》等文，所論話題皆在當世社會之種種弊端，其中所投入的政治關懷也是開卷可見的。

二、《人間詞》、《履霜詞》與《苕華詞》：從側重哲學之思到彰顯政治意蘊

「憂世」理論既如上述，那麼，詞中的王國維是否同樣擔荷著憂世的精神呢？答案是肯定的。先看其詞集名的變遷。王國維的詞集初名《人間詞》，分甲、乙二稿先後發表於《教育世界》雜誌。為何將詞集以「人間」命名呢？按照羅振常的說法，是因為王國維「甲稿詞中『人間』凡十餘見，故以名其詞雲」。這個說法確實可以在其詞集中得到切實的證明。但王國維何以如此密集地使用「人間」一詞？其「人間」一詞的主要內涵是什麼呢？卻是需要繼續追問的話題。前者當然是因為王國維關心「人生之問題」而導致的。事實上，王國維詞中的「人間」有不少是可以直接替換為「人生」的。以此而言，王國維所謂「人間」自然包括憂生的主題，因為「憂與生來詎有端」（《欲覓》）是王國維反覆說明過的。但王國維的「人間」，在絕大部分的語境中，其實是「人世」的意思，這卻是需要細加辨明的。如「人間事事不堪憑，但除卻無憑兩字」（《鵲橋仙》）、「盡撤華燈招素月，更緣人面發花光，人間何處有嚴霜」（《浣溪沙》）、「人間曙，疏林平楚，歷歷來時路」（《點絳唇》）等等。這些「人間」用例在意義上都大體指向「人世」。其中有的「人世」還有著非常明確的地域指稱。如「人間夜色尚蒼蒼」（《浣溪沙》）和「人間夜色還如許」（《蝶戀花》）中的「人間」就分別是指北京和蘇州。

王國維詩詞中的「人間」不僅大部分意為「人世」，而且其詩詞中有時就直接用「人間世」代替「人間」一詞。如「蟬蛻人間世，兀然入泥洹」（《偶成二首》之二）、「潮落潮生，幾換人間世」（《蝶戀花》）、「昨夜西窗殘夢裡，一霎幽歡，不似人間世」（《蘇幕遮》）等等。這些用例有力地說明，王國維語境中的「人間」往往就是「人間世」的簡稱。以「人間」名詞集，其用意可知。「人間詞」作為王國維詞集名一直持續到1909年初。這一年，王國維應吳昌綬之請，以甲、乙兩稿為基礎，刪減若干，並增加了近年所作數詞，合為九十七首，仍以「人間詞」為名抄示吳昌綬。

1918年6月，應沈曾植之約，王國維以抄本《人間詞》為基礎，斟酌選錄二十四首，而成《履霜詞》一集。與前諸種《人間詞》刊本、抄本不同，王國維為《履霜詞》專作一跋，略述其編選宗旨，並特別提到之所以用「履霜」為名，是因為「所以有今日之堅冰者，非一朝一夕之故矣」。「履霜」一詞出自《周易》之坤卦，即所謂「履霜，堅冰至」。「履霜」是指秋日陰氣凝結，故步履及霜，而隨著季節的自然推移，嚴冬的「堅冰」也必然而至。坤卦所說重在說明自然規律之不可移易，而王國維借用其詞，則顯然包含著對國家社會命運的深刻擔憂。所以，這二十四首詞雖然是光緒、宣統年間所作，如果說彼時社會尚屬「履霜」的話，到了1918年，不僅清朝消亡已有七年之久，而且距張勳復辟失敗也近一年了，「堅冰」已宛然在前。王國維重編詞集並以「履霜」為名，除了有彰顯自己的憂世情懷之外，當也有對自己的詞居然如此精準地預想到了人世發展軌跡的一種慰藉。需要說明的是，王國維以「履霜」名集，並非興來神到，突發靈感，而是「履霜」之意久已醞釀胸中。他在1912年所作《送日本狩野博士游歐洲》詩中已經感嘆地說：「履霜堅冰所由漸，麋鹿早上姑蘇台。興亡原非一姓事，可憐惵惵京與垓。」因此一種盤旋橫亘的心懷，六年後重編詞集，王國維才能獨拈「履霜」二字以渾契素來心跡。1926年4月15日，王國維在自沉昆明湖前一年多，在致劉承干信中依然說：「一別三年，恍如隔世，履霜之戚，繼以堅冰，其間艱難困辱之況與夫書問闊疏之故。」政治變化對他刻骨之影響可見一斑。

王國維去世後，羅振玉、趙萬里等人編纂的《海寧王忠愨公遺書·外編》之《觀堂外集》卷四，收錄羅福成校本《苕華詞》一卷。這是王國維詞集的第三個名稱。此集並非王國維編纂，故此集名亦非王國維自定，但王國維生前在評論自己詞時用過「苕華」的寓意，編集者（很可能是王國維助手趙萬里）或許曾接聞王國維緒論，故徑以「苕華」名集。毛詩小序說《苕之華》一詩，乃是「君子閔周室之將亡，傷己逢之，故作是詩」，而「苕華」一詩的憂世意義正是王國維曾經關注的。周策縱雖然將《苕華詞》誤為王國維自編，但他將「苕華詞」的命名與王國維晚年「痛清社之屋，憫外患內亂，生民凋喪」的心境結合起來，倒是得其意旨的。

以上從王國維三種詞集名稱的演變來考量王國維的憂世情懷，已可使讀者得大致之印象。如果說《人間詞》一名尚將憂世之心隱遁在其人生哲學之思背後的話，《履霜詞》、《苕華詞》之名則直接凸顯出王國維深沉的家國政治關懷。而且王國維對詞集的更名是在中年之時，此時距填詞創作的高峰期已久，而王國維卻將此前沉潛在詞中的憂世之意，鄭重地在詞集名上表露出來，這種在沉澱之後揭出的創作宗旨，也許有著更為穩實的意義。

三、閔時、憂民與傷己：王國維詞中的政治隱喻

在王國維的青年時代，他面對的是怎樣混亂的世間呢？此稍檢歷史就可大致明了，從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王國維先後經歷了甲午戰爭、戊戌政變、八國聯軍侵華、辛亥革命等等。這些戰爭和變革導引的方向是作為封建文化承載的晚清王朝日趨沒落並最終淪亡，西學、新學思潮洶湧而入，政局動蕩不息，社會頹然沉淪，人心渙散無依。1918年，王國維在致羅振玉信中說：「今日百姓，殆所謂佛出世亦救不得者。」並時有「時事山窮水盡」的感慨。可見其對當世的絕望之心。周策縱曾評論其《浣溪沙》（天末同雲）一首「顯現世間一切險惡危機與生存掙扎之苦痛」。此雖非就其詞之整體而言，但確實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因為無論是在託名樊志厚的《人間詞乙稿序》，還是在《人間詞話》手稿中，這首《浣溪沙》一直是王國維自賞的第一首詞。錄詞如下：

天末同雲暗四垂。失行孤雁逆風飛。江湖寥落爾安歸。陌上金丸看落羽，閨中素手試調醯。今宵歡宴勝平時。

這首詞帶著強烈的象徵意味，「雲暗四垂」、「江湖寥落」喻指當時沉悶、壓抑甚至兇險的社會現實，而「失行孤雁」則喻指孤獨的生命個體，「逆風飛」則是就個體所在的具體而惡劣的生存環境以及其為此所作的艱辛的生存掙扎。上片渲染的情景帶著驚恐的意味。下片寫人，但這是一群強勢而無情的人，所以這孤雁輕易就成為他們的獵物，並最終成為盤中佳肴。而「今宵歡宴勝平時」一句，寫盡了強者的冷漠甚至殘暴。此詞表面上雖然是寫雁與人的不同命運，其實是隱喻人類社會人與人之間以強凌弱的普遍現象，而這種現象正是當時政局凌亂的一種反映。佛雛說，這是王國維用他銳利的「天眼」觀察並再現出來的「下界眾生的罪孽與痛苦的全部真相」。王國維對紛亂世象的沉重感嘆於此可見。

王國維在託名樊志厚的《人間詞乙稿序》中曾將《浣溪沙》（天末同雲）、《蝶戀花》（昨夜夢中）、《蝶戀花》（百尺朱樓）自譽為「高蹈乎八荒之表，而抗心乎千秋之間」，顯然非局限於一人一事，而帶有對人類及社會命運的普遍而深刻的思考。陳鴻祥認為此三詞以強者與弱者、富者與貧者、尊者與卑者「構建」了三個不同的「人間」境界。這種整體把握，我認為是準確的。不過，王國維不是在主觀「構建」，而是在客觀「展示」這種籠罩在濁亂政局下的人世，而其宗旨則在展示之外，表達自己對此深重的憂慮情懷。

已落芙蓉並葉凋。半枯蕭艾比牆高。日斜孤館易魂銷。坐覺清秋歸蕩蕩，眼看白日去昭昭。人間爭度漸長宵。

此詞作於北京，時在1908年秋。從「坐覺清秋歸蕩蕩」一句來看，當是秋思主題。不過，一般的秋思多寫因季節變換而帶來的人生短暫的感慨，王國維此詞則別開蹊徑，通過對秋日景象的對比描寫來喻指宛然時處深秋的家國亂象。「魂銷」是一闋之眼。這魂銷不僅緣於「日斜孤館」所處之境地的落寞，也不僅是面對清秋白日的歸去與漫漫長夜煎熬的無奈，更多的是芙蓉並葉齊凋與蕭艾半枯攀高形成的對比景象，激發了王國維內心對時局的聯想和憂慮。正如陳永正所說：「芙蓉萎謝，蕭艾得時，正是清末政治局面的寫照。」此詞對清末政局的暗喻是一方面，直陳1918年前後王國維的心境才是更切實的。在1917年張勳復辟過程中，王國維的心境也隨之起伏。王國維雖然不是實踐意義上的復辟派，但在精神上是支持張勳的。張勳復辟失敗後，王國維對當時軍閥與民國政府曾滿懷激憤，披閱這一時期其與羅振玉的通信，盡可見其心跡。1923年張勳去世，王國維時在南書房任上，曾代遜清帝溥儀撰《諭葬張勳碑文》，一方面稱讚張勳「功庸著於中外，忠誠貫於日月」；另一方面也對一直以來「庶僚之陰謀」深懷痛恨。這與其致羅振玉信斥責張勳失敗後各派之間「人心險詐，乃至天理盡絕」，同持一心。「人心險詐」的局面與此種對蕭艾得時的諷刺，簡直是契合無垠。周策縱以「悲天憫人」概括此詞主旨，堪稱的論。

現在回到王國維致沈曾植信的語境之中。何以王國維要特地說明此首《浣溪沙》有「苕華」、「何草」之意呢？「苕華」即《苕之華》，「何草」即《何草不黃》，此二篇乃《詩經·小雅》煞末兩篇。前詩面對苕之華而「心之憂矣」，憂的是「知我如此，不如無生」。後詩面對何草不黃，而「哀我征夫，獨為匪民」、「朝夕不暇」。二詩大旨在閔時、憂民與傷己而已。毛詩小序分別用「大夫閔時」與「下國刺幽王」分論二詩，可謂得之。方玉潤以「亡國之音哀以思」擬之，也是讀出了詩中濃重的政治感嘆。王國維將自己的《浣溪沙》詞與《苕之華》、《何草不黃》二詩聯繫起來，其用意自是要揭出自己深沉的時世感嘆。但此在王國維而言，也是先有對時勢類似的看法，然後才與相關的詞對應起來。在編定《履霜詞》前半年，王國維已經在致羅振玉信中說：「《苕華》、《何草》，《小雅》告終，今其時矣。」帶著這樣的政治判斷，王國維才能最終將此《浣溪沙》詞的地位特別地擢拔出來。

按照王國維的心性，他自然會厭倦這種混濁的時世。他在《平生》詩中曾經說過「人間地獄真無間」這樣帶著極端情感的話，所以憂世之中，也時有避世之念，「苦求樂土向塵寰」（《雜感》），以自求解脫，只是茫茫人世，王國維難以覓到可以安心棲居的地方。我們可以對勘他剛到北京入職學部不久後的一首《浣溪沙》詞：

七月西風動地吹。黃埃和葉滿城飛。徵人一日換緇衣。金馬豈真堪避世，海鷗應是未忘機。故人今有問歸期。

上片三句言京城秋景的凌亂污濁十分形象。所以說開頭兩句「隱喻當時不穩定的政治局面」，或者說「黃埃」一句是當時「政治氣候的寫照」，都切合王國維的創作心境。而下片流露出來的避世而不能的無奈，也可見出其對時局的失望心情。其實，在類似的失望之餘，王國維或「馳懷敷水、條山裡，托意開元、武德間」（《雜感》），讓想像行走在愜意的歷史中；或以夢境的方式虛構其理想的生存世界，如其《點絳唇》詞，以「夢中昨夜扁舟去」一語帶出「縈迴島嶼，中有舟行路」、「波上樓台，波底層層俯」的迷離、巍峨而夢幻的世界。但現實不堪，夢境也同樣難以接近。此詞以「斷崖如鋸，不見停橈處」結尾，足見其將現實的無力感也同樣帶進了夢裡。王國維不僅憂慮現實之世界，而且憂慮虛構之夢境。

蕭艾應該是較早從整體上關注王國維詞中政治情懷的學者之一，其《王國維詩詞箋校》曾多次揭出其詩詞中的憂世特點，如評說《浣溪沙》中「人間夜色尚蒼蒼」一句，「殆有感於朝政之暗昧邪」。又評《浣溪沙》（山寺微茫背夕曛）說：「予以為詞旨即屈子眾醉獨醒之意。於此，彌見斯人憂世之深。」皆是其例。評詩也多類此，如評《題梅花畫箑》「夢中恐怖諸天墮，眼前塵埃百斛強」云：「……況此污濁世界亦未必久長乎。夢中恐怖，諸天欲墮。詩人憂世之懷，殆無涯際。」此不煩一一例舉。試再看一詞《蝶戀花》：

窣地重簾圍畫省。簾外紅牆，高與銀河並。開盡隔牆桃與杏。人間望眼何由騁。舉首忽驚明月冷。月里依稀，認得山河影。問取嫦娥渾未肯。相攜素手層城頂。

此詞的政治隱喻就更明顯。王國維在詞中簡直是直陳自己的政治抱負，希望能與嫦娥攜手到天帝所在的層城頂（朝廷）。但王國維身處在「窣地重簾」以及簾外高及銀河的「紅牆」之中，桃杏雖然開盡，風華卻在「隔牆」，他其實不聞春色。「人間望眼何由騁」，寫盡其黯然孤寂之意。作者轉而寄望於月中山河，但攜手的願望也被嫦娥「渾未肯」。有學者將王國維的這種對理想的憧憬和現實的困頓與當時的立憲風潮結合起來，或可備一解，因其中的政治內涵確實是脈息可感的。

由以上之分析，可見年輕時期的王國維並未疏遠政治，且時時涌動著不羈的政治遐想。不過，王國維的想像更多地體現在對清明政治的憧憬上，並非刻意追求個人政治命運的輝煌。明乎這一點，就能理解為什麼王國維早年對政治及政治家帶著明顯的排斥情緒，而其自身創作卻浸染著政治色彩的原因所在。其《人間詞話》云：

「君王枉把平陳業，換得雷塘數畝田」，政治家之言也；「長陵亦是閑丘隴，異日誰知與仲多」，詩人之言也。政治家之眼，域於一人一事；詩人之眼，則通古今而觀之。詞人觀物，須用詩人之眼，不可用政治家之眼。

王國維只是反對在詩詞中明確表達其「域於一人一事」的政治目的，並非主張詩人迴避抨擊政治、憂患時事的話題。事實上，「長陵」二句也關乎政治，只是超乎具體人事之外而已。他自己詞中的政治隱喻也是不一而足，此僅以上面簡略分析已可見一斑。「可憐心事太崢嶸」（《鷓鴣天》）。隨著閱歷的增長，王國維的憂世之念也與日俱增。1919年，他在《沈乙庵先生七十壽序》中就曾稱讚沈曾植「其憂世之深，有過於龔、魏」。在《東山雜記》中，王國維也認為沈曾植《秋懷》三首中的第一首「見憂時之深」。凡此都可見出「憂世」說在王國維詩學觀念中的重要意義。

餘論：政治緯度與王國維文學之精神

對晚清朝廷的失望與對民國政府的抗拒，都是王國維心志中亟須注意的地方。他一方面鑽研中西方哲學，以尋求個人生命的價值和意義；另一方面又深切地關懷當世，以詩詞表露自己對政治時局的憂世之情。相比詞的隱約婉轉，王國維詩歌的政治色彩更濃厚，也更直接。除了《頤和園詩》、《送日本狩野博士游歐洲》、《蜀道難》所謂「壬子三詩」以及《隆裕皇太后輓歌辭九十韻》等明確的政治主題之外，他還在很多詩歌中直陳自己鮮明的政治態度。如其《讀史二絕句》之一云：「楚漢龍爭元自可，師昭狐媚竟如何？阮生廣武原頭淚，應比回車痛哭多。」詩中痛灑悲淚的阮籍背後，當然隱著王國維的影子。而「師昭狐媚」云云顯然以司馬師、司馬昭陰謀篡魏事喻指袁世凱以欺詐手段逼迫清帝退位之事。其實，王國維在憂世之際，也頗多救世的雄心。其早年鑽研西方哲學，也是為了能在中國進行一場新的思想革命。其《人間詞話》之所以不避偏鋒，恣意而言，也是因為懷著「因時而起，岸然救弊」的動機。這也正是我們在衡量王國維詞學的理論價值之時，不能忽略其現實意義的原因所在。哲學與文學固然需要互相參證，才能看清王國維所謂「人生之問題」的基本內核；而在文學之中，也需要將憂生之念與憂世之心合并來看，才能見出王國維文學之全部精神。

參見《自序二》，謝維揚、房鑫亮主編《王國維全集》第14卷，浙江教育出版社、廣東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121頁。

《王國維全集》第14卷，第119頁，第7頁，第98頁，第99頁，第99頁，第99頁，第99頁，第31頁，第658頁，第668頁，第646頁，第661頁，第644頁，第648頁，第648頁，第705—706頁，第660頁，第644頁，第659頁，第644頁。

周策縱：《論王國維人間詞》，（台灣）時報文化企業有限公司1986年版，第36頁，第36頁，第42頁，第5頁。

彭玉平：《人間詞話疏證》，中華書局2011年版，第389頁，第164頁，第335—336頁。

王國維：《紅樓夢評論》，《王國維全集》第1卷，第76頁。

王宗樂：《苕華詞與人間詞話述評》，（台灣）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86年版，第29頁，第29頁。

劉熙載撰、袁津琥校注《藝概注稿》，中華書局2009年版，第219頁。

王國維：《教育偶感四則·寺院與學校》，《王國維全集》第1卷，第136頁。

《王國維全集》第1卷，第142頁，第153頁，第148頁，第158頁，第145頁，第145頁。

羅振常：《〈人間詞甲稿序〉跋》，陳平原、王風編《追憶王國維》，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9年版，第15頁。

《王國維全集》第8卷，第660頁，第639頁，第661頁，第620頁，第638頁。

《履霜詞跋》手稿現存國家圖書館，轉引自《詞編》編者小序，《王國維全集》第14卷，第639頁。

《周易正義》，阮元校刻《十三經註疏》本，中華書局1980年版，第18頁。

參見王國維致劉承干信，現藏上海圖書館。

《毛詩正義》，《十三經註疏》本，第500頁，第501頁，第501頁，第500—501頁。

《王國維全集》第15卷，第372頁，第419頁，第73頁，第309頁，第365頁。

佛雛：《王國維詩學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1987年版，第136頁。

樊志厚：《人間詞乙稿序》，彭玉平評註《人間詞話》，中華書局2010年版，第240頁，第240頁。

參見陳鴻祥《王國維全傳》，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73頁。

陳永正：《王國維詩詞箋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564頁，第486頁，第472頁。

參見方玉潤《詩經原始》，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472頁。

參見祖保泉《王國維詞解說》，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220頁。

蕭艾：《王國維詩詞箋校》，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21頁，第150頁，第10頁。

王國維：《東山雜記》，《王國維全集》第3卷，第424頁。

羅振玉曾有此評，參見劉蕙孫《我所了解的王靜安先生》，《追憶王國維》，第459頁。

彭玉平：《人間詞話疏證·自序》，《人間詞話疏證》，第2頁。

（作者單位中山大學中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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