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現在怎樣學外語

虛情假意的國學熱掩蓋不了高燒不退的外語熱。舉國學外語，算是帝國主義的文化剝削嗎？某程度上是，但也不至於太令人絕望：在衝擊的同時，也提供機會，移步他方，轉換視點，換位思維——不得不承認被動的無奈，又不得不承認冒險的迷人。當今各大考試法門雲集市場、各家爭鳴，這裡有意繞開那類方向，不是那些不重要，而是有心無力，只能提供私人體會。談經驗非筆者專長，自知淺薄，無意賣弄，僅以管窺一角，拋磚引玉。

此篇立意僅涉一面：我們今天學外語，可以抱著怎樣的姿態和用意來學？

1.語言是存在之家：學外語是學思維

限於個人立場，筆者不贊同絕對摒棄傳統，轉入西化大軍。因此，期望中的外語學習不是最終變成像他們那樣思考，而是借鑒，是在扎穩自身土壤里安身立命的根基後，再移步換位。

學語言，並不是把一套字元換種寫法就了事，就算每個認識的漢字都能背出字典里對應的外文詞，也不能算作通曉。如果我們沒有學會句法架構中昭示的思維習慣，那麼就不算移位，也就不算理解，自然談不上獲益。

舉例：No pain, no gain. 沒有疼痛就沒有報償。中文裡需另加註銜接字眼以表示因果，不能直譯作「沒有疼痛，沒有報償」。而英文則自帶因果關係，強烈的邏輯，中西語言在思維方式上的差異顯而易見。「落花人獨立，微雨燕雙飛。」是並峙的關係，而非因果關係。所以如果國人希望通曉外文，積累辭彙的基礎功夫外，還須留心思維方式。

再一例：鳳去台空江自流。譯作英文，就不得不考慮各句時態，較讓人接受的譯法是：The phoenix had gone（過去完成時）;The terrance is empty（現在時）; The river still blows on alone.（現在時，又帶有延伸至將來的含義）。轉換思維時，必須牢記嚴格的時態劃分，才不至於將外語內涵簡化。比如《百年孤獨》那幾句饒舌的開頭，中文語境下不易覺察其新穎，而一旦結合西班牙文嚴謹的時態變化，就能體驗到更多重意味。學外語自然是建立在母語的基礎上，但是在學習中又要和母語保持距離，因為思維的冒險不僅僅在求同，更在尋異。

插句題外話，一些朋友會認為邏輯的、規範的總是好的，其實未必。近現代學界愈發重視非邏輯非演繹的精神世界，如潛意識的提出就是一種反動；而中國古人就一直沿用這套美學。老杜詩句「花濃春寺靜，竹細野池幽。」並非說因為花濃所以才寺靜，因為竹細所以才池幽，而是一個交疊並峙的畫面。因為鬧不清源流，只好發個疑問：電影里常用的蒙太奇（montage），算不算是對中國古典的借鑒？

2.如果翻譯夠方便，還需要親自學嗎？

人工智慧的開疆拓土，對外語學習造成衝擊，一時難論好壞，只做個極端假設：如果外語總能被機器完美翻譯且服務周全，那麼，我們有必要親自學嗎？筆者以為有必要。

我不贊同「詩是翻譯中被遺漏掉的那部分」這樣的極端講法，這句話更多是在肯定詩歌在文藝中的重要地位，但不乏對翻譯的誤解。翻譯工作沒有那麼不堪，它甚至開創出了獨特的藝術門類；翻譯不是虛妄，但是翻譯有局限。

本雅明談語言和翻譯，認為如果人類有所謂的完美語言，那麼這種語言應該是世上各門語言的大集合，如同玻璃瓶的每一塊玻璃，彼此不可替代；因此若要重建巴別塔，就應該把玻璃的碎片都補齊。

這種想法未必對，卻籠罩著神秘，激發靈感。對此一提法，日常經驗可作粗淺印證：包括方言和外語，大致上通曉的語言門類越多，我們的認識法則、思考方式、價值取向都會變得愈加豐富而有所補益。

3.語言是工具嗎：學以致用與百無一用

首先需指出，「語言是工具」雖然被無數人掛嘴上，這些朋友對這話的所指卻不盡相同，如果不辨明，容易誤解。該句的含義大概有以下幾種：

一，語言是謀生的手段，所以是工具。

二，語言是交流的媒介，所以是工具。

三，語言是思維的載體，所以是工具。

第一種只是混飯行當，是參考就業形勢做的判斷，沒有把語言這個東西拿出來做特殊討論。第二種是常見講法，大意就是，我不會說英文，跟老外不好溝通，比手畫腳半天全靠想像力；而一旦說一口流利外語，對接無誤，則勾搭洋人無難事，出門窮游不擔心。

前兩種是更基礎的生存需要。而第三種，我認為它更隱蔽卻也更可貴。印象中，並不是光能讀准發音會說句子，就能跟老外套近乎交朋友，那層文化差異下的思維差異，往近說是習慣不同，往遠可謂「異托邦」（hétérotopie），這需要先承認懸殊差異，再做出嘗試努力。而所謂的文化相對主義大多時候是在偷懶，沒有在直面問題。否定語言的前提也需踏上語言的路途，學習外語也算是求索的努力。早年培根提「新工具」也是在說思維，當工具理性還有一絲形而上探問精神時，它或可打開新世界的大門。

好在三種向度並不相悖，我們可以出於第一種考量去學語言，也可以同時兼顧第二第三種，不用做艱難的二選一、三選一，幸甚。

4.這個時代我們怎麼看待外語學習？

這是多元主義和相對主義的年代，從西學東漸，到中體西用，到新文化運動，破四舊， 再到新儒家，國學復興熱，我們可有立場？我們能做哪些選擇？過去人們也學外語，但是波及的人群範圍、學習的手段途徑、動機用意都和今日大不相同。在過去，外語學人群體大抵極有限：傳教士是一種，學者是一種，商人是一種。那麼，全球化的今天，可能性和不確定性俱增，我們怎樣學外語？

常說「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相信外語也是如此，一門值得一學的外語，必然有其閃光獨到處，血統來由不決定當下成就，一門優秀的語言無須源頭高貴，而更在於它在歷史的平台中獲得怎樣的機遇和歷練。英文成就了莎士比亞，莎士比亞也成就了英文；德國和歌德，義大利和但丁，也可作此語。有了歷史機遇才有了業績斐然的語言藝術，繼而在文化長廊中佔據一席，遊人觀覽，難逃誘惑。就算文化征服中伴隨血腥和非正義，最該負責的是人心和刺刀，對語言大概可赦免其罪。沒得選擇，人人得學點英文，那是政治壓迫，卻又是相對溫柔的一種——壓迫卻不是酷刑，因為「刑具」本身自帶價值內核，並非萬惡。把學外語的緊迫性理解做純粹的陰謀，那是冷戰思維和文化不自信。

此外，要對抗文化侵蝕，最好的做法是強化自身的文脈繼承，而非閉關鎖國。陳寅恪、趙元任、錢鍾書，哪個不是外語奇才，又哪個不是國學大家，可曾因為醉心西學而摒棄傳統？國學西學既是兩套功課又互為輔助，互換視角是旨在加深對中西兩方各自的理解。早年有街邊打油段子：「我是中國人，死是中國魂，要我學英語，那是不可能。」玩笑則已，若當真有人以此為由，作大義凜然狀，那麼不妨給該打油詩下個正經判詞：話糙理糙，流氓論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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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有別趣，非關理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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