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角大樓之腦》——近現代科技發展與戰爭演變的幕後推手

提及DARPA，估計了解的人不多，但是說起美國五角大樓則是無人不知；提及DARPA的成果，知道的人更少，但是說起計算機、互聯網、GPS等實用技術則無人不曉。

DARPA的全稱美國國防高級研究計劃局（Defense AdvancedResearch Projects Agency）。它是美國國防部下屬的行政機構，負責研發用于軍事用途的高新科技。DARPA自1958年成立以來一直是國防部核心研發部門。

與其他軍事研究機構不同，它儘管每年擁有約30億美元的年度預算，但不從事具體科研工作。DARPA項目經理和主管將科研項目外包給防務承包商、學術機構或者其他政府組織，然後推動科研成果向軍事應用領域轉化。

DARPA的使命是引領軍事科研革命，保持美國對世界其他國家的壓倒性技術優勢。因此，自DARPA成立以來，始終是是世界上最強大、最高產和最神秘的軍事科研機構。

對於如此神秘的機構，外界很難一窺究竟，只能從媒體上的隻言片語中加以猜測。畢業於聖保羅學院和普林斯頓大學的安妮?傑克布森是寫關於戰爭、武器和美國的國家安全和政府秘密的一個調查記者和暢銷書作家。

為了講述DARPA的故事，採訪了包括總統科技顧問、DARPA項目經理和科學家，神秘且高度保密的賈松科學家小組成員、艦長、上校等在內的71位與DARPA有直接關聯的人，編寫了《五角大樓之腦：美國國防部高級研究計劃局不為人知的歷史》，還原了DARPA的歷史，講述了埋藏在歷史事件和科技發展背後那些不為人知的DARPA故事。

安妮認為，哥倫布是尋找新大陸，而DARPA是尋找用科學打贏未來戰爭的方法。

科技發展與戰爭演變的歷史表明，科技與戰爭都是緊密合作、相輔相成的。戰爭是科技的「催化劑」，不僅刺激、制約與促進科技研發與應用的方向、目的和資源,而且是科技的試驗場,還促成了國家組織的科研工作。

同時，科技不僅是戰爭的動力源，而且預示未來戰爭的走向。早在DARPA之時，就是為了避免美國在與蘇聯冷戰對峙過程中處於被動狀態。

從氫彈的研發到星球大戰計劃、靈巧計劃再到未來人工智慧、生物工程，從越戰到海灣戰爭再到反恐戰爭，DARPA都試圖從科技的角度佔領先機，保持美國、美軍的技術領先優勢。

正如DARPA局長阿拉蒂·普拉巴卡爾所說：巨大的不確定性和多樣性威脅橫亘在我們面前，這就是我們面臨的空前機遇，那就是以特定方式推動技術進步，為國家提供強大創新能力。

於是，在戰爭陰影和推動下，DARPA領導的科研團隊站在科技的最前沿，不斷研發新的戰爭武器。阿帕網、互聯網、人造衛星、計算機、星球大戰、GPS、虛擬現實（VR）、人工智慧、基因工程、穿戴設備等等先進技術，都是DARPA首先發明和研究的前沿問題。

曾經出現在科幻小說里的研究計劃正日益成為當下的研究課題。比如1974年的計算機技術。

對於軍隊來說，控制指揮的關鍵是通信，而先進的指揮控制和通信技術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電子計算機。於是DARPA研發了伊利阿克Ⅳ超級計算機，成為當時世界上運行速度最快的計算機。

該計算機當時採用的平行處理能力使得諸如實時視頻處理、雜訊降低、圖像增強以及數據壓縮等當前正在使用的技術，都起源於DARPA的科學研究。由此可見，其前瞻性之強、之遠。

對於未來，DARPA從未止步，人工智慧、生物技術、可穿戴裝備等未來科技，都是DARPA關注的重點。蓋瑞特·凱尼恩博士的洛斯阿拉莫斯實驗室正對未來的大腦進行研究，而爾灣市加州大學的蘇珊·V布萊恩特博士和大衛·M·加德納博士則對生物再生進行研究。DARPA自始至終都站在未來的角度思考問題、解決問題，從而使得美國能夠始終保持領先地位。

相比於技術，人才是DARPA的關鍵。在DARPA匯聚了約翰·馮·諾依曼、恩里科·費米等等處於各學科頂端的科學家。

比如在解決國家防衛問題的「137號工程」中，由提出「黑洞」理論而聞名的普林斯頓大學物理學家約翰·惠勒領導，與其一起工作的人，有5人來自普林斯頓大學，4名來自加利福尼亞大學等等。他們都是科學家最嚴肅意義上的頂級思想家、硬科學領域的超人，其中既有物理學家、理論物理學家、天體物理學家、化學家、數學家，還有經濟學家和核武器工程師。

正是這些掌握尖端科技的頂尖人才，在獨創、務實、進取精神的感召下，取得了一個又一項成就。DARPA現在每年僱用120個項目經理，每人任期5年。這些管理者創新意識極強，大部分都是非常優秀的科學家。他們發起並監督幾百個研究項目，這些項目涉及成千上萬名科學家和工程師，而這些科學家和工程師工作的地方遍布美國和海外的國家實驗室、防務承包商公司以及大學實驗室。

正如利弗莫爾實驗室首席科學家約克所說：為保持優勢地位，美國科學家必須冒更新、更大的風險。「若沒有積極進取的研發機構去主動拓展科學疆界，美國就無法維持武器性能優勢，而這反而會引起更激烈的武器競賽。如果我們要以質量優勢對沖對手數量優勢，就必須要這麼做。」

對美國科學家來說，維持美國世界第一軍事強國地位的辦法就是不斷向科學進軍。如何才能讓一個美國科學家發揮出最大的創造潛力？那就是讓他與同等聰明的人競爭。這是美國之所以偉大的原因，也是美國的戰爭之道。

縱觀戰爭史，控制能力與控制慾望往往不相適應。雖然美國政府致力於以種種技術影響戰爭和社會，但仍然會有軍隊無法控制的事件發生。

比如越南戰爭，無數資金投入，大量機密計劃，上千名科學家、技術人員、學者、分析家、國防承包商和商人為之工作數月、數年，甚至超過十年之久，悉數奉獻了自己的科學工業智慧，但最終化為烏有。

埃伯哈特·里希廷很痛心地說：「我們嘗試反暴動研究，但發現行不通，所有方式我們都試過——雷達系統或者船隻等，全部無效。我們失敗了，敗得很慘。」

比如越共動機與士氣計劃，花費了上千小時對囚犯、農民和村裡老人進行採訪，但終歸於零。哈姆雷特戰略計劃、農村保障體系計劃、投幣遊戲以及動機與士氣計劃等很容易被貶低為蠻幹、浪費和殖民主義。

在伊拉克戰爭和反恐戰爭中，美軍雖然佔領了技術高地，但卻深陷於人民戰爭的泥潭。雖然美軍的全球定位系統、隱形技術、單兵裝備相當先進，但是面對恐怖分子的簡易炸彈和城市巷戰，依然一籌莫展。

但是，即便是在戰場不利的情況下，DARPA依然沒有放棄在科技方面取得長足發展。比如越戰期間，被賈松科學家稱為「反滲透屏障」的麥克納馬拉的電子隔牆，雖然耗資18億美元沒有對越戰結果產生任何影響，但成功地定義了「系統的系統」的概念並由此衍生出「使用無人控制的感測器收集戰術情報，據其保障火力打擊的基本概念」，為後來的無人機戰術提供了實踐經驗。

科學技術是改變戰爭形態和性質的催化劑，戰爭則是促進科學技術發展的一大動力。DARPA研發的氫彈計劃、洲際彈道導彈、阿帕網、互聯網、越戰、海灣戰爭、全球定位系統、隱形技術、機器人和計算機等技術的發展，在給人類帶來便利的同時,也加劇了戰爭的災難。特別是先進武器的應用，給人類造成的傷害更加巨大，其殺人的效率日益提高。

常規武器、生化武器乃至核武器的投入使用，導致人類戰爭的毀滅性劇增。科技的不斷進步使得戰爭的規模和慘烈程度已經超過了人類所能承受的範圍。

在海灣戰爭期間，美國的JSTARS、隱形戰機、GPS衛星導航、轟炸機、激光制導炸彈以及夜視等技術軍火導致了上百萬人的死亡。1500-2000輛燒焦的車輛零零散散棄置路邊，有些受害者是瞬間被燒死的，還保持著爬行和伸展的動作，就像「龐貝古城裡有名的屍體一樣」。國際報社稱這條伊拉克和科威特之間四車道的高速路為「死亡公路」。在這種參戰雙方實力懸殊的戰爭面前，高科技武器只會給無辜的平民帶來更多的傷害。

孫子曰：「好戰必亡。」過分使用武力，常常會在政治上陷入困境，在外交上陷入被動，在戰略上陷入包圍。這既是DARPA所面臨的難題，也是世界各國所應該理性對待的問題。是追求和平和發展，還是追求戰爭、混亂，相信這不是一道很難做出的抉擇。

如果人類特別是DARPA能夠在避免戰爭和軍備競賽上作出努力，科技的發展將會更加理性，而人類的未來也將會更加美好。同時，這也是《五角大樓之腦：美國國防部高級研究計劃局不為人知的歷史》所帶給讀者的重要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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