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天下倫理」到「責任倫理」：周秦國家倫理變遷與重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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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天下倫理」到「責任倫理」：周秦國家倫理變遷與重構

王興尚,寶雞文理學院政法學院教授

原載《深圳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

2017年第3期

摘

要

秦國從古國、方國到帝國的倫理選擇,為我們理解中國古代國家倫理變遷提供了一個典型案例。西周時代是一個以天命信念、德性倫理、禮樂文明為基礎的「天下體系」,幽王之禍,宣告了西周「天下體系」的崩解。在春秋戰國無政府狀態下,秦國經歷了一系列殘酷的生存競爭與自然選擇,經過古國、方國、帝國三個發展階段,秦國通過德性倫理、生存倫理、責任倫理的倫理選擇,最後成為「霸王之國」,實現了大國崛起。同時,西周創造的「天下體系」也被秦國的「帝國體系」取而代之。

關鍵詞

秦國；古國；方國；帝國；德性倫理；生存倫理；責任倫理

秦國的「帝國體系」脫胎於西周的「天下體系」。如果要把西周文化和古希臘文化作一個跨文化比較, 可以發現中國文化在源頭上與西方文化已經存在著巨大差異。楊龍指出, 古希臘「城邦倫理」演變出的西方世界, 有一個從城邦主義到國家主義的發展路徑, 尤其從13世紀到16世紀末先後形成了神學國家觀、城市國家觀和國家主義三個發展階段, 但卻沒有發展出天下理論的世界觀念[1]。趙汀陽指出, 由城邦倫理演變出來的西方民族/國家理論方案形成的「世界」 , 現在還是一個「非世界」。人類面臨的嚴重問題並不是在世界中存在「無效國家」 , 而是「無效世界」 [2]。造成這一尷尬窘境的是由於西方的國際秩序理論缺乏世界理念與世界制度, 尤其是一切皆從自我思考, 這就把自己與他人、信徒和異教徒、西方與東方對立起來。這就是西方的基本政治倫理意識。而中國周代的「天下倫理」模式則為解決「無效世界」提供一種有益的思路和資源。天下思維的特點是：四海一家的大同意識; 超越叢林原則的德性原則; 以德服人, 崇尚人文禮樂教化; 確立了「己所不欲, 勿施於人」的道德金律。中國社會雖然缺乏公民— 市民社會的思想, 但卻發展出一套天下主義理論— — 「天下倫理」。這在世界文明史上是非常獨特的。西周的「天下體系」及其倫理如何嬗變為秦國「帝國體系」及其倫理的呢?本文嘗試對這一歷史過程進行探索與分析。

一、西周「天下體系」、「天下倫理」的式微

西周的「天下體系」是以天命信念、德性倫理、禮樂文明為基礎的。侯外廬指出, 殷人沒有德、孝並稱的觀念, 「周人才把德、孝並稱, 德以對天, 孝以對祖」。德、孝觀念與宗教信仰相關, 他指出：「上帝是一般神, 祖先是特別神。倫理上所產生觀念也是和宗教相應的, 也有一般的觀念『德" , 也有特別的觀念, 即『孝。」 [3]金春峰也指出, 在周代「孝」屬於私德的範疇, 「德」與政權轉移聯繫, 是國家政權之合法性的基礎, 屬於公德的範疇[4]。由此可見, 宗教中至上神「天」與祖先神分離之後, 倫理上的公德之「德」與私德之「孝」隨之而分離。「孝」以配祖禰, 與家族承傳的合理性信仰相聯繫; 「德」以配天命, 與國家權力的合法性信仰相聯繫。於是, 周人天命信仰為基礎的德性倫理結構就形成了, 並通過周公等人制禮作樂, 為西周「天下體系」奠定了基礎。這樣, 周代的「天下體系」便成了王國維《殷周制度論》中所說的「道德之器械」。王國維指出：「欲觀周之所以定天下, 必自其制度始矣。周人制度之大異於商者, 一曰立子立嫡之制, 由是而生宗法及喪服之制, 並由是而有封建子弟之制、君天子臣諸侯之制; 二曰廟數之制; 三曰同姓不婚之制。此數者, 皆周之所以綱紀天下。其旨則在納上下於道德, 而合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民以成一道德之團體, 周公製作之本意, 實在於此。」 [5]

正因為西周「天下體系」中天命信念、德性倫理、禮樂文明的價值觀, 才有了八百諸侯組成的政治軍事一體化邦國聯盟。《尚書· 泰誓上》指出：「同力度德, 同德度義。受（紂）有臣億萬, 惟億萬心; 予有臣三千, 惟一心」。《尚書· 泰誓中》也說：「受（紂）有憶兆夷人, 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 同心同德。雖有周親, 不如仁人。天視自我民視, 天聽自我民聽。百姓有過, 在予一人。」可見, 將八百諸侯聯繫起來的就是這「同心同德」的德性倫理價值觀！正是周文王、武王、周公等楷模先知們的德性倫理價值觀熏陶出整個周代充滿天命、德性、禮樂的民族精神。這種民族精神為周人提供了強大的民族凝聚力[6]。西周前期的文、武、成、康、昭、穆之世, 能夠依照天命信念、德性倫理以及禮樂制度維繫周人的天下秩序, 是西周德性倫理「天下體系」鼎盛之時, 這是一段中國古代文明社會的典範時期。

西周的「天下體系」從周懿王（懿王姬囏, 前899~前892）開始發生變異, 天命信念淪喪、德性倫理衰落與禮樂制度鬆懈, 於是造成周王朝政治權力失落與精神信仰迷茫。據《史記· 周本紀》記載：「周懿王之時, 王室遂衰, 詩人作刺。」周夷王（夷王姬燮, 懿王之子, 前885~前878）周王室與諸侯矛盾加深。據《古本竹書紀年》記載：周夷王三年「王致諸侯, 烹殺齊哀侯」。據20世紀40年代陝西扶風縣任家村出土的《禺鼎》記載：周夷王之時, 鄂國不斷擴張與周王室交惡, 鄂侯馭方竟率南淮夷、東夷共同叛亂, 攻入西周腹地, 將周王室推向崩潰邊緣。接著周厲王（厲王姬胡, 前877~前841）暴虐, 獨佔山澤之利, 引起國人暴動, 周厲王被驅逐出王都, 自死未歸。周宣王（宣王姬靜, 前827~前782）即位, 不籍千畝, 周朝的籍田禮廢弛, 雖然抵抗西戎一度控制了來自西方的威脅, 可是, 宣王晚年與西戎的戰鬥接連失利。周幽王（幽王姬宮湦, 前781~前771）寵愛褒氏, 導致王室內部兩派權力鬥爭, 由於周王室與申、繒、犬戎聯軍決戰失敗, 都城被攻破, 周幽王被殺, 西周滅亡。周幽王之禍, 最終導致西周「天下體系」轟然崩塌。中國社會進入「禮崩樂壞」的春秋戰國時代, 這是一個長達540年的無政府狀態。然而, 處於「中國」邊緣的秦國卻在這一亂世中強勢崛起, 西周創造的「天下體系」也被秦國的「帝國體系」取而代之。

二、倫理重構的前提：秦從古國、方國到帝國的邊緣崛起

秦國崛起經歷了從古國、方國到帝國的「三部曲」。蘇秉琦指出, 這種中國古代國家起源的三部曲以及原生型、次生型、繼生型發展模式三類型, 在中原地區的次生型中秦國最具典型性[7]。

其一, 古國時期。在西周與東周交替時期, 周孝王（孝王姬辟方, 前886~前892 ）於公元前890年左右封「養馬有功」的非子於秦, 為周王室之附庸; 周平王（平王姬宜臼, 前770~前720）於公元前770年前後封「勤王有功」的秦襄公為諸侯, 秦國與晉國、鄭國等共同扶持周王室, 這是秦國的古國時期。周幽王之禍, 京畿之地的貴族重臣埋下祖傳重寶紛紛逃跑的時候, 秦襄公卻出兵勤王, 護送周平王東遷, 秦人義無反顧地承擔了保衛西部邊疆的歷史責任。公元前770年秦襄公被封為諸侯, 秦國正式立國, 秦襄公隨後與其他諸侯國互通使節, 互致聘問獻納之禮。秦襄公成為諸侯後, 居住於西垂（今甘肅省禮縣一帶）。《史記· 十二諸侯年表》記載：秦襄公十二年（公元前766年）也就是「平王五年, 秦襄公伐戎, 至岐而死」。秦文公三年（公元前763年）, 「文公以兵七百人東獵。四年, 至汧渭之會」。並在此營造城邑。秦文公十六年（公元前750年）「文公以兵伐戎, 戎敗走。於是文公遂收周余民有之, 地至岐, 岐以東獻之周」。秦文公控制了渭河平原西部的寶雞地區, 經營了46年, 於公元前716年去世。秦文公的孫子秦憲公徙居平陽, 並向東進軍消滅了盤踞於豐鎬附近。據《史記· 秦本紀》記載, 「遣兵伐盪社。三年, 與亳戰, 亳王奔戎, 遂滅盪社」。秦武公即位（公元前697年）「武公元年, 伐彭戲氏, 至於華山下, 居平陽封宮」。秦武公伐彭戲之戎, 將秦國力量推進到了渭河平原東部。為了鞏固西部根據地, 公元前688 年滅位於隴西地區的邽戎、冀戎, 縣之; 公元前687 年滅關中地區的杜、鄭, 縣之, 同年還滅了小虢。這是秦國建立郡縣制的開端。秦德公遷都於雍, 秦國制定了要後世「子孫飲馬於河」的國家戰略。據《左傳· 僖公十一年》記載, 周襄王三年（公元前649年）, 「夏, 揚、拒、泉、皋、伊、洛之戎同伐京師, 入王城, 焚東門, 王子帶召之也。秦、晉伐戎以救周。」這是秦人再一次履行勤王救周的國家責任。秦國從非子封秦在古國時期有八位君主在位：秦襄公（前777年~前766年在位）文公（公元前762年至汧渭之會）靜公（不享國）憲公出子武公德公（公元前677年, 遷都於雍）宣公秦成公（前663年~前660年在位）。

其二, 方國時期。在春秋時期, 大國爭霸, 挾天子以令諸侯, 秦穆公稱霸西戎, 成為春秋五霸之一, 此時秦國進入方國時期。秦穆公非常重視人才, 在其任內獲得了百里奚、蹇叔、丕豹、公孫枝等賢臣的輔佐, 曾協助晉文公回到晉國奪取王位, 晉國的國家實力大增。秦國在方國時期的霸業, 為400年後秦統一中國奠定了基石。因為秦人對於戎人之害, 可謂不共戴天。據《史記》記載, 秦穆公三十七年（公元前623年）「秦用由余謀伐戎王, 益國十二, 開地千里, 遂霸西戎。天子使召公過賀繆公以金鼓」。徐日輝先生指出：「從公元前890年左右非子受封到公元前822年秦仲被西戎殺死, 到秦穆公滅戎十二國, 再至秦孝公元年(公元前361年)「西斬戎之源王」 , 前後500餘年總算掃清了渭水上游的西戎諸國, 真正做到西方霸主的地位[8]。至此, 秦國作為方國崛起於中國西部。秦國在方國時期有16位君主在位：公元前623年, 秦穆公滅西戎十二國康公共公桓公景公哀公惠公悼公厲共公躁公懷公靈公簡公惠公出公獻公（公元前383年, 遷都櫟陽）。

其三, 帝國時期。在戰國時期, 華夏列國滅國兼并, 爭奪天下, 秦國從秦孝公用商鞅變法, 邁向帝國之路, 「四世有勝」 , 秦始皇最終消滅六國, 統一天下, 這是秦國的帝國時期。從商鞅變法到嬴政統一戰爭之前, 秦國劍指東方, 同六國作戰65次, 獲全勝的58次, 斬首129萬, 拔城147座, 攻佔的領土共建立了14個郡。其實, 秦昭王已經為帝國的建立奠定了堅實基礎。秦始皇嬴政即位後, 消滅嫪毐、呂不韋等勢力, 用李斯、尉繚等人, 進行10年統一戰爭, 先後滅掉韓、趙、魏、楚、燕、齊東方6國。秦始皇廢除分封制, 實行郡縣制, 將全國分為36個郡, 後來增加至46個, 以家產官僚制治理天下, 推行書同文、車同軌、行同倫、統一度量衡等對後世影響深遠的政策。秦始皇在位期間, 進行多項大型工程, 包括開挖鄭國渠、修築長城、修建直道等。秦朝建立後所推行的政策及典章制度, 對中國歷史的影響, 廣泛而深遠。秦國在帝國時期有「一公六王二帝」：公元前359年, 秦孝公用商鞅變法, 公元前350年, 遷都咸陽惠文王悼武王昭襄王（荀子：「秦四世有勝, 非倖也, 數也。」）孝文王庄襄王始皇帝（公元前221年, 六國皆亡, 全國統一）二世皇帝秦王子嬰（公元前206年, 秦王子嬰向劉邦投降, 秦亡）。

三、無政府狀態、倫理遞變與帝國責任倫理建構

西周滅亡後, 東周王室淪落, 「天下體系」解體, 華夏民族先後陷入三種無政府狀態。這三種無政府狀態與美國學者溫特的三種無政府狀態即霍布斯狀態、洛克狀態、康德狀態相似[9]。康德狀態以朋友關係為特徵, 洛克狀態以競爭者為特徵, 霍布斯狀態以敵人關係為特徵。秦國的古國時期、方國時期、帝國時期分別對應著這三種無政府狀態：古國時期的國家之間類似於由朋友角色構成的康德狀態, 方國時期的國家之間類似於由競爭對手的角色構成的洛克狀態, 帝國時期的國家之間類似於由敵人的角色構成的霍布斯狀態。對於三種不同的無政府狀態的挑戰, 秦國積極應戰, 並且進行了一系列自然選擇過程：包括地理選擇、政治選擇、倫理選擇。由此便產生秦國應戰三種無政府狀態的三種倫理類型的選擇：德性倫理、生存倫理、責任倫理。

（一）古國時期康德無政府狀態與德性倫理選擇

秦國在古國時期, 周王室東遷, 秦國與周王室及其諸侯國的關係類似於康德無政府狀態。溫特認為, 康德無政府狀態是由朋友的角色結構確立的, 其核心是友善, 其邏輯是安全共同體。秦國與東方諸侯國的關係就是一種康德狀態。秦襄公被封到周王室故地「岐豐之地」 , 便有「車馬禮儀之好」 ; 秦文公東獵汧渭之會, 「收周余民而有之」 ; 秦襄公在西垂設立西畤、秦文公在關中設立鄜畤祭祀白帝少昊氏, 秦宣公在渭南興建密畤, 祭祀東方之神青帝; 秦國不但自覺認同西周文化而且以華夏族文化正統自居。秦人認為自己與周人以及其他國一樣都是炎黃子孫, 秦國屬於顓頊高陽氏的後裔, 如秦公一號大墓石磬銘文：「高陽有靈, 四方以宓平。」 [10]秦人還認為, 大費柏翳助大禹治水, 建立了功勛, 舜帝曾賜姓為嬴。所以嬴秦認為自己屬於諸夏之一。如《秦公簋》銘文：「秦公曰:不顯朕皇且, 受天命鼏宅禹績; 十又二公, 在帝之坯。嚴恭夤天命, 保業厥秦, 虩事蠻夏。余雖小子, 穆穆, 帥秉明德, 剌剌桓桓, 萬民是敕。」秦國君主為了治理好秦國, 認真做好對待蠻夷和諸夏的工作。遵循光明的德性, 一定要把萬民治理得安定和諧。此種狀態下秦國與周王室關係密切, 與其他諸侯國互通使節, 互致聘問獻納之禮。除了護送周平王, 公元前635年, 秦國與晉國聯合出兵伐戎平息王子帶之亂, 以救周襄王。在古國階段秦國尚有西周文化中天命信念、德性倫理、禮樂文明的餘韻。

（二）方國時期洛克無政府狀態與生存倫理選擇

洛克無政府文化是由競爭對手的角色結構建立的, 核心內容是競爭, 其邏輯是「生存和允許生存」。在春秋時代, 齊桓公曾經「九合諸侯, 一匡天下」 , 此時的秦穆公履行秦國的國際責任, 救患、分災、討罪, 幫助晉、楚等國家興邦、復國。《左傳· 僖公元年》指出：「凡侯伯, 救患、分災、討罪, 禮也。」這是履行大國責任的基本要求。秦國在履行分災恤鄰的國際責任方面, 「泛舟之役」堪稱典範。秦國在履行救患扶危國際責任方面, 輔助晉惠公、晉文公執政也很典型：晉國發生驪姬之亂, 公子夷吾、重耳流亡在外。據《左傳· 僖公九年》記載：「齊隰朋帥師會秦師, 納晉惠公。」可是, 晉惠公違背國家倫理, 對秦國背信棄義, 與秦國兵戎相見。結果, 「襄王三年而立晉侯, 八年而隕於韓, 十六年而晉人殺懷公。」這時, 楚國將晉國公子重耳送到秦國, 秦穆公為之納女五人, 並饗宴重耳。據《韓非子· 十過》記載：秦穆公「革車五百乘, 疇騎二千, 步卒五萬, 輔重耳入之於晉。」晉文公重耳不負眾望, 果然成就了晉國大業。秦國在履行討罪復國的國際責任方面, 還有一個典型事例就是申包胥請求秦哀公派兵救援將要亡國的楚昭王。據《左傳· 定公四年》記載：申包胥「立依於庭牆而哭, 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 七日。秦哀公為之賦《無衣》。九頓首而坐, 秦師乃出。」秦國的子蒲、子虎, 帥車五百乘以救楚國。

（三）帝國時期霍布斯無政府狀態與責任倫理選擇

霍布斯的無政府文化是由敵人的角色結構確立的, 核心內容是「敵意」 , 叢林法則主導一切, 暴力是惟一的邏輯。秦國在帝國時期實行的是霸王之道的責任倫理。霸王之道是吞併列國的戰略目標, 責任倫理是霸王之道即處理國際關係的倫理在秦國內部的延續, 是實現秦國戰略目標的行為規範。從戰國時期的歷史來看, 田氏代齊, 三家分晉, 周人宗法制度的血緣溫情消失了, 取而代之的是戰國時代奪地、殺人、滅國等你死我活的爭霸戰爭。秦國在險惡的生存壓力下, 不得不做出一種倫理選擇。其中, 商鞅三說秦孝公, 秦國選擇霸王之道就是一個典型。商鞅變法顛覆了西周的德性倫理, 拋棄了春秋時代的生存倫理, 建立了以成就霸王之業為目的的責任倫理體系。秦惠王用張儀之謀連橫合縱, 秦昭王用范雎之策遠交近攻, 秦國在內部實施的責任倫理, 其目的是要對外奪地、殺人、滅國, 最終實現國家戰略目標：滅六國, 統天下, 成就霸王之業。

第一, 通過家庭分戶制度, 形成家庭責任倫理。在社會的家庭構成方面, 商鞅變法以經濟手段即稅賦率制度來推行家庭分戶制：「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 倍其賦。」即, 通過加倍徵收賦稅迫使民戶選擇以一夫一妻及其未成年子女構成的小家庭。「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內息者為禁。」就是說, 成年的子、弟必須分戶, 任何家族都嚴禁父子、兄弟同室而居。家庭分戶制的推行, 避免了家族餘子遊手好閒, 一是使家庭成員各守其位, 各盡其責; 二是使其上戰場, 立軍功, 得軍功爵位; 三是使其勤於農事, 得粟功爵位。有爵位者, 有免除徭役之權利, 即「致粟帛多者復其身」。

第二, 通過什伍連坐制形成連帶責任倫理。通過商鞅變法, 秦國百姓被重新編製：五戶為一「伍」 , 十「伍」為一「什」。一人有罪, 諸家檢舉, 否則就要連坐, 軍中亦然。通過連坐制, 使每個人「行間無所逃, 遷徙無所入」。連坐制度, 使得秦國鄉里的農民只得遵守法令, 不敢作姦犯科; 軍卒只能嚴遵軍令, 即使戰死也不敢逃。秦國的軍工生產同樣實行嚴格的連帶責任管理制度：「物勒工名, 以考其誠; 工有不當, 必行其罪, 以窮其情。」（《呂氏春秋· 孟冬紀》）實行生產四級制：從相邦、工師、丞到工匠, 層級分明, 各負其責, 產品「簽名」 — — 如有質量問題, 可通過兵器上刻的名字查到責任人, 並且承擔連帶責任。如此, 秦國的軍工產品質量上乘, 保證了軍隊的戰鬥力。

第三, 通過郡縣官僚制度形成行政責任倫理。秦國通過商鞅變法, 逐步廢除分封制, 代之以郡縣制。瓦解血緣家族宗法制, 代之以地方行政統治, 從而加強了層級政治責任, 同時也加強了君主的威權。商鞅變法開阡陌封疆, 廢除井田制, 消滅分封制的經濟基礎。通過變法, 全國的軍政權力高度集中於國君之手, 君主集權的政治體制在秦國被確立起來。

第四, 通過皇帝制及官僚制形成國家責任倫理。通過委託-代理關係, 秦國最高政治決策機構實行了最高領袖所有權與國家行政管理權的二權分離：秦國獨立創造了「丞相」這一正式官名。《史記· 秦本紀》記載, 秦武王「二年, 初置丞相」。這與有三卿或者六卿執政的諸侯國明顯不同。秦國廢除貴族分封制, 實行郡縣官僚制, 「事在四方, 要在中央。聖人執要, 四方來效。」（《韓非子· 揚權》）建立了家產官僚制的行政責任倫理結構。

秦國從古國時期、方國時期到帝國時期, 經過了嚴酷的自然選擇：就地理選擇而言, 偏安西陲、固守關中、雄踞天下, 秦國最終選擇了雄踞天下; 就政治選擇而言, 帝道、王道、霸道, 秦國最終選擇了霸王之道; 就倫理選擇而言, 德性倫理、生存倫理、責任倫理, 秦國最終選擇了實現霸王之道的責任倫理。秦國從古國、方國到帝國的生存競爭與自然選擇, 是中國古代倫理從德性倫理、生存倫理到責任倫理的三次轉型, 也是中國古代國家從邑制國家、領土國家到統一帝國的轉變。秦國將西周的「天下體系」升級到「帝國體系」 , 這給西漢以後儒家的「天下— 國— 家」理念帶來了新的理想空間。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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