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龍：中國疆域形成理論研究的幾個問題

關於中國疆域形成的研究，應該說在我國有著悠久的歷史。作為中國正史之一的《漢書》首設《地理志》，對多民族統一國家的疆域自傳說時代至西漢時期的形成和演變做了相對系統的闡述，可謂首開中國多民族國家疆域形成研究之先河。[]此後，歷朝各代的正史都有《地理志》詳述疆域變化，而唐代出現的《元和郡縣圖志》、宋代出現的《太平寰宇記》以及元明清出現的《一統志》更是將多民族國家疆域的闡述專門化。雖然這些史書不能算作是現代意義的疆域研究，但也為後代進行中國疆域研究奠定了牢固的資料基礎。進入近代以來，隨著列強對中國疆域的蠶食鯨吞，在亡國滅種的危機面前，學術界對中國疆域形成的研究日益得到高度重視，並一直延續到新中國成立。20世紀20－40年代，先後出版了葛綏成先生的《中國邊疆沿革史》、[]顧頡剛和史念海先生合著的《中國疆域沿革史》、[]夏威先生的《中國疆域拓展史》、[]童書業先生的《中國疆域沿革略》[]等著作，可以看作是這一時期的代表著作。

1949年新中國建立後，學界對中國疆域形成問題的探討也一直沒有中斷，經歷了從初期處理歷史疆域原則問題的討論到探索中國歷史疆域構成及形成規律等理論問題。一方面，馬大正、劉狄先生合著的《二十世紀的中國邊疆研究――一門發展中的邊緣學科的演進過程》、[]劉弘煊先生的《中國疆域史》、[]林榮貴先生主編的《中國古代疆域史》、[]葛劍雄先生的《中國歷代疆域的變遷》[]等有關中國疆域史研究的專門性著作得以出版，雖然多是屬於對中國疆域形成過程分階段所做的具體闡述或分析，但卻為今天的理論探索提供了堅實的學術積累。另一方面，中國邊疆史地研究中心主辦的《中國邊疆史地研究》雜誌自2004年始開闢了「疆域理論研究」欄目，有計劃地組織了一系列相關專題論文，從不同角度對中國疆域形成進行理論探索，取得了一些成果，也引起了學界的關注。但是，從目前的情況看，關於中國疆域理論的探索是還有很多原則性的界定尚需廣泛討論，有關探索也並沒有完全展開，一定程度上成為了影響討論深入的制約因素。

有感於此，筆者試圖針對中國疆域形成理論研究中存在的幾個問題，從推動相關研究深入的視角略述拙見，拋磚引玉，希望引起更多學者的關注，共同推動中國疆域理論的研究。

一、「中國疆域」的指稱範圍及其屬性

這似乎是一個不應該有爭論的問題，但實際情況並非如此。論及中國疆域的形成，首先需要面對的問題是「中國疆域」的指稱範圍。關於「中國疆域」含義的界定，涉及到兩個主要方面的問題：一是需要明確我們探討的「中國疆域」之「中國」是何時的「中國」。二是需要對「中國」的屬性做出明確界定，要明確它是「自古就是」多民族國家還是單一民族的漢族國家？對這兩個問題的解答，應該是我們探討中國疆域形成理論的前提。

對於第一個問題，一般會認為我們要探討的自然是現實中的「中國」，而何為現實中的「中國」？從疆域的角度而言，一般會認為它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簡稱，包括了960萬平方公里的領土和近300萬平方公里遼闊的海疆。但是，這種認識存在一些問題：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是我國歷史上第一個簡稱「中國」的主權國家，清朝雖然沒有簡稱「中國」，但是它是第一個以「中國」身份和鄰國簽訂邊界條約的近現代意義上的主權國家。二是作為一個近現代意義上的主權國家，中國疆域在康熙二十八年（1689）清朝和沙俄簽訂《尼布楚條約》之後開始具有了現代意義上的國界，由之中國疆域進入了形成時期，至1840年鴉片戰爭爆發，結束了其形成過程。三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疆域是經過了近代列強對清朝領土的蠶食鯨吞之後形成的，是中國疆域形成之後的又一個發展階段，且在行政管轄上尚未實現全國統一，如果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疆域視為中國疆域研究的範圍，即使是將未實現統一的區域（如台灣）包括在內，也不能夠完全涵蓋中國疆域歷史發展所涉及的所有區域，更不能如實反映中國疆域自然形成的結果。基於此，筆者傾向於認為，「中國疆域」所涉及的範圍應該是指1689年至1840年期間清朝的疆域，而非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疆域。

雖然我們可以將1689年至1840年間清朝的疆域確定為中國疆域最終的形成時期，但不能由此而認為中國疆域只有150 余年的歷史，因為這一時期清朝的疆域也是中華大地上眾多民族活動區域或政權疆域不斷碰撞、重組，分裂和統一交替出現而最終凝聚到一起的，是歷史長期發展的結果。白壽彝先生1951年在《光明日報》發表的《論歷史上祖國國土問題的處理》[]一文引發了我國學界對歷史上中國疆域問題的大討論，討論的結果是形成了兩類不同的觀點：一類觀點是主張以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疆域為框架，上溯歷史上中國疆域的範圍，陳玉屏先生即持有此種觀點；[11]另一類觀點則強調中國疆域有一個歷史發展的過程，期間也是不斷變化的，而對每個階段中國疆域的界定只能根據當時皇朝的統治區域。[12]前一類觀點體現了統一多民族國家疆域的研究視角，因而相對於後者得到了多數學者的贊同。20世紀80年代以後，學者們的討論繼續展開，在上述兩類觀點的基礎上又出現了以「1840年前的清朝疆域、「各民族共同活動區域」、「中原統一王朝疆域」等來界定歷史上中國疆域的不同主張，[13]難以形成一個多數的意見。進入20世紀90年代，依然有學者進行這方面的探討，但多是對以往觀點的補充和完善。如趙永春先生《關於中國歷史上疆域問題的幾點認識》[14]即是如此，作者對20多年前的觀點[15]做了更加完整的論述，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疆域範圍內的所有民族以及歷史上在此範圍內存在的民族的活動區域及其所建立政權的疆域，都是歷史上中國疆域的組成部分。再如陳玉屏先生《關於我國古代民族關係的一個重要理論問題》[16]一文進一步完善了「1840年的中國」的主張，這一歷史疆域內的民族先民所建立的政權和中原政權一樣，都是中國歷史的一部分。當然，也有學者提出研究歷史上的中國疆域必須承認其存在一個消長的變化過程的觀點，進而認為佔據中原地區的各個政權都是歷史上的「中國」。[17]

由此看，持續近60年的爭論，目前尚未形成一個統一的認識，應該說各種說法都有其證據，也不乏具有合理的因素，導致觀點產生分歧的關鍵實際上是落在了對歷史上誰代表「中國」問題的不同解答。長期以來，我們習慣於從漢族王朝和中原地區的角度看待中國歷史乃至中國疆域的形成，而忽視了其他民族政權和邊疆地區在中國疆域形成中的地位，導致分歧的出現是很自然的。值得關注的是，這一問題不僅困擾著今天的學術界，也是長期困擾歷代史書作者乃至歷史上在中華大地上活動的眾多王朝、政權或民族的大問題，可以說導致歷史上各政權或民族不斷出現紛爭乃至流血衝突的一個重要原因之一即是都想成為能夠代表「中國」的「正統」。歷史上各政權或民族對「中國」「正統」的爭奪導致了中國歷史格局在分裂、統一之間轉換，儘管統一的規模在秦漢王朝疆域的基礎上不斷擴大，但爭論一直也沒有中斷。主要表現是：儘管出現了所謂記錄中國「正史」的二十四史，似乎誰能夠代表「中國」的已經解決，不過實現更大範圍統一的最後一個王朝——清朝的「正統」地位在雍正皇帝時期依然面臨著來自國內的挑戰。清朝雍正皇帝在位期間，以曾靜、呂留良等為代表的漢族儒士，為了反對清朝的統治，以先秦時期的夷夏觀為理論基礎，從「華夏中心」出發，大肆宣傳對清朝統治民族—滿族（滿洲）—的歧視思想。對此，雍正皇帝帶頭進行了駁斥，有關言論載於《大義覺迷錄》之中。從該書卷一的記載看，雍正並沒有否認「滿洲」統治者的「夷狄」身份：「夷狄之名，本朝所不諱」。但卻認為所謂的「夷狄」僅是一種地域上的劃分：「本其所生而言，猶今人之籍貫耳」，「何得以華夷而有殊視？」同時引上古的事例為滿族成為「中國之主」的合法性進行辯護：「在逆賊等之意，徒謂本朝以滿洲之君，入為中國之主，妄生此疆彼界之私，遂故為訕謗詆譏之說耳。不知本朝之為滿洲，猶中國之有籍貫。舜為東夷之人，文王為西夷之人，曾何損於聖德乎？」 更進一步，雍正皇帝將這種觀念和中國疆域的發展相聯繫，認為正是這種觀念的負面影響阻礙了疆域的形成和發展：「自古中國一統之世，幅員不能廣遠，其中有不向化者，則斥之為夷狄。如三代以上之有苗、荊楚、狁，即今湖南、湖北、山西之地也。在今日而目為夷狄可乎？至於漢、唐、宋全盛之時，北狄、西戎世為邊患，從未能臣服而有其地，是以有此疆彼界之分。自我朝入主中土，君臨天下，並蒙古，極邊諸部落俱歸版圖，是中國之疆土開拓廣遠，乃中國臣民之大幸，何得尚有華夷中外之分論哉！」雍正皇帝的這些言論，目的雖然是為清朝的「正統王朝」地位進行爭辯，但也充分說明關於誰能夠代表「中國」或稱為「正統王朝」即便在已經實現「大一統」的情況下也依然是個難以取得一致意見的大問題。這種分歧，在目前學術界還依然存在，在一般民眾中更是如此。國家投入巨資修纂《清史》而引發的一些學者在明、清二朝歷史地位的認識上存在的差異即是表現，而學者觀點的分歧對一般民眾的影響從《百家講壇》主講閻崇年簽名售書時被打事件中可以看出其程度。因此，筆者認為問題的解決還需要在「中國」屬性的認識上取得一致意見，尤其是歷史上的「中國」的屬性。

關於「中國」的屬性，由於建國以來長期進行多民族統一國家的教育，儘管也存在著一些分歧但構不成主流，而於國外學者而言，他們往往用自己單一民族國家的歷史和現實來看待中國的疆域，於是出現了「長城以北非中國」、「中國是漢族國家」等觀點。對此，國內學者則多從政治方面去看待這些觀點的形成，進而對其進行批駁。筆者並不否認有些國外學者提出這種觀點有很強的政治目的，但我們同時也應該看到，在中國古代史上確實沒有一個王朝以「中國」為國號，而且「中國」一詞也是形成於漢族之中的歷史事實，一味從政治角度來否定上述觀點似乎也不能令人完全信服。2009年12月8日，哈佛大學東亞語言文明系教授歐立德（Mark Elliott）先生在中國邊疆史地研究中心做了題為《關於「新清史」的幾個問題》的報告，其中有些認識耐人尋味，頗有啟迪。他認為中國曾經「從歷史中消失」，理由是：「我說的（中國）『從歷史中消失』，指的是缺乏一個從古至今一直存在的、我們認為是單一的、統一的，包括我們所指的『中國』這個政治體」。[18]歐立德教授的這種認識多少能夠反映出一些西方學者將古代中國等同於歷史上漢族建立的王朝，而不認為邊疆民族建立的王朝甚至於實現中國「大一統」的王朝都不屬於「中國」的原因。不過他沒有看到中國歷史所反映的另外一種情況。雖然中國古代史上沒有一個稱為「中國」的王朝，但謀求成為「中國」「正統」卻是多數存在於中華大地上的王朝或政權的追求目標。雖然對於歷史上哪個王朝或政權可以稱之為「中國」「正統」存在較大分歧，但深藏在人們意識中的「天下」和現實中的中華大地上的眾多民族被分為夷、夏兩部分是得到廣泛認同的，而且不論是以漢族為主體建立的眾多王朝，還是邊疆民族入主中原建立的王朝，乃至於實現局部統一的政權，基本都奉行或接納了這一發端於中原地區的「中國」「正統」的觀念，進而對「中國」「正統」的地位展開持續不斷的爭奪。20世紀80年代以來，不少學者很關注「中國」含義的探討，也發表了眾多論著，但多數學者強調「中國」一詞在地域、民族或文化方面的含義，否認其政治含義。[19]但筆者卻認為，「中國」一詞最初並不僅僅是一個簡單的地域或文化、民族概念，這些含義都是在「中國」一詞形成之後所增加的附屬含義，而「中國」一詞從開始出現即是一個內涵十分豐富的政治概念。「中國」用於指稱「京師」，自然可以將其歸入地理概念之中，但持有這種觀點的學者沒有注意到「京師」為什麼可以稱為「中國」？很顯然一個重要的原因是「京師」是「王」的所在地，也就是說是先秦時期「天下」權力核心的所在地，因此「中國」指稱的不僅僅是「京師」這個地域，也隱含著代表「王權」的含義。「中國」代表王權所在地的這一含義最終促成了：「中國」是「天下」的中心，佔有「中國」即可以成為號令四夷的「正統王朝」的觀念。這種觀念形成之後即對中國歷史上的眾多王朝或政權產生了重要影響。這也是用於指稱近現代意義國家的概念多數情況下是含糊的「天下」而非「中國」，而中國歷史上也沒有以「中國」為國號的王朝，但「中國」卻最終發展成為了一個近現代意義上的主權國家稱號的重要原因之一。中國歷史上存在過眾多的民族或政權，各民族或政權之間的關係既有激烈的流血衝突，也有經濟文化上的友好交往，但一條貫串始終的主線卻是這些民族或政權對「中國」的爭奪。甚至可以說，爭奪對「中國」的控制權不僅是漢族（華夏）內部各種勢力努力奮鬥的最高目標，也成為了邊疆民族尤其是北疆眾多草原民族政權南下中原建立政權的主要動力之一。也正是各民族或政權對「中國」「正統」的持續爭奪，導致了「中國」雖然在歷史上不是一個「政治體」的名稱，但它的指稱範圍卻是在不斷擴大，在清代最終人們意識中和現實中為皇帝所有的「天下」和「中國」實現了重合。由之，清朝雖然沒有以「中國」作為國號，但開始以「中國」的身份立足於世界舞台，中國疆域由此最終形成。[20]

至於中國疆域在清代最終得以形成的原因，從上述雍正皇帝的批駁中似乎可以找到一個簡單的答案：一是習慣於將「不向化者」「斥之為夷狄」不利於各民族的和睦，所以即便是「漢、唐、宋全盛之時，北狄、西戎世為邊患，從未能臣服而有其地，是以有此疆彼界之分」，「夷夏」的劃分影響了對邊疆的積極經驗乃至阻礙了中原和邊疆融為一體進程；二是「自我朝入主中土，君臨天下，並蒙古，極邊諸部落俱歸版圖，是中國之疆土開拓廣遠，乃中國臣民之大幸，何得尚有華夷中外之分論哉」。單純從清朝的角度看，是觀念的變化和對邊疆的積極經驗最終促成了中國疆域的最終形成。當然，這是中國疆域的形成原因非常複雜，而且也是中國歷史長期發展的結果，非清朝一代之功。

總而言之，「中國」無論是人們的意識中還是在歷史現實中，它都是一個由多民族構成的「政治體」，儘管這個「政治體」經過了長期的發展，至清代才成為近現代意義上的主權國家。

二、中國疆域：靜止狀態，視其為「自古」，還是視其為動態的結果？

對於中國疆域是靜止的狀態還是動態的結果，表面上看似乎也不是問題，但是在對中國疆域的具體描述中卻往往會成為大問題。我們經常可以見到涉及中國疆域史的論著有「中國自古就是一個多民族國家」的表述，應該說這種認識不僅不符合「中國」含義的演變過程，更不符合中國多民族國家疆域形成的實際情況。在處理歷史上的中國疆域問題時，以現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疆域範圍去框定歷史上中國疆域的範圍已經成為一種慣例或主流意見。周偉洲先生在《歷史上的中國及其疆域、民族問題》一文中認為：「歷史上的祖國不是一片相當於今天的地域，而是同今天中國一樣是一個國家；或者是統一的國家（統一時期），或者是由這個統一的國家分裂為幾個國家（分裂時期）……那種以地域和文化的概念調換國家概念的論證方法是不能令人信服的」。[21]筆者非常贊同周先生的觀點，但換一個角度看，上述觀點不僅僅是「以地域和文化的概念調換國家概念」，似乎也存在著有將中國疆域「靜止」化的嫌疑。實際上，這種做法不僅有將中國疆域看成是靜止狀態的嫌疑，而且在外國學者眼中更多的認為這種做法是出於政治考慮而不可能得到贊同。歐立德教授即認為：姚從吾、陳寅恪等「專門研究七百到一千年前的歷史，那時強大的北方諸民族，如契丹、女真和蒙古通過武力侵入中原，分別建立了遼、金和元朝。通過強調中國文化的多種起源，這些歷史學家對過於簡單化的對中華民族連續性的、『已經一直』（always-already）的敘述提出了強有力的挑戰。其他人只看到了一個中國，而他們則發現了多種不同定義的中國，認為歷史是發展的，而非靜止的。而且認為歷史是多樣性的，而非一貫統一的。不過，最終他們的這種多元文化闡釋的聲音被一個更符合當時中國主要政黨的民族主義的聲音掩蓋了，這些人關心的是維護新國家的領土統一。」 [22]對於歐立德教授的認識，儘管筆者認為存在一定偏差，但也確實道出了導致國內學術界長期以來在歷史上中國的範圍問題上長期爭論不休難以形成廣泛共識的原因之一。基於此，筆者認為是否可以放棄這些已經有的所謂「原則」，將中國疆域視為一個動態變化的結果，從一個更大的範圍，從世界的角度，抑或從亞洲的角度去審視中國疆域形成的過程，如此或許對中國疆域形成的理論探索更容易得出一些共識。

在1840年鴉片戰爭之前，中國疆域的形成是一個自然的過程。東部及東南的大海，北部高寒的西伯利亞，西部的帕米爾高原和西南的喜馬拉雅山脈為中國疆域的形成提供了一個相對封閉的自然環境，而這一區域內圍繞「中國」「正統」的爭奪，最終促進了中國疆域的形成，「中國」的含義由指稱京師，到指稱中原，再到指稱多民族國家清朝，基本反映了這一發展歷程。

「中國」的概念形成於中原地區，儘管最初沒有近現代主權國家的含義，但其所具有的政治含義似乎是難以否認的。先秦時期，中華大地雖然沒有形成大範圍的統一王朝或政權，夏、商、周三朝對王畿之外的區域也不是直接的統治，但已經出現了「天下」權力中心的觀念，京師之所以被稱為「中國」，和京師是「王畿」，是「天下」權力中心不無關係。由此，「中國」在古人天下觀中位居中央，是「王」或「天子」施政的核心區域，據有此地是「正朔」的重要表現，這種觀念開始形成並日漸深入人心，影響著數千年來中國人的思想和行為。《詩·小雅·北山》中「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是對王權為「天下」權力中心的經典表述，也是先秦乃至中國古代「天下」觀的重要內容。「中國」之含義隨著中原地區政權疆域規模的不斷擴大而涵蓋的範圍也在不斷擴展，其含義由「京師」向華夏乃至中原的變化，實際上是「天下」權力中心和政治格局在當時人們觀念中的反映。歷史進入春秋戰國時期，作為「天下」核心的周室衰微，地方諸侯林立，一方面戰亂帶來的困苦導致人們希望華夏諸侯能夠抵禦夷狄的侵擾實現維持華夏的統一安定，另一方面眾多諸侯為在爭戰中取得優勢地位，代表王權的「中國」由之成為了一個可以利用的旗號，於是在《春秋公羊傳》中出於華夏的諸侯都被納入到了「中國諸侯」的範圍。晉國抵抗屬於夷狄的楚國的進攻被稱為「桓公救中國」即是例子。不過，歷史的發展並沒有遵從時人的意願，出於夷狄的楚、秦取得了優勢地位，成為華夏統一的希望，由此「中國」的涵蓋範圍也包含了楚、秦二國。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實現了對中原地區的統一，中華大地的政治格局出現了兩個明顯的變化：一是皇權成為「天下」的權力核心。嬴政對中原地區的統一由於迎合了人們希望華夏統一的願望而在人們的心目中被認為是「今陛下興義兵，誅殘賊，平定天下，海內為郡縣，法令由一統，自上古以來未嘗有，五帝所不及」，[23]於是嬴政有了「皇帝」的稱呼。「皇帝」也由此成為了「天下」的權力核心和主宰，而且此時的「天下」已經由中原地區向邊疆地區拓展。二是中原地區無論是政治、經濟、文化日漸凝聚為一個整體，並以「中國」稱之。秦結束了中原地區諸侯分立的局面，「分天下以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監」，對中原地區實施直接管理，之後又將郡增加到了四十餘個，實現了政令的統一，「地東至海暨朝鮮，西至臨洮、羌中，南至北向戶，北據河為塞，並陰山至遼東」的廣闊區域，則是「一法度衡石丈尺，車同軌，書同文字」，[24] 「中國」一詞由此更多地具有了指稱中原地區的含義，成為「天下」的核心區域。秦朝「大一統」帶來的這些變化也影響到了古人的「天下」觀，皇權和中原（中國）的緊密結合即是其中的一個重要內容，並且這種結合隨著漢朝多民族統一王朝的持續存在而得到了空前強化，「陛下以四海為境，九州為家」[25]即是對這種思想的精確表述。隨著秦漢的長期統一，被稱為「天下的中心地帶」的「中國」已經由「京師」、「王畿」發展為秦漢時期的郡縣範圍，據有「中國」才能成為「天下共主」、正朔王朝的觀念也由此更加深入人心，影響深遠。

建立以「中國」為中心的「大一統」王朝的觀念雖然形成於中原的漢族之中，但以漢族為主體所建王朝中真正能夠將之付諸實現的只有漢、唐兩各王朝，更多的情況下則是眾多的王朝或政權圍繞「中國」的控制權展開拚死爭奪。值得關注的是，由漢朝的「大一統」到唐朝的「大一統」，不僅僅是唐朝的疆域在漢朝基礎上有了進一步的發展，對邊疆的統治體系更加完善、深入，更重要的是以「中國」為中心的「大一統」天下觀念隨著兩朝對邊疆地區的積極經營也影響並為邊疆民族所接受。更始二年（24），匈奴單于輿不僅拒絕了更始皇帝劉玄派遣使者希望和匈奴重修舊好、讓其稱臣的要求，反而答覆：「匈奴本與漢為兄弟，匈奴中亂，孝宣皇帝輔立呼韓邪單于，故稱臣以尊漢。今漢亦大亂，為王莽所篡，匈奴亦出兵擊莽，空其邊境，令天下騷動思漢，莽卒以敗而漢復興，亦我力也，當復尊我！」[26] 匈奴要求更始皇帝「尊我」，自然是希望改變呼韓邪單于降漢以來稱臣於漢的情況，這明顯是受到了發源於中原漢族中的「天下」觀的影響。其後，這種觀念不僅依然影響著北方草原地區的民族，而且北方草原民族將這些觀念用於指導自己的行動，開始了爭奪「中國」正統的行動。先是被稱為「五胡」的匈奴、鮮卑、羯、氐、羌，紛紛在中原地區建立政權，爭奪「中國」「正統王朝」的地位。如果說，「五胡十六國」的「正統」地位沒有得到漢族史家的認同，那麼鮮卑人建立的北魏則實現了這種突破。拓跋珪將國號由代改為魏的詔書中有：「昔朕遠祖，總御幽都，控制遐國，雖踐王位，未定九州。逮於朕躬，處百代之季，天下分裂，諸華乏主，民俗雖殊，撫之在德，故躬率六軍，掃平中土，凶逆盪除，遐邇率服，宜仍先號，以為魏焉。」[27]其中出現的「朕」、「未定九州」、「天下分裂」、「諸華乏主」、「民俗雖殊，撫之在德」、「掃平中土」等等，可以看作是拓跋珪向世人表明的自己的定位，即他是「華夏正統」的「天子」，統一「中國」是他的最終目的。太平真君十一年（450），北魏興兵南下雖然並沒有實現滅亡南宋實現「大一統」的目的，但卻將王朝疆域擴大到了淮河以北地區。雖然北魏「中國」「正統王朝」的地位沒有得到當時對峙的南朝各政權的認同，但卻得到了漢族史家的確認，專門記載北魏王朝歷史的《魏書》[28]被納入到了正史序列，就是北魏成為「中國」「正統王朝」地位得到認同的標誌。值得關注的是邊疆民族政權入主「中國」爭奪「正統王朝」的行為更多地是他們自己主動的結果，而漢族史家對北魏「正統王朝」地位的承認則是漢族接受這種現實的重要標誌之一。這種雙向認同的結果，一方面加速了中原地區和北部草原地區的凝聚，另一方面導致了「嚴華夷之辨」界限一定程度的突破，「華夷一家」的觀念在唐代成為一種重要的「治國」理念，「天下」可以是華、夷共同參與治理共同擁有的「天下」可以看作是主要表現。

唐代之後，中華大地的歷史進入了又一次由分裂到統一的時期。儘管存在著不同民族建立的眾多的王朝或政權，但貫串其中的一個主線依然是邊疆民族建立的王朝不斷與中原王朝爭奪「中國」「正統王朝」的地位，並最終取得了勝利。值得關注的是，「正統王朝」的換位並沒有像世界其他文明那樣導致文明發展的中斷，中國疆域形成的歷程不僅依然延續且有了進一步的發展。雖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實現局部統一或「大一統」的各王朝都以「中國」「正統王朝」自居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遼、金、元三朝雖然興起於邊疆，是以邊疆民族為主體建立的王朝，但其對中原地區的經營與漢、唐對邊疆的經營相比要積極主動得多，不僅少有輕言放棄的情況，而且統治中心在不斷南移。遼朝在得到「燕雲十六州」之後，它的疆域「東至於海，西至金山，暨於流沙，北至臚朐河，南至白溝，幅員萬里」，[29]為了維護統治，不僅採取了「官分南、北，以國制治契丹，以漢制待漢人」，[30]實施直接有效的管理，而且還和宋朝展開了長期爭奪「燕雲十六州」的戰爭。這些做法自然使「幅員萬里」包括屬於漢人心目中「中國」範圍的「燕雲十六州」的遼闊統治區域成為了一個整體，有助於草原地區和中原地區的凝聚。以女真為主建立的金朝，「東極吉里迷兀的改諸野人之境，北自蒲與路之北三千餘里，火魯火疃謀克地為邊，右旋入泰州婆盧火所浚界壕而西，經臨潢、金山，跨慶、桓、撫、昌、凈州之北，出天山外，包東勝，接西夏，逾黃河，復西曆葭州及米脂寨，出臨洮府、會州、積石之外，與生羌地相錯。復自積石諸山之南左折而東，逾洮州，越鹽川堡，循渭至大散關北，並山入京兆，絡商州，南以唐鄧西南皆四十里，取淮之中流為界，而與宋為表裡」，[31]其疆域更是包括了淮河以北的中原地區。如果說遼朝的政治中心尚屬於草原地區，那麼金朝將今天的北京變成了中都。政治中心變化，表明金朝把對中原地區的經營放到了十分重要的位置，有助於加快中原和北疆的 「一體化」進程。

《元史·地理志》載：「自封建變為郡縣，有天下者，漢、隋、唐、宋為盛，然幅員之廣，咸不逮元。漢梗於北狄，隋不能服東夷，唐患在西戎，宋患常在西北。若元，則起朔漠，並西域，平西夏，滅女真，臣高麗，定南詔，遂下江南，而天下為一。故其地北踰陰山，西極流沙，東盡遼左，南越海表。蓋漢東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一萬三千三百六十八里，唐東西九千五百一十一里，南北一萬六千九百一十八里，元東南所至不下漢、唐，而西北則過之，有難以里數限者矣。」面對遼闊疆域元朝採取了更為直接、劃一的行省制度進行管理，行省「掌國庶務，統郡縣，鎮邊鄙，與都省為表裡」，[32]而包括大都在內的29路8州被元朝統治者視為「腹里」，更加有利於中原和邊疆的凝聚。尤其值得關注的是，元朝設宣政院統轄西藏地區，實行積極有效的統治，西藏地區終於徹底走入了中國疆域的凝聚軌道，成為中國疆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在前代的基礎上，清朝不僅實現了更大範圍內的「大一統」，而且統治理念、統治方式等都有了一定程度的進步。[33]諸如清朝徹底否定了前代傳統的「羈縻而治」思想，代之以「天下一家，滿漢官民，皆朕臣子」，[34]通過「改土歸流」等政策，對邊疆地區實施更為具體的行政管理，加快了邊疆和內地的凝聚，為邊疆、內地的「一體化」提供了制度保障。再如修築長城進行防禦思想的放棄，康熙曾經「諭扈從諸臣曰：昔秦興土石之工、修築長城。我朝施恩於喀爾喀，使之防備朔方，較長城更為堅固」。[35]於邊疆治理而言是一次革命，自此之後長達數千年的人為設置的阻礙中原農耕地區和邊疆草原地區融為一體的長城，終於結束了歷史使命，長城內外不僅在政治地理上加速了「一體化」進程，人們心目中的「夷夏」觀念也開始出現變化，清朝的「中國」「正統王朝」地位得到了更多的認同。值得更多關注的是，由於受到地理知識的限制和「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思想的影響，古人一般用「天下」來指稱王朝的疆域，故而我們經常在眾多史書中看到「大赦天下」之類表示王朝政令實施範圍的誇大用語，而「中國」雖然有時也有指稱王朝疆域的用法但更多情況下則是指稱統治中心（中原地區）的含義。進入清代以後，這種情況在清代發生了明顯變化。雖然清朝直轄的以中原地區為主體的18個省依然以「中國」稱呼，而「天下」一詞也經常具有泛化的誇大指稱政令實施範圍的含義，但「中國」一詞卻有了指稱清朝疆域的用法，「天下」與「中國」出現了重合的傾向，用於指稱多民族統一的國家。中俄《尼布楚條約》的簽訂即是一個明顯的例證，「中國」（清朝）開始以一個近現代意義上的主權國家的身份與鄰國劃分邊界。

為了解決沙俄向東擴張而引發的領土爭端，康熙二十八年（1689），清朝和沙俄簽訂了《尼布楚條約》。清朝依據《尼布楚條約》所立界碑的碑文全文如下：

大清國遣大臣與鄂羅斯國議定邊界之碑。一、將由北流入黑龍江之綽爾納，即烏倫穆河、相近格爾必齊河為界。循此河上流不毛之地，有石大興安以至於海。凡山南一帶，流入黑龍江之溪河，盡屬中國。山北一帶之溪河盡屬鄂羅斯。一、將流入黑龍江之額爾古納河為界，河之南岸屬於中國，河之北岸屬於鄂羅斯。其南岸之眉勒爾客河口所有鄂羅斯房舍遷移北岸。一、將雅克薩地方鄂羅斯所修之城盡行除毀，雅克薩所居鄂羅斯人民及諸物盡行撤往察漢汗之地。一、凡獵戶人等斷不許越界。如有一二小人擅自越界捕獵偷盜者，即行擒拏，送各地方該管官，照所犯輕重懲處。或十人，或十五人，相聚持械捕獵，殺人搶掠者，必奏聞，即行正法。不以小故沮壞大事。仍與中國和好，毋起爭端。一、從前一切舊事不議外。中國所有鄂羅斯之人，鄂羅斯所有中國之人，仍留不必遣還。一、今既永相和好，以後一切行旅，有準令往來文票者，許其貿易不禁。一、和好會盟之後，有逃亡者，不許收留，即行送還。」[36]

很顯然，儘管條約沒有漢文本，但在條約中「清朝」和「中國」是可以互稱的，「中國」已經具有了一個近現代主權國家的含義。該條約的滿文、俄文、拉丁文本也都是如此。[37]據此，我們可以說，最遲到康熙二十八年（1689）《尼布楚條約》簽訂，清朝代表的「中國」已經成為一個多民族統一國家的稱呼，不僅得到了鄰國的承認，而且清朝的疆域也開始由傳統疆域（或稱王朝疆域）向條約疆界（現代疆域）轉變，疆域範圍逐漸明晰。對此下面詳述。

中國疆域是歷史長期發展的結果，上述「中國」含義由京師到中原，再到指稱多民族統一的國家疆域反映著不同時期中國疆域的凝聚過程，「中國」成為一個近現代主權國家的名稱，既是中華大地上各民族長期爭奪「中國」「正統王朝」的結果，同時也是中國疆域進入最後形成階段的標誌，1840年鴉片戰爭的爆發則標誌著形成階段的結束。[38]

三、中國疆域形成階段的標誌：從《尼布楚條約》的簽訂到鴉片戰爭的爆發

中國疆域的形成既然是一個動態的過程，那麼結束的時期如何確定也是一個重要問題。目前學術界一般將鴉片戰爭的爆發作為中國疆域最終形成的標誌，以前述建國後出版的幾部疆域史著作為例：

劉弘煊《中國疆域史》是改革開放後國內第一部闡述中國疆域形成歷史的專門性著作。該書將中國疆域的形成過程劃分為五個時期：第一個時期，中國疆域的準備時期，時間從傳說中的炎黃戰爭到西周時期；第二個時期，中國疆域的初步形成時期，時間是從春秋戰國到東漢王朝末年；第三個時期，中國疆域的發展時期，時間是從三國時期到唐朝末年；第四個時期，中國歷史疆域的正式形成時期，時間是元、明、清的大統一；第五個時期，保衛中國疆域的完整統一而奮鬥時期，時間是從鴉片戰爭到現在。[39]

林榮貴主編的《中國古代疆域史》將中國疆域的形成分為：「統一多民族國家初步形成和發展時期的疆域（舊時器時代至公元220年）」、「統一多民族國家進一步形成和發展時期的中國疆域（公元220年至907年）」、「統一多民族國家全面形成和發展時期的中國疆域（907年到1840年）」。[40]

馬大正等《20世紀的中國邊疆研究――一門發展中的邊緣學科的演進過程》，雖然是第一部系統闡述中國邊疆學科發展歷程的專門性著作，但也有對中國疆域形成過程的描述。作者將中國疆域的形成和發展分為兩個大的時期：古代中國統一多民族國家的形成和中國邊疆（從上古到清代）、近代中國統一多民族國家和中國邊疆（1840年至1949年）。在對上古到清代中國疆域的闡述問題上，作者採取的是先秦、秦漢時期的中國及其邊疆；三國魏晉南北朝隋唐時期的中國及其邊疆；五代遼宋金元時期的中國及其邊疆；明清（1840年以前）時期的中國及其邊疆的分期法，顯示著作者認為中國疆域發展至1840年前經過了四個發展階段。

葛劍雄《中國歷代疆域的變遷》[41]雖然是一部普及性著作，但作者在書中闡述了對中國歷史疆域一些原則問題的認識。認為，歷史上的中國應該以「清朝所達到的穩定的最大疆域為範圍」，因為這一範圍全面反映了中國疆域的發展結果，而且該書所論的疆域變遷也是以上述區域為基本範圍的。該書同時也論及了疆域與現代領土觀念的差別，認為疆域並不是指一個國家，中國歷史上存在的地區性、民族性政治實體及其範圍都是中國疆域。同一作者的《統一與分裂——中國歷史的啟示》[42]以及最近出版的《歷史上的中國：中國疆域的變遷》[43]也貫徹了類似的認識。

上述諸說只是為中國疆域的最終形成確定了一個年代或時間段，確定的理由更多的是從鴉片戰爭的爆髮結束了中國疆域的自然形成過程出發，筆者也基本認同這些觀點。但是，這些觀點卻存在著兩個問題：一是只有最終形成的時間，沒有開始形成的時間，多是泛泛地以明朝建立為標誌，缺乏說服力。二是也忽略了中國疆域性質變化的史實，即由傳統疆域（或稱王朝疆域）向近代主權國家疆域的轉變。近年以來，《中國邊疆史地研究》刊發一系列有關疆域理論的論文，其中於逢春《論中國疆域最終奠定的時空坐標》[44]認為，近代以來中國在逐漸成為世界民族國家體系中的一員的過程中，其疆域才得以最終奠定。作者由清朝對其疆域最終形成的學理與法理確認、外國對清朝疆域最終形成的法律確認兩個方面展開論證，認為中國疆域最終奠定的時間確定為1820年，空間為《嘉慶重修大清一統志》所包含的範圍。這些觀點似有別於以往的傳統說法，但依然沒有解決上述問題。

中國疆域由傳統疆域向近代主權國家疆域的轉變，一個很重要的標誌即是康熙二十八年（1689）清朝和沙俄簽訂的具有現代國際法水準的邊界條約――《尼布楚條約》。筆者認為該條約的簽訂是中國疆域最終形成的開始，也是「中國」由傳統的王朝國家向多民族主權國家轉變的起點。在《尼布楚條約》簽訂之前，歷代王朝多以「天下」來稱呼自己治下的疆域，但「天下」雖然有時表示皇帝詔令可以有效實施的區域，更多情況下則是沒有界限的理想中的泛稱，缺乏實際意義。在《尼布楚條約》中，清朝不僅開始以多民族統一「中國」的身份出現在國際事務中，而且開始通過簽訂國際條約的方式確定多民族國家的疆域範圍，中國疆域的範圍因為有了國界也由模糊的「天下」而逐漸清晰起來：條約規定中俄以額爾古納河、格爾必齊河為界，再由格爾必齊河源順外興安嶺往東至海，嶺南屬中國，嶺北屬俄國；烏弟河和外興安嶺之間為待議地區。

《尼布楚條約》之後，雍正五年（1727）七月十五日中國和俄國又簽訂了《布連斯奇界約》，雙方通過國際條約的形式又確定了由沙畢納依嶺到額爾古納河的邊界：

北自恰克圖河流之俄國卡倫房屋，南迄鄂爾懷圖山頂之中國卡倫鄂博，此卡倫房屋暨鄂博適中平分，設立鄂博，作為兩國通商地方。至如何劃定疆界，由兩國各派廓米薩爾前往。由此地起往左段一面，至布爾古特依山，順此山樑至奇蘭卡倫；由奇蘭卡倫起至阿魯哈當蘇，中間有齊克太、阿魯奇都哷二處，此四卡倫鄂博以一段楚庫河為界。由阿魯哈當蘇至額波爾哈當蘇卡倫鄂博，由額波爾哈當蘇至察罕鄂拉蒙古卡倫鄂博而為俄國所屬者，暨中國之蒙古卡倫鄂博，將此兩邊以及中間空地酌中均分，比照劃定恰克圖疆界辦理，以示公允。如俄國人所佔地方之附近處遇有山、或山頂、或河，應即以此為界。如附近蒙古卡倫鄂博處遇有山、或山頂、或河，亦即以此為界。凡無山、河荒野之地，兩國應適中平分設分鄂博，以清疆界。自察罕鄂拉之卡倫鄂博至額爾古訥河岸蒙古卡倫鄂博之外，兩國於附近一帶，各派人員，前往妥商，設立鄂博，以清疆界。恰克圖、鄂爾懷圖山之間，應即作為兩國疆界。由第一鄂博起往右段一面，應經鄂爾懷圖山、特們庫朱渾、畢齊克圖、胡什古、卑勒蘇圖山、庫克齊老圖、黃果爾鄂博、永霍爾山、博斯口、貢贊山、胡塔河圖山、蒯梁、布爾胡圖嶺、額古德恩昭梁、多什圖嶺、克色訥克圖嶺、固爾畢嶺、努克圖嶺、額爾寄克塔爾噶克台干、托羅斯嶺、柯訥滿達、霍尼音嶺、柯木柯木查克博木、沙畢納依嶺等處。按以上各山嶺，均須擇其最高之處，適中平分，以為疆界。其間如橫有山、河，此等山、河兩國應適中平分，各得一半。

按照以上劃定疆界，由沙畢納依嶺起至額爾古訥河為止，其間在迤北一帶者，歸俄國在迤南一帶者，歸中國。所有山、河鄂博，何者為俄屬，何者為中國屬，各自寫明，繪成圖說，由此次兩國派往劃界各員即互換文件，各送全權大臣查閱。疆界既定之後，如兩國有無知之徒，偷入游牧，占踞地方，建屋居住，一經查明，應即飭令遷回。本處兩國人民，如有互相出入雜居者，一經查明，應即各自取回，以安邊疆。兩邊烏梁海人之取五貂者，准其仍在原處居住；惟取一貂者，自劃定疆界之日起，應永遠禁止。[45]

雍正五年（1727）九月初七日，中俄雙方再簽訂《恰克圖界約》，劃定恰克圖附近疆界：

中國大臣會同俄國所遣使臣所定兩國邊界在恰克圖河溪之俄國卡倫房屋，在鄂爾懷圖山頂之中國卡倫鄂博，此卡倫房屋鄂博適中平分，設立鄂博，作為兩國貿易疆界地方後，兩邊疆界立定，遣喀密薩爾等前往。自此地起，東順至布爾古特依山樑，至奇蘭卡倫，由奇蘭卡倫、齊克太、阿魯奇都哷、阿魯哈當蘇；此四卡倫鄂博，以一段楚庫河為界；由阿魯哈當蘇至額波爾哈當蘇卡倫鄂博，由額波爾哈當蘇至察罕鄂拉蒙古卡倫鄂博，俄國所屬之人所佔之地，中國蒙古卡倫鄂博，將在此兩邊中間空地，照分恰克圖地方，劃開平分。俄羅斯所屬之人所佔地方附近如有山、台干、河，以山、台干、河為界；蒙古卡倫鄂博附近如有山、台干、河，以山、台干、河為界；無山、河空曠之地，從中平分，設立鄂博為界；察罕鄂拉之卡倫鄂博至額爾古訥河岸蒙古卡倫鄂博以外，就近前往兩國之人，妥商設立鄂博為界。恰克圖、鄂爾懷圖兩中間立為疆界：自鄂博向西，鄂爾懷圖山、特們庫朱渾、畢齊克圖、胡什古、卑勒蘇圖山、庫克齊老圖、黃果爾鄂博、永霍爾山、博斯口、貢贊山、胡塔海圖山、蒯梁、布爾胡圖嶺、額古德恩昭梁、多什圖嶺、古色訥克圖嶺、固爾畢嶺、努克圖嶺、額爾奇克塔爾噶克台干、托羅斯嶺、柯訥滿達、霍尼音嶺、柯木柯木查克博木、沙畢納依嶺，以此梁從中平分為界。其間如橫有山、河，即橫斷山、河，平分為界；由沙畢納依嶺至額爾古訥河岸，陽面作為中國，陰面作為俄國。將所分地方，寫明繪圖，兩國所差之人互換文書，各給大臣等。[46]

雍正五年（1727）九月初十日，中俄簽訂《阿巴哈依界約》：「按照布連斯奇條約為中、俄兩國畫定疆界事，由恰克圖左段起線，直至額爾古訥河之最高處止。」二十四日再簽《色楞額界約》：「按照布連斯基（齊）條約為中、俄兩國劃定疆界事，由恰克圖右段起線，直至沙賓達巴哈及廓恩塔什地方，至兩國所設鄂博暨卡倫等。」[47]

乾隆三十三年（1768）九月十九日，清朝和俄國簽訂《修改恰克圖界約第十條》，乾隆五十七年（1792）正月再簽《恰克圖市約》，對雙方邊界及其相關權利做了進一步明確。[48]

中朝之間的邊界也在康熙五十年（1711年）、五十一年（1712年）隨著打牲烏拉總管穆克登兩次前往長白山區踏查邊界，基本明確了兩國長白山地區的邊界走向，穆克登還在鴨綠江、圖們江兩江分水嶺立「審視碑」作為查邊定界的憑證：「大清烏喇總管穆克登奉旨查邊，至此審視，西為鴨綠，東為土門，故於分水嶺上勒石為記。康熙五十一年五月十五日。筆帖式蘇爾昌，通官二哥，朝鮮軍官李義復、趙台相，差使官許梁、朴道常，通官金應瀗、金慶門」。[49]朝鮮國王於當年十一月向清廷進《謝定界表》，將此事奉為「克正邊疆」之舉。[50]

乾隆五十六年（1791），清朝派福康安入藏，組織抗擊廓爾喀(尼泊爾)的侵擾，，順利擊退了廓爾喀。翌年九月，福康安受命相繼與廓爾喀、哲孟雄(錫金)等劃定了邊界。[51]

通過這些條約和劃分邊界的行動，清朝開始向一個近現代意義上的主權國家轉變，邊界[52]逐漸清晰，疆域也由傳統疆域（或稱王朝疆域）向近現代疆域（或稱條約疆域）轉變，但遺憾的是1840年爆發的鴉片戰爭，以英國為首的列強通過堅船利炮中斷了中國疆域的這種自然形成過程，中國疆域由傳統疆域向近現代疆域的轉變過程並沒有完成，不僅中國和一些傳統的藩屬國之間的國界尚未明確劃定，和其他鄰國的邊界更沒有明確。也就是在這種情況下，中國疆域開始遭到列強的蠶食鯨吞，不僅傳統的藩屬區域淪為了列強的殖民地，脫離了中國疆域的形成軌道，藩屬國和中國的關係也發展為近現代意義上的國際關係，甚至已經有條約保證的大片領土也通過一系列不平等條約的簽訂紛紛落入列強之手。僅僅是俄國，通過《北京條約》即使中國喪失了100萬平方公里的領土（其中黑龍江以北60萬平方公里，烏蘇里江以東40萬平方公里）。自此之後，由《尼布楚條約》確定的中國東北邊界走向發生了重大變化。因此，筆者認為將1840年鴉片戰爭的爆發作為中國疆域最終形成的標誌是恰當的，因為中國疆域在康熙二十八年（1689）《尼布楚條約》的簽訂到1840年鴉片戰爭爆發，這一時期和以前一樣還是處於一個自然的發展過程。

四、中國疆域形成的理論探討：多角度探究其內在形成動因

如前所述，目前為止，已經有多部中國疆域史著作問世，應該說這些專著多數都是對中國疆域形成過程非常具體的闡述，而且也多是客觀的、全面的，但是嚴格講這些論著還不是對中國疆域形成的理論探索，因為它只解決了中國疆域形成的「然」的問題，而「所以然」的問題很多論著沒有涉及，長期以來習慣於用籠統的統一多民族國家的觀點來解釋中國疆域的形成，這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中國邊疆學學科的發展和中國疆域研究的深入。

近年來，關於中國疆域形成的理論研究得到了學界一定程度的關注，發表和出版了不少論著，其中有些觀點的提出值得關注。

楊建新先生《「中國」一詞和中國疆域形成再探討》，在分析中國疆域形成階段的基礎，認為「中國作為亞洲地區的一個多民族歷史文化政治主權實體，其發展經歷了比俄羅斯和美國更為悠久、更為複雜的歷史過程。從中國疆域形成、發展的總進程來看，中國疆域形成過程一個起核心、凝聚作用的中心地區，以這一中心地區為基礎，主要通過開拓式和嵌入式兩種徑,逐漸形成或結合成了中國的疆域。或概括地說，一個中心、兩種途徑是中國疆域形成的主要模式。而主導這一模式的，就是中國各民族。」一個中心是指「中國的中原地區」，兩種途徑是指開拓式和嵌入式。「所謂開拓模式，就是以中原為基礎,以中原地區的政權為核心，主動以政治、經濟、文化等和平手段為主,不斷擴大中原政治、經濟、文化的影響力，經過多年的經營和開拓，使邊疆地區與中原建立不可分割的聯繫，最終成為統一的中國疆域。在這一長期開拓過程中，不排除武力在開疆闢地中的作用，但從總體上看，武力所起作用是次要的、輔助的。因此開拓式是歷史上以和平的滲透、影響、經營為主的一個形成和擴大中國疆域的模式。」「嵌入式，即在中國疆域形成過程中，不斷有新的民族和政權主動嵌入正在形成和發展的中國版圖之中，並與中國其他民族和地區形成密切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和族體方面的聯繫。這種模式在中國疆域的形成中，也是一種普遍的形式，並對中國疆域的形成起著重大的作用。例如西藏成為中國領土的一部分，就是嵌入模式的一個最好例證。」[53]

馬大正先生《中國疆域的形成與發展》，在分階段闡述中國疆域形成過程的基礎上，認為「有著廣袤疆土和眾多國民的統一多民族的中國,是經過漫長而曲折的發展過程後大致定形於現代狀態的。中國歷史上的邊疆大致有三種發展趨勢或歸宿:其一，原為某一王朝的邊疆地區,經過長時期甚至是有反覆的發展逐步變為內地的一部分；其二,曾是域外或邊疆的地區,經過長時期甚至是有反覆的發展,現在仍為中國邊疆的組成部分；其三,由於外來勢力的影響(直接的或間接的),曾是中國邊疆有機組成部分的地區，成為今天中國域外之地。如果從宏觀角度觀察中國邊疆的發展大勢，那麼結論只能是:在歷史發展的長河中，隨著統一多民族國家由局部的小統一到全國的大一統，廣大邊疆地區日益成為統一多民族國家的有機組成部分。」[54]

於逢春先生《構築中國疆域的文明板塊類型及其統合模式序說》，認為公元前200年至公元1820年，中華大地原本存在歷史淵源不同、文化傳承各異的5大文明板塊:大漠游牧文明板塊、泛中原農耕文明板塊、東北漁獵耕牧文明板塊、雪域牧耕文明板塊、海上文明板塊，經過長時段的相互撞擊與攻防，彼此融合與和解，最後融為一體。而「統合5大文明板塊的粘合劑則是中國固有的人文地理條件與文化傳統。」[55]

王欣、周偉洲先生《10世紀前中國西北邊疆發展的幾個特點》雖然著眼點在10世紀前的西北邊疆，但所述觀點於中國疆域研究也頗有啟示：「10世紀前的中國西北邊疆經歷了開拓、穩定和演變等過程,構成了一個相對完整的發展階段，邊疆發展的各種形態與主要特點盡皆呈現。南農北牧既是西北邊疆的基本經濟形態,也是歷史上中原農業王朝與北方游牧民族角逐態勢延伸的主要依據；在作為邊疆主體的中原或內地王朝、客體的西域地區和旁體的北方游牧民族等三個主要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西北邊疆的政治地理範圍時有伸縮，而多種統治體制並存、邊疆問題與民族問題一體化等特點也貫穿於這一時期西北邊疆發展的整個過程。」[56]

筆者自2004年起開始關注中國疆域理論的研究，先後發表了系列論文[57]以及出版了《漢唐藩屬體制研究》[58]，試圖從藩屬以及各民族對「中國」的認同等方面對中國疆域形成進行理論探索。

上述這些探討能否得到學界的認同還要等待時間的檢驗，同時有些觀點也存在有待完善的問題。也只是筆者個人的一些拙見，提出來意在拋磚引玉，希望引起更多學者的關注，共同推動中國疆域理論乃至中國邊疆學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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