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史研究的「深翻」

相較於「民國范兒」在當下的門庭若市，先前長期在中國近代史體系中佔據主力位置的「晚清七十年」，如今多少顯得有些落寞。但凡翻閱一下那些素負盛名的學術期刊，便可發現，近十餘年來，晚清史領域的研究成果不僅始終在一個較低的比例上徘徊，有較大影響的成果更是寥若晨星。特別是當年那些以重大事件、精英人物為中心的重大論題，當下愈形寂寥。眾所周知，傳統上對這些重大論題的研究主要是以政治史為取向，所以這種寂寥自然也標誌著晚清政治史研究的衰頹。

晚清史乃至中國近代史領域，雖然在研究內容和取向上呈日趨多元化發展態勢，但是以政治史為中心的重大論題，仍然是構成現行歷史認知體系的主幹。事實也一再證明，圍繞此類研究發生的許多爭論，仍然具有非常大的學術影響、社會影響乃至政治影響。同時也毋庸置疑的是，對傳統重大論題的繼續研究是一項十分艱巨的工作，推陳出新的難度極大。

第一，這些重大論題都有著十分厚重的學術積累，不誇張地說，哪怕是就某一論題做個比較完善的成果索引，都需要花費後來者極大的時間和精力成本。第二，關於這些論題的資料也大都非常繁複，處理起來十分棘手，更何況，進入新世紀以後，這方面的繁難程度又大大加深了。

新世紀以來，處理資料的工作難度之所以大大加深，一個重要的原因是，恰恰在晚清史研究整體走低的這個時期，晚清史資料建設卻出現了大發展大繁榮。這個大發展的起點，乃是國家於新世紀之初啟動了清史纂修工程。這項堪稱新中國成立後最大的文化工程，將文獻整理作為重大任務之一，支持了多項清代歷史資料的清查、整理和出版工作。

無論是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國家圖書館等國家級文獻機構，還是各地圖書館、檔案館等機構，都藉助清史工程的東風，紛紛推出珍藏的清史資料。據初步估算，在這些資料中，如果略微寬泛一點，把1800年以後都劃入晚清範圍，則該部分資料至少佔六成以上；而以重大事件、精英人物為中心的資料，又佔據了非常可觀的比重。因此，就資料建設而言，過去十多年堪稱晚清史研究的一個「黃金時代」。

本來，對重大論題開展繼續研究是有著良好潛力的。原因很簡單，厚重的學術積累可以保證再出發的高度和深度，資料建設的良好走勢又是細化、深化研究內容的得力保障。可現實情況卻是，這些研究一方面對學界特別是年青學人越來越少有吸引力，另一方面，近年來又少見富有新意的成果面世。

造成這般反差的原因非常複雜，但其中的關鍵之一，應該是尋找可持續研究方向上面臨的困難。一般地，對晚清史領域的許多重大論題來說，那種試圖「填補空白」式的做法已經沒有多大市場（即使有，很有可能也是一塊無足輕重的空地）。而那些力求在已開墾領域繼續耕耘的嘗試，又往往會眩暈於數量龐大的既有研究和相關資料。

近年來面世的晚清史成果，特別是很多博士、碩士學位論文，很大程度上便因生硬運用「竭澤而漁」的做法而造成了明顯的消化不良。其主要表現是：在學術回顧時，對大量先行研究的介紹往往流於綜述式羅列；在運用資料時，要麼企圖抓住稀見資料作為救命稻草，要麼是甘做堆砌資料的搬運工。在這種基礎上的研究要想有所新意，實屬緣木求魚。

那麼，要對重大論題的研究進行拓展，究竟還有沒有出路呢？在筆者看來，「深翻」大概是一條值得嘗試的路徑。所謂「深翻」，簡單說來就是要做到兩個「深入」：第一，需要在充分認識以往研究整體走勢的前提下，深入檢視那些主導性研究的問題意識及其可能存在的認識誤區，以便找出進一步前進的可靠方向；第二，需要深入勘查以往研究賴以立論的資料基礎，找出其資料上的局限與運用上的缺陷，繼而再重審舊資料、挖掘相關新資料，通過對新舊資料的融會貫通，最終形成對相關史事的準確解讀。

可以預見，這種「深翻」方式能夠大大提高工作效率。一方面，在通常的學術史回顧中，要想全面介紹數量龐大、觀點紛紜的既有研究，判定其優劣得失，是件極耗精力的工作，而通過「深翻」來抓住那些主導性研究的問題意識，可以較快地發現以往研究具有共通性的認識局限與誤區，從而避開某些死循環或偽問題的陷阱。

另一方面，由於這種「深翻」方式立足於對以往研究的資料基礎的深入反思，在資料處理上能夠較以往有著更明確的原則與方向，這就使得在面對即便是海量的資料時，也不至於陷入要麼茫然失措、要麼被資料牽著鼻子走而不能自拔的窘境。

常言道，知易行難。或許有人會提出，關於「深翻」的說法，會不會只是看上去很美呢？對此，筆者嘗試結合自己近年來從事盛宣懷研究的體會，進行一些較為具體的闡述。

盛宣懷在晚清史上的重要地位已無需贅言，盛宣懷研究自然早就成為一個較為重大的論題。有關盛宣懷研究的基本狀況，大致可以按時間段分為兩部分。就20世紀的研究狀況而言，易惠莉等人主編的《二十世紀盛宣懷研究》一書，是一個較好的了解指南。

從中可以看出，以20世紀50年代美國學者費維愷的研究為發端，半個世紀的時間裡，國內外相關學術成果延綿不絕，總共出版4部著作，發表論文100篇左右。該書收錄了代表性論文21篇，大體覆蓋了20世紀盛宣懷研究的各個具體領域，也較為充分地反映了當時研究的水平。不過，這裡應該指出，如果要全面把握20世紀學界對盛宣懷的認識，還不能局限於這些成果。

要知道，大量涉及洋務運動乃至中國近代經濟史的研究，都會經常提到盛宣懷，而這些研究的總量又十分龐大。因此，要想全面羅列盛宣懷研究的情況，肯定十分繁難。

進入21世紀以後，海外學界的盛宣懷研究基本陷於停滯狀態，相關成果主要出現在大陸學界。根據中國知網數據統計，從2001年至今，發表相關期刊論文共達380餘篇，另有3篇博士學位論文、27篇碩士學位論文。不過，其中屬於CSSCI期刊的論文僅有30餘篇，史學類期刊上僅有13篇。在著作方面，此時期出現的絕大多數作品都屬於通俗讀物，具有學術價值的成果僅有夏東元編著的《盛宣懷年譜長編》一書。

又因洋務運動和中國近代經濟史的研究在21世紀也陷於衰落狀態，所以，如果要做21世紀盛宣懷研究綜述，大概比做20世紀的綜述要簡單一些。

毫無疑問，與李鴻章、張之洞等洋務巨擘相比，盛宣懷研究的成果從數量上看是大為遜色的。不過，這種情況決不是研究資料的缺乏造成的。就資料而言，與盛宣懷相關的資料之多，晚清史人物很少有能與之匹敵的。

1919年，盛宣懷之子盛同頤等人編刻了100卷《愚齋存稿》，這是一部體量堪比吳汝綸編《李文忠公全書》、許同莘編《張文襄公全書》的大部頭文獻，後來亦與該兩書收入沈雲龍主編的「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不過，《愚齋存稿》所收資料的起始時間遲至1896年，這對研究盛宣懷的早期生涯顯然是個巨大的阻礙。

20世紀八九十年代，盛宣懷研究資料出現了一個整理出版的高潮。在大陸地區，上海人民出版社推出了上海圖書館於70年代整理館藏盛宣懷檔案的部分成果，即陳旭麓、顧廷龍、汪熙共同主編的《盛宣懷檔案資料選輯》系列的第一批，包括《辛亥革命前後》《湖北開採煤鐵總局、荊門礦務總局》、《甲午中日戰爭》（上、下）、《漢冶萍公司》（一、二），共4輯6冊。

香港中文大學於80年代收購了一批盛宣懷書牘文獻後，特邀請王爾敏主持整理，先後出版相應成果共6種18冊，包括《近代名人手札真跡》（共9冊）、《近代名人手札精選》、《盛宣懷實業函電稿》（上、下）、《清季外交因應函電資料》、《清季議訂中外商約交涉》（上、下）、《盛宣懷實業朋僚函稿》（上、中、下）。據粗略估算，這些資料總量大約在350萬字以上，包含了盛宣懷在甲午戰爭之前的許多活動內容，且少有與《愚齋存稿》重合者。

進入21世紀，盛宣懷資料的整理又邁上了一個新台階。其一是上海人民出版社自2000年起，陸續出版了《盛宣懷檔案資料選輯》系列的餘下部分，即《中國通商銀行》《上海機器織布局》《義和團運動》《漢冶萍公司》（三）、《輪船招商局》，共6冊。

其二，也是更為宏大的成果，是上海圖書館自20世紀90年代啟動的、全面整理館藏盛宣懷未刊檔案的工作，終於宣告完成。除了全部17萬多件原始檔案於2008年實現館內電子閱覽外，從中精選出的100冊《盛宣懷檔案選編》亦在清史工程的支持下，於2015年出版。至此，有關盛宣懷的研究資料面世總量已超過1億字，堪稱晚清史範圍內規模最大的私人檔案。

按照通常的想法，既然關於盛宣懷的資料如此豐富，尤其是新世紀以來面世資料的很大部分都尚未被充分利用過，那麼推進盛宣懷研究，豈不是輕而易舉的事情嗎？但事實是，仔細審視一下新世紀以來盛宣懷研究的成果，可以說，要全面超越20世紀的研究水平，似乎還有相當大的距離。

其一，就研究主題而言，新世紀成果所關注的實業活動、教育文化、社會救濟等內容，皆非早先研究中的空白領域；其二，就研究框架而言，新世紀研究仍以現代化模式為主導，而這一思路早在20世紀50年代就已成型了。總的說來，新世紀以來固然有些成果在論述內容上較先前更為豐富、細緻，但在整體的研究視角、認知方式和邏輯上，很少出現具有突破性和超越性的思路。

本文作者朱滸教授

話說回來，20世紀的研究又究竟達到了怎樣的水平？如前所述，盛宣懷在當時學界受到的關注還是相當廣泛的，相關成果也較為可觀。但是，這種可觀狀況同樣是經不起「深翻」的。除去那些對盛宣懷泛泛而談的研究，真正表現出了明確的問題意識、並成為其後許多具體研究的出發點的標誌性成果，嚴格說來僅有兩種。

其一是費維愷於1958年推出的《中國早期工業化：盛宣懷（1844-1916）和官督商辦企業》，該書主要依靠《愚齋存稿》以及李鴻章、張之洞的已刊文集，對盛宣懷的近代工業化活動首次進行了較為系統的論述。其二是夏東元於1988年出版的《盛宣懷傳》，該書大量運用了上海圖書館藏盛宣懷檔案，結合已問世資料，對盛宣懷幾乎一生的主要活動首次做出了全面勾勒。另外，夏東元在2004年推出的《盛宣懷年譜資料長編》一書，雖然多處以按語形式，表達了他對一些問題的繼續思考，但這些思考基本屬於對《盛宣懷傳》中觀點的發揮，並未生髮出新的問題意識。

這兩部著作的典範意義在於，其內容和框架都深深影響了後續研究。費維愷的研究儘管由於資料的限制，只能集中探討盛宣懷的重要實業活動，但通過對官督商辦體制、西方衝擊作用的分析，開創了運用「傳統一現代」框架研究盛宣懷的先河。夏東元則緊跟改革開放後重新評價洋務運動的潮流，在《盛宣懷傳》中率先採用帶有現代化意味的思路，對盛宣懷在中國資本主義發生髮展過程中的作用給出了積極評價。

由於夏東元較早參與整理上海圖書館館藏盛宣懷檔案，對資料的掌握遠超他人，故而其研究幾乎覆蓋了盛宣懷平生活動的方方面面。不誇張地說，其後學界從事盛宣懷研究的各類主題，或多或少都能從夏東元的這部著作中找到先行線索。由此，在現代化範式的籠罩之下，對盛宣懷平生的各項事功進行條分縷析式的論述，也就成為盛宣懷研究中廣為沿襲的基調。

不過，恰恰也是這兩種代表性著作，鮮明地展示了上述這種基調步入死胡同的前景。這是因為，儘管同樣以現代化範式為依歸，費維愷和夏東元針對盛宣懷事功所做出的評價卻是南轅北轍。在費維愷看來，雖然盛宣懷「能夠對接受西方工商業技術的有用之處起到很有利的作用」，但是家庭、紳士、官僚等幾重角色「把他束縛於傳統的價值觀之中」，又「造成了他作為一個工業企業家的弱點」，最終使他的實業活動並未成為「中國經濟改造的基礎」。

夏東元則認為，儘管「盛宣懷有著將封建的『官』與資本主義的『商 昆在一起的局限性」，但「他的經濟主張和所辦近代工商業卻是符合歷史要求的，規定他在經濟上基本上是一個成功者」。正如柯文（Paul A. Cohen）批評的那樣，這種以「傳統」與「現代」兩分法為基礎的現代化範式，一大問題就是「採用整齊勻稱的概念，來描繪和解釋根本上不勻稱的現實」。因此，如果後續研究只是在這兩種觀點之間打轉，或是企圖折中其間，其研究價值也就註定堪憂了。

在「深翻」出以往權威研究的認知方式及其局限之後，接下來需要面對的問題是，如何才能在克服以往局限的基礎上推進盛宣懷研究呢？對於這一問題，最為有效的回應之一，便是啟動「深翻」工作的另一個部分，即深入勘查以往研究賴以立論的資料基礎及其運用方式。無須贅述，「論從史出」「有一分資料說一分話」是史學傳統中奉行不二的法門。

由此而言，任何史學研究都必須經得起對其資料基礎的嚴格審查。不幸的是，在盛宣懷研究這一領域，這種審查工作長期以來都被忽視了。與此同時，也正是通過這種審查工作，又為我們從研究實踐的角度來把握、克服以往局限提供了極好的幫助。

如盛宣懷如何走向洋務之路的問題。眾所周知，盛宣懷步入洋務之路的起點是參與籌辦輪船招商局。那他又因何能夠參與籌辦？在費維愷看來，這是盛宣懷成為李鴻章幕僚後，藉助中國傳統的庇護關係而形成的結果。夏東元則在承認這種庇護關係的同時，又強調盛宣懷之所以能夠入局，更得益於「因職務之便往來於津滬等地」，「接觸到很多新鮮事物，如新技術、新思想等」。顯然，費維愷主要從傳統因素的一面來理解這一問題，夏東元則更願意指明其中具有現代因素的成分。

至此，似乎陷入了一個難局。其一，兩人在觀點上的分歧似乎很難調和。其二，兩人的解釋看起來也都存在著難以追蹤之處，例如，李鴻章的幕僚眾多，何以盛宣懷會獨自受到入局的眷顧？至於有機會往來津滬兩地、接受新鮮事物的幕僚，無論如何也不可能僅止於盛宣懷一人。不過，由於這些問題都屬於從常理出發的質疑，並無足夠詳細的資料加以探究，因此，不能成為下一步研究的可靠進路。

一旦把目光轉到兩者的資料基礎，真正可靠的進路也就豁然開朗了。

他們的主要論述依據，其實來自於同一份資料，即盛宣懷之子盛同頤等人纂成的、表述盛宣懷生平事功的《行述》。的確，由於能夠反映盛宣懷早期活動情況的資料，在很長時間內都極其稀少，所以這份《行述》自然成為研究者不得不倚重的資料。而必須指出的另一個問題是，無論是費維愷，還是夏東元，又都只是從中提取部分信息作為自己的立論依據，並未對《行述》中盛宣懷走向洋務之路的陳述進行全面考察。

按《行述》所述，盛宣懷從入幕到入局的過程中，還經歷了從軍、辦賑兩個環節，其與盛宣懷走向洋務之路是否也有關聯呢？由於資料的限制和認知方式的偏好，費維愷和夏東元皆對這兩個環節一筆帶過。而在新世紀面世的新版《李鴻章全集》之中，恰好提供了許多關於這兩個環節活動的線索。

結合新舊資料，可以看出，盛宣懷走向洋務之路的過程，遠非費、夏當年書中所說的那樣平坦。簡單說來，盛宣懷入幕之初希冀的是從軍晉身之路，卻在李鴻章於1870年轉任直隸總督時被朝廷下令離開李鴻章幕府，由於次年直隸大水的爆發，盛宣懷憑藉助賑活動得以再度為李鴻章效力，並因此與近代航運業多有接觸；同時這場大水又引發了清廷關於輪船招商的爭論，李鴻章這才著意創辦輪船招商局，而盛宣懷也由此得到入局機會。

縱觀這一入幕、從軍受阻、辦賑、入局的連續轉換過程，盛宣懷的命運經歷了複雜的變換，當時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等各個領域之間也發生了複雜互動，傳統與近代因素也並非截然對立，而是多有交織融合之處。並且，通過資料的「深翻」而得到重新揭示的、盛宣懷走向洋務之路的過程，對於理解洋務建設如何演變為一項社會運動的歷史進程，及近代工業化如何在中國落實的過程，顯然不無啟發意義。

關於盛宣懷研究中可以「深翻」的其他例子，筆者另有一些已發表和未發表的文章，此不贅述。在筆者看來，此種「深翻」方式的應用領域，應該絕不會僅止於盛宣懷研究。可以說，這種將發掘理論局限和資料局限結合起來進行反思的路徑，特別有助於傳統重大論題研究的推進。

其實，這種方式也不是沒有人嘗試過。如茅海建前些年關於戊戌變法的再研究，與本文介紹的思路就有不少相通之處。而在晚清史範圍內，無論是鴉片戰爭、太平天國運動、洋務運動等重大事件，還是林則徐、李鴻章、張之洞等重要人物，都是有著足夠厚度和深度學術積累的重大論題，也完全都具備進行「深翻」式研究的必要性與可能性。

筆者相信，只有隨著這些重大論題研究真正得到推進，才能從根本上扭轉晚清政治史乃至晚清史研究的下行頹勢。以上僅是筆者從事晚清史研究過程中的一點淺見，不當之處，敬祈方家指正。

END

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教授；

原文載《史學月刊》2017年第8期，注釋從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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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學月刊》編輯部

2015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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