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全球化的退潮：跨境資本流動減少

2007年的跨境資本流動規模是2016年的近三倍。當初寄望通過海外放貸開創光明未來的銀行，現在專註於國內業務。

始於10年前的那場全球金融危機留下了大量經濟和政治創傷，還重塑了資本在世界各地流動的方式。

2007年的跨境資本流動規模是2016年的近三倍，即便目前投資者在低利率環境中追逐收益率，推高市場價格。當初寄望通過海外放貸開創光明未來的銀行，現在正專註於國內業務。如今，有更多跨境資金流動是以長期直接投資的形式發生的，號稱是為了在前景光明的市場建設工廠或者入股企業。

在美國總統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等經濟民族主義者威脅要設置新的貿易壁壘的當今世界，圍繞全球化的辯論被過去半個世紀商品貿易激增及其對社會的衝擊所主導。大多數經濟學家在表示擔心通向更高程度經濟一體化的進程如今可能在逆轉時，擔心的正是這類商品貿易。

被較少談論的是資本流動，或者金融全球化的狀態。然而，資本流動過剩是導致全球金融危機的主要原因之一——可能也會滋生下一場危機的誘因。

麥肯錫全球研究所(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在一份報告中提出，如今的全球金融體系比10年前更具韌性。該智庫認為這是對未來抱有希望的理由，儘管同一份報告承認，自2007年以來，跨境資本流動的總規模下降了65%。

跨境資本流動規模下滑，在很大程度上提醒人們全球經濟這些年來走過的歷程。2007年，全球流動性充裕，原因是解除金融監管，中國等新興經濟體儲蓄激增，石油出口國的財富當時看似取之不盡。所有這些資金都必須找到歸宿和回報。很大一部分流入了美國房地產市場，吹大了一個在破裂後帶來災難性後果的泡沫。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首席經濟學家莫里斯?奧布斯特費爾德(Maurice Obstfeld)表示：「我們不希望用本世紀頭10年中期作為衡量正常和健康市場環境的基準。」

跨境資本流動規模下降的主要原因是跨境銀行放貸的大幅萎縮，尤其是歐洲的銀行。

「在我們看來很顯然的是，一種更穩定、更具韌性的金融全球化形式正在浮現，它可能會非常有益，」報告作者之一、麥肯錫合伙人蘇珊?倫德(Susan Lund)表示，「大量的跨境放貸已不見蹤影……而我們從世界各地20至30年期間的金融危機可以看出，跨境放貸往往是危機發生時最先流出一國的資本形式。」

如今，全球資本流動更多是以外商直接投資(FDI)為形式，即企業在工廠及其他通常被視為生產性的設施上做出長期財務承諾。但經濟學家們普遍認為，FDI的增長反映了一種不良趨勢——企業尋求更低的稅率，而各國為了滿足這一需求相互競爭。

愛爾蘭央行行長菲利普?萊恩(Philip Lane)、IMF高級經濟學家吉安?瑪麗亞?米萊西-菲爾蒂(Gian Maria Milesi-Ferretti)在IMF最近發布的一篇論文中表示，FDI擴大背後的主要因素是計入「金融中心」的投資流動。「金融中心」是對低稅率國家（如愛爾蘭）的委婉說法。

「如果你認為湧入盧森堡的FDI是為了在那裡建廠，那你就錯了，」奧布斯特費爾德說，「這其中很多都是稅收驅動的利潤轉移，作為FDI流動顯示在國際收支中。」

IMF仍認為當前的金融體系存在風險。面對持續低利率的投資者對回報率的追逐，壓低了整個發展中世界借款人的債務成本。他們對此的回應是大量舉債。

「我們現在看到的是一定水平的資本流動，以及看起來更可持續的增長，但未必意味著沒有任何問題，」奧布斯特費爾德說。

跨境資本流動規模已經顯著低於全球金融危機爆發時的水平。2016年全球4.3萬億美元的跨境資本流動僅為2007年12.4萬億美元峰值的三分之一。然而，沒人認為回歸那種水平是健康的。

導致跨境資本流動規模下降的最大因素是跨境銀行貸款的萎縮，而歐洲的銀行要對其中大部分負責。麥肯錫的蘇珊?倫德表示：「就去全球化而言，在全球經濟中很難找到比銀行業更加去全球化的領域。」

全球經濟的「失衡點」已經發生轉移。2007年，中國是全球最大的盈餘經濟體，而美國的經常賬戶赤字規模最大。但德國的經常賬戶盈餘如今已超過中國。

全球其他方面的金融失衡遠沒有2007年那樣嚴重。但根據資本和金融賬戶數據，美國和英國仍是國際金融流動的領先目的地。

跨境資本流動的構成也發生了重大變化。與銀行貸款相比，FDI和股權投資如今在跨境資本流動中佔據更大份額。但這更多可能是跨國公司追求低稅率（而非投資工廠）造成的。

全球FDI（即企業每年進行的新投資）流動的規模，尚未恢復至危機前的水平。根據聯合國的預測，恢復還需要幾年時間。

與危機前相比，發達經濟體通過FDI向海外投入的資金大幅減少。隨著中國在FDI領域扮演越來越大的角色，發達經濟體在全球FDI中的份額也在下降，導致歐洲和美國出現了反對中國投資的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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