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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小和:論儒家「上智下愚」觀念的七宗罪

[提要:「上智下愚」、「上愚下智」、「上愚下也愚」,這既是中國人的知識和智慧的變遷過程,也是中國社會秩序的變遷過程。孔子當年的一句喟嘆,說出的乃是中國人幾千年來的悲愴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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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文化習慣和社會秩序,幾千年以來似乎都是用「智慧和知識」來區分人和人的差異,所謂「上智下愚」是也。


也就是說,聰明的人是上等人,愚蠢的人是下等人,而且這種人是不會改變的,聰明的一直聰明,愚蠢的總是愚蠢。不過,有一類人被孔子稱為「中人」,「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意思是說:中等智慧以上的人,可以和他討論深奧的道理;中等智慧以下的人,說什麼都沒用。


這套說辭在中國歷史里綿延幾千年,形成了人們的一些習慣性觀念,並由這些習慣性的觀念構成一個穩定的傳統,至今影響並決定著中國人的思維方式,行為方式,包括中國人對世界的看法,對人的認識,對社會的理解。仔細辨析,可以小結為以下幾種影響:


第一,破壞了人人平等的基本秩序。

中國人從孔子的時代開始,就分成了嚴格的等級,從一開始就不具有「人人平等」的觀念秩序,這種不平等的人際秩序和社會秩序,表現為上等人,中等人,下等人三個等級,因此民間社會有「下人」之說;


第二,誇大了知識分子的作用。


有必要強調的是,孔子和儒家傳統對人與人的不平等關係的界定,並非基於種姓制度和血緣制度,而是基於人的智慧。這種界定的方法,明顯比對種姓和血緣的強調,要更加具有知識的趣味,這為中國的讀書人從下等人往上等人爬,預留了一定的空間,並使得儒家文化傳統多年以來一直都比較推崇學習、推崇讀書。科舉制度的出現,顯然是為勤奮學習的讀書人所設計出來的一種考試方式,類似於秀才,舉人、進士、狀元之類的概念建構,事實上都是對不同等級不同智慧的讀書人的一種制度確定,由此,智慧的等級直接影響和決定了一個人的知識水平、社會地位,尤其是在官僚體制種的級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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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舉制度隱含著中國文化傳統對智慧與知識的尊重,也是中國人確定自己社會等級的一個通道。)


第三,忽略了人的生命權利的思考。


儒家對智慧和知識的強調,一方面的確超越了種姓制度和血緣制度,表現出對智慧和知識的尊重,但另一方面,孔子對智慧的辨析止步於此,他並沒有深度思考一個人的核心價值是否存在比智慧和知識更高越的事物。這是一個價值觀的缺失事件,孔子顯然沒有意識到,對於一個人而言,惟有人的生命權利才是最核心的價值。一個理想的社會秩序,只有絕對尊重了每個人的生命權利,其他的價值屬性比如智慧、道德、知識才擁有穩健的基礎。兩千年之後,當胡適之在中國的文化環境里提出「萬國之上,還有人類在」的表述,恐怕很多傳統的儒生是無法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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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適之當年的自由言說,可謂四面不討好,理解他的人並不多,即使今天也是如此)


第四,形成了實用主義的傳統。


一個可以繼續辨析的現象是,如果說孔子和儒家傳統從一開始就堅守住知識人的獨立狀態和純粹的智慧趣味,中國文化的流變應該是非常值得讚美的。麻煩在於,從孔子開始,準確地說是從孔子所效法的周公開始,中國知識人就已經完全把知識和智慧界定為兩個向度的建設,一是知識和智慧的功利主義和效用主義原則,讀書的目的是為了有用,而不是滿足人類的好奇心,不是為了撫慰人類的生命;二是幾乎每個讀書人都試圖把全部的知識和智慧獻給君王,君王成為中國讀書人最高的服務目標。周公的服務對象是周王,孔子則是懷揣知識和智慧,遊走於列國之間,希望某個諸侯之君能夠請他做先生。的確,孔子活著的時候沒有實現他為君王師的人生目標,但他死後,經過一代一代儒生的努力,孔子已經成為萬世師表,而這種極高的讚美性質的稱呼,乃是由皇帝命名的。如此,「學以致用」、「貨與帝王」,構成了儒家極為重要的社會傳統和知識人傳統,深深影響著每個中國人。今天的中國社會,無論是典範意義上的儒家知識分子,還是以追求現代文明秩序為己任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包括那些試圖回到毛時代、崇尚文革的左傾知識分子,都無一例外地停留在「學以致用」「貨與帝王」的傳統漩渦里,只是每個人的表現方式有所不同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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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讀書人都要進入體制,這正是所謂「金榜題名時」)


第五,導致中國知識分子缺少終極意義的學習對象,中國文化最終變成了一種封閉的、自以為是的狹隘文化。


所有的學習,都是一種相對主義的短視主義學習,沒有為追求真理而赴死的價值傳統。一言以蔽之,中國社會到今天為止,依然缺乏純粹意義上的知識人和純粹意義上的智者。從認識論的邏輯上看,由於儒家偏重於關注效用性,偏重於為君王服務,這必然使得儒學不再關注形而上的對象,不再關注人性本身,因為人的存在本身就意味著一種形而上的意義。


這是一個關於學習,關於人的智慧和知識的對象命題。康德說過,「如果沒有感性,則對象不能被給予我們;如果沒有知性,則對象無法被思維。沒有內容的思想是空洞的,沒有概念的直觀是盲目的」。這樣的表述,就逼著我去思考一個問題,孔子和儒家傳統學習的對象是什麼。孔子的確說過「學而時習之」的格言,但是如果沒有體察到先驗的啟示命題,如果沒有界定學習的對象,孔子的學習方法就會缺乏康德所描述的「對應的直視」。由此,孔子學習的傳統,就永遠不可能構成新知識的湧現,只能在別人後面模仿。事實上孔子強調自己「述而不作」,或許是他意識到了自己的問題主要在於缺乏真正意義上的創新能力。


但作為一個知識人,學習的對象命題,乃是一個天大的命題。比學習更重要的問題是人類應該向誰學習。牛頓向蘋果學習發現了科學,萊特兄弟向鳥兒學習發明了飛機。兩個文盲互相學習,是不太可能找到新知識的。一直以來,西方人的學習對象都非常穩定,在整個中世紀時代,包括整個理性主義時代,上帝是歐洲人學習的惟一對象,聖經是他們學習的終極教材。這不是一種迷信式的學習,是上帝的話語,上帝的文本和人類的話語,人類的文本之間的跨越了幾千年的大課堂。正是這種唯理論的學習方式,衍生出人類社會偉大的理性主義傳統,並為接下來的經驗主義時代準備好了強大的觀念基礎。


日本人的學習對象問題可以拿出來討論。學而時習之,不亦「日本」乎?很長一段時間,日本人的學習對象都是中國儒家傳統,今天去到日本考察的人們甚至可以在日本社會的每個角落都有可能看到儒家傳統的痕迹,這是他們最初的學習狀態。唐朝時代,日本人向中國不僅學習了儒學,還經由中國學習了佛教,建構了他們的美學傳統與生命方式。但明治維新之後,日本人向歐洲工業革命學習,及時捲入了人類工業化浪潮。二戰之後,向美國憲政制度和市場經濟學習,日本終於成為一個民主文明的現代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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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澤渝吉,日本人脫亞入歐的倡導者,他沒有成為「日奸」,反而成了打開日本人視野的智者。)


在學習對象的命題上,日本人的問題是明顯的,他們和中國人一樣,一直秉持著學以致用的價值觀,只不過他們比中國人更加開放一些。但與中國人的問題一樣,日本人到今天為止,依然沒有明確的對聖經的學習課,他們對西方的技術與價值的學習,依然是一種效用主義的學習,他們沒有學習到源頭。雖然麥克阿瑟曾經用他的個人信仰和美國價值觀深深影響了日本,但日本人願意接受的是麥克阿瑟的憲法秩序,而不是他的信仰秩序。或許正是這種卡在中途的學習狀態,導致日本到今天為止,依然不是一個願意在靈魂層面懺悔的民族,他們做不到像德國人一樣的懺悔。日本人是固執的、驕傲的、開放的、隱忍的,或許也是蓄勢待發的。


第六,導致了官本位的文化傳統和中國人的行為方式。


概念的不穩定,觀念的不穩定,導致觀念在演化的過程中嚴重偏離了最初的構建,從而使得中國文化傳統缺少保守主義穩定的基礎。我的意思是說,由於儒家傳統對智慧和知識的概念建構不穩定,導致日後的思想史演化秩序終於偏離了純粹的知識秩序和智慧進路。類似於「上智下愚」之類的觀念秩序,慢慢演變成某種對中國社會結構的一種庸俗描述,上、下這樣的詞語,不再是對智慧的一種想像,而僅僅是對一個人的社會地位的界定。由此,中國終於變成了一個最醒目的官本位秩序,所有的知識,所有的智慧,都雲集在官僚系統之中,而這樣的雲集,終於帶來了醒目的社會不平等和醒目的反智主義。知識人看上去清秀動人,但卻得不到社會的普遍尊重,知識人如果沒有得到官僚階層的認可,就會變成一個孔乙己之類的笑話。這樣悲涼的知識人處境,恐怕是孔子當年沒有預料到的。


第七,形成了反智主義的傳統。


從「學而優則仕」,到「讀書無用論」,中國人的觀念方式和行為方式極其不穩定,並最終走向了反智主義的癲狂時代。孔子的時代,的確是「上智下愚」,他是知識的,有智慧的,他有資格教育三千弟子。而後來的一些時代,情況似乎反轉過來了,是「上愚下智」。這是一個有趣的現象,讀書人只會背誦,官僚只會貪腐,而生活在民間、行走在市場的人們卻在緩慢覺醒,他們的眼睛似乎被漸漸打開,看到了一個更加廣闊的世界,但這樣的時代,迅速被一種與金錢有關的實用主義所佔據。今天的中國,我認為這是一個「上愚下也愚」的時代。多年以來的反智主義教育,終於開花結果,這是思想史和教育史的慣性,是一次理所當然的報應。當從上到下的愚蠢產生巨大的共鳴,當上面的無知和下面的盲動產生巨大的共鳴,苦難的日子或許就會再一次真的來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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