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生元說」看孫中山的科學觀

1918年5月，孫中山辭去廣州軍政府大元帥職，退而定居上海，專心著述。孫中山寫於同年7月的一封信顯示，此時他已開始關心科學。

近日父得閱一書為Cell Intelligence the Cause of Evolution，其思想為極新，駕乎近時學者之上。待孫夫人看完，我當寄來汝。汝可譯之，亦可開中國學者之眼界也。

這是孫中山寫給兒子孫科的信。信中推薦的Cell Intelligence（《細胞的智能》）一書，著者是美國人圭哇里（Nels Quevli），扉頁著者名後附稱其為註冊藥劑師和法學士，但生平不詳，只知另著有Enzyme Intelligence（《酵素的智能》），幾近無名。孫中山如何了解到圭哇里該書的信息不得而知，但上海孫中山故居藏書中確有此書。

該書名《細胞的智能》已自不凡，而其副標題之長更是不同尋常。孫中山或因其長而略作「進化原因」的副標題，實為全書內容提要。

細胞的智能：成長、遺傳、本能行為之起因。細胞乃具有意識之智能物，因此方得設計、組構一切動植物。其方法與人建造房屋、鐵路及其他構造物同。本書旨在驗證此一事實。

圭哇里承認生物進化的法則（生存競爭、適者生存），同時反覆主張進化非因偶然（突然變異和自然選擇），而是細胞的智能作用（積累記憶，基於明確目的進行判斷、行為的能力）被發揮出來的結果。通過顯微鏡可觀察到，一切動植物皆為具有智能的細胞的共同體，而且無論單細胞生物還是多細胞生物，其作用並無差異。他還說，依現代科學的水平，雖然還無法解答細胞及其智能到底如何發生，但卻足可輕易地驗證其智能的存在。他因此斷言，決不能夠僅把細胞與遵循機械性定律的無機物或化學性物質等而視之。值得關注的是，圭哇里為其學說反覆引證的科學根據是顯微鏡下對細胞詳細觀察的結果。該著眼點對在西醫書院求學時起即十分熟悉顯微鏡下微觀世界的孫中山，無疑具有極大啟發。

Cell Intelligence扉頁，京都大學文學部藏。

圭哇里認為細胞具有與人一樣的智能，此論當否姑且不論。需要注意的是，孫中山對該論感佩之餘是如何對其展開詳細論述和發揮的。在上述致孫科信的第二年出版的《孫文學說》中，圭哇里之說被闡發為「生元說」。

生物之元子，學者多譯之為「細胞」，而作者今特創名之曰「生元」，蓋取生物元始之意也。生元者何物也？曰：其為物也，精矣、微矣、神矣、妙矣，不可思議者矣！按今日科學所能窺者，則生元之為物也，乃有知覺靈明者也，乃有動作思為者也，乃有主意計劃者也。……自圭哇里氏發明「生元有知」之理而後，則前時之哲學家所不能明者，科學家所不能解者，進化論所不能通者，心理學所不能道者，今皆可由此而豁然貫通，另闢一新天地為學問之試驗場矣。

孫中山還論道：「生元之構造人類及萬物也，亦猶乎人類之構造屋宇、舟車、城市、橋樑等物也；空中之飛鳥，即生元所造之飛行機也；水中之鱗介，即生元所造之潛航艇也。」 顯然，該段論述與前引圭哇里著作之副標題十分相似。

那麼，孫中山為何創造「生元」以替代「細胞」？「元」除「本源」外，還意指「最重要者」。不妨認為，孫中山創造「生元」以取代語感上偏重物質的「細胞」，其意圖在於強調細胞生命的重要性。此處可見「生元說」的第一個特質。

如圭哇里所述，「生元」是生物進化的首要原因。而孫中山則更進一步，將「生元」置於包括無機物在內的世界進化史中加以論述。他說，世界進化分三個時期。第一期是物質進化之時期（太空中物質聚而成地球的時期）；第二期是物種進化之時期（由生元之始生而至於成人的時期）；第三期是人類進化之時期（人類依相互扶助原則實現人類進化目的的時期）。在這裡，所謂「生元」在物種進化時期依物競天擇之原則由低等到高等逐步進化。就此點而言，「生元」即使其本身具有智能，也似乎與人類進化時期並無關係。

然而，如上所述，圭哇里提出其觀點時將細胞的功能比喻為人的行為，孫中山也基本繼承了該觀察視角。圭哇里「細胞的複合體形成共同體或細胞共和國」之說，與孫中山稱「人身既為生元所構成之國家」若合符節。如此，則構成現實中國家「生元」的只能是人。所謂生物進化，是生命體形成無數「生元」集合體，各「生元」的功能發生複雜分合的過程。在進化達到最高級的生命體中，各「生元」分別發揮知覺、傳遞、運動等作用，保持理想的和諧狀態。而將此認識轉用到國家形態上的，是孫中山對人類進化的闡釋。

在《孫文學說》中，人類進化的階段被分為「由草昧進文明，為不知而行之時期」，「由文明再進文明,為行而後知之時期」，「自科學發明而後,為知而後行之時期」。隨著這種進化，國家的「生元」即人分化成「為創造發明」的「先知先覺者」、為「仿效推行」的「後知後覺者」，以及「為竭力樂成」的「不知不覺者」；因此，要實現人類高度進化，「知覺生元」（即「先知先覺者」）、「傳遞生元」（即「後知後覺者」）和「實行生元」（即「不知不覺者」）須密切合作，發揮相互所需要的作用。至此，孫中山描繪的建設理想國家的道路通過「生元」和進化的邏輯得到證明。與進化論結合并將其運用於國家，是「生元說」的第二個特質。

將國家比作有機體的論點，可說是所謂「國家有機體說」之一。但需要指出的是，其與強調須忠誠和服從國家的集權主義國家論存在明確界線。圭哇里就細胞「共和國」這樣論述：

（細胞的）智能發揮作用的生命體，應不存在特定的核心。細胞本身各自就是智能的核心，無論被安排在任何地方，在我們所看到的任何情況下，似乎都理解各自的任務。細胞共和國的每位公民，都是擁有智能的愛國者。那是每人都讚美智能和獨立，同時又為整體福祉而合作的民主主義。

當然，圭哇里重視的「共和國」整體的福祉，必須通過各細胞的犧牲及恪盡職責才能實現；但那完全是發自每個獨立細胞的自主性智能的功能。對於功能分化為腦細胞、神經細胞、運動細胞的高等生物，該原則也不會動搖。比如，圭哇里在高度進化的神經細胞那裡看到的是細胞相互「制衡」（control）的關係，而非「支配」（domineer）關係。受圭哇里細胞論啟發而產生的孫中山的「生元說」，不大可能走向承認獨裁及集權主義的國家論。

總之，孫中山把「生元說」與進化論結合起來，試圖以此對從宇宙誕生到人類實現其最終目標的歷史進行科學把握。衡諸當代標準，這樣的理論若稱為「科學」或使人感到異樣，卻絕非孤立於同時期進化論論壇之外。運用科學理論進化論縱覽萬物進化歷史，並從中找出一致性，是當時許多人都孜孜以求的。

本文節選自《孫中山與科學的時代》，作者武上真理子， 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客座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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