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陽明：知而能之，知行合一

「知行合一」是中國傳統思想的精華，是中國文化的基本命題，其最早出自宋元之際儒學家金履祥所著《論語集注考證》：「聖賢先覺之人，知而能之，知行合一，後覺所以效之。」這是說，先知先覺的聖賢，知而能行，思想與行為一致，是後知後覺之人效法的榜樣。「知行合一」論後由王陽明發揚光大，發展成較完備的哲學體系。古人所謂「知」指道德觀念、思想意念和事物之理，「行」指道德踐履和實際行動，「知、行」有似今天認識和實踐的關係。

作為哲學命題的「知行合一」雖出現較晚，但「知行合一」的思想實貫穿於儒學之始終，只是各家在具體論證時有所偏重。他們都認為知行必須統一，並看作為人為學的根本，否則就談不上「善」。湯一介先生認為：儒家特別關切知行關係是因為儒家崇尚入世，要「明明德」於天下，就不能僅是理念，必須見於事功。《尚書》說「非知之艱，行之惟艱」，《左傳》說「非知之實難，將在行之」，都論及知行難易問題，認為求知重在運用，這說明中華民族自古就是重視踐行的民族。孔子把「言行一致」視為劃分君子、小人的重要標準。《大學》三綱領八條目即是知行的統一過程。入宋以後，知行關係的探討更加深入，程頤提出知先行後、知難行亦難，朱熹主張「知行相須」「論先後，知為先；論輕重，行為重」，他們都在不同層面肯定知與行的統一關係，故後人稱程朱理學是「重知的知行合一說」。

王陽明集知行學說之大成，作為其哲學核心的「知行合一」主要有三層涵義：

首先，知中有行，行中有知，知行一體兩面。王陽明認為「知」和「行」的實現過程互為表裡，能夠深入實相的「知」就是「行」，這樣的「知」方不虛妄；能夠明覺精察的「行」就是「知」，這樣的「行」才不盲目。所以知行必須兼顧，不可偏廢。

其次，真知必行，不行假知，注重躬行實踐。王陽明指出：「真知即所以為行，不行不足謂之知。」意思是說，真正的「知」必須付諸實行，沒有「行」的「知」就不是「真知」。「致良知」就是將良知貫徹到日常生活的各種實踐之中，實現知行合一。因此，他常強調在事上磨練、在實學中求知。

再次，以知促行，為善去惡，強調自律自覺。王陽明認為「一念發動處便是行」，後人常以此誤解他「銷行歸知」。其實，王陽明並沒有混淆「知」「行」，他視起心動念就是「行」，所以應該對善惡有高度自覺，這是慎獨、自律的極致，對道德修養極有意義。他提倡「知行合一」是希望在道德規範上防微杜漸，因為道德上的知行問題是和認識上的知行問題分不開的。

王陽明整合前代知行觀，闡明「行」是「知」的源泉，主張歷事煉心，反對空談，對後世進步的思想家和革命家影響深遠。明清之際王夫之從唯物論角度闡發知行合一，主張「行可兼知」，「知行相資以為用」。孫中山結合當時革命需要，提出「知難行易」說，成為從傳統知行觀到科學知行觀的過渡環節。毛澤東同志則進一步把實踐作為認識的基礎，提出「辯證唯物論的知行統一觀」，推動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進程。

知行合一強調知與行要相互貫通和促進，化知識為德性、化德性為德行，這在今天頗有借鑒意義。倡導「知行合一」，強調的是理論和實踐的辯證統一，將馬克思主義認識論根植於中國知行合一的思想沃土中，找到一條更加適合中國國情的建設道路，這既是對傳統知行觀的創造性轉化，也是對科學實踐觀的豐富和發展。

◎本文來源於《光明日報》（作者趙建永，天津社會科學院哲學所、天津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副研究員），轉載請註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