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隨筆：重建我們的人文精神
學生向我提問是否應該多讀哲學歷史等人文學科的書籍，我覺得這個問題提得非常好，只是，許多時候，我們卻忽視了。
是的，我們應該多讀些人文學科的書，這是人性的需要，也是生活的需要，更是人的生存價值的需要。
人之學習，有三重目的，即功利性目的，道德性目的和人格性目的。
功利性目的是最低層次的學習目的。在這個層次，讀書的目的是為了其功利，讀什麼書，看其有沒有「用」，這個用指的是其用處，即能不能為自己帶來好處或利益。在學校里，我們常常可以聽到一些學生說：「學那個，有什麼用！」這是功利性目的普遍化帶來的影響。這樣的影響在大學裡非常泛濫，北京大學教授錢理群就曾尖銳地指出：我們的一些大學，包括北京大學，正在培養精緻的利己主義者。學習聚焦在功利性的層面，在學習的過程中片面追求功利，就會成為一個徹頭徹尾的利己主義者，一個精緻的利己主義者。
對於精緻的利己主義者而言，一切都從是否對其有「用」出發，以個人的利益和利害關係為準則，善於利用知識掠取個人利益，實現個人功利目的的最大化。錢理群教授指出，這樣的人一旦掌握了權力，比一般貪官污吏危害更大。
對於精緻的利己主義者，事情沒有是非對錯和善惡之分，判斷的唯一標準是「用」，關心的只是自己的利害得失，重視的是自己的利益或小集團的利益。這類人對現實社會和人類道德體系所造成的傷害，人們有目共睹，不作贅述。
學習的更高層次目的是道德性目的和人格完善的目的，這兩個範疇，超越了功利主義。人之所以為人，而不是一般的動物，就在於他有節制自己和修為自我行為的能力，有高於其它動物的精神世界。而這樣的能力和精神世界，不是天生就有的，必須通過學習獲得，必須通過人文精神的教育和學習，在提高個人的道德水平和人格品位的基礎上慢慢習成，逐漸提高。
明末清初五大家之一、中國思想啟蒙之父黃宗羲說：「大丈夫行事,論是非,不論利害;論順逆,不論成敗;論萬世,不論一生。」
「論是非，不論利害」，是做人應有的基本準則。
當前的大學教育，應該說與傳統的大學教育理念已經相去很遠。英國紅衣主教、大教育家紐曼認為大學應該是「訓練和培養人的智慧的機構」，「大學講授的知識不應該是對具體事實的獲得或實際操作技能的發展，而是一種狀態或理性的訓練」，大學的使命是培養「有文化修養」、「具備思想和行為上一切優良品行」的「紳士」，也即是重視受教育者人格的升華和完善。這是歐美博雅教育的核心理念。但是，在功利主義的影響下，物質第一性的觀念也極大地影響了教育觀念，一切為了利益，一切服從於物質，教育思想嚴重功利化物質化。
從我自己來說，對這個問題的認識也經歷了一個比較長的過程。
讀研的時候，我們常常會議論那些學文科的人：「學那些東西，有什麼用？」那個時代，功用性的目的，物質性的目的佔據著思維。那時，與同學談論的時候，也都高度認同，只有物質文明的發展，才是社會的發展。大概我們都是從窮得一窮二白的社會走過來，在飢餓和寒涼中長大，物質缺乏留下了太深的印痕。
二十多年前，在劍橋大學的時候，午餐我多回學院餐廳用餐。經常，都會與近旁的人聊天，居然發現學院有好幾個院士是研究聖經和宗教的，隔一個院子的李約瑟研究所，許多的人在研究中國的道教，研究老子研究莊子。那時，作為受唯物主義教育了許多年的我，物質第一的意識深深地根植在大腦里。我經常很困惑：「他們研究那些東西，有什麼用？」
慢慢轉變的出現是在二十年前，那時因為兼了行政職務，因為大學開始了教育問題大討論，因為對孩子的教育逐漸成了我生活的重要內容，我開始讀教育的著作，讀心理學和經典哲學著作，也開始讀經濟和管理的書籍。我開始慢慢思考，我們一貫來認為絕對正確的一些知識，或許，並非與我們所認識的那樣完全一致。在物質第一精神第二的思維體系里，我們經常自覺或不自覺地忽視了精神對物質的作用，忽視了精神的價值。
在功利主義盛行的教育和生活模式里，我們太多地重視知識的使用性，而對於具有強大精神力量的各種看不到實際作用的知識，嚴重地忽視了。
人文精神在我們的教育模式中慢慢缺失，在功利追逐的生活模式中逐漸式微！
人文主義精神的缺失給社會發展帶來的嚴重危機，多年來就是許多國家的政府部門和學者持續關注的問題。曾經熱情呼喚現代大學「走出象牙塔」的實用主義者德里克?博克意識到現代大學醉心於「追逐利潤」對高等教育體制本身的傷害，這位前哈佛大學校長將這種傷害稱之為「聚斂財富和道德缺失的噩夢」。美國教育部的一份調查報告曾指出：人文科學的缺席，使得學生的道德創造力和處理人際關係的能力大大降低。許多國家的教育管理部門和各國的教育家們，都在反思功利主義教育對國民精神和教育本身的危害。
美籍奧地利生物學家、一般系統論和理論生物學創始人，貝塔朗菲曾尖銳地指出：「純粹功利性的教育最終與人類的目標背道而馳。」
在這裡，「人類的目標」我理解為人類作為一個物種生存的目標，以及作為具體人，他的生存價值和生存的意義所在。完全的純粹的物質人，在生與死的一個生存過程里，是缺乏存在意義的。
貝塔朗菲是一位偉大的科學家和人文主義思想者。上世紀八十年代初，讀研的時候，因為做的研究是病害流行的數學模擬，我研讀了不少的系統論的著作，從而接觸了他的一般系統論思想。貝塔朗菲關於系統的整體性、結構性、層次性和動態性的觀點和系統分析方法，對我的分析力的提高，有著直接的作用。十多年之後，在寄主與寄生物相互識別的研究中，我似乎突然發現生命是如此協同如此完美，生物之間是如此協調也如此具有系統性。於是，我開始著意進行生命問題的學習。於是，我有幸接觸了貝塔朗菲的《生命問題》。才知道，這位偉大的一般系統論創始人，原來還是一位生物學家。在那時開始，我就在科學文獻庫中著意關注有關他的研究。慢慢地了解到，這一位天才的學者，不但在許多學科卓有建樹，而且還寫過詩寫過戲劇寫過小說，是一位對人的生存意義和生命價值傾注了巨大關愛的人文學者，他的通才教育思想，在西方也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作為一位深入理解生命問題的生物學家、偉大的人文學者和理想主義者，貝塔朗菲認為人類的精神的危機不是來自於生物學需要的受挫，而是來自現代社會中生命的無意義以及價值前途和目標的失落。他認為：「一個病態的社會，其特徵是極其簡單的，這就是它為生物學需要提供得太多，但同時卻處於精神飢餓狀態」。因此，他強調：「科學事業不僅要知道如何，而且還要補充人文意義上的為什麼。」他尖銳地指出：「絕對的科學客觀性是一種神話，而對於人類價值沒有任何興趣的科學家也只能是一種機器人。」貝塔朗菲還強調了藝術、詩、歷史等人文現象對人類存在的價值，他說：「它們不是短期、有用的價值，而正是其自身的目標。……當人這種可憐的生物，帶著動物的本能，在數以千計的壓力下，在複雜的社會中疲於奔命時，能超越動物的，也僅僅是這一無用性，但這卻構成了人類的本質。」
物質和功利至上的教育目的，使人們在教育的過程中迷失了自我，成了物質主義者，成為精緻的利己主義者。要防止這種不良後果的蔓延，最重要的，就如貝塔朗菲所說，要補充人文意義上的為什麼，使我們能在更高的層次和更深的意義上，去理解科學與技術的精神價值，以及在更全面更整體的意義上，推進每一個人的理想人格的全面發展，實現普遍意義上的人類的自我關懷和生命價值。
功利至上和物質至上價值觀的泛濫和橫行，對人類社會造成的傷害觸目驚心。在道德體系崩塌和享樂觀念大行其道的境況下，我們迫切需要人類精神價值的重新追尋，需要生命價值的回歸，需要重建我們的人文精神！
作者簡介：王振中，教授、博士生導師。英國劍橋大學克萊爾霍學院終身成員。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專家，農業部授予「有突出貢獻的中青年專家」稱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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