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和日本人的茶文化到底有啥區別？

在古代中國，即便是貴族或士大夫人群中，喝茶始終只是一種休閑養生方式，至多像陸羽那樣為之附加一些文化意義，卻從未將其鄭重其事到與儒家天道倫理相提並論的程度。但隨佛教而來到日本的茶，則多了一種幫助僧侶獲得權力的功能，於是它逐漸把自身凝鍊成了一種極具儀式感的「道」。

文｜菲戈

作為中國人，我們今天看到日本茶道整個精細而一絲不苟的過程，無疑會感慨萬千，並且或許常常會自問：這真的是從中國傳過去的嗎？中國人真的曾經都在過著那樣一種優雅而精緻的生活嗎？

答案並不那麼明確。上垣外憲一就指出：

茶起源於中國並引進到了日本，在漸次形成日本茶道的過程中，中國人的飲茶方式乃至情趣被逐步消除掉了……室內的裝飾物初期還是以從中國進口的青瓷等為主，但這種中國情趣在不知不覺中消失得無影無蹤。從另一方面來看，雖然在某種程度上依然受著禪宗枯淡的美學及隱居生活習俗的影響，但茶道已經在悄然之中逐漸產生出了日本人獨自的美學，這也是在無形中對中國情趣抗衡的一種表達方式吧。（《日本文化交流小史》P151，武漢大學出版社2007年10月版）

今天的日本茶道儀式中到底有多少是承續了中國中古時代的習俗，又有多少是演變過程中日本人獨特的再創造，已經很難辨析了。但一部分上層人士曾在宋代擁有類似的生活趣味，大概是沒有疑問的。王學泰先生甚至認為「明代茶藝的發展已經接近甚至達到日本茶道了」，但他也承認，「那只是自娛性質的，沒有出現弘揚茶道、類似僧侶的『茶人』」，並且至今中國都「未見有帶有『形而上』色彩的茶道出現」（《為什麼中國沒有茶道？》，見《採菊東籬下》P198，陝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4月版）。

至於為什麼作為茶的故鄉，中國卻始終不曾誕生茶道，王學泰給出的解釋是：「國人對繁瑣的儀文似乎有一種天然的抵制能力，歷來『聖賢』不斷為規範某種行為而制訂儀文，而後的執行者們也在不斷地破壞儀文……不用說中國沒有那樣繁複的『茶道』，即使有也會解體的。」（同上）除此之外，或許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原因，那便是茶道與權力政治的關係。

在古代中國，即便是貴族或士大夫人群中，喝茶始終只是一種休閑養生方式，至多像陸羽那樣為之附加一些文化意義，卻從未將其鄭重其事到與儒家天道倫理相提並論的程度。在日本，則恰恰相反。喝茶的習慣是隨佛教傳入日本的，而正如佛教史大家村上專精指出的，自日本最早的奈良佛教，就「由於和政治牽連在一起，所以和爭奪政權相糾纏」，因而「可稱之為政治佛教」（《日本佛教史綱》P4-5，商務印書館1981年11月版）。隨佛教而來的茶，自然也難逃此命運。事實上，正是因為它在日本不僅承擔休閑養生的功能，還要幫助僧侶獲得權力的贊助，它才逐漸把自身凝鍊成為一種極具儀式感的「道」，而不是中國人那種隨意隨性的喝茶法。

日本近代美學大家岡倉天心的名著《茶之書》，以茶道大師千利休的自殺來結尾。在舉行了鄭重而悲壯的「臨終茶儀式」之後，這位日本歷史上最偉大的茶人換上潔白的長袍，吟誦了絕命詩，然後用一柄閃著寒光的短劍切腹，「微笑浮現在他的面容，利休步入了未知的天國」（《茶之書.「粹」的構造》P84，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9月版）。

事實上，對千利休之死的解讀，正是彰顯岡倉美學觀問題所在的極佳例子；觀察岡倉如何取捨對千利休的描述，正可以深入了解他怎樣以其美學主義掩蓋了歷史中的權力政治。

作為茶道大師武野紹鷗的得意弟子，當時名為千宗易的千利休與其兩位師兄金井宗久、津田宗及是堺城的三大茶人。桑田忠親指出：

織田信長在平定近畿地區時需要在政治上利用堺城的會合眾，於是他便結交堺城的茶人。找到了他們，向他們詢問茶道之事。這三人最後成為了信長的茶頭。信長死於本能寺之變後，他們又成了豐臣秀吉的茶頭。（《茶道的歷史》P43，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1月版）

到了秀吉時代，利休更是超越了他的師兄們，成為茶頭之首。這時候的利休可謂權勢熏天。天正十三年十月七日，皇宮中舉辦了前所未有的茶會，由豐臣秀吉向正親町天皇敬茶，輔助該儀式的千宗易正是因此被天皇賜號「利休居士」。舉行儀式的茶室全由黃金打造，大約三疊大小，平時放在大阪城的中心，但能夠拆卸和運輸，方便地帶到各個地方。岡倉在《茶之書》中全然未提黃金茶室的事情，而只是一味突出日本茶室的簡樸與純凈，顯然是因為黃金茶室這一反映茶道及茶道大師們與彼時權力政治千絲萬縷關係的「道具」，不符合他對茶道極致單純之美的論述。

作為「天下第一茶道宗師」，利休不僅參與豐臣氏的政治決策，還能干預外交。據說在大阪城裡，利休是唯一能與秀吉隨意說話的人。「當時全天下的大名都受到關白秀吉的茶頭利休掌控。秀吉大人不便說出的話都通過利休之口傳達出來，這也許是因為大名們都是利休的茶道弟子吧。」（《茶道的歷史》P48-49）

談及秀吉最後賜死利休時，岡倉天心輕易地就把原因歸結為藝術家與暴君之間的對抗：

利休和太閣有著長久的友情……然而與暴君的友誼永遠是危險的榮耀。那是一個背信棄義的時代，人們甚至不能信任自己的近親。利休不是卑屈的諂媚者，他經常大膽表示與殘暴的贊助人不同的意見。利休的敵人利用太閣與利休之間不時出現的冷淡，指控他陰謀毒殺這位暴君……單是秀吉的懷疑就足以立刻處人極刑……（《茶之書.「粹」的構造》P82）

然而岡倉天心的「一面之詞」受到了歷史研究的質疑。桑田忠親便指出「利休並沒有如世間傳說的那麼違抗秀吉」，「他對秀吉似乎是很妥協的」，並舉利休在茶碗顏色上對秀吉的妥協作為實例（《茶道的歷史》P49）。儘管另一些事例表明利休的順從也是有極限的，「該拒絕的時候，他也會選擇拒絕」，但這似乎並不足以動搖他與秀吉的關係。實際上，利休之死恐怕更多是因為他作為一個町人卻權勢過盛，並且「憑藉著自己的權勢，做事有些放肆，因此遭受了一部分人的憎惡」，這些人中包括石田三成（秀吉最信賴的重臣之一）、淀君（秀吉的愛妾）、木下佑慶（秀吉正室的親戚）、前田玄以（京都奉行）等實權人物。最後他死於誣告應該是事實，但誣告的背後卻是權力鬥爭，是茶道和茶道大師對權力政治過深的介入。

岡倉天心一再強調「茶道大師努力使自己成為藝術，而非藝術家」、「茶道大師不僅在藝術領域內有重大影響，他們對於生活藝術的影響更是無與倫比」，卻絕口不提茶道大師們與權力政治的至深關係，即便不說這是為了突出其所謂「美至上主義的禪」而進行的有意歪曲或掩蓋，至少也是被自己的美學主義蒙蔽了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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