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中國民俗學學派芻議

建立中國民俗學學派是一個大問題。就這個問題，我想講幾個方面，包括建立這個學派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中國民俗學的特殊性格、旨趣、目的和結構體系，以及今後的發展方向等。近年來，我對這些問題做了一些思考，現在提出來和大家討論。

一、建立學派的必要性

中國民俗學學派，指的是中國的民俗學研究，從本民族文化的具體情況出發，進行符合民族民俗文化特點的學科理論和方法論的建設。

現在的中國民俗學，在世界範圍內來講，也是一種中國學派，外國人也就這樣看我們。但我們過去並沒有從學術意識上來自覺地認識這個問題；我們也從來沒有在文字上提出要建立一個中國學派；或者明確地說，我們是中國學派。中國民俗學與外國的理論能不能接軌？這要從研究對象的實際出發來加以考慮。從大體上說，文化交流，對雙方都是好事，彼此也越來越歡迎。但說到不同文化的接軌，就要考慮接軌的對象。因為，任何一個民族的民俗和對它的學術研究，要去跟外國的理論接軌，這比起一般自然科學的對外交流，肯定是有其特殊的地方的。就民俗學而言，可能有些方面想去接軌，有時候就不一定接得很好；可能你想接軌，在他們看來，還不夠，搭不上；也可能他想接軌，但在我們看來，又說不到點子上。這是由各自的人民生活、文化傳統、社會制度、思維習慣和學術發展史等的不同所造成的。所以，中國民俗學要發展，主要還是要走自己的路。

學科發展的自然要求

中國人認識和談論民俗的歷史很長，從先秦到現代科學民俗學建立之前，已經有兩千多年了，我們姑且把它叫做史前史。在這一時期，歷代都有一些學者在不同的程度上表達了對民俗事象的理性認識。所謂的「學」，主要就是這種理性的認識。有了理性的認識，就有了科學的萌芽。這個問題，由於時間的限制，在這裡就不準備多談了。五四以後，在中、西文化的交流中，誕生了中國現代民俗學，這是一般的看法。

其實，嚴格地講，中國的科學的民俗學，應該從晚清算起。因為，晚清在中國歷史上是一個很重要的時期，等於古代的春秋戰國。春秋戰國是一個社會形態的轉型期，原來封侯分疆的各國出現了逐雄爭霸的趨勢，彼此在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外交和民俗社會等各方面，都經歷了碰撞、衝突和結盟的過程。當時的遊說之風大熾，便是出於這種不同文化之間的對話需要而發生的一種新知識的生產形態。在這種背景下蜂擁而起的諸子學說，既有經典文化的精華，又大量借用了民間文學的作品和觀念，在理論上都形成了一些新的東西。

在中國的晚清時期，西方殖民主義者的足跡已經到達了亞洲和非洲等的許多國家，直至一戰爆發，整個世界的格局都在動蕩。它激發了被壓迫民族的反抗情緒，也改變了人們認識世界的方式。在這一時期，中國的梁啟超、嚴復、黃遵憲、蔣自由、魯迅等一批有識之士，成了近代思想革命的先驅。他們在知識上學貫中西；但在實踐上卻強調西學中用，服務於本民族的國家社會的改造，為此，他們對於民俗也有了比過去時代不同的看法，發現了民俗在保持和興建一個既非西化、也非自我封閉的新社會的進程中，能夠發揮重要作用。他們所大力提倡的新思潮、新文化裡面的一個「新」字，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提出來的。他們當時闡釋民俗所運用的概念和方法，借鑒了西方的社會人文科學的學說，則顯示了近代學術的性質。因此，這一時期中國知識分子對民俗的理性認識，和春秋時代一樣，是社會意識形態轉型時期的產物；但在性質上，兩者又有了實質性的差別。晚清時期的民俗學，是與五四的新文化運動相接續的，它是中國現代民俗學的一個組成部分。

五四前後興起的北大歌謠學運動，在現代民俗學的建設上，邁出了學科獨立的第一步。從那時起，直到現在，中國民俗學已經走過了80年的歷程。特別是70年代末以來，在鄧小平同志「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理論思想的指導下，改革開放，中、西對話，取長補短，建設四化，中國的綜合國力逐步增強。與此同時，中國民俗學也獲得了迅速的發展，而且，在它的發展過程和學術成果上，儘管也吸收了一些外來學說，但還是大多體現了自己的特點。比起百年前的學術史，它現在的成長，叫過了18歲，到了成人期。它的經歷說明，一門新學科在中國的確立，主要依靠的是自己的民族根基。

建立學派有利於學科的進一步發展

事實上，我們不僅在民俗現象上，就是在理論上，在世界上也是不弱的。加上近百年來的歷史，如果不誇口的話，我們能夠證明，中國在她的歷史和現實的情況下，所決定或所產生的一種民俗學，是帶有中國烙印、或者帶有強烈的中國特點的。當然，這包括了在某些歷史時期、某些社會階段所帶有的一些國情特點。

那麼，今後我們該怎麼辦？我們是否應該改變過去這種學科意識不大自覺、或不夠強烈的情況，提高認識它的自覺性？是否應該研究中國民俗學向哪裡發展？研究和世界其他國家的民俗學相比，我們應該採取什麼態度？特別對中、外現代文化科學的交流、碰撞、融匯和矛盾，我們應該做出怎樣適當的反應？以及是否應該對本國民俗學的歷史做出如實的評價？並在此基礎上，思考中國民俗學是不是有自己獨自發生的問題？等等。總之，一個帶有總體性質的問題是：雖然經過近百年來的曲折發展，中國民俗學已經正在接近世界的民俗學，但從主要點來看，我們卻是否需要升上一面旗幟，說我們就是中國學派？這些問題，近些年我經常想起。最近和一些同志談起來，他們也大都贊成這個提法。其實，我們本來也一直在走自己的路，不過是現在要更自覺地去走罷了。走自己的路，不等於一定要同人家打架，而是要有主體性。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特別是象我們這樣的國家民族，一門學問有上千年的歷史，到今天，還不能自己走路，這是說不通的，更不要說如此能夠促進它的健康發展。

避免學術進程中的某些偏離正軌的傾向

現代中國民俗學能夠從中國傳統學術中獨立出來，一個不可否認的因素，是藉助了當時輸入的西學的推動；在學科建設的的早期，我們也經歷了向外國理論描紅格子的階段。但現在我們已經成人了，過了18歲，難道還要描紅格子嗎？假如不描紅格子，那就要自主。但我說過，自主不是排他，人家也可以自主。中外民俗學的發展應該互相尊重。但是，有一點就是，中國民俗學同外國民俗學的關係，不是一種主僕的關係，或君臣的關係。我經常講，我們的民俗學不應該是外國民俗學的派出所。但這並不是不向他們學習。我們向他們學習。但是學習的出路，只能是發展我們自己。根據這樣的思路，我想，對待外來的理論，哪怕它再高明，也不能老在那裡跟從、模仿。中國民俗學者要把主要精力集中到本民族學科的建設上來，這是一條學術的正道。

二、建立學派的可能性

從學科發展的歷史成就看

提倡中國民俗學自己的學派，還要考察它已往的基礎，分析它的現代科學史，加上兩千年的史前史，看看它本身是不是具有自己的生命？具有自己發展的途徑？我想，這個看來是很顯著的。

首先，從先秦到近代，中國人對民俗的理性認識，就很有自己的特點。在歷史上，各個時代、各類學者之間的看法也有差異，比如司馬遷就不同於班固。不過，有一點，我覺得很明顯：那就是象班固這樣的歷史學家，他們對待民俗，主要是從政治的角度來評價和議論的，他們所發表的有關觀風知政的言論反映了中國古代民俗觀的一個方面。

其次，還有一個特點，就是從民俗記錄的歷史文獻看，很多都是從回憶的角度來記錄的。大家想想看，許多古代的民俗志著作，例如象南北朝的《荊楚歲時記》、宋代《夢粱錄》，和現代的《杭俗遺風》等，是怎麼寫出來的？我反覆地看，發現它們的作者有一個共同點，就是經歷了太平盛世的生活，後來社會變遷了，朝代更替了，本人的人生境遇也發生了轉折，這時，他們看問題的角度也跟著發生了變化。而這種變化最容易引起的思想反映，就是對原有民俗的親切回憶和依戀感。他們在強烈對照的刺激下，回憶過去習慣了生活，還特別容易發現其中的民俗特點。例如，《荊楚歲時記》的作者宗懍，就從南朝被弄到北朝去，離開了南方，離開了他的故國，在北朝裡面生活，這在他是很不習慣的。他在這種身處異鄉的感受中，在通過新朝看舊朝的不同經驗中，撰寫《荊楚歲時記》，這是什麼意思啊？這不分明是一種回想式的描述和審視嗎？《夢粱錄》和《杭俗遺風》的撰寫，也都是這個樣子。從主觀上講，它們表達了作者的文人情思；從客觀上講，它們又傳達了一種在社會歷史急劇變動時期對安定的民俗生活的回憶和眷戀，以及通過敘述民俗社會抒發對理想社會模式的想像。諸如此類的情況還有一些。

我沒有仔細去對比國外的著作，但不管怎麼講，這類特點，在世界民俗學史上，恐怕也是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吧。至少，它能證明，在過去漫長的歷史時期中，中國人在記錄、編纂民俗資料的勤奮上，在考察民俗現象的方式上，乃至在敘述民俗文化的態度上，都表現了自己的民族性格。中國的民俗學，從來都是中國人用自己的眼睛、心靈、情感、人生經歷和學理知識來創造的學問，是中國人自己在描述自己的民俗志。這樣的文化遺產，難道不值得我們後人珍惜嗎？

固然，五四，是一個偉大的革命時代。那時，中國人眼見西方文明的進步，覺得我們的國家太落後了。因此，一時什麼學問都向西方學習。僅以民俗學來講，當時受影響最多的就是英國人類學派。他們的觀點和方法，在早期中國民俗學者的故事和神話等研究方面都留下了痕迹。但是，平心而論，即使在這個描紅格子的時期，中國民俗學依然是有自己的特點的。

比如，在中國現代民俗學史和民間文學運動史上最有份量的文章之一，是顧頡剛先生寫於1924年的《孟姜女故事研究》。但它不是抄人類學的、或其它學派的什麼東西，而是中國學者自己的創造。在這篇論文中，顧先生第一次使用了歷史地理的方法，研究中國的民間傳說故事，提出了自成體系的理論。顧頡剛的學術觀點，自然是五四思潮的產物，但是在民俗學的學術上，他搞的是本土的學問。他的民俗學著述是民族性和創造性相結合的產物，因此，能夠奠定中國民俗學的理論基礎。他的《孟姜女研究》正是由於具備了這個鮮明的優點，才經受住了時間的考驗，70年來，一直是壓卷之作。

再如江紹原先生，他也是中國現代民俗學史上比較重要的人物。他雖然應用了英國弗雷澤的理論來研究中國的民俗現象，但他的研究對象和研究結論還都是中國的。他做的還是中國學問，而不是替英國人搞學術批發。總之，我的意思是說，即便在早期描紅格子的時候，中國民俗學者也是有自己的相對獨立性的。

從學科發展的當前形勢看

那麼，我們過去在學術意識不大自覺的時候，都這麼走過來了，雖然有的時候，步子不那麼堅決、不那麼踏實，但還是在走自己的路。到了現在，就更應該加強這種獨立性了。因為，我們已經成人了，更何況，我們現在是在自覺地從事中國民俗學的建設呢？

當前的形勢也是比較好的。解放後，儘管有一個時期，作為整體的民俗學被打入了冷宮，但上面提到的鄧小平「解放思想、實事求是」這八個字，救了我們的學科，還使我們的學科活了起來，也使我個人活得更加有意義。假設沒有這八個字，中國民俗學就不可能有當前這麼好的形勢。象國家規定在大學裡面開設民俗學的課程，還陸續授予了民俗學碩士、博士等各種學位，這在從前都是不可想像的。

這20年來，在解放後建立的民間文學機構的基礎上，很多省、市又成立了新的民俗學機構，隊伍還相當壯大。各地還進行了大規模的民間文學和民俗學資料的搜集整理活動，投入了大批的人力、物力，參加了中國十套文藝集成、志書的編纂工作。這是新時期上馬的一項浩大的民族民間文化建設工程，現已取得了顯著的成就。在這項工程中，各省市完成了編輯民間文學三套集成縣卷本的工作，相關的省卷本也在陸續出版。一些地方在新修地方志的過程中，還加強了對方言民俗部分的調查和寫作，有的省市還出版了民俗志，並且在質量上，也達到了較高的水平，象《河南民俗志》和《江蘇民間文學志》等。另外，還出版了不少專業理論書刊，它們比起過去這方面的著作，一般在資料上要搞得多一些，在理論上也挖得深一些，這些就是我們在學術上的進步。

但我們不能停在這個地方，我們還要前進。要前進，就要加強我們的學科意識，加強我們的計劃性。為此，我們就要建立自己的學派，以促進中國民俗學下一步的發展。

從兄弟學科的發展趨勢看

最後一點是旁證。談談相關學科的發展。人類學、民族學等，都是民俗學的兄弟學科。但前者是世界性的，只有民俗學是一國性的。例如，英國人類學，是以研究英國以外的異文化為主的；德國民族學，是以研究德國以外的異民族為主的，等等。現在雖然他們也在反思和改變，但其主要研究對象還是別國，至少不限於本國。不象民俗學，一直守著本國的陣地。

人類學、民族學在中國的發展情況怎樣呢。它們在本世紀初傳入我國，經歷了大革命、抗戰……，後來基本都同在外國的發展不一樣了。他們的學者，大都是搞我國的東西。象以費孝通為代表的中國人類學家，一開始就研究中國的鄉村，而不是象外國人那樣，研究國外的原住民。中國的民族學，也一向研究國內的民族，而不是去研究南洋土人、非洲原住民、或印地安人；特別是解放後，他們主要從事了國內的民族問題理論和民族政策的研究。近兩年，一些中國的青年人類學者還提出了學術「本土化」口號，其實，人類學在中國的研究一直都是本土的。不管怎麼講，這兩個學科，在國際上，都是研究世界各民族的，但在中國，都本土化了，因此，他們的成就，就自然要成為一種中國學派，和外國人的研究不一樣的。這就成為一個旁證，即他們的走向可以供中國民俗學者參考：這些原來研究異文化的學科，到了中國都本土化了，這至少說明中國本身的東西已經夠多了。

民俗學本來就是一國的學問。所以，中國民俗學必須在學術上形成中國特色。這不僅是一種大道理，而且在實際工作中也要意識到它，並去發展它。現在的條件好了，學術積累增加了，相鄰學科的民族化走向也擺在我們面前，我們就不能再東依西靠，要建設自己獨立的學問，做出自己的成績，以豐富世界文化的寶庫。

三、多民族的一國民俗學——中國民俗學的獨特性格

一般民俗學的性質

民俗學（Folklore）這個詞，許多國家都這麼用，各國各民族在學科性質上也有相似的地方，但實際上，還是存在著一定的差別。比如，對Folklore，彼此的叫法不一樣，對它的含義也有各自的理解。象我們現在用的是英語的說法，而德國雖然也用這個詞，但他們另外還有自己的術語等。不過，一個明顯的特點是：一般的民俗學都是一國民俗學，或說單一民族的一國民俗學。比如，德國的民族成分構成，以日耳曼人為主，他的民俗學就主要研究日耳曼人。從前蘇聯有100多個民族，它沒有民俗學，只有民族志學。他的民俗學，就是民間文學，再加上一點音樂藝術方面的內容。日本的民俗學也是單民族的，柳田國男的民俗學，只研究大和民族，對本國的少數民族阿伊努，他就不大去管。這是世界民俗學發展的一般情況。中國不同，我們的民俗學，是把境內多民族的民俗文化都作為自己的研究對象的。

中國社會結構的特點

為什麼中國會這樣呢？這個問題不取決於一般的定義，或外國的作法，而是要取決於中國的實際。因為中國的社會結構跟別人不一樣。中國是一個多民族的統一國家，在長期的社會歷史發展過程中，每個民族都形成了自己的文化特點，有的少數民族的民俗文化還保留得相當完整。即便是漢族，各地區的文化差別也很大。我們面對這樣豐富的研究對象，不可能只搞局部、不顧整體的研究。

中國民俗學的特殊性格——多民族的一國民俗學

因此，中國的社會結構，規定了中國民俗學的性格，是多民族的一國民俗學。同世界其他國家的單民族一國民俗學相比，這是我們的一大特點。1996年，我在中央民族大學的東亞民俗文化國際學術討論會上，曾經提到這個問題。這次是作為中國民俗學的總體性質來講的。

台灣人類學家林淑蓉認為，食物不僅可以滿足個人的需求或喜好，更具有展現認同和象徵權力的關係意蘊。南洋咖啡的形成，恰恰就是殖民地文化中，殖民文化權力的表現和被殖民者對殖民文化的認同的體現。雖然「南洋」是明清時期對東南亞一帶的稱呼，是以中國為中心的一個概念，但「咖啡」確實來源於英國殖民者。而「南洋咖啡」在殖民文化認同的大前提下，又有自身文化和地方文化的注入，形成了殖民文化認同中的張力。

比如，除了製作工藝結合了中國傳統烹飪技術外，來店裡消費的客人，會被稱為「茶客」：「倘有時生意好，茶客滿座之際，就要忙得頭昏眼花，連大小便，都抽不出空到廁所去。」（紀樹輝「咖啡店員的生活」，《南僑日報》3-6-1948）因為傳統中國只有茶館沒有咖啡店，所以來到新加坡開咖啡店的海南人依然習慣把顧客稱為「茶客」。而且南洋咖啡店鋪的裝修風格也往往是中式茶館搭配西式設計。1929年成立的新加坡「衛生園」咖啡店，內部裝修幾乎完全是中國茶館式樣，牆上整面玻璃鏡子、雕滿蟲魚花草的櫃檯、雲石桌椅，甚至每張桌位還配置一個痰盂。

此外，南洋咖啡還融入了馬來本土文化。如咖啡在當地被叫做Kopi，這是馬來語及閩南語發音混合後的「咖啡」， Kopi O Kosong指奶、糖都不加的黑咖啡，O是閩南語中的「黑」，Kosong是馬來語中「空虛、烏有」的意思。 以上種種敘事都可以說明，南洋咖啡背後文化權力之間融合與博弈的複雜性。最終，華人群體在南洋咖啡的氛圍中形成了新的認同。

對於瓊幫移民來說，這種認同是通過經營咖啡餐飲業獲得的殖民地身份認同。19世紀五十年代，海南咖啡四大家族（李長鷁、黃才藩、王國啟、王巨川）已在當地逐漸崛起，此後，海南移民在咖啡業界不斷壯大，逐步完成了移民在新加坡的地緣、血緣、業緣的融合與再造。他們不再是零散的「打洋工」的外來群體，而是建立了商會和行會，擁有自我組織、自我管理能力的新加坡瓊幫華人。

對於其他華人移民群體來說，街頭巷尾隨處可見的南洋咖啡店逐漸成為他們信息交流和人際交往的公共空間，建立起一種華人社會關係的紐帶。因為一來相比昂貴的西餐廳，海南人的咖啡館價格低廉；二來相比口感苦澀的歐式咖啡，海南咖啡在口感上也讓華人更為親近。每個生活在這一文化體系中的華人移民，都必須習慣這種特定的飲食體系，否則，就無法分享社會關係。「傳統可以通過人際交往和間接認識而從一代人傳給另一代人。」因此，在公共空間內形成的海南咖啡味覺認同，進而表現為華人群里的咖啡文化認同。並非中國傳統飲品的咖啡，卻在殖民地構建起了華人咖啡文化認同，這也在某種程度上標誌著移民群體的「去自我化」和「文化殖民化」。

時至今日，華人第二、第三代移民在飲食口味上更多呈現出「在地化」。新加坡的咖啡店（Kopitiam）已是當地人早餐及下午茶的重要場所。道地的新加坡式早餐是傳統咖啡搭配咖椰醬（Kaya）吐司，再加一顆淋上醬油的半熟蛋，一天的生活就此開始。有趣的是，新加坡式的咖啡碟較一般的咖啡碟更深，原因是地處熱帶，四季如夏，早年華人習慣將咖啡杯中的咖啡倒入碟中，吹涼後再喝。

四、中國民俗學學派的旨趣和目的

建設民俗學的中國學派，需要明確中國民俗學的功用、任務和目標。它們主要有幾下幾點。

清理中國各民族的民俗文化財富

它包括歷史上流傳下來的各民族民俗文化事象、歷代文人學者對這些事象所作的一些記錄（民俗志），及其考察、談論民俗事象的理性認識資料（理論史）。這些都是祖宗留下來的寶貴財富，應該作總結，作清理，使之成為一種歷史文化的重要文獻。我認為，沒有它們，就沒有一部完整的中國文化史和學術史。而這種清理工作，我們不幹，別人是不可能代替我們乾的。而且，如果我們不主動地去干，對祖宗的經歷、祖宗的文化和祖宗的學術創造，置若罔聞，乃至一無所知，那怎麼能成為一個文化很高的國家的社會人文科學工作者呢？因此，無論如何，中國民俗學者是要擔負起這個歷史使命的，否則，上對不起祖宗，下對不起後代。

增強國民的文化史知識和民族意識與感情

提倡民俗學者清理史料和保存民俗文化的目的，是要有裨補於當前國民的生活、思想，而不是為了清理而清理，為了保存而保存。因此，下一步，是對這些祖宗留給我們的、最貼近人民生活的民俗文化，給予歷史的、科學的研究和闡明，然後用民俗科學的知識去教育國民，幫助他們了解自己的祖先曾經經歷了怎樣的生活？了解中國人歷來怎樣看待這類問題？哪些是一般中國人認為可以變化的、哪些是不大容易輕易變化的？從什麼地方可以看出中國人的情感、價值觀、思想觀念、理想、信仰，以及個體與集體和民族共同體的歷史聯繫？等等。這些都是一個文化大國的國民的文化史知識，也是凝聚一個民族的感情和行動的文化核心點。試想，生活在世界各地的海外華僑，他們的居住、飲食、語言都變了，但卻依然要過春節、舞獅子、耍龍燈，穿旗袍，為什麼？如果不掌握這種民俗文化史的知識，就不能發現隱藏在這些節日習俗表象背後的一座精神文化的橋樑。這座橋，便是既穩固又現實的民族民俗文化，外人只有通過這座橋，才能走進華人華僑的生活世界。

資助國家新文化建設的科學決策

現在不是國家講科學決策的嗎？這也是當代中國向現代化社會轉型時期的一種變革。從前的政府決策，大多憑政治家、經濟學家、自然科學家和其它社會科學家的經驗和學問，在現代社會，領導階層的知識結構擴大了，開始到考慮人文科學的知識和作用。這有利於中國民俗學這種人文科學的發展。

當然，中國自古就有官方採風問俗的傳統，但那是服務於貴族政治的，與現在實行的人民民主政治，有著實質性的差別。前幾年，北京的人民代表大會討論禁放煙花爆竹的問題，就涉及到了對民俗的認識。可惜會議當時沒有運用這方面的知識，做出了春節期間完全禁放鞭炮的決定。不過，會議代表也有他們的知識結構，就是運用了環保的知識、生理健康的知識，並根據這些知識向市政府提供了決策。站在他們的知識的角度看，這種決策也有它的道理。但此決策後來還是被政府調整了、修改了，因為支持它的知識結構還不夠完整和合理，它缺少了對中國人的精神傳統的了解和對它的作用的估價。而這方面知識的內容，就是中國民俗學。為什麼後來政府又允許在幾個指定的郊區縣燃放煙花爆竹呢？那是因為理解了老百姓過年缺少煙花爆竹的失落感。可見，民俗學和領導決策是有關係的。我們民俗學者看到了這一點，就應該力爭以自己的知識去資助國家新文化建設的科學決策，使它更符合中國的國情，更有利於改善人民的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

豐富世界人類文化史與民俗學的寶庫

近年隨著電視、電腦等高科技的發展，人類文化出現全球化的趨勢。現在我們搞現代化，也承認自己比較落後了。但全球化也好、現代化也好，不是把我們自己給化掉，而是應該根據我們的需要，去吸取人類文化中的先進的東西，來壯大我們自己。而不是相反。反過來，把人家的垃圾給化進來，把自己的精華給化為烏有，那才是悲劇。

在文革前的17年裡面，胡喬木同志曾說過，我們不要資產階級的破爛，也不要無產階級的破爛。他當時可能有所感。我想他的看法是對的。我們任何破爛都不要。要精華、不要破爛。在經濟上如此，在科技文化上也如此。

中國的文化，包括民俗文化，它的內涵和形態的形成，有中國歷史的原因。而其中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境內外各民族文化之間的相互吸收與融合。特別是中華民族的民俗文化，本身就是一個複合體，是吸收了歷史上多民族民俗優秀成分的複合體，所以它經過了數千年的發展，至今還能對中國人民的情感和生活發生巨大的作用。總之，善於吸收，是中國的文化傳統；善於在自己的民族傳統的根基上吸收和消化別人的優秀文化，更是中國的傳統，這一點，是我們要牢牢記住的。

事實證明，民族民俗文化的發展，與現代化的發展，是並行不悖的。處理得好，就能雙向促進，給我們自己，給世界文明，都帶來好處。可能有的同志以為，現在是社會變化的時期，很多民俗都跟著起變化了，有些民俗已瀕臨消失了，民俗學還有用嗎？所謂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其實不是這個問題。孔子死了兩、三千年了，但他的《論語》在世界文化人的眼裡的地位是何等之高？這是大家都知道的。因此，文化科學這東西，不能用很淺薄的眼光去評價它。一定要看到它深層，看到它在人類社會的發展過程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作為中國民俗學者，應該看到，我們所整理、研究的成果，是對世界文化的不小的貢獻。這一點，我們一定要自信。我們的工作，不僅是為民族的，也是為世界的。對此，如果連我們自己都不大清楚，那就難怪人家說外行話了。

五、擬議中的中國民俗學結構體系

建立中國民俗學學派的學術根基，是建立自己的民俗學結構體系。根據我多年的觀察和研究，我認為，中國民俗學的結構體系，應該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理論民俗學

它包括基礎理論研究和應用民俗研究兩個部分。基礎理論研究，又可分成綜合的研究或單一的研究，整體的研究或局部的研究，概括的研究或個案的研究等。應用民俗學的研究，也還可以分為旅遊民俗、環保民俗的研究，等等。這方面的問題，我以前在其他場合講過，這裡就不去細說它了。

記錄民俗學

民俗是一種民眾文化事象，對它的研究，不僅僅是理論考察，它的資料本身也是有價值的。這就關係到民俗志的問題，我把它叫做記錄的民俗學。它的內容，包括民俗資料，也包括搜集、整理和撰寫民俗資料原則、觀念和方法等。

民俗志有各種類型：可以是以國家為主體的，如中華全國風俗志；也可以是某一地區的，如蘇州風俗志；甚至一個村的，如耿村民俗；可以是單項的，如雲南婚俗志，也可以是綜合的，如河北戲曲志等；可大可小。總之，它的性質是記錄的、而不是理論的。當然，就是記錄資料，也要用理論的思維去安排和敘述，使民俗志的寫作達到再現民眾文化的目標。

從搞民俗學的學問來講，我覺得，民俗志是特別重要的。因為民俗學的理論是從實際中來的，所謂實際，不外兩個方面，一方面是做田野作業，自己去接觸實際，乃至撰寫民俗志；一方面是通過人家記錄的民俗志來認識我們的對象。只有通過走向實際的階段，熟悉了我們的研究對象，我們的理論才能生根、開花和結果。

當然，學者掌握民俗志的途徑不盡一致。能象馬林諾夫斯基那樣較長時間地從事田野作業，固然好。但由於歷史上學者所處的社會狀況、歷史條件和文化背景不一樣，有時也有個別的情況，也很難說。比如象顧頡剛先生，他後來也到過西北去調查，不過他基本上還是書齋學者。所以這個問題也不能絕對化。問題在於，要重視實際資料，重視民俗志，這一點，決不能馬虎，決不能搞理論和實際倒掛，這是我們強調記錄民俗學的實質。我曾經對我的研究生講，馬林諾夫斯基的理論說得很有道理，但道理有多大，要分析，要辨別。而你要能辨別人家的理論對不對，就要有第一手材料。否則，只能被別人的理論牽著鼻子走。所以，我們要提倡民俗志，提倡實證的研究，這個原則要守住。

歷史民俗學

一般民俗學只講以上兩種，不過我認為，就中國的情況而言，還應該加上歷史研究這一條。中國有豐富的民俗歷史文獻，不展開歷史民俗學的研究是說不過去的。

歷史民俗學的對象有兩個方面，一是中國民俗史，一是中國民俗學史。我們在這兩方面都要下功夫。當然，即便是民俗史，它的記錄也不是沒有內在的文化邏輯；而即便是民俗學史，它的談論也離不開資料；所以，兩者的區分只是相對而言的。在這一領域裡，過去已有學者做過開闢工作，象王文寶、張紫晨同志撰寫的中國民俗學史等。對那些尚未動手的方面，今後要補上。不然，我們本來是中國學者，卻變成了毛主席講的，只講希臘羅馬，未知秦漢，遑論魏晉；這種說法可能有點過火，不過要避免。總之，我覺得，對歷史民俗學，一方面，我們要整理它；一方面，作為學者，我們應該熟悉它。

立場、觀點論

這是指中國民俗學者應該養成的學者品格和學術素質。

我們為什麼搞民俗學？為了國家民族？為了人民幸福？還是為了個人的飯碗？那結果是大不一樣的。試想，一個民俗學者，來到他的工作現場，看見老百姓的風俗習慣，以為都是一些陳舊的東西，雖然現在還活著，究竟是一些破爛，那他怎麼去搞民俗學呢？他對於民俗的好處都看不出來，同它沒有什麼深厚的感情，又怎麼能理解依靠它們生存的民眾，並對民眾的文化給以正確地觀察和描寫呢？所以，一個民俗學者要能做好為民眾和學者雙方都接受的民俗學的學問，就必須具有正確的立場和觀點，培養這方面的自覺意識。

謂正確的立場、觀點，指的站在民族民眾的立場，以人文科學學者的科學知識、真摯情感和平等的態度，去觀察，思考和解釋民族民俗的事象，這是一個民族民俗學者不可卻少的基本素質。

多年來，我國提倡運用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和辨證法去對待人民的文化，這是一件好事。因為馬克思主義是對自然、社會和人生的總體看法，具有一定的科學性。馬克思主義對於我們樹立民俗學的正確立場、觀點，是帶有指導意義的，雖然它不是唯一的。與此同時，我們還要吸收人類其它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的有益成果，還要發揚中國知識分子的優良治學傳統，來提高我們隊伍的學者素質。

現在外面進來的學術觀點很多，經過選擇、消化，可以用；但沒有選擇、沒有消化的，就拿來套用，我們不贊成。還有，中國一些好的治學傳統，如考據法，原來是在語言文字研究的基礎上發明的，應用的範圍比較窄，但它的精神是科學的。五四以後，一些有成就的社會人文科學家，都是既消化了西方的新學術，又繼承了民族傳統的治學方法，才出成績的。

搞民俗學，還有一個民族情感問題。曾有國際學者對我說，鍾先生如果解放前不去抗戰，可能會在學術上怎樣怎樣。他們是好意，但他們不了解，當敵人的飛機在頭上扔炸彈，億萬人民在流血抵抗的時候，我可以說，對不起，人民，我要研究你們的民俗，但我不管你們的死活，行嗎？事實上，正是由於我放下了書本，投入了火熱的抗日鬥爭，我才在情感上，和祖國、和人民建立了血肉聯繫，並從此得到了從書本上得不到的人生大學問。通過這件事，我悟出一個道理，就是中國民俗學者，不能沒有對本民族的深厚感情，要從民族民眾的根本利益出發去選擇學術道路，才能達到較高的造詣。

方法論

每種學派的建立，都有自己的方法，這是由它的實際需要產生的。我最近看到一篇文章，裡面講到彝族的畢摩有很多經典，作者如何從實際出發，從中整理出本民族的文學來的，為此作者還列舉出了一些方法；說得當然有道理，這裡就不多講了。我要講的是，它引起了我的思考。所謂方法，過去我也曾在許多場合講過，有概括性的方法，有具體學科使用的方法等，各種層次，多種多樣。但有一點，是這次我要強調的：那就是談方法，最主要的，還是要考慮根據自己的研究對象和研究目的所選擇的、並能切實解決問題的方法。我覺得，這樣產生和運用的方法，才是最有力的方法。我們平常一般地講方法，但往往不去想，是否這個方法是從自己的研究需要出發感到非採取不可的方法？或者在實踐中感到了需要採取一種新的方法？我認為，這樣得來的方法才是屬於自己的，而且它在工作上，也才是有效果的。

資料學

包括民俗記錄的資料和民俗理論的資料，以及搜集、整理、分類、保存和使用這些資料的原與方法。

以前，我們講過做文獻索引、目錄提要、建立資料庫等方法。近幾年，又興起了檔案保管法、電腦民俗志方法、編輯民俗學（含民間文學）手冊、辭典的方法等，這些都是值得注意的方法。

六、今後亟待進行的幾項工作

工作原則——重視整體觀念和聯合活動

現在有些學術活動互通聲氣、如編纂中國各省的民俗志，這是好事。前幾年上海、江蘇、浙江等地開展吳語地區的民俗民間文學調查研究，討論了一些學術問題，協作得也比較好。我們提倡，最好能這樣從整體去考慮問題，那樣可能避免重複，減少空白點，費力少，而成功大，使取得的工作成果更有特色一些，效果更明顯一些。

強化或新建有關的各種機構

目前，全國的30個省市大體都有民間文藝家協會，2／3的省市建立了民俗學會，它們的情況可能參差不齊，但已有了開展工作的基礎。今後我們要建立中國民俗學學派，還應該加強學術機構的建設。

我們還可以根據工作需要新建一些機構。比如，中國蘊藏著豐富的民間史詩和敘事詩，這是我們的一項大宗文化財富，而這方面的學術研究機構可能還不健全、或者開展活動的範圍還比較狹窄，這都給我們繼續開發這個領域留下了餘地。

有了機構，有了集體，就能形成學術陣容，加強研究工作的計劃性。例如，現在有的日本民俗學者研究神話教育學，而我們中國很早就有易俗化民的傳統。今後我們有了相應的學術機構，也可以合理地分配力量，研究神話傳說、故事歌謠、史詩敘事詩的教育問題。我只是舉這個例子，說明在許多方面，我們都還是大有潛力可挖的。

有計劃地繼續收集整理民俗資料與開拓和深入理論研究工作

中國那麼大，歷史那麼長，民族那麼多，民俗資料就象海洋一樣。我們現在記錄的資料，儘管已經付出了很大的努力，但它們終究還是少量的。我們的資料搜集工作還遠遠沒有完成，今後應該繼續有計劃地加強這方面的工作，包括對歷史民俗資料的收集和現實民俗資料的收集。

在加強搜集工作的基礎上，要抓緊開展理論探索工作。要繼續開拓理論研究的深度和廣度，提高我們的研究水平。

大力推進各種層次的民俗學教育活動

民俗學不僅是一種文化科學，它也是一種教育事業。這我在前面已經稍微提到過。因為，人人好象都有民俗生活的經歷和一定的民俗知識，但個人的經驗不管怎樣廣泛，究竟是有限的。

在我們這樣的民俗大國里，我們不知道的民俗現象和民俗道理還不知有多少？而作為一個文明古國的後代，我們對先民的文化活動，是有義務、有責任去了解的，我們還要把其中優秀的東西傳播下去，讓它起到塑造國民的健康心靈和建設美好生活的作用，——這就是民俗學的教育學所要承擔的職能。

現在，在我國的大學裡能夠開設民俗學這門功課，這是一種知識教育。但這還不夠，還應該進行更大範圍內的傳播，如把民俗學的教育推廣到一般社會、以及中、小學生中間去。我認為，這樣才能輔助國民教育，全面推動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建設。

加強中國古代民俗學著作的整理及對外國本學科名著的譯述與介紹

這項工作有兩個方面：一是對中國歷史上的民俗文獻進行整理，其中，民俗志類的著作，嚴格地說，起碼也有二、三十種。有的原著不存，但有輯佚本，如周處的《風土記》。還有開頭提到的先秦以來的哲學家、思想家、政治家、歷史學家和文學家們在他們的著作中談到的關於民俗見解一類的著作。我們要把這些東西整理出來。爭取在最近的三、五年內出一套古代民俗學專著的叢書。這方面的財富，是我們成立中國民俗學學派的看家本錢。當然，中國民俗也是世界文化的一部分，整理出版這些著作可以豐富人類文明的優秀遺產。

二是要繼續翻譯介紹國外的民俗學的經典著作，五四以後，我們介紹、翻譯了一批外國本學科的名著，如江紹原、楊堃先生都做過這方面的工作。近20年來，打倒「四人幫」後，連樹聲先生等又翻譯了一些，如泰勒的、弗雷澤著作等。但還是少了一些。我和劉魁立同志講，我們還要再翻譯一些民俗學的專門著作，如日本柳田國男的代表作《民間傳承論》和《鄉土生活研究法》，法國山狄夫的《民俗學概論》，義大利格塞普。科奇亞拉的《歐洲民俗學史》等。這同整理中國的民俗學史著作同樣重要。現在已進入了知識經濟時代，我們要盡量開發信息，以促進我們自己的學術發展。

適時地舉行各種有關的學術討論會，利用各種條件展開本學科的國際文化交流

這一、二十年來，我們在民俗學方面的學術討論會開了不少，取得了很大的成績。今後應該看形勢、看需要，繼續召開國際、國內的，基本理論的和專題的等各類研討會。通過會議，集思廣義，向國際同行學習，也介紹我們自己。現在我們在民俗學的國際文化交流方面已進行的一些活動還是比較成功的，像中、日、韓三國聯合舉辦的東亞民間敘事文學學會等。今後在這方面還要加強，特別是要重視培養跨世紀的青年學術力量。

我國的民俗學，從北大的《歌謠》周刊算起，到現在，已經整整80年了。原來它是一棵小苗，現在經歷了酸甜苦辣，坎坷曲折，終於長成參天大樹了。但是，它要屹立於世界民俗文化之林，還有待於中國民俗學者去辛勤地培土和澆灌。成立中國民俗學派，就是要更有力地進行這種培植工作。對此，我們要有信心，我們也應該滿懷信心，去為實現它的美好未來而奮鬥！

【作者附記】本文原是我在北京師範大學中國民間文化研究所給研究生的講課稿，講課時間分別為1998年9月29日和10月6日。後經董曉萍博士根據講義提綱和講課錄音整理成此文，特此說明。

1998年12月18日記於北師大勵耘紅2樓

文章來源：本文後來以「建立中國民俗學學派論綱」為題發表於《廣西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0年01期，第59-66頁。

圖片來源：網路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