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傳略》作者考——兼論莫斯科出版的幾種早期毛澤東傳記

《毛澤東傳略》原為中文手稿，保存於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的檔案中，現在則由中央檔案館收藏。《黨的文獻》1992年第 2期曾發表過該篇《毛澤東傳略》（以下簡稱《傳略》）全文，約 12000字，還在封二影印了《傳略》手稿的第一頁。《傳略》目前只有兩個版本，一個是手稿本，另一個是《黨的文獻》印本。《傳略》是「最早出現的論述毛澤東生平和思想的珍貴文獻」（張注洪：《毛澤東生平、思想文獻史料學研究初探》，《黨的文獻》2004年第 3期。），同時還是含有謎團的文獻。《黨的文獻》雜誌發表《傳略》時所加的編者按說道：「根據這篇《傳略》的內容，可初步斷定它的寫作時間在 1935年底或 1936年」；關於其作者，編者按則指出：原文「未署作者」，「曾向三十年代在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工作過和延安時期在黨中央工作過的有關同志調查了解該文寫作情況，但沒有取得結果」，也就是說，著者不詳。此外，寫作地點以及背景和目的也都不清楚。

《黨的文獻》雜誌公開發表該文以來，已經過去 20多年，但其間對《傳略》加以學術性探討的，管見所及只有周一平作為附錄撰寫的研究筆記，只是也沒有對《傳略》的作者得出明確結論。所以本文通過對《傳略》的內容進行詳細分析來確定其作者，並且對《傳略》執筆的背景、地點以及後來未公開發表的理由做初步探討。關於《傳略》的手稿，因只有第一頁被影印發表，全文影印未能看到，所以分析時不免會穿插推測。但應《黨的文獻》編輯部「希望了解情況的同志協助我們查清該文的寫作情況」這一邀請，在此僅表拙見，望廣大學者批評指正。

一、周一平的論證

首先介紹迄今為止唯一的相關研究即周一平的研究筆記（以下簡稱「周文」）（周一平：《毛澤東生平研究史》，中共黨史出版社2006年版，第 54—66頁。）。「周文」從「思想性」「學術成就」「史料價值」「史學方法」諸方面論證了《傳略》的價值，認為雖然存在若干缺點和時代局限性等，但還是給予高度評價。

「周文」列舉出以下三點作為判斷《傳略》作者的推理依據：一是描寫了共產國際七大（1935年 7月至 8月）的情形；二是介紹了在瑞金召開的中華蘇維埃一大、二大（分別在1931年 11月、1934年 1月至 2月召開）的情形；三是具體描寫了土地革命時期毛澤東的言行。這三點分別說明《傳略》作者是參加共產國際七大的中共代表團成員或相關人員，是中華蘇維埃一大、二大召開時期身處中共根據地的中共幹部，是當時曾在毛澤東身邊工作過的同事或部下。

較為遺憾的是，周一平提煉出上述線索後就戛然而止，並沒有最終確定作者。周一平說道：《傳略》的筆調與陳雲、潘漢年等人的思想觀點較為貼近，但筆跡並不是陳雲的，而且陳潘二人到達莫斯科時共產國際七大已經結束。基於這些分析，「周文」指出《傳略》的作者應為積極支持毛澤東領導地位的人，並認為將遵義會議精神傳達至莫斯科的「陳雲、潘漢年等對《傳略》的寫作可能是有一定影響，有一定聯繫的」，但對《傳略》的具體作者，只說「他們之中，是否有人會寫這篇《傳略》，尚待查考」。

關於《傳略》的寫作時期，「周文」以毛澤東領導「以少勝眾來擊破敵人，維持戰爭至九年之久」這一話語，以及介紹了 1935年長征的情況為依據，認為「可以初步推斷，《傳略》成文於 1936年」。另一方面，周一平認為《傳略》沒有參考《毛澤東自傳》（即埃德加·斯諾採訪毛澤東後發表的文章）的痕迹，只是無法判斷《傳略》作者是否讀過自傳，也因此不知寫作時間是在自傳出版（「周文」認為是 1936年末（關於斯諾的《毛澤東自傳》，最早的英文版是 1937年 7月至 10月在 Asia雜誌上刊登的 The Autobiography of Mao Tse-Tung，中文版則是 1937年 8月在上海的雜誌《文摘》連載的《毛澤東自傳》（ Asia雜誌文章的翻譯）。））之前還是之後，所以「這只能留待以後進一步發現資料再作考證了，這裡闕疑之」。還有執筆地點，「周文」雖沒有明示，但似乎認定是莫斯科。如上所述，「周文」對《傳略》的身世解析僅提供了若干重要的線索，對其寫作背景和未能公開發表的原因則幾乎沒有涉及。

二、作者應是高自立

在「周文」提供的三條線索基礎上，筆者的考證結果是，《傳略》的作者應是高自立（化名周和生，生於 1900年，卒於 1950年，江西萍鄉人）。在中共黨史上高自立並不是很著名的人物，但曾長期擔任黨和軍隊的要職。（高自立的傳記有：《高自立同志傳略》，收錄於江西省民政廳編《不朽的革命戰士》第 1集，江西人民出版社 1960年版，第127—128頁。另外可參考李永春：《〈中華蘇維埃的七年〉的報告人是周和生不是蔡和森》，《上海黨史與黨建》2009年第 11期。）作為判斷高自立為《傳略》作者的依據，以下就「周文」的三條線索分別進行說明：

（一）共產國際七大的中共代表

《傳略》描述 1935年 7月召開的共產國際七大上提到毛澤東這個名字時的情景：「毛澤東這個名字一經全世界代表聽到之後，全體起立，熱烈鼓掌，歡呼萬歲的空氣，延長到五分鐘之久」。「周文」也說：「這表明作者是出席了共產國際七大的」。出席共產國際七大的中共代表團人員，按照大會發言順序列舉如下：高自立（周和生）（ 因為周和生時而會寫成周和森，所以被誤認為是蔡和森，糾正此錯誤認識的是前引李永春《〈中華蘇維埃的七年〉的報告人是周和生不是蔡和森》一文。）、康生、孔原、王明、饒漱石（梁朴）、歐陽新（歐陽生）、吳玉章（王榮）、滕代遠（李光）、趙毅敏、宋一平等（向青：《共產國際和中國革命關係史稿》，北京大學出版社 1988年版，第 191頁。迄今為止，關於參加共產國際歷次大會的中共代表的相關研究有：《共產國際會議簡介》，收錄於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譯室編譯：《共產國際有關中國革命的文獻資料》第 3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0年版。《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 21卷（中共黨史出版社2012年版）的附錄《共產國際會議簡介》也參考了該簡介，但都欠缺準確性。）。除此之外沒有發言的參加者還有林育英（張浩）、李立三（李明）等人。括弧內的名字是會議中使用的化名。

（二）中華蘇維埃一大、二大時期身處中央根據地的中共幹部

上述參加共產國際大會的人員中，滿足這一條件的只有高自立和滕代遠二人。正是這二人作為中國蘇區代表被派到共產國際七大，從上海走海路經由海參崴於 1934年 10月前後一起趕赴莫斯科。（參見《滕代遠傳》，解放軍出版社 2004年版，第200—202頁。）

（三）在毛澤東身邊工作過的同事或部下

20世紀 20年代末至 30年代中期，高自立和滕代遠二人都在毛澤東身邊工作，所謂井岡山幹部的經歷是相似的。高自立歷任紅四軍、紅一方面軍等毛澤東創建和指揮的部隊的軍委書記和政治委員，而滕代遠則在彭德懷指揮的紅五軍。轉戰湘鄂贛的紅軍合編為第一方面軍時，滕代遠作為該軍的副政治委員輔佐政治委員毛澤東，活動在毛澤東的身邊，與高自立一樣都是很熟悉毛澤東的人。

筆者斷定《傳略》作者是高自立的關鍵一步，是其生動描述毛澤東對待俘虜時的情景。《傳略》讚揚毛澤東具有「偉大的煽動家」的資質，舉下面的親身經歷為例：

我曾經記起一件故事。在 1930年紅軍打唐雲山的時候曾有千餘士兵及幹部被紅軍俘虜了。收容以後，毛澤東便要向這批俘虜講話……他講過話之後，那些俘虜竟有的發出死也要死在紅軍中的話，有的便說以後那個軍隊來打紅軍，那他真是「豬玀」這種議論紛紛是繼續不斷的下去，正像討論執行是一個樣式。

這裡描述的是 1930年2月 24日至 26日紅軍在江西吉水、吉安一帶殲滅敵軍唐雲山部、擒獲大量俘虜時的情景，無疑《傳略》作者是在現場聽到毛澤東演講的，而滕代遠並不在。當時滕代遠正與彭德懷一起肅清再次回到「土匪」狀態的井岡山王佐和袁文才等人。（參見《滕代遠傳》，第 100—101頁。如今已經確認此次肅清是錯誤的，王佐和袁文才都被追認為烈士。）彭德懷和滕代遠指示突襲王佐、袁文才部隊正是 2月 24日拂曉。

那麼，高自立是否親耳聽到了毛澤東在俘虜面前的演講呢？雖然用排除法來說，不是滕代遠就只能是高自立，但僅此尚不能成為有力證明。其實在殲滅唐雲山部的戰場上，有人確實見到了高自立，就是跟隨毛澤東上井岡山的宋任窮。1930年 2月，暫時與紅軍失去聯繫的宋任窮混入唐雲山的部隊前往戰場，趁亂回歸紅軍，當時的紅軍部隊中正巧有舊相識高自立。後來，他帶著激動回顧了當時的情景：

這部分部隊恰恰是紅軍的第 31團。我走近時正見到高自立站在高處給紅軍戰士講話。我無法控制自己的激動情緒，對著高自立大聲的喊：「高自立！」（《宋任窮回憶錄》，解放軍出版社 2007年版，第42—43頁。）

毫無疑問，高自立參加了殲滅唐雲山部的戰鬥，所以他親身聽到毛澤東的演講也是有充分可能的。

下面論述高自立是《傳略》作者的其他若干證據。

（一）《傳略》中還有其他介紹表現毛澤東演講魅力的事例，如中華蘇維埃一大、二大上其充滿幽默感的演講，高自立參加了這兩次大會，第二次會後即就任中央政府土地部部長。而且《傳略》還具體提到了毛澤東出身於湖南省立第一師範，弟弟叫毛澤民，早期活動地點有長沙、湘潭、岳州、衡陽、寶慶、株萍、安源等事實。高自立自安源工人運動中起家並在毛澤東身邊活動，他熟知這些事情也在情理之中。

（二）《傳略》強調毛澤東指導的中華蘇維埃運動積極進行國際呼應，說道：「中國蘇維埃在實際上曾經援助過牛蘭夫婦，援助過台爾曼、季米特洛夫以及九里工友」。「牛蘭夫婦」「台爾曼」「季米特洛夫」無需再介紹，問題是「九里工友」是誰。此「九里工友」原本應為「九黑工友」，或在寫作階段，或在《黨的文獻》編輯、印刷階段被誤寫為「九里」。所謂「九黑工友」事件，是指 1931年美國發生的九名貧困黑人青年的冤案，因事件發生地點又稱為「斯科茨伯勒男孩案」（ Scottsboro Case），國際上以共產國際為首開展了廣泛的救援活動，只是《傳略》中言及的積極聲援並非來自中華蘇維埃，而是莫斯科的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他們將受害者稱為「九黑工友」，從高自立以周和生之名在共產國際機關報上發表的《七年來的中華蘇維埃》（《共產國際》中文版，第 6卷第 11/12期合刊，1935年 12月。）一文中可以確認這一點。高自立在該文中說，中華蘇維埃政府「1934年又發表了反對美帝國主義拘捕九黑工友的宣言」，從「九黑工友」這一較罕見詞語的使用可以窺探出《傳略》出自高自立之手。

三、《傳略》的寫作背景——與莫斯科出版的若干種毛澤東傳之關係

如「周文」所推斷的，《傳略》的寫作時期可以斷定是 1936年。既然確定高自立為作者，而且原稿保存於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的檔案中，所以也可以斷定寫作地點是莫斯科。那麼在 1936年的莫斯科寫下高度評價毛澤東的傳記，是否有其時代必要性呢？

首先關注這一年的莫斯科，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正積極策劃紀念中共成立 15周年的宣傳活動。1935年末代表團曾與中國問題專家米夫（P.Mif）商議 1936年的工作計劃，決定刊行《中國共產黨 15年》（米夫執筆）等幾種宣傳小冊子，其中一冊為《中共人物（著名共產主義活動家）》（潘漢年、吳克堅、李立三等執筆）（《米夫和中共駐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代表團提出的1936年第一季度中國工作計劃（1935年 12月 23日）》，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譯《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 15卷，中共黨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 73—74頁。該資料集的俄文版編者對該冊子列舉出以下 3篇文章：《烈士傳》第 1輯（莫斯科，1936年）；《中國人民的英雄》（載《民族殖民地問題》第 38期 ,1937年，第 76—136頁）；《中國人民的三位英雄》（莫斯科，1936年）。另外，2009年由河北樂亭李大釗紀念館帶回國內的珍貴檔案《李大釗同志略傳》（謄清稿，2011年 6月 29日《中華讀書報》刊載的張曉、胡泊《莫斯科檔案〈李大釗同志略傳〉的背後》附有全文）被認為是為《烈士傳》準備的稿件。），即中共領導人的傳記集，當然一定也有關於中國革命家第一人毛澤東的傳記。後來該計劃似乎被實施，在 1936年 6月 23日召開的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書記處會議上，決定於同年 8月以前刊行「為中國的解放而犧牲的烈士的傳略文集」和「黨和紅軍著名領導人的傳略文集」。（《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書記處關於中國共產黨成立15周年的決定（1936年 6月 23日）》，前引《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 15卷，第 207頁。）作為莫斯科系列宣傳活動的一環，由作為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的一員、深知毛澤東其人的高自立來撰寫傳記，有其充分的合理性存在。

後來「黨和紅軍著名領導人的傳略文集」確實出版了，德文版《中國人民的三位英雄》、俄文版《中國人民的英勇領袖》這些數十頁的小冊子都於該年出版於莫斯科，兩版都收錄了毛澤東、朱德、方誌敏的傳記（冊子似乎始終沒有發行中文版）。（Drei Helden des chinesischen Volkes，introduction by P. Mif，Moscow，1936 . 77ps；Вождии герои китайского народа，Moscow，1936. 40ps. ）但是其中的毛澤東傳（德文版和俄文版內容相同），是由蘇聯報人哈馬丹（А.Хамадан）（哈馬丹（ А．Хамадан，1908—1943），猶太裔俄國報人，1932年至 1937年任《真理報》的外報部次長，之前活動於中亞，曾擔任過哈爾濱蘇聯領事館情報局主任。後在蘇德戰爭中任隨軍記者，在塞瓦斯托波爾被抓後遭到殺害（ A. Pantsov，How Stalin helped Mao Zedong become the leader，Issue & Studies，41-3，2005）。）執筆的，內容與《傳略》不同。這裡順便就早期蘇聯出現的若干種毛澤東傳記的情況做簡單介紹。

國外（包括蘇聯）最早出現的毛澤東個人傳記，是 1934年 11月在國際時事評論雜誌《國外》（ За рубежом）上刊登的傳記《毛澤東》（作者為中國問題專家愛倫堡 Г.Б.Эренбург）。（ Г. Эренбург，Мао Цзе-дун，За рубежом，1934.№ 31（63），С.15（中文版見石川禎浩譯註：《蘇聯〈國外〉雜誌刊登的毛澤東略傳》，《中共黨史研究》2013年第12期）。作者愛倫堡（1902—1967），是蘇聯著名的中國史學家，20世紀 20年代曾經來到中國，1927年以後先後在莫斯科的中國勞動者孫逸仙大學（即莫斯科中山大學）、中國問題研究所、莫斯科東方學院、國立莫斯科大學等機構任教，並擔任過俄文《中國問題》雜誌的編輯。他的著作中關於中國的史學論著較多。）一年後的 1935年末，《真理報》和共產國際機關刊物《共產國際》俄語版上相繼刊登了哈馬丹執筆的毛澤東傳。（Хамадан，Вождь китайского народа ——Мао Цзе-дун（中國人民的領袖——毛澤東），《真理報》1935年 12月 13日（中譯文見《蘇聯〈真理報〉有關中國革命的文獻資料選編》第2輯，四川省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1986年版，第 532—537頁）； Х，Мао Цзэдун —— вождь китайского трудового народа（毛澤東 ——中國勞動人民的領袖），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ий Интернационал（共產國際，俄文版）1935. №33-34. С.83-88（中譯文見蘇羊編《中國出了個毛澤東》，解放軍出版社 1991年版，第 383—391頁）。翌年初，《共產國際》德文版（1936年 1月）、英文版（同年 2月）、中文版（《中國人民底領袖毛澤東》，《共產國際》1936年第 1/2期）中也刊登了哈馬丹的毛澤東傳。《真理報》版本與《共產國際》版本相比，雖然有部分內容重複，但後者更加詳盡。）1936年「黨和紅軍著名領導人的傳略文集」上刊登的毛澤東傳（哈馬丹著），就是哈馬丹以前在《共產國際》上發表的毛澤東傳。雖然高自立執筆《毛澤東傳略》似乎是為了 1936年中共建黨 15周年宣傳活動，但現實中以前發表在《真理報》《共產國際》等公開刊物上的毛澤東傳依然被不斷引用或再次收錄。

那麼，在俄國人的中國專家（愛倫堡）或報人（哈馬丹）撰寫的毛澤東傳已經存在的前提下，高自立為何再執筆另作毛澤東傳呢。若討論這一問題，首先必須明確三種毛澤東傳之間互相參考的關係，要對愛倫堡、哈馬丹和高自立的毛澤東傳做一簡單比較。參考關係比較明確的是哈馬丹明顯參考了愛倫堡的毛傳，包括其中關於毛澤東的錯誤信息，即毛澤東的身體特徵（瘦高、病弱）、他在長沙創刊《新湖南》、在北京的被捕經歷（誤傳）、與農民運動的關係（1927年發表《湖南農民革命》，其實是《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等，二者的毛澤東傳中相關內容都是重合的。

哈馬丹和高自立的毛澤東傳又如何呢？高自立的毛澤東傳在具體情節和事實上更加豐富詳實，而且多數情節是在哈馬丹版本中看不到的。但另一方面，屬於哈馬丹的錯誤記述在高自立版本中沒有出現（如毛澤東病弱、年輕時作為僱農為地主幹活、曾在北京被捕等），也有些內容雖然正確但高自立沒有使用（在辛亥革命期間曾當過士兵、發行《新湖南》等）。這些看上去似乎暗示高自立當時也許並不知道哈馬丹版本的存在，但細細讀來，可以發現他其實是讀過哈馬丹的毛澤東傳的。

最明顯的例子是引用「圍剿」戰中被俘虜的紅軍戰士的談話（談論關於毛澤東的見聞）的報道。（關於刊載此報道的報紙名稱，根據哈馬丹的毛澤東傳的版本不同有所出入，有的認為是《大公報》，也有認為是《南華晨報》即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而高自立《傳略》中認為是《大公報》，不過在這些報紙中都沒能找到相應報道。）哈馬丹和高自立的傳記中引用了幾乎相同的談話，但在高自立版本中卻單單刪去了士兵關於毛澤東病弱的談話內容。這是高自立一面參考哈馬丹毛傳，一面比照自身見聞，沒有使用關於毛澤東病弱的誤傳。上述內容如表所示。

通過表格中的比較和對照可以得出結論，高自立《傳略》的寫作時間比哈馬丹毛澤東傳要晚，即 1936年以後完成。他的《傳略》更加正確地敘述了毛澤東的經歷，且高度評價其作為革命運動領導者的人格與功績。從這一角度看高自立執筆的目的，一方面是為了 1936年的紀念活動和文集，另一方面也可以推測他有修正哈馬丹毛澤東傳中錯誤內容的念頭。因為哈馬丹毛澤東傳在內容上真偽混淆，例如開頭描繪的中共一大，農民和工人都有出席，而且與毛澤東進行敦促實施具體行動的演講相比，陳獨秀則反應冷淡。（眾所周知，中共一大上並沒有農民和工人出席，陳獨秀也缺席。）

四、《傳略》未公開的原因

高自立的《傳略》在當時屬於比較準確的傳記，且高度評價毛澤東，但最終卻未獲發表。如果認為《傳略》是為出版「黨和紅軍著名領導人的傳略文集」而作，那麼在 1936年莫斯科出版的紀念冊中就應該收錄它，而不是再次使用已經發表過的哈馬丹的存在錯誤的毛澤東傳。事實偏偏相反，這究竟是什麼原因呢？

1936年出版的紀念小冊子再次收入哈馬丹。

註：劃雙橫線部分與事實不符。

毛澤東傳，但只有德文版和俄文版而沒有中文版，如果就這一點展開想像可以有下述可能性：在德文版和俄文版刊行之後，要另外發行更為正確的中文版，所以《傳略》即為重新執筆和編輯時的原稿。而含有《傳略》的小冊子中文版因為某些原因最終未獲刊行。或者說中文版實際上是存在的，而且收錄了《傳略》，只是迄今為止我們都未能發現。雖然概率很低，但也不是沒有可能。

另外，還可以假想：《傳略》因為某些瑕疵而遺憾地未能被刊載。是什麼樣的瑕疵呢？考慮下面幾種可能的原因：

（一）對毛澤東的過度褒揚

在高自立的《傳略》中，隨處可見「治國的天才家」「革命的天才家」「偉大的軍事天才家」「天才的能幹家」等「天才」一詞，來形容毛澤東卓越的革命者素質。不僅如此，還稱讚毛澤東是「偉大人民底公認領袖」「全國全世界全黨所公認的領袖」。而哈馬丹筆下對毛澤東的稱呼則是「真正的布爾什維克」，「具有鐵一般的意志」的「中國人民的領袖」，最多是「卓越的革命統帥」。兩相比較，高自立筆下的崇拜色彩就很凸顯了。當時的毛澤東雖然經過遵義會議初步確立了在紅軍和黨內的領導地位，但距「全黨所公認的領袖」還需要一段時間。也許高自立與毛澤東非常親近，親眼目睹其革命活動並認定他是「全黨所公認的領袖」，但這並不是當時莫斯科中共代表團的共同認識，所以《傳略》未被接受。

（二）對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顧及不足

經過 1935年的共產國際七大，中共走向反法西斯統一戰線（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特別是作為《八一宣言》的發起者和起草人，1936年中共代表團的最主要課題是建立統一戰線，最費盡心思的是要改善國共兩黨關係，當然也就不能像以前一樣對國民黨大加譴責或揶揄。從這一觀點來看，高自立的《傳略》從藍衣社開始對國民黨的斥責言辭就非常明顯，例如有「反革命」「蔣介石的屠刀」「國民黨叛變革命」「可恥蟲」等（《傳略》的一大特點是重點批判藍衣社，另一特點則是同時使用藍衣社派系的政界小報《社會新聞》中有關毛澤東的記載，來從反面說明毛澤東的優點。可以確認引用的相關報道如下：雨銘：《毛澤東在中宣部》，《社會新聞》第 2卷第 16期，1933年 2月 16日；克誠：《毛澤東的專橫錄》，《社會新聞》第 4卷第 12期，1933年8月 6日；育之：《全國匪患與剿匪軍事》，《社會新聞》第4卷第 17期，1933年 8月21日。）。當然這些措辭與 1930年代前半期的中共話語相比還算溫和，但無疑仍屬於比較嚴苛的。可能此時為在農村根據地這一舞台上與國民黨鬥爭過的毛澤東作傳，尋找其與國民黨合作為前提的相關事實和情節實在困難。但是，1936年國共合作已經成為現實問題，所以在宣傳活動中露骨地反國民黨畢竟不妥。

如果根據《傳略》內容來討論，成為公開發表障礙的因素大概有以上兩點，但均不是嚴重失誤，屬於可修改範圍之內。如果說還有其他原因，也不排除筆者高自立自身出了什麼事情，所以只能放棄刊載。如果按照這個思路，《傳略》末尾稍顯唐突，可以看成是沒有完全脫稿或寫作中斷。但是在前述「為中國的解放而犧牲的烈士的傳略文集」，即 1936年莫斯科出版的《烈士傳》（外國工人出版社）中，高自立以筆名「和生」寫出《趙博生同志傳略》和《悼北上抗日民族英雄尋淮洲同志》等兩篇文章，並沒有發現在他身上發生了什麼意外（如在蘇聯的大清洗中無法活動或健康有恙）。另外還可以推測是駐共產國際中共代表團有一些內部情況，但眼下無法調查，只能暫且存疑。

五、被遺忘的高自立的功績

高自立後來結束了在莫斯科的任務，於1937年末（或 1938年初）回到中國陝北。但他40年代之後並沒有擔任高官顯位，1950年病逝於瀋陽。他在共產國際七大開幕式上作為中共代表之一演講的事情也幾乎被人忘卻了。至於中國共產黨人撰寫的最早的《毛澤東傳略》，更是無人問津半個多世紀。

在莫斯科，高自立受到優厚待遇。1935年7月 25日開幕的共產國際七大主席團（42人）中，高自立與王明、康生並列，在開幕式上代表中國致辭。他還在大會第八次會議（7月 29日）上代表中國蘇區做了活動報告。當然，在該大會上做最重要發言的中國代表是王明。高自立在大會上的致辭和報告都在《真理報》上大篇幅刊載（1935年 7月 27日、30日），而且他在大會前後介紹中國革命運動進展的文章，在蘇聯共產黨中央黨報《布爾什維克》等報刊上被介紹。（Чжоу Хо-cин，Вооруженные силы советов Китая（中華蘇維埃的武裝力量）， Большевик，1935年第 14期；周和生：《中華蘇維埃是殖民地被壓迫民族解放鬥爭底先鋒隊》，《共產國際》中文版第 6卷第 11/12期合刊，1935年 12月；周和生：《七年來的中華蘇維埃》，同前； ЧжоуХо-син，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о Цзинганшане（井岡山的回憶），Национально-колониальные проблемы（民族殖民地問題），1937，№38.《共產國際》中文版 1936年第 4/5期合刊中，有李光（滕代遠）的《井岡山的回憶》，內容與周和生《井岡山的回憶》相同。只是這篇文章也描述了滕代遠到達之前井岡山的情況，所以有可能是滕代遠和高自立的共同作品。因為有這種情況，所以關於共產國際中國代表團的研究中滕代遠和高自立時常被混同（如袁南生：《斯大林、毛澤東與蔣介石》，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5年版，第 293—294頁）。）在共產國際七大上，他還被選為共產國際監察委員會委員（唯一的一名中國人）。（參見《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委員名單》，《共產國際》中文版，第 6卷第 8/9/10期合刊，1935年 10月。）另外，在大會前與其他中央幹部一起在軍事研修班學習時，他還是班裡的黨支部書記。（參見《滕代遠傳》，第 202—208頁。）大會結束後則進入莫斯科國際列寧學院研修。對高自立而言，莫斯科居留期間（1934年至 1937年）也許是他人生中最輝煌的時期。

高自立從莫斯科回國應該是在 1937年末（或1938年初）。在延安，高自立被黨中央任命為陝甘寧邊區政府副主席（主席林伯渠，代理主席張國燾）。不久張國燾叛逃，高自立接任其職，代理邊區政府主席兼黨團書記。抗日戰爭結束後擔任中共中央冀察熱遼分局委員兼財經委員會書記、東北行政委員會冀察熱遼辦事處副主任，1950年 1月 9日在瀋陽病逝。

回國後的高自立並沒有留下顯著業績。但是，高自立是在共產國際這個大舞台上留下足跡的中共黨員，而且是最早撰寫毛澤東傳（雖然未至出版）的中國共產黨人，僅憑這些，他也值得被歷史銘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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