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溶之：中國土壤地理的奠基者

導 讀

馬溶之先生是我國著名土壤學家, 首任中國科學院土壤研究所所長。由於他的廣泛實踐、深入探索和勇於創新, 對中國土壤地理, 包括土壤製圖、土壤區劃和土壤分布規律做出了傑出的貢獻。他是中國土壤分類的革新者, 推動了不同時期中國土壤分類的發展, 其中, 對乾旱土、紫色土和水稻土有創新性研究。

由於馬先生對古土壤發生演化的研究, 提供了古環境變化和黃土的生成信息, 豐富了第四紀研究的內容, 並從農業土壤研究的實踐出發, 深刻認識人為作用對土壤的影響, 馬先生有遠見地意識到「人類世」的來臨。作為全國土壤科學的組織者和領導者, 馬先生在為土壤資源開發、土壤改良和糧食安全以及為國民經濟的建設嘔心瀝血而受到廣泛的讚揚和尊敬。

文/龔子同（中國科學院南京土壤研究所研究員）

來源：第四紀研究（2008年第5期），原題為「緬懷馬溶之教授——紀念馬溶之誕辰100周年」。

馬溶之先生( 1908~ 1976 ) 河北省定縣人。1933年畢業於燕京大學地質地理系, 受業於第四紀地質學家巴爾博( GB. Barbour), 1934~ 1952年在中央地質調查研究所土壤研究室任技正、室主任等職; 1952~ 1965年在中國科學院土壤研究所任所長; 1965~ 1972年在中國科學院綜考會任副主任;1972年以後在中國科學院地理研究所任研究員。先後擔任過中國科學院黃河中游水土保持綜合考察隊隊長、中國土壤學會理事長、土壤學會會志總編輯、中國自然區劃工作委員會委員、中國第四紀研究委員會委員等。曾被選為第一、二屆江蘇省人大代表, 第三屆全國人大代表。

馬先生畢生致力於土壤地理學的研究工作。對土壤地理、土壤分類、第四紀地質和土壤資源利用等方面都有重要的建樹。

馬先生十分關心我國國民經濟的發展。新中國成立後, 他積極承擔國家經濟建設中的重大科研任務, 為國民經濟建設做出了傑出的貢獻。

馬先生在國際土壤學界享有崇高的聲譽。1957年德意志民主共和國農業科學院授予他通訊院士的稱號。曾數次率領我國土壤學會代表團參加國際土壤學大會, 先後訪問過前蘇聯、德國、法國、古巴、巴基斯坦、羅馬尼亞、迦納、馬里、幾內亞等國家, 為國際學術交流和促進各國人民的友誼做出了貢獻。

值此馬溶之先生誕辰一百周年之際, 我們深切緬懷他對我國土壤科學和第四紀地質學的重要貢獻。學習他為社會主義建設和發展土壤科學的獻身精神, 以促進土壤學科的發展並使之在國民經濟建設中發揮更大的作用。

1 中國土壤地理的奠基者

雖然早在2500多年前我國就有九州土壤的記載, 但只有到了20世紀30年代才開始近代土壤學的研究。在此以前我國有那些土壤? 怎樣分布? 性質怎樣是沒有人可以回答的。1930 年, 在當時的中央地質調查研究所內成立了中國第一個土壤研究室。在美國著名土壤學家C.F.馬伯特( C.F. Marbut)派來的J. 梭頗( J.Tho rp)技術指導下, 憑藉中央地質調查研究所良好的學術氛圍, 馬先生受到現代土壤學的訓練, 由此奠定了他承前啟後開拓中國土壤學的學術基礎。從20世紀40年代開始, 馬先生成為了我國土壤學界的領軍人物。由於他的廣泛實踐、不斷創新和成績卓著, 終於成為我國土壤地理界的一代宗師。20世紀中葉, 通過與前蘇聯И.П.格拉西莫夫院士、B.A 柯夫達通訊院士以及其他的國際合作, 使馬先生成了國際著名的土壤地理學家。

今天當我們看到一本又一本的土壤地理著作、一張又一張土壤圖, 不能不想起馬先生和他的同事們在土壤調查製圖、土壤分類、土壤區劃和土壤地理方面所做出的貢獻。

1.1土壤製圖

土壤圖是土壤空間分異規律的客觀反映。1936年J. 梭頗所編《中國之土壤》 一書中所附的土壤圖西部地區幾乎是一片空白, 一個圖斑可以跨越幾個省份。1941年馬先生與朱蓮青合編了《中國土壤概圖( 1：1000萬)》, 製圖單元劃分11個大類, 次級再分單區或復區。該圖除西藏部分地區外, 全國均有所描述, 初步反映我國土壤分布的概況。1949年馬先生重編《中國土壤圖( 1：800萬)》, 明確地劃分了土區和亞區兩級製圖單元共60個。根據生物、氣候和大的土壤類型劃分土區, 根據土區中不同的土壤組合分亞區, 他將土壤分區與類型結合起來,使製圖單元系統具有分區系統的格局。該圖是我國第一幅比較完整的土壤圖。

1955年И.П.格拉西莫夫與馬先生合編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壤圖( 1：400萬)》, 引入了發生學觀點和土壤地帶性學說, 該圖劃分出相當於土類的42個製圖單元。第一次在全國土壤圖上將山地土壤與平地土壤分為兩大系列, 圖例系統的排列自北而南, 先地帶性土壤, 後隱域性土壤——這樣使該圖能比較清楚地反映出我國各發生土類的地帶性以及隱域性土壤的分布狀況, 並體現出我國由土區、亞區為製圖單元的概圖發展到以發生類型為單元的土壤類型圖的轉變。隨著資料的積累, 1958年馬先生重新編製了《中國土壤圖( 1：800萬)》, 1959年他與文振旺為全國自然區劃又重新編製了《中國土壤圖( 1 ：400萬) 》。

1962年馬先生與何金海編製了《中國土壤圖（1:400萬）》(草圖) , 在此基礎上於1965年正式編製成國家自然地圖集的《中國土壤圖( 1：1000萬)》。土壤圖中分出了許多旱作土壤類型, 列出了不同地區的水稻土, 確立了耕種土壤在分類和製圖中的地位。

馬先生基於大量的調查研究和對土壤空間分異的科學認識, 先後編製了一幅又一幅更完整的中國土壤圖, 是我國土壤製圖的奠基者。

1.2 土壤區劃

土壤區劃是土壤群體地域劃分的體現, 馬先生是我國土壤區劃的首創者。

早在20世紀30年代, 我國土壤工作者在實際工作中, 根據土壤地理分布規律的複雜性, 進行土壤復區和土壤組合的研究, 馬先生與侯光炯1934年在江西南昌地區調查時, 就提出了土壤復區的概念, 當時命名為土域( so il area)。

50年代初, 馬先生在蘇聯土壤學派的影響下,他與文振旺、汪安球等擬制了第一個全國土壤區劃草案。該草案採用土壤帶和土壤區的區劃系統, 將全國土壤劃分為7個土壤帶, 即灰化土帶、黑鈣土帶、灰鈣土帶、棕色森林土帶、黃壤及紅壤帶和青藏高原山地草甸土帶。繼而根據自然環境或人為作用影響下土壤地理分布組合, 以及土壤在生產利用方面的特點, 將全國劃分為38個土區。

1956年中國科學院自然區劃工作委員會成立,馬先生和文振旺一起承擔土壤區劃任務。新的全國土壤區劃草案將平地土壤和山地土壤分開, 共劃分出9個平地土壤帶和6個山地土壤帶, 續分出55個土區。1958年發表的「以農業發展為目的的土壤區劃的原則」和1959年出版的《中國土壤區劃》(初稿) 是馬先生在土壤區劃研究方面的重要著作, 對當時制定全國綜合自然區劃、全國綜合農業區劃以及農業發展規劃都起到了重要作用。黃秉維先生非常推崇馬先生所做的貢獻。他說: 「1958年3月間, 馬溶之、文振旺、吳征鎰、黃秉維等經過十多天的商討,不但大大修改了1957年所提出的區劃原則和方法,並編製了與黃秉維1957 年方案完全不同的區劃圖。」「應該指出, 綜合自然區劃圖是在氣侯區劃、土壤區劃、植被區劃等項工作的基礎上進行的, 沒有這些基礎, 便不可能編製出中國自然區劃圖。」

1.3 土壤地理分布

馬先生為探索我國土壤的地理分布規律, 曾歷盡艱辛, 幾度深入高原、邊區和僻壤, 作了大量的調查研究。1956年, 作為奠定中國土壤地理分布模式和理論著作的「中國土壤的地理分布規律」一文問世, 標誌著我國土壤地理研究的新水平。馬先生第一個圖示了歐亞大陸和全國土壤地理分布模式, 從理論上高度概括了歐亞大陸和全國土壤隨熱量與水分的生物氣侯帶和地區而變異的緯度地帶譜和經度地帶譜。這一研究成果在國際上很有影響,雖然此文發表已有半個世紀, 卻仍不失其重要的學術價值。

馬先生對山地土壤的分布特點作了大量研究,建立了中國土被不同水平地帶中的垂直分布規律和垂直結構分類。他指出「山地土壤的垂直區帶(現稱垂直帶)雖然與所在地以北的水平區帶(現稱水平地帶)有類似的特徵, 但是由於山地與平地的地勢特點不同, 水熱情況和植物群落差異很大, 土壤的發育和特徵不一樣, 土壤利用也不相同。一般地說,寒帶與寒溫帶的土壤垂直區帶與其北的水平區帶類同, 而溫帶地區差別較大, 及至亞熱帶、熱帶則幾乎完全不同」。這一認識比前蘇聯И.П.格拉西莫夫把山區土壤歸納為同源、相似和獨特三組的觀點更加明確。

他在1965年發表的「中國山地土壤地理分布規律」一文中, 進一步根據山地的地理位置、形態、走向、地勢高低等因素將全國山地土被按垂直帶譜成分劃分為36種, 用以反映我國這樣一個多山國家的複雜多變的土被的差異。同時按垂直帶譜排列的形式作了具創意的土被結構分類——這在世界上其他國家是罕見的。

劉東生先生非常讚賞馬先生對土壤地理規律的認識和概括能力。他說: 「馬先生在像新疆那樣遼闊的科學空白地區。在當年困難的條件下, 隻身一人, 跑幾條路線, 就能在科學上概括出土壤分類、命名和空間分布的規律性, 他這種善於概括的非凡能力, 真讓我們這些後輩折服。」

我國土壤地理就是這樣在馬先生的領導下, 由分散到集中, 由局部到整體, 由經驗上升為理論的發展過程。

2 中國土壤分類的革新者

土壤分類是根據土壤發生髮展規律對土壤個體所作的科學區分, 是土壤學的核心內容。馬先生是我國土壤分類的不斷革新者。

2.1善於接受新思想

20世紀30~ 40年代, 馬先生和他的同事們, 參照當時美國C.F. 馬伯特土壤分類, 於1941年擬訂我國最早的土壤分類系統, 並在我國初步記述2000多個土系, 為以後的土壤分類奠定了基礎; 50年代馬先生率先吸收前蘇聯土壤分類的經驗, 按地帶性學說和地理髮生學原則, 擬訂了許多新的土類, 其中有西北乾旱區的棕色荒漠土和灰棕荒漠土、東北山前的灰色森林土、華北的褐色土、黃土高原的灰褐土、華中的黃褐土、華南的磚紅壤性紅壤以及高山荒漠土等, 從而豐富了我國土壤分類的內容, 使我國土壤分類走上發生分類的道路; 50年代末, 馬先生參與組織領導了我國以耕地為中心的第一次土壤普查, 他直接感受到土壤在耕種影響下的變化。他在「關於我國土壤分類問題的商榷」一文中, 特彆強調人為作用下耕作土壤的特殊性, 深刻影響著此後的我國耕作土壤分類研究。

2.2 若干土類的創見

馬先生對土壤分類貢獻是多方面的, 其中對乾旱土、紫色土和水稻土的分類研究貢獻最大。

首先, 馬先生長期在天山南北以及甘肅、青海地區工作, 根據他的觀察和研究, 當蘇聯學者認為我國西部的地帶性土壤為灰鈣土的時候, 他在「新疆中部之土壤地理」一文中首先提出了「漠鈣土」的概念, 並進一步劃分出天山南麓的棕漠鈣土和天山北麓的灰漠鈣土。前者為荒漠環境、土壤剖面上無CaCO3 移動, 有機質含量< 0.5% 的乾旱土; 後者為半荒漠環境下, 土壤剖面上CaCO3 弱移動, 有機質量> 0.5% 的乾旱土。以后土壤分類的名稱雖有改變, 但其分類的理念和分類的指標是馬先生首創的。

其次, 關於紫色土,1936年J. 梭頗稱紫色土為紫棕壤, 他說「紫棕壤之顏色、物理性質, 甚至化學性質, 與岩石有直接關係。」И.П.格拉西莫夫說他在世界上沒有見過這種土壤。早在20世紀40年代馬先生根據此種土壤母質所賦予的特有的「紫色」形態, 首次對紫色土進行分類, 將紫色土劃分為鹼性、中性和酸性3個亞類, 並列舉了紫色土的一些土系。像其他岩成土分類一樣, 馬先生將土壤的岩性特徵用於土壤分類的指導思想, 一直沿用至今。

更重要的是, 馬先生對水稻土分類的貢獻。我國有悠久的農業歷史, 人為作用對土壤的影響十分巨大。侯光炯、馬溶之在研究水稻土時注意到水稻土形成與人為灌水的關係,進而將水稻土劃分為淹育、滲育、瀦育和潛育等亞類。1935年侯光炯與馬溶之在英國牛津召開的第三屆國際土壤學大會上宣讀了「江西南昌地區灰化水稻土的形態特點」論文, 提出了 「水稻土」這一特殊的土壤類型 , 從此「水稻土」的名稱傳遍世界。

2.3 推動土壤系統分類

值得提出的是, 1964 年5月, 馬先生在古巴考察時, 得到美國農業部編者的《SoilTaxonomy》(土壤系統分類)原著, 馬先生當時就對趙其國說: 「這本書一定要帶回所組織翻譯, 並儘快研究土壤系統分類, 以便使我國土壤分類與國際分類接軌。」回國後立即組織了翻譯, 這對我國土壤系統分類研究有直接影響。經過20多年的努力, 今天我國土壤系統分類已取得了重大進展, 並在國際上有一定影響, 這與馬先生在土壤分類方面研究的積累和富有預先性的創導是分開不的。

3 對第四紀地質研究的貢獻

馬先生學術思想活躍、知識廣博。他開拓了古土壤學的研究, 並以此來分析第四紀地層的成因類型、古地理環境變遷以及第四紀研究中的重大課題——黃土問題, 從而豐富了第四紀研究的內容。

3.1 開拓古土壤研究

馬先生在「中國土壤的地理分布規律」一文中強調指出, 「我們要研究土壤的地理分布規律, 不但必須研究現階段發生土類的發育規律, 同時還要研究地質時期的土壤發育過程。我們需要認識那些是地質時期的古土壤, 也要研究目前土壤的發育方向」。這表明馬先生很早就認識到研究古土壤的重要性。早在1948 年「土壤剖面之研究及其地文意義」一文中他就論及「古土壤學之研究範圍, 雖可及于堅硬岩層, 但古剖面之保存, 以在未凝固之地層中, 較為完善」。如今我們涉及的黃土高原和下蜀黃土地區的古土壤, 安徽淮北平原、黃淮海平原和太湖地區中的古土壤, 以及皖、贛、湘等地的第四紀古紅土等, 均證實了他的真知灼見。縱觀國外, 如俄羅斯、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紐西蘭和日本等諸多國家的古土壤研究亦印證了這一觀點。馬先生指出:「而那些古土壤, 有的仍然埋藏在地層中, 有的則因為侵蝕而顯露在地表, 形成現階段土壤發育的母質」。顯然, 這就是古土壤分類的雛形, 亦即現在國際古土壤分類四大類型中所指的「埋藏土」和「裸露埋藏土」兩個主要類型。

3.2 闡明古土壤記錄的地理環境信息

古土壤是地理環境變化信息的記錄者。馬先生用土壤發生學觀點研究了第四紀地層, 特別土狀堆積物中或多或少保留著的土壤剖面, 據此推斷古土壤形成的生物氣候條件, 對再造第四紀古地理環境有著重要的作用。他在「對第四紀地層的成因類型和中國第四紀古地理環境的幾點意見」一文中指出, 在早更新世, 中國境內的自然帶已經逐漸形成,大約包括熱帶和亞熱帶森林、溫帶草原和溫帶荒漠等, 但這些自然區帶的界限與現代並不相同。

他根據海南島和雷州半島第三紀玄武岩風化體上發育的磚紅壤和淺海沉積物上發育的磚紅壤性土、廣西寧邕系以上的礫石和鐵磐以及堅實網紋狀紅壤、湘贛第四紀礫石層(湖南的白沙井系)和網紋紅壤, 以及千枚岩上含有鐵礦的風化殼(南昌)、南京的雨花台礫石和紅壤型粘土、成都一帶的雅安礫石和紅壤型粘土、河南的南陽紅壤型粘土等, 說明在早更新世適於紅壤發育的濕潤熱帶和亞熱帶森林氣候地區的界限北可達北緯34°左右, 較晚更新世和現代的範圍廣。

他根據三門系中紅色土(含古褐土剖面) 的分布, 證明當時的紅壤帶以北是溫帶森林和乾燥森林灌木棕壤與褐土帶。由於三門系中紅色土下部古土壤剖面的顏色略紅而土層也厚, 因此, 認為該時期的氣候可能有逐漸向寒冷而乾燥演變的趨向。這個區帶以北的地層中可能由於土壤侵蝕原因尚未發現草原土剖面, 但在內蒙古地區常發現石灰性風化殼, 他推測或許是與草原土的鈣積層有關。在內蒙古、新疆、河西走廊等地, 含石膏礫石層(酒泉礫石、西域礫石、套台礫石等)的存在, 他認為當時這些地區是荒漠地帶的環境。

3.3 揭示第四紀物質的土壤學烙印

馬先生強調, 第四紀堆積物的岩性和成因類型的研究必須考慮到土壤形成過程的作用, 因為無論是何種地質營力所產生的堆積物包括被埋藏的地層因剝蝕而露出地表或海相堆積因地殼上升而變成陸地, 都要受到各種自然因素的綜合影響而形成各種不同的土壤。例如華南沿海的淺海沉積物已經發育到磚紅壤性土階段, 原來海相堆積的特性都已經改變; 又如南京的下蜀黃土堆積, 在鎮江一帶這層的下部仍保留著黃土特性, 即是石灰性黃棕色粉砂壤土, 但是厚約20m的上部, 受濕潤溫暖森林植物條件的影響, 已經發育到黃棕壤階段, 而變成黃色和紅棕色無石灰粘士, 其理化性質和礦物成分都與原來的不同。

馬先生認為, 土壤發生的研究, 對於岩性特性的改變、地層成因類型的劃分和岩層的比較有很大的幫助, 因此, 在各種成因類型中, 既要堅持地質學原則, 也要考慮土壤發生演變的過程。從而幫助解決了20世紀50年代編製中國第四紀沉積物簡圖時,對山區沉積物無法細分的困難。

3.4 提供黃土生成的土壤學依據

馬先生在20世紀30至40年代, 就長期在我國黃土區域進行土壤調查, 對黃土的分布、性態及其生成均有獨到見解, 他的「中國黃土之生成」一文對黃土起源、中國南北「黃土同源」和從黃士古土壤看黃土形成歷史闡述了自己的看法。

馬先生認為歐美黃土的分布常處冰川的邊緣,故外國一些學者曾以其為冰川的產物。在中國西部與西北部, 海拔3000m 以上的高原或高山, 黃土可生成於間冰期, 而在黃河與長江的中下游, 未見末期冰川, 或生成於較老冰川之後, 此種點線分布的高山冰川, 實不能造成如此廣厚的黃土。馬先生認為, 黃土之來源主為蒙新的高氣壓乾燥區, 由風力所搬運,就機械成分而言, 約有90% 系自沙漠區所吹出。

同時, 馬先生提出中國南北「黃土同源」的設想, 將晚更新世黃土概分為華北的馬蘭黃土、華中的下蜀粘土與成都粘土, 以及兩者過渡區的結核性黃土。這種過渡黃土在山東中部、湖北西北部、河南中南部、漢中盆地及隴南山地等處均有分布, 其氣候條件與性態介於馬蘭黃土與下蜀粘土、成都粘土之間,常有紅棕色層與富含砂姜的白色鈣積層, 其上發育有不同於其他黃土區域的褐土和棕壤。因此, 我們認為, 結核性黃土的分出, 不但豐富了黃土研究的內容, 而且對研究暖溫帶的濕潤和半濕潤地區的土壤具有指導意義。

1955年, 馬先生等人考察山西離石縣王家溝黃土剖面時, 發現了第三紀中新世晚期的三趾馬紅粘土層。那裡的三趾馬紅粘土層中雖然化石很少, 但地層剖面出露很好, 有的地方可以看到赭紅色的紅粘土層中夾有暗紫紅色層, 是很厚也更為黏重的粘土層, 既看不到沉積層理, 也看不到岩性的變化, 僅見一些鈣結核。馬先生指著紅粘土中暗紫紅色粘土層明確地說這是「古土壤層」。當時和馬先生一起考察的劉東生先生回憶說: 「這句話給我的印象深刻極了!」 。馬生先的這句話雖未見諸於文章, 但卻傳承下來了, 啟發後來的青年人去探索、去發現、去研究, 最終在20世紀80年代被確認為這是風成沉積中的「古土壤」。這就把乾旱的風成沉積開始時間, 由二、三百萬年, 推前到七、八百萬年。這對於研究黃土的歷史演化有很大意義。

4 從土壤學發展中意識到「人類世」的來臨

如土壤發生學的創立者B.B. 道庫恰耶夫指出的那樣, 通常在自然條件下, 土壤是在五大成土因素的作用下, 朝著一定的方向發展的。但自從人類活動介入後, 其發展方向和過程在不同程度上發生變化。原始人的出現並沒有打亂土壤、植物與動物自然進程, 直至新石器時期, 人類開始畜牧業和種植業, 但其對土壤的影響是微不足道的, 到了青銅器和鐵器時代, 由於人口增加和勞動工具的改進開始對土壤產生影響, 而真正對土壤產生巨大影響的是18世紀工業革命以後。我國是一個古老的農業國, 人為作用對土壤的影響, 其範圍之廣和強度之大是世界上任何國家都無法比擬的。特別是新中國成立之後, 馬先生在20世紀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 投身於耕地土壤普查的實踐, 組織了農業豐產經驗總結, 主持了《水稻豐產的土壤環境》的編著。他開始把土壤研究的注意力從經典的五大成土因素轉移到人為作用和耕作土壤的熟化過程上來, 在學術思想上發生了深刻的變化。

他在總結我國10年( 1949~ 1959)土壤科學成就時指出, 「在我國廣大的土地上, 除了極高的山地和廣大沙漠地區以外, 大部分土壤都或多或少受到不同方式和不同程度的人為影響, 而且隨著社會發展和科學的進步, 人為因素的影響就愈來愈廣泛和深刻。」他接著指出:「耕作土壤受人為因素影響最為深刻, 首先是天然植被為農作物所代替, 並且長期為耕作、施肥、灌溉排水等人為措施所控制, 因而耕作土壤形成過程是在自然條件和人為因素綜合影響下進行的, 而以人為因素為主導, 同時土壤發育方向也起了變化, 不僅量上變化, 而且有質的差別。」

馬先生認為: 1)土壤的耕作改變了成土條件、開墾改變了原生植被、灌溉改變了土壤水分狀況、施肥改變了物質來源等; 2)耕作條件下土壤天然的有機質的合成與分解、礦物質的淋溶與積累, 被人為投入和農作物的收穫所左右; 3)土壤的自然形成過程逐漸被人為熟化(或退化)過程所代替; 4)由於自然條件、耕作制度、耕作方法和土壤特性不同, 人為過程的內容與方式也各有差別。總之, 他認為: 「耕作土壤的形成條件除了自然因素外, 還有人為因素,而當人為因素佔主導地位時, 土壤發育方向發生變化....耕作土壤發育方向有了改變, 土壤形成走上了新階段。」這就是馬先生認識耕作土壤和分類耕作土壤的理論基礎, 同時明確地指出, 在當前人為作用越來強的情況下, 土壤發育進入了新階段。

近年來, P.M. V itousek 等認為: 人類對地球改變是深刻的而且在加劇, 並估計地球表面1 /3 到1 /2 的地球表面已被人類行為改造。諾貝爾獎金得主P.L. Crutzen建議將工業革命以來的人類活動對地球環境深刻影響的時期稱為「人類世」( Anthropocene) 。這些觀點與馬先生的觀點相類似, 而馬先生提出土壤人為發生的觀點比他們早了半個世紀。馬先生從土壤學發展的實踐中比較早地意識到「人類世」的來臨。

5 為國民經濟建設服務的漚心瀝血

馬先生十分關心我國的經濟建設, 滿腔熱情地領導和參加了黃河中游水土保持, 東北、甘青、內蒙古與熱帶、亞熱帶地區的綜合考察, 足跡遍及全國, 考察了各種類型的土壤及其利用, 為不同目的土壤資源開發利用提出了戰略性的意見和因地制宜的措施。

馬先生還在研究黃土高原水土保持方面做出了重要貢獻。他長期從事黃土高原水土保持的調查研究, 20世紀50年代中後期, 他任中國科學院黃河中游水土保持考察隊隊長, 組織中國科學院內外人士進行農、林、牧、水、地質、地貌、土壤、植被、土壤侵蝕和社會經濟等的綜合考察, 在完成自然區劃、農業區劃、經濟區劃的基礎上作出了這一地區水土保持和合理利用土壤資源以及若干小流域土地利用規劃,根據多年經驗提出了一系列以土壤、植物和工程三結合為原則的改土治水措施, 為黃土高原整治提供了科學依據。此後, 馬先生任甘青地區土壤資源調查隊隊長, 通過考察土壤資源, 提出了甘青地區土地資源開發與農牧業發展的建設性意見。

馬先生作為全國土壤普查辦公室的副主任參加和領導了第一次全國土壤普查, 作為技術領導直接負責江蘇省土壤調查, 並派員參加粵、桂、滇、贛、皖、鄂、青的土壤普查, 總結了農民群眾用土、識土和改土的經驗, 提高了農民科學種田的水平, 促進了耕地土壤培肥和改良。雖為土壤地理學家, 馬先生同樣十分重視並親自參加豐產經驗的總結, 他親臨土壤研究所在蘇、鄂、贛、粵的豐產試驗站檢查和督促, 並和陳家坊先生等一起組織和領導了全國勞模——陳永康水稻豐產經驗總結。馬先生十分重視發揮土壤研究所各學科的綜合優勢, 針對生產上存在的實際問題, 在廣泛定位試驗的基礎上, 總結不同氣候- 土壤條件下發展農業生產的途徑和措施。馬先生親自主持編著了《水稻豐產的土壤環境》( 1961) , 作為中國科學院農業豐產叢書之一正式出版。該書科學水平高,生產性強, 沒有任何浮誇和不實之詞, 有實際的參考價值, 深受讀者歡迎。

土壤地理是土壤學中的一個較老分支, 是地球科學重要的組成部分, 它在土壤學為生態環境建設、國土整治和農業可持續發展中起著重要作用。隨著近代物理、化學、遙感技術、信息技術和計算機技術的進步, 極大促進土壤地理的迅速發展。目前, 中國土壤系統分類的建立、人為發生過程(Anthropogen ises)的提出、土壤製圖中3S 技術的應用、SOTER 方法的推行以及土壤全球變化和城市土壤的研究, 都是在馬先生等老一輩土壤學家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

科學是有繼承性的, 既要開拓創新, 又不能忘記傳統, 我們相信, 馬先生所開創的中國土壤地理事業必將後繼有人, 一定會得到更大的發展。

參考文獻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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