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若曾與《安南圖說》略論

鄭若曾（1503—1570），字伯魯，號開陽，江蘇崑山人，明代軍事家和學者。《劍橋中國明代史》認為他是「第一個把注意力特別集中於沿海地區的地理學家」。據《崑新合志·文苑傳》載，鄭若曾「幼有經世志，凡天文、地輿、山經、海籍靡不得其端委」；所著諸書，非空言無補之學，「皆切實經濟，不以文詞為功也」，明代南都四君子之一的魏校「最器重之」。

嘉靖時期，鄭若曾以貢生身份兩次參加科舉會試，均名落孫山。後遂放棄科舉仕途，歸鄉潛心於學術，寄託大志，尤傾情海疆，關注周邊，著述頗豐。他曾作為胡宗憲的幕僚，參加了嘉靖年間的抗倭鬥爭，《江南通志》載：「嘉靖中，島寇擾東南，總制胡宗憲、大帥戚繼光皆重若曾才，事多諮決。」《四庫全書》的編纂者也認為，鄭若曾「雖不大用，而佐胡宗憲幕平倭寇有功」，都承認了他對於抗倭鬥爭的貢獻。

鄭若曾見聞淵博，一生著作甚多。《籌海圖編》是其最為人熟知的作品，頗具價值，也得到學界較多的關注和研究。有學者稱該書是「我國歷史上重要的海防專著，是研究軍事史、海防史、中日交通史不可多得的寶貴文獻」。學界對於鄭若曾《籌海圖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個方面：其一，該書的作者究竟是鄭若曾還是胡宗憲；其二，《籌海圖編》所反映的明代海防思想、海權觀念；其三，《籌海圖編》中作者對日本的認識和研究。

除《籌海圖編》外，鄭若曾還有其他一些作品傳世，記載和研究範圍涉及明代中國周邊的日本、朝鮮、安南、琉球等國家。但與《籌海圖編》相比，這些作品長期以來未得到學界的重視，《安南圖說》（以下簡稱《圖說》）便是其中之一種。鄭若曾對越南的認識和研究，主要反映在《圖說》中，其成書情況和史料價值鮮有人論及。

一、《圖說》的成書、版本及流傳

近年來，我們曾努力發掘鄭若曾與《圖說》的相關史料，目前尚未發現鄭若曾為其《圖說》撰寫過序或跋，難於據此斷定《圖說》成書和刊刻的具體年代。從已掌握的資料看，《圖說》的成書和最初刊刻的時間，應為明嘉靖四十年（1561）到隆慶三年（1569）間。明人林潤於隆慶三年春，為鄭若曾所著《朝鮮圖說》、《琉球圖說》和《安南圖說》合寫有序文一篇。林潤是嘉靖、隆慶時期的大臣，尤以彈劾嚴嵩父子而聞名，《明史》曾評價：「世蕃之誅，發於鄒應龍，成於林潤」。林潤在該序文中記述：「崑山鄭子伯魯，博學卓識士也。往歲島寇出其素蘊，著《籌海圖編》等書，梅林胡公刊行浙右。其經略一編予，復評次授梓，茲又以朝鮮、琉球、安南諸國圖說示予……不揣固陋，輒加校訂，屬吳郡付諸梨棗，用書數語於末簡。」從這段敘述中可以得知：其一，鄭若曾著述刊行的先後順序大致是，一些早期作品如《籌海圖編》等，主要是依靠當時抗倭有功的胡宗憲得以刊行；胡宗憲被罷官以後相對較晚的作品如《江南經略》等作品則依靠當時任應天巡撫的林潤刊行，《朝鮮圖說》、《琉球圖說》和《安南圖說》，即由林潤付梓。《圖說》成書的時間，當晚於《籌海圖編》。《籌海圖編》鄭若曾自序寫於嘉靖辛酉冬十有二月，即嘉靖四十年（1561），因此《圖說》的成書上限時間，不應早於1561年。其二，鄭若曾在完成《圖說》後，將其與《朝鮮圖說》和《琉球圖說》一併呈林潤閱覽。林潤作序的時間為隆慶三年（1569），所以《圖說》寫作的時間應不晚於1569年。

鄭若曾完成《圖說》以後，自明至清該書經歷了數次刻印和出版，大致形成了四個主要的版本：

其一，隆慶年間刊刻本。這是現知《圖說》最早的刻本，應是與《朝鮮圖說》和《琉球圖說》「三說」合刻本。該本有林潤於隆慶三年作序。遺憾的是該本可能已佚。從保留下來的林序得知，林潤與鄭若曾頗有淵源，幫鄭氏刊行《江南經略》。林氏對鄭若曾的《安南圖說》、《朝鮮圖說》和《琉球圖說》頗為讚賞，認為是「經緯廟堂之書，非祗以攬勝概、考風俗而已」，遂合為一帙刊行。後來，鄭氏後人鄭起泓在康熙年間重刻鄭若曾的若干著述中也提到：「朝鮮、琉球、安南諸國各有圖說一卷，向為林大中丞手訂合刻版。」

其二，康熙三十七年（1698）刻本，也是「三說」合刻本之一種。此本是鄭若曾五世孫鄭起泓及其子鄭定遠於清康熙三十七年，據家藏林潤舊本重刻。該本封面題《朝鮮圖說琉球圖說安南圖說》，有「本衙藏板」字樣，在保留林潤舊序的同時，又於前錄有鄭氏族人鄭駰康熙三十七年序，於後附有鄭起泓和鄭定遠在康熙三十二年（1693）的跋文兩篇。該本所收《圖說》，開篇有「安南圖說目」，羅列《圖說》篇目，並有「崑山鄭若曾伯魯著，男應龍左卿、一鸞音卿校，五世孫起泓、男定遠重訂，孫肇熹、發祥校字」字樣。正文十行二十字，白口，四周雙邊。該本現藏於中國國家圖書館古籍館和日本早稻田大學圖書館。網上還可查到印有「中央民族學院圖書館藏書」章字樣的該版本的電子版，內容也較為完整，但從中央民族大學圖書館查詢，現未見著錄此書，不知該電子版所據原書現藏何處。

其三，康熙年間收入《鄭開陽先生雜著》的刻本。康熙年間，由鄭氏後人鄭起泓及鄭定遠父子據鄭若曾舊著重新編輯《鄭開陽先生雜著》（以下簡稱《雜著》），包括《萬裏海防圖論》二卷、《江防圖考》一卷、《日本圖纂》一卷、《朝鮮圖說》一卷、《安南圖說》一卷、《琉球圖說》一卷、《海防一覽圖》一卷、《海運全圖》一卷、《黃河圖議》一卷、《蘇鬆浮糧議》一卷」，也是鄭若曾的一部作品合集。

《雜著》在康熙年間或曾多次刊刻。《中國兵書總目》（以下簡稱《總目》）雲，國內現有三個不同年份刻本：其一，為康熙三十年（1691）刻本；其二，為康熙三十二年（1693）刻本；其三，為康熙三十九年（1700）刻本。此幾個版本未曾全部尋得面睹，不便妄議。

復旦大學圖書館藏有《總目》中提到的《雜著》康熙三十年刻本。《總目》和復旦大學圖書館對該書刊行年份的著錄或有誤，該本完整印本應在康熙四十年（1701）後刊刻。該本《雜著》中載有多篇序和跋，從其內容及寫作時間看，鄭起泓父子編訂《雜著》經歷了一個相當長的時間，其中最晚的《江防圖考》跋文作於康熙辛巳年，即康熙四十年（1701）。

由此看來，鄭氏父子所編《雜著》的成書時間應晚於或即康熙四十年（1701）。據此推斷，此版《雜著》應是在1701年後刻印的。單就其中所收的《圖說》來看，與康熙三十七年「三說」刻本比較，可見二者在板式和內容幾乎完全一致，均為十行二十字，白口，四周雙邊。僅「安南圖說目」中所提及校字者名字有所不同，康熙三十七年本題為「孫肇熹、發祥校字」，康熙四十年以後本則題為「孫耀、有楨校字」。

其四，乾隆年間的四庫本《雜著》收錄的《圖說》抄本。乾隆年間，下詔修纂《四庫全書》（以下簡稱《四庫》），《雜著》作為史部地理類邊防之屬被收入其中。與康熙本的《雜著》對比，《四庫》本的《雜著》主要發生了三點變化：首先，書名由《鄭開陽先生雜著》簡略為《鄭開陽雜著》；其次，刪去康熙本《雜著》中所保留的明清兩代的所有序文、引文和跋文，另有簡要的《鄭開陽雜著提要》一篇附於《雜著》之首；最後，將原本各自獨立的十種作品編輯成11卷。僅就《圖說》而言，則刪除「安南圖說目」中的內容和鄭起泓父子所作的兩篇跋文，並將《圖說》編排為《雜著》中的第六卷。

可以說，《圖說》在明清兩代有一定影響，至少有了三次刻印和一個《四庫》抄本。大致可以歸納為兩個系統：其一，是稍早的「三說」合刻本，如明隆慶本和清康熙三十七年刻本；其二，是收入《鄭開陽雜著》中的《圖說》，如康熙四十年或其後刻本和《四庫》抄本。

據已搜集的資料看，自鄭若曾完成《圖說》後，該書的流傳大致經歷幾個階段：

第一階段始於明嘉靖、隆慶時期鄭若曾完成《圖說》，終於清康熙四十年（1701）鄭起泓父子編成《鄭開陽先生雜著》之前。這一階段，《圖說》可能主要以「三說」合刻本的形式流傳，並在刊行後即已產生影響。如成書稍晚的鄧鐘的《安南圖志》中載有「安南圖」一幅，其與《圖說》中的「安南國圖」極為相似，很有可能是鄧鍾參考了《圖說》中的輿圖。根據鄭起泓在《重刊朝鮮、琉球、安南圖說跋》中所記明末著名的藏書家毛晉也曾在鄭氏家中見過該書，並對其「欣賞倍常，亟欲校梓行世，會毛君疾卒未果」。

自康熙年間《雜著》編成到乾隆時期《雜著》被收入《四庫》以前，是為《圖說》流傳的第二階段。此階段由於鄭氏後人編成了《雜著》，使得《雜著》本的《圖說》開始出現並有了較廣泛的流傳。同時，「三說」合刻本仍在流傳。此外，《圖說》可能還有單獨成冊的版本流傳。《四庫》編修時，曾向全國廣徵書籍，由《四庫全書總目》可知，當時共收到了到兩個版本的《安南圖說》：一為當時浙江巡撫采進本，應為《雜著》本的《圖說》；一為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圖說》一卷本。范氏的後人在其進呈書目中也曾提到此書，言范懋柱曾向乾隆進呈有《安南圖說》一卷，但並沒有具體說明一卷本《圖說》的版本。另《四庫全書總目》中曾說到《雜著》諸編原「各自為書」，應也包括了《圖說》。由此我們推測，《圖說》在成書以後，不僅有合刻本的《圖說》和《雜著》本的《圖說》傳世，可能還有單獨成冊的版本或抄本在民間流傳，後為天一閣收藏並進獻朝廷。

自《四庫》編成以後至於現今，是《圖說》流傳的第三階段。由於《四庫》的編者收錄《雜著》本，使得《雜著》本的《圖說》得到了進一步刊印和流傳，而其他版本的《圖說》則逐漸減少。《四庫》編成以後，《圖說》又有至少四次出版，均為影印的《雜著》本的《圖說》：第一，南京國學圖書館陶風樓於民國二十一年（1932）據館藏寫本影印的《雜著》本《圖說》，張秀民先生在《中越關係書目（國人著述）》一文中所提到的《圖說》便是陶風樓影印本。第二，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於1971年影印出版的《雜著》本《圖說》。該書在版權頁雖標明其是根據清康熙三十一年版本影印，但其內容卻與陶風樓本相一致，且在書前有「壬申夏六月陶風樓影印」字樣，書後則附有柳詒徵所寫跋文一篇，很可能是民國二十一年本的影印本。第三，台北商務出版館於1983年影印文淵閣本《四庫全書》中的《雜著》本《圖說》。第四，是中央編譯出版社於2011年出版的《邊疆邊務資料初編·西南邊務》（以下簡稱《西南邊務》）中收錄的《圖說》影印本。在《西南邊務》中，不知因何原因《圖說》被更名為《安南圖考》，但從其內容來看則與《圖說》完全一致，且頁面左側有「鄭開陽雜著」的字樣，當為影印《雜著》本《圖說》。另從事南海史地研究的知名學者陳佳榮先生的《中國古代海外交通史料匯總》，曾提及鄭若曾有《安南圖志》和《安南圖說》二種，或為誤錄。

由於鄭若曾的稿本難於見到，而較早的明代隆慶刻本又已經散佚，經歷了康熙年間鄭若曾後人和乾隆年間史官數次編訂、重刊和審查之後，《圖說》是否還能保留鄭若曾剛完成時的原貌呢？我們認為答案應是肯定的。首先，《圖說》在康熙年間雖然經歷了數次編訂和重刊，但其編訂者均是鄭若曾的後世子孫，是鄭若曾著作的積極維護者和正名者，他們當會維持《圖說》原狀。明天啟年間，胡宗憲的後人胡維極對《籌海圖編》進行重刻，將作者篡改為胡宗憲。後來，正是《雜著》的編訂者鄭起泓等人於康熙年間又重刻《籌海圖編》，恢復了鄭若曾的作者名譽。其次，到乾隆時期嚴格審查圖書時，《圖說》無涉及清朝的違禁話題，且乾隆時期也較為重視安南問題，曾起複錢大昕等人研究安南史事以備顧問，按照編輯原則，《四庫》的編者除刪去一些序跋外，也會保留《圖說》的基本原貌。

由於中國很早就產生了關注和研究周邊地區與國家的悠久歷史傳統，宋代以降，關於越南研究的成果不斷增多，加上中越關係不斷變動的影響，明清兩代，中國學者記載和研究越南的著述有較多湧現，如李文鳳的《越嶠書》、張鏡心的《馭交記》、徐延旭的《越南輯略》和盛慶紱的《越南地輿圖說》，都是很有價值的著述。尤其是《越嶠書》和《馭交記》，記述明代越南和中越關係史事甚為詳實，內容宏富。鄭若曾的《圖說》雖僅有一卷，篇幅有限，但作為長期留心於周邊國家和地區研究的明代學者之一，其著述也應引起今天越南研究學界的關注。

二、《圖說》編撰的緣起

現存各版本《圖說》無鄭若曾的序跋等相關信息，無法直接獲知鄭若曾編撰該書的初衷。在此，我們主要通過鄭若曾生活的時代背景和其家學淵源作一些簡略的分析，來探討《圖說》編撰的緣起。據學界已有的研究，鄭若曾作為胡宗憲的幕僚之一，參與過中國東南沿海的抗倭活動，尚未見其在與安南接壤的中國西南地區活動的經歷，可能他與安南並無直接的聯繫。我們推斷鄭若曾之所以研究安南，一是其長期有關注周邊國家和地區、關注海疆的興趣使然；二是當時發生的一些中越交往的事件，引發了他對安南的關注；三是其先人早就有關注和記載安南的傳統，對他也會產生一定的影響。我們試從此三方面略作分析：

1.嘉靖「問罪」安南事件

明朝嘉靖年間，中越交往中發生了一件震動朝野的事件，即嘉靖皇帝問罪安南莫氏。自宣德年間明朝棄置交阯郡縣以後，黎利於1427年在越南建立黎朝，史稱後黎。後黎朝雖曾有東西對峙、南北分裂，戰爭連綿，仍在名義上一直延續至1789年。黎朝建立以後，歷太祖、太宗和仁宗三代，到聖宗（1460—1497）時期瀕於鼎盛。自聖宗以後，黎朝開始內亂不斷，尤其是在威穆帝以後國家因皇位之爭，陷入長期的內戰中，整個越南處於一個動蕩的歷史時期。到明朝嘉靖初年，越南權臣莫登庸逐漸在內戰中崛起，逐步掌握了國家大權。他先後殺死了黎昭宗和恭皇兄弟，取黎朝而代之，建立了越南歷史上的莫朝（1527—1592）。但此時期，黎氏的後裔和功臣仍具有相當的實力，他們在越南各地舉兵起事，莫氏的統治實際並不穩定。

安南此時由於陷入了長期的內戰，對中國的朝貢一度處於中斷的狀態，連明朝派往安南的使者也因戰亂而無法到達，如嘉靖皇帝即位之時就曾「遣使詔諭安南，以道路梗阻未達」。到嘉靖十五年（1536），這種狀況最終引起了明朝君臣的不滿。當時的禮部尚書夏言首先向嘉靖皇帝上書，認為「安南不修職貢且二十年……宜遣官按問，求罪人主名以行天討」，嘉靖帝也認為「安南詔使不通，又久不入貢，叛逆昭然」，遂起了征討安南之意。到嘉靖十八年（1539），嘉靖帝以咸寧侯仇鸞為帥、尚書毛伯溫為督師，南征安南，問罪於莫氏。後來，經過中越雙方的反覆交涉，最終以莫登庸親自到鎮南關請罪，降安南國王為安南都統使了結此事，避免了一場戰禍。但是，嘉靖問罪安南莫氏這一事件，從嘉靖十五年夏言上書征討安南到嘉靖二十年（1541）降封莫氏為安南都統使，前後持續六年，引起了明朝朝野上下對安南的關注和興趣，李文鳳就因此事而作《越嶠書》。李文鳳在《越嶠書》的序文中曾提到，他因為征討安南之議「迄今數年矣，顧安南建置興廢之由，散在載籍，議者或病於考焉。鳳因政暇，乃取而詮次之，得二十卷」。鄭若曾可能與李文鳳相似，出於對嘉靖征安南之議的關注，引發了他對南鄰安南的興趣，才有了《圖說》的撰寫。《四庫全書總目》也認為，「若曾時距莫登庸事未遠，故籌畫邊防，倂及安南」。

2.嘉靖壬子倭亂的歷史教訓

明朝建立之初便時常受到來自海外的倭寇侵擾，日本學者田中健夫曾寫道：「從洪武元年起太祖在位的三十一年期間，幾乎沒有哪一年不見有倭寇的記載」。到嘉靖壬子（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以後，由於王直等海商、海盜勢力逐漸與倭寇相勾結，倭寇的侵擾日益加劇，對中國的沿海地區造成了極大地威脅與破壞，鄭若曾在《籌海圖編》中曾指出：「壬子以來，倭之變極也」。而田中健夫也認為：「從嘉靖三十一年入寇浙江起，到嘉靖三十五年止，倭寇活動最為猖獗。」鑒於當時倭寇日益猖獗的這種形勢，明政府一改朱紈死後海防廢弛的狀況，開始認真籌劃海防以應對倭亂。當明政府真正開始應對倭亂時，卻發現自己對倭情知之甚少。鄭若曾在《籌海圖編》序文中就提到，當時對日本「記載蔑如，無所從得。僅有《日本考略》，而掛纖漏鉅，無關成敗，咸以為恨」。嘉靖壬子倭亂，使得鄭若曾等一批士大夫認識到，僅僅厲行海禁，專註於自身沿海的治理是不夠的，更應該放眼海外，了解「夷情」，知己知彼，才能保證海防的安全，「毋復令後人之恨今也」，因此也就有了鄭若曾的《籌海圖編》的誕生。

《籌海圖編》一書關注到了中國沿海地區和日本一國的情勢，而當時中國的沿海地區北通朝鮮海岸，東至琉球諸島，南連越南沿海，如果沒有對越南、琉球、朝鮮等海外諸國的認知，是不利於從整體上把握中國沿海的海防情勢的。或許正是為了彌補《籌海圖編》對越南、朝鮮等國情況少有載錄的缺憾，鄭若曾又相繼作《朝鮮圖說》、《安南圖說》、《琉球圖說》諸書，對中國沿海的周邊各國加以文字的記述和考證，分附輿圖。由此推知，嘉靖壬子倭亂所帶來的沉痛歷史教訓也應是鄭若曾關注越南，編撰《圖說》的因素之一。

3.鄭氏家族的家學淵源

除了上述兩點因素以外，鄭若曾的家學淵源可能也是其編撰《安南圖說》的重要原因。據鄭若曾後人鄭定遠所撰的《先六世祖貞孝先生事述》記載，鄭若曾祖籍開封，其先祖為北宋時期的相國鄭居中，歷封崇、宿、燕三國公，進爵畢原郡王。北宋滅亡以後，鄭居中之子資政殿學士鄭憶年隨趙氏南遷，南宋朝廷因此「賜第昆之通德坊」，鄭氏家族遂定居崑山。後來，鄭憶年之子鄭准、鄭竦也並封崑山開國男。明朝建立以後，鄭氏的後世子孫又「皆以理學著聲洪、永間」。鄭若曾深受家學傳統的影響，成長於書香門第之家，其六世孫鄭定遠曾贊他「夙承家學，自幼以天下為己任」。

鄭氏家族早有關注越南的家學傳統。早在南宋時期，鄭氏家族的鄭竦曾在景定年間奉敕經略桂嶺，臨近安南。可能是因此機緣，鄭竦著有《鄭韶州紀略》一篇，又名《韶州紀略》，記述安南國內的政治、經濟和風俗等各項事宜。張秀民先生在《安南書目提要》一文中稱此書為《安南紀略》，認為其「似作於宋寧宗嘉定時，為宋人記載安南之僅存者」，對其給予很高的評價。鄭竦《韶州紀略》篇幅不大，內容卻頗具價值，可補范成大《桂海虞衡志》、周去非《嶺外代答》等宋人著述之關於安南的不足。由於受到先人的影響，鄭若曾可能很早就閱讀過一些與安南有關的著作，為其後來編撰《圖說》奠定了良好的基礎。《圖說》的最後，鄭若曾還特意附錄《鄭韶州紀略》，似乎也是在表明鄭氏家族關注安南的家學淵源。

綜上所述，很可能嘉靖問罪莫氏事件引發了鄭若曾對越南的關注，而嘉靖壬子倭亂中對日本所知甚少的沉痛教訓，又促使鄭若曾去積極關注包括越南在內的與中國有海域相接的海外諸國，鄭氏家族對安南研究的家學淵源，則為鄭若曾研究安南奠定了一個良好的基礎，在此基礎之上才有了《圖說》的問世。

三、《圖說》的體例和內容

《圖說》共一卷，約萬字左右。從體例上來看，《圖說》以圖置卷首，以文釋圖，專記安南一域之事。其文字所載，包括歷史沿革、政治興衰、民間風俗、地方土產，具有私纂方誌類著述的特點。

《圖說》全書分為安南國圖、安南考、世紀、疆域、郡邑、偽制、古迹、風俗、土產、國朝至安南道路、本朝貢式、制限進貢方物和附錄鄭韶州紀略13門類。從其內容和形式看，《圖說》主要可以分為三部分：越南輿圖、文字記載、附錄。現略作評述如下：

1.輿圖部分

鄭若曾賡續中國史學傳統，重視輿圖的價值，在他的作品中不少都附有相關的輿地圖頁。在《籌海圖編》中，他把收錄圖籍作為經略海上的重要舉措之一，認為「不按圖籍，不可以知厄塞，不審形勢，不可以施經略」。在論述收錄圖籍一法時，鄭若曾主要借鑒了唐順之籌邊御虜、重視圖籍的思想，認為圖籍是「今日東南籌海，尤不可忽焉者也」。所以，《籌海圖編》的編撰，「首之以輿地諸圖」。編撰《圖說》時，鄭若曾也很重視輿圖的作用，將「安南國圖」一幅，置於全書的卷首。該圖北接中國，西到寮國，東臨南海，南至占城，描述了當時安南王國的大體地理面貌。圖中簡略繪有安南的山川河流、府縣城池、沿海形勢，且和中國的東南沿海相銜接，成為中國沿海輿圖的一種延伸和補充，有利於當時的人們更為全面的了解和掌握中國沿海及周邊的地理形勢。

《圖說》中該幅「安南國圖」的來源，鄭若曾並未做出明確的交待。該圖有可能是鄭若曾根據自己對安南的所聞所知繪製的。該圖的繪製遵循了鄭若曾製圖「計里畫方」的原則。鄭氏在《籌海圖編》中提到：他因感「世之圖此者，類齊直畫一，徒取觀美，不知圖與地別」的弊病，而「略仿元儒朱思本及近日念庵公洪先廣輿圖計里畫方之法」而繪製地圖。《圖說》中的這幅「安南國圖」也採用了「計里畫方」之法，圖中陸地部分皆繪有方格，且在圖右側標明每方為百里。該圖繪有「廣南」一地，據越南官修正史《大越史記全書》載，「廣南」最早出現於黎聖宗洪德二年（1471）。聖宗親徵佔城大獲全勝，「以占城地置為廣南承宣」。後來，阮朝《大南一統志》也說：「黎聖尊親徵佔城克之，拓地至石碑山，設廣南承宣。」《圖說》中既然繪有越南「廣南」一地，其所描繪的當是1471年後的安南。

2.文字部分

《圖說》的文字部分按其所記載內容不同，大致可分為四部分。首先，是記述安南歷史和政治的內容，主要在「安南考」和「世紀」兩篇目中。前者的內容注重考察安南的歷史源流，上起唐虞五代的上古時期，下到嘉靖時期降封莫氏為安南都統使，簡略記述了安南地區數千年的歷史。後者「世紀考」的內容也記述安南歷史，與「安南考」的記述有所重合，所記內容詳於「安南考」。「世紀考」紀事，起自越南陳朝的陳太宗，終於莫朝時期，涉及明朝建立後越南陳、後黎、莫三朝的歷史，也涉及中越關係的發展和變化。可見「安南考」試圖勾勒起自上古的越南歷史，而「世紀考」記述的是與明朝相關的越南各朝的歷史。

其次，是記述安南的自然地理和政區地理的狀況，主要在「疆域」、「郡邑」和「偽制」三篇目中。《圖說》對越南自然地理的記述非常簡略，疆域部分收錄越南主要的名山、江河、湖泊的名稱和一些具體的地理狀況，其中又以明洪武時期祭祀的一些安南山川為詳。郡邑部分記載屬明時期，明朝在安南設立地方行政區劃的狀況。據其所載，宣德二年（1427）以前，明朝在安南設立承宣布政使、按察使、都指揮使三司，下轄17府，5州，府州之下還設有屬州和縣。偽制部分記述莫朝時期的行政區劃，其載莫朝時越南有東西兩都，另有古齋為莫登庸居所，地方上則分為十三道，各設承政司、憲察司、總兵司。到嘉靖二十年（1541），莫登庸「歸附」後，又在十三路各加設宣撫司一員，名義上「通隸廣西布政司」。

再次，是越南的風俗物產狀況，分記在「古迹」、「風俗」和「土產」當中。古迹主要記述一些古迹遺址，如安陽王時期的古螺城，《圖說》中稱為越王城；東漢馬援所築望海城、所立銅柱；唐朝張伯儀所築大羅城等等。風俗部分所記較為簡單，記述了安南人的一些風俗習慣，如檳榔待客、椎髻剪髮等風俗。還指出了安南的地域文化特點，認為「交愛人倜儻好謀，驩演人淳秀有華風，文學則驩演為盛」。土產部分則記述各種物產，不一一列舉。

最後，是記述中越交通的部分，包括三部分：一是國朝至安南道路；二是本朝貢式；三是制限進貢方物，內容都與中越交往密切相關。道路記述從中國進入越南的廣西道、雲南道和廣東道，廣西和雲南兩道以陸路為主，廣東道則以水路為主，兼記越南沿海海口、海港狀況。這一部分的內容，也見載於其他多種明代文獻，與諸如李文鳳的《越嶠書》所記的入交道路有許多相似的地方，可能鄭若曾在編撰《圖說》過程中，參考了《越嶠書》或其他文獻的內容。在本朝貢式和制限進貢方物兩部分中，則主要記述了越南進入中國的貢道、貢期、貢例和進貢的主要物品等等，對朝貢制度作了介紹。

3.附錄部分

《圖說》的附錄部分為鄭竦的《鄭韶州紀略》（以下簡稱《紀略》）。《紀略》篇幅短，僅千餘字，前有鄭竦的簡介。張秀民先生認為，鄭竦其人不見於《宋史》等書，只存於《圖說》之中，可能失考。鄭若曾六世孫鄭定遠作《先六世祖貞孝先生事述》中也曾提到鄭竦，說他是鄭氏家族遷居崑山的第二代祖，與《紀略》中所云一致。從鄭竦生平的有限記載中，我們得知他曾經在景定年間奉敕經略桂嶺，這一經歷與《桂海虞衡志》和《嶺外代答》的作者經歷相似，可能正是這段經歷導致了他寫作《紀略》。《紀略》對越南的政治歷史的敘述簡略，但對其風土人情的記述較細緻。可能也正是由於此原因，鄭若曾在《圖說》中對安南風俗的記述僅寥寥數筆，並言「其餘詳見紀略」。關於《紀略》，張秀民在《安南書目提要》一文中有較為細緻的介紹和較高評價。

四、關於《圖說》的史料價值

《圖說》是鄭若曾研究越南的主要著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明代中後期中國封建士大夫階層對越南的認識和理解，也是士大夫對嘉靖以來中國東南沿海海防危機的一種積極反應。許雲樵在《南洋文獻敘錄長編》中曾提到《圖說》，認為該書是研究南洋地區的文獻之一。張秀民在《安南書目提要》和《中越關係書目》中也多次提到《圖說》，認為該書是研究越南和中越關係的重要文獻。顧海編著的《東南亞古代史中文文獻提要》也對《圖說》有所介紹，但均無細論。我們認為，可從幾個方面來認識《圖說》的史料價值。

1.《圖說》在明代專志越南諸書中的地位

越南歷史上有長達千餘年的「郡縣時代」，那時其地屬中國南部邊陲。所以，中國在宋代初年越南建立獨立封建王朝以前，基本少有研究越南的專門著述出現，與越南相關的記載與研究大多散見於各種典籍之中，如《史記》中有關越南的記載多在歷代帝王本紀和列傳之中零散分布，而《水經注》中相關的記載則散見於《溫水》、《葉榆河》、《斤江水和江以南至日南郡二十水》等諸條目中。直到元代，中國才開始出現少量與越南相關的專門著述，如曾出使越南的元人徐明善所著的《天南行記》（又名《安南行記》）和安南陳朝降人黎崱的《安南志略》等。到了明朝時期，這種情況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中國湧現出了一大批專志越南的著述，如黃福《奉使安南水程日記》、丘浚《平定交南錄》、李文鳳《越嶠書》、梁天錫《安南來威圖冊》與《安南輯略》、方民悅《交黎剿撫事略》、王世貞《安南傳》、鄧鍾《安南圖志》、佚名《安南棄守本末》、張鏡心《馭交記》等等。

明代志越南諸書中，《圖說》有其一定的價值和地位。首先，《圖說》是不多見的從中國海防需要的角度來研究越南的著述。鄭若曾編撰《圖說》一書在很大程度上是吸取了嘉靖壬子倭亂歷史教訓的結果，其關注和研究越南等周邊國家的最終目的是為中國海防需要服務。而明代其他記載和研究越南的著述則與《圖說》有所不同，多受中越邦交一些重大政治事件影響，如黃福和丘浚皆因明成祖征安南而有所著述、李文鳳則因嘉靖問罪安南莫氏而編成《越嶠書》、鄧鍾則為平定莫氏竄入中國境內的殘黨而作《安南圖志》。另外，鄧鍾《安南圖志》成書晚於《圖說》，所記載的範圍和內容都與《圖說》有所不同，主要收入了葉向高的《安南考》和俞大猷的《平交圖說》。張鏡心主要為治理兩廣而著《馭交記》，他的主要目的是為了安定陸疆和處理中越宗藩關係，基本上沒有著眼於中國的海疆和海防。

其次，《圖說》雖僅有一卷，卻對越南進行了比較全面的考察。明代專志越南的著述大多側重於記述和研究越南某一方面的內容，如黃福的《奉使安南水程日記》主要側重於從南京到安南路線經過，丘浚的《平定交南錄》則專記張輔平定安南的事迹，張鏡心的《馭交記》則主要側重於中越關係的考察。與其他著述相比，《圖說》篇幅有限，卻涉及了越南歷史沿革、自然地理、行政區劃、政治制度、古迹、風俗、土產、交通和中越宗藩關係等多個方面的內容，是明代記載越南較為系統的少數著述之一。

最後，《圖說》卷首所載的「安南國圖」是現知明代專志安南諸書中較早繪製有安南全國性地圖的著述，也可能是現存中國史籍當中較早繪製有此類地圖的著述之一。此圖按照「計里畫方，每方百里」的原則，對安南國的自然地理和政區地理都進行了描繪。在自然地理方面，如一些名山大川和沿近海的海門島嶼；在政區地理方面繪製了安南的東西兩都、十三承政及下轄的府縣、關隘，勾勒出16世紀左右安南王國的基本地理面貌，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當時中國士大夫階層對安南地理知識的了解程度。

「安南國圖」對沿海形勢的描繪，從北至南依次是白藤海、安陽海口、塗山海口、素魚海口、太平海口、望瀛海口、神符海口、靈場海口、大乾海口、雙魚海口、北平海口、小長沙海口，止於順化承政和廣南承政之間的大長沙海口。圖中繪製的一些島嶼有烏雷山、風山、雲屯、彼封、雙筋等。這些島嶼多在安陽海口以北，只有雙筋一島稍微靠南，在望瀛海口附近。與鄧鍾《安南圖志》所繪島嶼略有差異。順化和廣南是後黎朝新開闢的南部邊陲之地，與占城相接，所以越南版圖止於廣南。圖中在乂安承政以南沿海沒有繪製任何島嶼。當時的越南僅具有淡漠的沿海海口防守、交通和貿易意識，並未關注到遠海島嶼。越南古代的這種海洋意識，直到19世紀依然如此。

2.《圖說》史料的因襲

從《圖說》史料的因襲來看，其史料的來源更加多元化，為後人保留了不少研究越南可資參考的史料。《越嶠書》和《馭交記》的史料多因襲中國歷代官修正史和實錄，而《圖說》與其則有所不同，不僅吸收了中國歷代正史的一些記載，還採納了許多私人著述的觀點。《四庫》的編者就認為《圖說》是「諮訪考究得其實據，非剽掇史傳以成書，與書生紙上之談固有殊焉」。

越南丁朝建立以後，其開國之君丁部領曾遣使於宋，遂與宋朝建立宗藩關係。在確立宗藩關係後，宋朝為示對丁氏的恩寵，在賜予其「靜海軍節度使」的傳統封號之後，又加賜「交阯郡王」的封號。但在中國史籍記載中，關於宋廷最初冊封「交阯郡王」者，究竟是丁部領還是其子丁璉，卻多有出入。明代的《越嶠書》和《馭交記》與《宋史》的記載基本一致。《宋史》載為：「開寶八年，朝廷議崇寵部領，降制曰：『……可授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封交阯郡王』。」《越嶠書》記為：

「（開寶）八年五月，供金帛、犀角、象牙、香茶。八月七日，制封璉父部領為交阯郡王……」《馭交記》記為：

「（開寶）八年，再奉貢，褒其父部領封交阯郡王。」

鄭若曾在《圖說》中的說法卻是：「宋既平嶺表，封其子丁璉為交阯郡王。」這與上述三書記載有所不同，卻與沈括在《夢溪筆談》的記載十分相似，沈括在《夢溪筆談》中曾提及：「國朝開寶六年，璉初歸附，授靜海軍節度使。八年，封交阯郡王。」可見，鄭若曾編撰《圖說》很可能參考了較《宋史》成書要早得多的《夢溪筆談》的觀點。

又如在越南陳太宗日煚的身世問題上，《圖說》中的記載也與中越正史的記載有所出入，據越南官修正史《大越史記全書》關於陳太宗的記載是：「帝之先世閩人或曰桂林人。有名京者，來居天長即墨鄉……」按《全書》所述，陳太宗祖先為中國人，後來陳京遷居越南即墨。而《圖說》則記為：「陳日煚者，本福州長樂人謝升卿也，宋末殺人，變姓名之安南，會應試居首，遂為國婿，襲有爵土。」此記載與宋人周密所撰的《齊東野語》中的記載相一致：「安南國王陳日煚者，本福州長樂邑人，姓名為謝升卿也……（後殺舟子，渡船人）因變姓名逃去……國王相乃王之婿，有女亦從而來，見謝美少年，悅之，因請以歸。令試舉人，謝居首選，因納為婿。其王無子，以國事授相，相又昏老，遂以屬婿，以此得國焉。」

通過上述記載的對比發現，《圖說》的史料因襲與來源是多樣的，可能參考了一些私人著述的記載，採納了一些與中國和越南正史記載有所不同的觀點。雖不能說這些私人著述的記載較官修史書來的準確，但這些私人著述的成書時間卻往往早於中越兩國的官修正史，更加接近某些特定歷史事件的發生時間，他們的某些觀點和看法也可能反映出一些真實情況，可為後人的研究提供參考。因此，《圖說》不拘泥於正史，採用私人著述的記載值得重視。

3.《圖說》對越南莫朝研究的價值

我們前已推測鄭若曾寫作《圖說》的年代，應大致在嘉靖和隆慶年間，這一時期又大致相當于越南莫朝莫登庸和莫登瀛統治時期，因此在《圖說》中保留了一些莫登庸父子統治時期的相關記載，對越南莫朝的研究有一定參考價值。莫朝即越南南北朝時期的北朝，由於受到傳統封建史觀的影響，越南古代的史家往往將其視為「篡逆」、「偽朝」，在《大越史記全書》、《欽定越史通鑒綱目》等官修正史中只是將莫朝的一些有限的史實，散附於後黎朝的記載之中，使得越南史籍中關於莫朝的記載十分有限。鄭若曾《圖說》保留的一些與莫朝相關的記載，可補越南史籍中的一些不足。

《圖說》中與莫朝相關的記載主要集中在兩個部分：一是在「世紀」部分中有關莫朝建立初年和與明朝交涉的一些情況，這些記載可以作為越南史籍中相關記載的一些補充和印證；二是「偽制」部分的記載，專志莫朝行政區劃，值得關注。偽制部分介紹了越南東西兩都和古齋（即莫朝陽京）的簡況，較為詳細記載了十三承政司的名稱及其下府的數量及名稱。《圖說》所記的承政司，當是中越正史中所提到的宣撫司。據《明史》和《大越史記全書》的記載：莫登庸在受封安南都統使後，其國內的十三路地方改為十三宣撫司。《圖說》記述其具體名稱和分布，可為研究莫朝行政區劃提供一些史料。19世紀阮朝著名學者潘輝注的《歷朝憲章類志》和現代越南學者陶維英的《越南歷代疆域》中，也未提及十三宣撫司的具體名稱。

4.《圖說》與中國明代海防意識的轉變

從海防意識的角度來看，《圖說》反映了明代中國人由被動的海防意識向主動的海防意識轉變的一種趨勢。自明太祖以來，厲行海禁政策。明初海禁的原因主要有兩點：其一是防範方國珍和張士誠的余部在東南沿海的活動；其二是防範自元末就出現的倭寇的侵襲。明太祖多次下達禁海令，嚴禁私下進行海外貿易。這實際上是一種被動的海防意識，即通過盡量減少與海外的接觸，防止內外勾結而威脅明政府的統治。

明初這種被動的海防意識，雖然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抵禦海上勢力侵襲的作用，但是同時也導致了中國對海外的日益無知，最終反過來成為海防的重大隱患。鄭若曾在分析嘉靖倭亂時就指出，對日本的無知正是當時倭患猖獗卻無從應對的重要原因。正是出於這樣的考慮，他接受了唐順之的建議，「宜有所述，毋復令後人恨今也」，為應對倭寇之患編撰了《籌海圖編》和《日本圖纂》等書，詳細介紹日本的情況及其與中國的關係。在關注日本的同時，鄭若曾還將目光投向了與中國海疆相接的其他國家，防範在這些地區也出現類似倭寇的情況，正如柳詒徵先生所說：通過《圖說》等諸書可「見明人措意倭患，實兼規及海上諸小國，不僅僅就倭言倭」。

鄭若曾的這種關注海外諸國的做法，實際上是對明初以來被動自守的海防意識的一種修正，與之前的海防意識相比可謂是一種「主動」的海防意識，即不再對海外諸國漠不關心，研究海外諸國也不再是僅止於朝貢的需要，而是出於中國海防的現實需要來全面的認識中國周邊的海外各國。《圖說》等書的編撰實際上是鄭若曾主動海防意識的一種表現，反映了明中後期中國士大夫階層在海防意識上的一種的轉變與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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